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记得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们幻想十年后的情景，觉得那是无限遥远而又难以捉摸的事情。今天回首之际，才惊觉离开母校那如诗如画的怀抱，已经走了近二十个年头。在这里我第一次开始了独立的人生之路，越走越远，去南京，去北京，从冰封雪冻的苏联的西伯利亚，到四季如夏的南国深圳，又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波士顿……
回想浙大的求是学风，在我的感觉，是严谨扎实又宽松自由。当时虽重在理工，却不失深厚之人文精神。这大约是得益于浙江自古人文荟萃人杰地灵，又兼有杭州独步天下之自然山水。因此，今天想起当年在浙大度过的五年本科求学生涯，总是和那些最美的湖光山色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很难重复的、从少年懵懂渐得启发的愉悦。
（一）
我考上浙大时只有十六岁。80年代初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适逢“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不久，报上宣传的都是陈景润等科学家奋斗的故事，上大学学理工是当时全中国青年比较一致的想法。我的家中，父亲是50年代最早一批进入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大学生，大学毕业不久就因重大科技发明而成为全国劳模；母亲的家族，则在艺术方面人才辈出，两位祖父辈的先人方介堪与方去疾均是中国近现代篆刻艺术的大家。我自己自幼喜欢画画涂鸦，又兼对数理两科有浓厚兴趣。想到建筑可兼有艺术与技术之追求，便成了我当时几乎当然的选择；而以浙大为第一志愿，则与我幼年时，因在北京工作的父母“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与外公外婆在浙江温州的生活经历有关。
然而，初到浙大便发现，建筑学在这里只是土木系中的一个专业，又相对年轻而缺乏影响。同时，作为五年制的专业，它是全校当年录取分最高的专业之一。我们入学的时候，建筑专业的老师大多刚来自全国各个着名的建筑院校，并无统一的风格。有来自南工的丁承朴、卜菁华伉俪和张毓峰老师，同济的吴海鹞老师，清华的徐.老师等等。他们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文革”后又考取了首批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浙大工作。他们在“文革”中饱经沧桑，均是至情至性之人。我们常常会到老师家听他们讲经历的磨难故事，不知不觉会到深夜一两点钟。虽似懂非懂，却也感同身受。
尤为奇特的是，我们被要求与数学系一道上高等数学课，还要上普通物理课，这在建筑专业中可说绝无仅有。对于这种“非正统”的教学格局，我是在离校后才渐渐认识到它对自己成长的特别意义。前者，使我们少了其他学校常有的门派之见，因而可以较轻松地直接面对问题，并博采众长；后者，则使我有幸得以延续自己在理性思维方面的兴趣。记得当年我以建筑的背景在数理两科均得了最高的成绩，却并不明白对自己未来的意义。近二十年后，我因以数学模型进行城市研究而成为哈佛大学2002年度菲舍尔科学奖跨学院唯一的获奖者时，使我铭感的恰是当年在浙大得到的“非常规的”教育。
当然，更吸引我的是浙大周围至美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这部分是由于专业的原因，也是自己的性情使然。至今我依然认为，大学不仅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养育心灵。这其中环境的意义实在不容低估。
记得当初重回阔别九年的江南，在大学的头一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是背着画夹在杭州如画的自然环境中度过的。那是雨雾中老和山脚下的竹林，是秋日黄昏植物园色浓欲滴的紫红落叶，也是初冬茶山凝霜上的第一抹晨曦……每到美术课的时候，我就把自己课余的写生拿出来请老师指点。单眉月和杜高杰两位先生教画，均极重立意、修养，而不拘泥画面技法。他们反对将美术课变成建筑表现图的技法课，使我至今受益匪浅。
当时学校也比较鼓励学生培养社会责任感，我觉得自己精力有余，因此，就十分卖力地结合自己的兴趣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先是把土木系的黑板报从全校比赛的第十名逐次提升至第一名；后来又参与创办浙大美协。几年前，当我重回母校时，已做了多年副校长的卜凡孝老师，用他那依旧浓重的徐州口音对我说，你还是老样子。当年他便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头”，尽管当时他的年纪大出我一倍余，我更愿意把他视作同辈的学长。
其实，以我当时的年纪，正是少年从朦胧中开始发现自我的时刻，交织着困惑、希望和热忱，并不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第一年的暑假我没有回家，志愿加入了高年级班对普陀山的测绘工作。夏夜的海岛，瓦蓝色的天空上星汉直垂海平线，在古樟林巨大的华盖下，是我们寄住的法雨禅寺，每当晚上九时部队的发电机停止供电，山门关闭，万籁俱寂，我们便在寺中的台阶上与法师谈天说地问人生。一次，我与1979级的邵峰因为分享一盒被海风吹污的罐头，先后突发急性食物中毒，肚痛难忍。我们班的郑海滨，十分仗义，背起我便直奔海军医院抢救。当我躺在病床上双臂同时输液，迷蒙中在想，不知自己是否还可以看到第二天的日出……
我的浙大，是色彩，是线条，是感受。我就这样开始在浙大的生活，这样任着青年的性情走去。
（二）
直到上了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和1981级的几个同学想起来在一起干一些和专业有关的事情，就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大学生设计事务所”，顾问是当时建筑教研室的主任、后来建筑系第一任系主任王德汉老师。1985年春节期间，他指导我们参加了宁波大学设计的投标竞赛。王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气魄很大的人，而且是一位真正的导师。他每天都来陪我们熬夜工作，并总能十分准确地提供思路指导，也讲许多他一生经历的浙大故事，但是他从不喜欢动手改图。春节的时候，他和师母路老师请我们到家中，为我们准备了一切，却要我们自己动手做。虽然我在家中做过一两样菜，不过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得到长辈的信任弄一整桌的菜，而且居然比较成功，那种感觉的确奇妙。
那一次竞赛的结果，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期。在八十余家设计单位中，我们居然中标获得头奖。我们因此得了三千元的奖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数目，要知道我们平时的月生活费三十元已是十分宽松了。王老师将这笔钱全数交我们自己处置，不提任何意见。这种信任和平等的态度，使我们不得不寻求额外的责任心和更为成熟的人格。现在想来，那个冬天的活动对我们的意义实在超出了专业的范畴，在更大的范围给我们上了有关信任、信心、独立精神和团队的一课。这便是我当时心中浙大精神的个人版本，它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第一次相信，这个年轻的建筑系一如浙大其他值得骄傲的专业一样，也可以产生不逊于别人的作品和素质优秀的学生。
1985年的夏天，用在专业上勤工助学的收入，我买了一架海鸥相机，与几位大学生事务所的同事一起游历中国。第一次经历了长江三峡的激流。次年夏，我因在《中国青年报》“我在社会实践中”征文活动中获奖，有幸作为浙大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举办的“全国优秀大中学生理想与青春夏令营”，再游三峡。这就是我永远也看不够的壮阔而又激扬的祖国河山。
我感到自己的生命终于步出了少年的迷蒙，开始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
这时的我，开始觉得需要比较认真地思考生命、自我和未来等等的问题。
其后的日子里，我在设计上也开始多了一点自觉的意识，又得到雷茅宇、陆亦敏、刘正官等先生进一步的指导和启发，便学着体会设计的无穷乐趣。
（三）
我至今读过三所大学，浙大是我人生的起步点。1987年我浙大毕业后，考取了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南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成了第一位考入这个中国最古老建筑系的浙大毕业生。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去了北京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工作，又被派往苏联、深圳等地工作。这期间几乎和母校完全失去了联系，直到十年后的1997年，时任建筑系副主任的卜菁华老师请我在百年校庆时返校给建筑系学生办一个讲座。那天卜老师亲自来为我主持，她的目光和讲话让我真正体会到一个老师是怎样从心里为自己的学生而感到骄傲的。
1998年，在我走南闯北工作多年后，觉得确实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城市规划了，便远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时任设计学院院长的Peter G·Rowe教授，不经意成了哈佛设计学院第一位来自浙大建筑系的毕业生。然而，我心中的哈佛，永远是浙大老校长竺可桢先生的哈佛，他是哈佛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博士。这使我对哈佛从一开始就有别样的亲切。
那年也是秋天，在我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前，同在美国工作的同学赖建宇打电话来说，王德汉老师来美国，几次和你联系都未成功。后来当我终于打通王老师的电话时，他那熟悉而又遥远的宁波口音，真让我嘘唏不已。他说，“你走的每一步我都在关注着，现在是时候了，你应该回国来发展，我特别希望你能回浙大”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在查尔斯河畔漫步，新英格兰地区的秋叶使我的思绪飞回了浙大，想起了久违了的老师、同学的面庞，也想起了浙大予我的最初的精神滋养。
2002年在我博士毕业后，回母校探望时，惊闻王老师已经作古。仅仅几个月前我才与他通话，还应他的要求寄了推介材料，正要回来拜望，现在却已经和老师永别于两个世界了。
后来，我在浦东新区政府海外公开招聘的活动中，获聘为首席规划师，成为中国政府第一位海外直聘的政府雇员，又回到了与浙大近在咫尺的上海。
在走了二十年漫长的路后，又回到了当年出发地母校的近旁。
我们这些不同年代、素不相识的生命因浙大而成为师生、同学、校友，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因此感激浙大，并祝愿所有将自己的生命与浙大紧紧相连的人，在这个更大的生命中获得永恒的意义。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王德汉老师在1987年6月29日，我大学毕业时写给我的赠言。他说：“世界无限，前途无限，但凭精神激奋，功夫到家！”我在这里第一次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以纪念这位我一生敬仰的老师。我更愿把这看作是母校对每一位从这里出发，开始人生之路的浙大学子的最诚挚的勉励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