钱之江
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一向用功听话的父亲（钱家欢），不顾上海祖父母的苦苦劝阻，放弃舒适的家庭环境和就地深造的机会，毅然决定离开沦陷区，报考浙江大学，去内地求学。在湖州老家的曾祖母听到她一手带大的长孙在留下一张字条便离家出门的消息立即派人带上铺盖行李和盘缠星夜追上父亲，叮嘱路上小心。谁知父亲一行几个年轻人还未进入浙南山区便遇到强盗，铺盖全被抢光，但他们仍义无反顾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先是到浙大龙泉分校，后又随浙大西迁，开始了“文军的长征”，一路艰辛到达贵州遵义。在当时被赞誉为“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父亲选择了土木系，多年后回忆起往事父亲常说，当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浙大的师资是一流的，我们学习也都勤奋刻苦，为日后的事业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抗战胜利了，父亲也完成了本科学业。最初在重庆盘溪的中央水利实验处任职，后该处迁回南京，亦即中央水科所（解放后改名为南京水科院）。一年后父亲通过考试，获得了官派留学资格，去美国深造。当时太沙基创立的“土力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伊里诺依大学在土力学方面的研究实力雄厚，父亲选择专攻这门学科想必是兼备有科学救国思想和前沿探索精神。
1949年春天，听到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父亲当即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回国后父亲的首选是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解放初期浙大的教职工宿舍多为没有卫生设备的砖木结构平房，父母在浙大两年中搬家三次，先后住在刀茅巷建德村、平湖秋月、之江山上。父亲每天坐浙大接送班车，早出晚归，授课之余开始撰写全国第一本土力学教材。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国家决定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学校的水利系科汇聚南京，组建新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于是，父亲带领全家从钱塘江畔来到扬子江边，从此在南京扎下了根。
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们说起西迁往事。他从不挑食，但有两样菜不喜欢：一是竹笋，当年在龙泉分校，因缺粮煮竹笋充饥，结果“越吃越饿”，还伤了胃；二是空心菜，西迁途中经一乡村，池塘边和低洼地到处长着空心菜，当地人用来喂猪，战乱时期缺米缺油，父亲和同学们割大把的空心菜放锅里煮，或者抓两小把米与空心菜一起熬一大锅菜粥，几天后大家一闻到空心菜的味道就反胃。
1964年，我考入了南京的重点中学，父亲只高兴地说了一句：“你将来考浙大是没有问题的。”考浙大？为什么不希望我考北大、考清华，或是家门口的南大？当时对父亲的期望虽不以为然，但从此在心底里有了一份憧憬、一份向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趁大串联的机会，我和几个同龄的中学生跑了十个省市。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杭州，一出火车站便直奔浙大。抬头望着“浙江大学”几个大字，心里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走进校门，不顾满目的大字报、大标语，在校园里转悠了大半天，心里默默地说，这是父亲的母校，也是我要进的大学。
1973年，下乡插队的第五年，我得以进入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学习。乡邮员送来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我正在田间拔草，拿着通知书一口气赶到五里路外的小镇邮电所挂长途。“爸爸，这辈子我是不可能上浙大了”，我冲着话筒伤心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没想到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父亲高兴地说，“农大就是原来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大和浙大同根同源，读农大也是一样的。这年头有书读比什么都好，你在知识分子子女中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三十多年后回忆父亲的这些话，更能深切体会到经过西迁之路的浙大人，求是精神不仅体现在对业务、对工作的孜孜以求上，也体现在对时事境遇、对日常生活、对子女教育的豁达平和的心态上。
1974年，父亲带学生去新安江实习途经杭州，特意带我去寻访了我的出生地——六和塔后面的之江山上的一幢小洋房。当年父亲应聘在之江大学（后并入浙大）任教，也在此安家了几个月。走近那幢小楼，父亲说：“你就出生在这里，当时交通不太方便，请一位校医来接的生。”他又望着校园中央山坡上的钟楼和远处的钱塘江，“这里的环境真好，景色如画”，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文革”结束以后，父亲加倍努力工作，在他所从事的岩土工程教学和科研中多有建树，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导师、首批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以及德国汉诺威大学交换教授、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作为唯一中国专家入选国际土力学学会组建的海岸岩土工程委员会并被确定为核心组成员。他主持和参加的科研项目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其中“土质防渗体高土石坝研究”和“小浪底土石坝震后永久变形”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培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已成为许多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他主编的研究生、本科生教材均获得了水利部一等奖。他在岩土工程学界和工程界的学术地位得到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公认，曾多次应邀赴德、日、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并多次作为国际学术会议的特邀报告人。
记得1981年、1984年父亲先后应邀来杭参加浙大首批硕士研究生、首批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他高兴地说：“浙大邀请我，再忙也要来的。”1995年3月，父亲去日本横须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后又应邀在东京、名古屋等地访问交流近一月，因过于疲劳回国不久便因心脏不适住进医院，一个多月后去世。他与当年的几位同窗好友相约参加浙大百年校庆活动成了他未了的心愿。1997年4月，北京黄伯伯、兰州胡耀先伯伯等几位长辈参加浙大校庆期间特意到华家池来看望了母亲。黄伯伯回忆起当年西迁路上一位同学病重，大家寻医找药，路上轮流背他，以及夜过封锁线等情景，深情地说：“我们之间不仅是同窗之谊，更是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啊。”1998年，我随四校合并的步伐成为浙江大学的一员。同年儿子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被保送进入浙江大学，成为我们家的第三代浙大人。在选择专业的表格上，儿子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土木系。经过激烈竞争的笔试、面试后又进入了混合班。在当时的混合班教学计划较为单一的情况下，学习半年后又面临着改选专业继续学习还是不改专业回系学习时，他仍然选择了后者。父亲的专业思想早已在他的外孙的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这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经过四年的学习，儿子以全系排名第一的成绩被推荐直接攻博，如今已是浙大四年级的博士生了。我尊重儿子的选择，希望他像六十多年前西迁路上的浙大人那样，以求是精神工作，以平常之心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