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吊奥威尔故居和安息地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是英国二十世纪著名作家、记者和政治预言家，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震撼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说：“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文字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而反对极权主义。”他的主要作品都已有中文译本。
奥威尔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父亲是英国在印度的文职官员。奥威尔1917至1921年获得奖学金，在伊顿公学上学。1922至1927年在印度皇家警察驻缅甸部队服役，深刻体会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血腥统治。1928年起过着潦倒的生活，先后出入于巴黎、伦敦的饭店、厨房和收容所，尽力接近低层群众。1933年完成《巴黎伦敦落魄记》。1934年小说《缅甸岁月》出版，描写正直的个人与令人压抑的社会现实间的矛盾。以后他写作书评和教书。
他的大半生在贫困中度过。他曾经以种蔬菜及土豆、饲养鸡及羊、开小货铺为生。在写作之余要务农、喂饲、进货、结账……他还住在兰开夏郡的煤矿工人家中，深入体验当年矿工的艰辛劳动和贫苦生活。“……爬到煤层至少要走一里。而这是一个矿工的工作中，开始和结束时的劳作，他们真正的工作是在这二次爬行之间。”今天，在前往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1770-1850）故居的路上，于维冈码头可见到“奥威尔酒吧”。他的反映矿区工人苦难的《通往维冈码头之路》第一版即印了42，000册。
1936年年底去西班牙参加国民军，1937年6日受伤后回到英国。他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独立工党有联系。
二战期间，他为英国广播公司印度部工作。1943年担任英国工党左翼报纸《论坛报》的文学编辑。期间他写了小说和不少书评、政论、新闻作品。
奥威尔自1933年起患肺结核病，反复发作及咳血，终至左肺上叶形成大空洞。因无完好的肺叶，外科医生不主张手术治疗。1948年以后虽采用注射疗法，及注射链霉素和服用氨基水杨酸，均无起色。因为请不起打字员，他自己在病床上用打字机校改小说《一九八四》校样。最后终告不治，于1950年1月因肺结核病内出血去世。
奥威尔最重要的三部作品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动物农庄》（1945）及《一九八四》（1949）。通过这三部小说和发表的书信，使我们对他和他的作品有更深的了解。
他于1936年底作为战地记者奔赴西班牙，1937年5月卷入巴塞罗那的骚乱，6月于前线中弹，伤及喉部后回英国休养。他将经历写成《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年于伦敦出版，该书已有中译本。
奥威尔去西班牙是独立工党介绍的，据说是因为当时的英共书记蒲立德认为他不可靠，不予介绍。他被分派去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统一工人党的国民军中服役。该党简称POUM，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势力最大，但受到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两方面的攻击。早在他奔赴西班牙之前，斯大林已下令加泰罗尼亚的共产党首领消灭马统工党。如果他持的是共产党的介绍信，就可能分配去国际纵队了。虽然他未能去马德里，“但能和无政府主义者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人们，一起战斗在鲜为人知的前沿阵地，而不是国际纵队，同样高兴。”但他又认为如果预见到对POUM的镇压，又未必会去。“我们是以去做英雄的民主卫士开始的，却以被警察在屁股后赶着逃过边界而结束。”尽管他与夫人爱琳一起逃出，但几乎他所有的在西班牙的朋友和熟人，都被关进监狱，仅仅因为被怀疑拥护托洛茨基主义。对此当时的报刊都选择沉默。
奥威尔自西班牙回到英国后，即表示要写一个关于政治阴谋的复杂故事。“这个政治阴谋在全世界的许多党员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发生的。”但他很快发现所有试图对1937年5月和6月期间加泰罗尼亚发生的事件，进行忠实的报道都不能在英语报刊上发表。“很多人带着不同的坦率告诉我，说一定不要把在西班牙发生的事实的真相，以及西共在其中表现的角色说出来。因为这样会使公众对西共产生偏见，从而帮助了佛朗哥。”最终《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年于伦敦出版，而大西洋对岸的纽约出版该书已是1952年的事了。奥威尔的作品告诉我们，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志愿人员的处境，远远不如美国作家海明威所作《丧钟为谁而鸣》那样浪漫。他认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那部书几乎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书。去英格兰北部工业区考察大萧条期间工人阶级情况和参加西班牙内战，改变了他的态度。以后他写作的动机完全是出于公众精神，他认为他那些没有政治目的的书，是写得最没有生机的书。
奥威尔的《动物农庄》是部讽刺性寓言小说，讲动物起来革命向人类夺权，以后产生特权阶层和专政统治，主要讽喻斯大林的独断专制。该书完成后不能很快出版。出版公司拒绝出版，理由是从政治上看，当时不是出版这类作品的良机。戴尔出版公司拒绝的理由是在美国，动物故事没有销路。把这本书当成真正的动物故事，不知是出于愚蠢还是借口假托。而最早签订合约的法国出版商也打退堂鼓，说由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这样的事偏偏在法国发生，想到这我就感到悲哀。”他甚至打算自己把书印出来。该书终于1945年在伦敦出版，第二年在纽约出版。耐人寻味的是奥威尔于1945年3月的信中写道：“在第八章中，当风车被炸掉以后我这样写的，‘所有的动物，包括拿破仑，全都大惊失色。’我想改为：‘所有的动物，除了拿破仑以外，全都大惊失色。’我想这个改动可能对J.S.（指斯大林）更公正，因为在德国进攻苏联期间，他的确留在莫斯科。”可见奥威尔写作时，对重要人物的论述是认真的。
早在1944年，奥威尔即认为是否愿意批评俄罗斯和斯大林，是对知识分子诚实与否的一次测验。“……需要勇气的事是批评俄国。这是英国知识界的大部分人都认同的唯一的事。”
奥威尔反对双重标准，反对篡改新闻。“假如不管苏联犯了什么罪，人们都予以宽恕，那么建立健康的社会体系是不可能的。”
1945年他认为当时的国际组织“人权联盟”没有做过什么，已变成一个斯大林分子的组织。因而与匈裔英国作家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名著《中午的黑暗》作者）想发起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保护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促进新闻及出版自由，反对任意逮捕，反对不经审判即进行监禁、流放及限制行动自由等。他们想在1946年夏季召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的会议，然而未能召开。但奥威尔声称会继续努力，反对在英国进行集权主义的宣传。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给凯斯特勒的信中称，科学家比作家更容易接受极权主义的思维习惯。
基于他的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经过长期的构思，著名的描写极权主义统治下阴森可怖社会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于1948年出版，该书影响至大，现代英语中出现了所谓奥威尔现象（Orwellian）一词，指奥威尔描写过的社会现象。与小说同名的电影于1984年上映。书中奥威尔想象一个1984年的世界，极权统治将统治世界，世界被分为三个寡头统治区。大洋国疆土辽阔，包括英国和美国。实际上奥威尔描述这个重点国家，将纳粹德国和极权俄罗斯的政治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伦敦相结合。伦敦的四幢大楼即是：负责造谣、篡改过去历史的真理部，维持法律和秩序、负责拷打和审问的仁爱部，负责对外战争的和平部，以及掌管经济事务、制造饥饿的富足部。人们任意说谎造谣，靠监视别人得到升迁的机会。不论哪个方向，电幕时刻监视着人们。还有思想警察和业余密探。
其他二个国家是俄国侵吞欧洲后成立的欧亚国，及包括中国、日本、南亚诸国的东亚国。三个超级大国势均力敌，永远是拉一个打一个。每隔几年敌友关系总要发生变化。书中的年代正是大洋国针对俄国的侵吞欧洲开展“仇恨周”。
德国作家戈洛·曼（Golo Mann）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中指出，此书不仅抨击了共产主义，也对德国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危险性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奥威尔在回答一位工人的信中，声称写此书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或是英国工党，而是“为揭露由于经济集中而导致集权和法西斯主义所带来的堕落……集权思想已经在每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假如不向极权主义宣战，集权主义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取得胜利。”他把故事放在英国，只是为了强调这点：说英语的人不比其他人更好。
奥威尔同情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抗争。《亚当和伊夫》及《自由的社会》作者约翰·弥德尔顿·莫里曾这样提过：“我们总是习惯于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跟欧洲的战争相提并论。但这根本不是同一类型的战争。因为一般中国人都希望被征服，那是数千年的历史教会他们这样希望的。”奥威尔在1944年7月给他的信中是这样驳斥他的：“若说这不是对日本入侵中国的赞扬和鼓励，不是在邀请日本继续侵略中国，我不知道它究竟还有什么意思。”
2003年奥威尔百岁诞辰前夕，英国《卫报》刊载了政治评论家亚煦（Garton Ash）的文章。该文称于1949年在英国外交部资助情报研究处工作的奥威尔的女友雪莉亚*（Celia Kirwan），问起可否为她的工作机构提供写稿的人选时，奥威尔拟定了一份支持或同情共产党的名单。这份名单是雪莉亚2002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整理遗物时发现后寄给亚煦的。
这份名单包括文化和学术界35位著名人士（一说38人），如卓别林、萧伯纳、奥逊·威尔斯（Orsen Wells1915-1985美国著名演员，导演）、约翰·斯坦培克（John Steinback1902–1968美国作家，二战时写欧洲通讯，1947年发表《俄国纪行》）、保尔·罗伯逊（Paul Robesen1898–1976美国著名歌唱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旅行苏联后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普里斯特利（John Priestly1894–1984英国小说家，作品批判中产阶级，深切同情失业群众）等。奥威尔认为对这些人士，不应委以重任，不宜请他们写反苏资料。
此事引起一场风波。有人认为奥威尔提出这份名单是对左翼思想的反叛，而不是晚节不保。亚煦认为这显然说明奥威尔与英国政府勾结。但他又认为这只是奥威尔的一个错误，与他一贯立场不矛盾，名声不会因此受蒙。
事实上名单上这些人的亲俄倾向，当时已广为人知。他们不会因此受到迫害，只是不会受聘于英国政府写反苏资料而已。更何况奥威尔反对的只是极权主义，他坚决支持公民权利，曾抗议清理英国公务员中的共产党员。他也曾请萧伯纳去英国广播公司谈挪威作家易卜生。因而也有人认为名单一事，于他只是履行爱国的职责而已。
奥威尔于1944年迁去伦敦伊斯灵顿（Islington）自治镇坎农伯利广场（Canonbury Square）27B，这是他在伦敦最后一个住所，未建为一个纪念馆。只是外墙高处有一蓝色圆形的名人故居标志。
他的朋友描述过这个当年十分破旧、糟糕的公寓。他的前面二间房间正对着广场。天花板灰泥剥落，屋顶漏水。他将此写进了《一九八四》中主角温斯顿的寓所里。他经常打字到凌晨。他的书房有木工用具，像个作坊，他以作木工当休息。据说他做了一张椅子，客人坐时如同受刑。《时尚》杂志（Vogue）记者提到一把缅甸的剑和一盏西班牙农民用的灯。他养了一头山羊，使他领养的婴儿有奶喝。他还饲养母鸡，以补充当时食物配给的不足。
他每年去离苏格兰海岸16里的朱拉岛住半年。1949年1月住医院直至去世。
他的墓地在牛津附近的小镇苏顿·考特耐（Sutton Courtney），可坐长途汽车前往。寻找墓地时一位女士考了我奥威尔的真名后，欣然带我前往。墓碑上刻着他的原名和生卒日期。不知名者送的鲜花陪伴着埃里克·阿瑟·布莱尔。
在德国柏林的弗里德里希人民公园的一角，竖立着纪念德国人参加国际纵队的战士雕像。于台阶的铜牌上写着：“德国人国际纵队纪念广场西班牙1936–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