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自身的思考和焕发机体的自愈力。记得有张报纸曾经说过，“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另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过度治疗而死的，还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无法治疗而死的。”
看来情况是这样。
“那我靠意志！”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然是微笑着说的。“靠意志？成功的只有十万分之一，
但轮不到
你。”主任会这么说，我实在没想到。我无言以对。
三、我和医生
—多彩语境中的对话
每个人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会进入一个预设的多彩语境：她是红色的，“红十字”的标志，全地球人都认知；她是白色的，“白衣天使”每每翱翔其中；她是绿色的，生命之树常绿；她是蓝色的，焦虑时输入安宁，恐惧中敷上恬静；她是灰色的，有时会刮“忽悠”风，让你感到云里雾里；她也有黑色时，让一本一本大写的“书”画上句号。
人们置身在这个多彩的语境中，往往是被迫的、无奈的，但可能又是必需的。
2005年，我与这个多彩的语境“亲密接触”183天，我当时的社会身份是：“住院病人”。在这个语境中，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对话。
（一）痛，是想出来的！
晚上9点半，医院骨科急诊室。
“你左腿股骨颈骨折，还好没错位。住院。手术。打钢钉内固定。绝对卧床120天。”
一位30多岁的女医生，边看我的片子边说，一口气说了5个句子。然后拿起笔，在准备开住院单时，才想起把脸转向我。
“医生，不开刀，行吗？”我的声音有些颤抖，近乎哀求地问。
“不行！”
“我保证绝对卧床120天。”
“那你签字，股骨头坏死，自己负责！”她严肃地命令着。
“股骨头”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坏死？我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那个“死”字让我太恐怖了。于是，我很听话地住进了医院。
第二天早上8点半，医生开始查房了。
“这就是刚才那张片子的病人。”站在最前面的一位眉清目秀的中年男医生，对着我的病床，向他背后的一群医生说话。我判断，他肯定是主任医生。看来，他们已经讨论过我的病情了。
“你要手术，你是‘头下型股骨颈骨折’，预后差。我看你还是换个人工关节吧，这样14天后，就能下床活动了。”
14天就可完事，太好了，没等他说完，我就微笑着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给她做个牵引。”他在对旁边的医生下医嘱，“她的手术安排在下周二”。他边说边把脚步移向了下一个床位，一群医生跟着他。
“下周二再做手术，那我还要再等4天”，我嘀咕着。
“你赶快找找熟人？要不，送点红包？”家人着急地给我出主意。
我否定了，一切顺其自然吧。
做了一天的“住院病人”，心里感到很不爽。自身骨科医学的“零知识”状态，让我无法与医生对话。“开刀”不是“吃药”，可以在吃药前，仔细研究该药的说明书，最后你自己决定这药该不该吃。今天主任医生与昨晚急诊医生说的，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手术方案，这两种方案在我身上的利弊，我惘然无知，所以我就丧失了话语权，更免谈选择了。
我把护工叫来，请她在病区里找找与我同病的，但不是换关节的，而现在正好在住院拔钉子的（打钢钉内固定，一般术后1年半就可以住院拔钉子了）病人，我“就地取材”地收集这一方案的利弊信息。来了3个病人，同病相怜，他们跟我配合得很好。交谈后，我基本过了此方案知识点的扫盲关，还知道了“人工关节”的有效期是15年左右，那意味着我到了70多岁，还要再换一次。
我又把护士叫来，请她帮我找一下医生，随便找哪位都行。来了一位年轻的进修医生，我请他告诉我，这两种方案在我身上的利弊。他支支吾吾的，说得很不清晰，不知道这个问题正是他的知识盲点呢，还是他不想在“主任”与“急诊医生”之间作选择。我不能太为难他。“谢谢”之后，他走了。不过，对我来说，收获还是有的，他让我知道了“换人工关节”的自负费用是3万元左右，“打钉的”的自负费用是5 000元左右。
最让我兴奋的是，我找到了一位同病的医生朋友，她年长我9岁。她当时的病情是，股骨颈断端错位360°，出事后2小时就做手术了，方案是“复位，打钢钉内固定”。现术后5年多，基本无后遗症。在与她近半小时的通话后，我已经可以对两种方案做出选择了。于是，我盼望早点与主任对话。因为这次对话很关键，我几易腹稿，争取成功。
病房里的病友，看我忙了一整天，都笑话我：躺在床上，还要“调兵遣将”。
隔一天的下午，主任来到了我的病床边。
“主任，您好辛苦啊，星期六还上班。”我连忙先打招呼，情感沟通，拉近医患距离。
然后，我先礼后兵地说：
“不好意思，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您认为，我有没有打钢钉内固定的手术指征？”我很礼仪地用选择问句，并稍稍卖弄一下刚学的医学术语。
“有。”他回答的结论，是意料之中，但说话语气之干脆却是意料之外。
我小心地在诱导他自我否定，想实现“临门一脚”。
“主任，我想选‘打钢钉内固定’，您认为可以吗？”继续用选择问句，把最后的决策权还是交到他手里。
“这方案，预后很差，即使骨折愈合，也可能发生股骨头坏死，不发生坏死的可能，只有30%。如果你要坚持，那可以。”我看着他的脸，似乎有点不悦。
“我知道了，主任，我会努力的。”我说得很平静。
我们的对话结束了，他离开了病房。
手术后的1周内，情况很好。但第8天开始，感到刀口周围痛。医生检查伤口，未见皮肤红肿。以后，又断断续续地痛，而且好像是从伤口里面痛出来的。
查房时，医生说，化验个血常规、拍个片子。
检查结果，没有问题。
而我继续痛着，有时还痛得很认真。
医生说，没关系，过几天会好的。
伤口拆线了，但我痛依旧。这是什么道理？我又与医生对话了。
“医生，我这样痛，是不是在长骨头？”
“别人也长骨头，人家为啥不痛？”我语塞了，这问题怎么问我。
“那是不是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的先兆？”我继续问。
“没那么快。”
“那是不是钉子与我的内环境不吻合？”
“不可能。”
医生有点不耐烦了，接着说：
“知识分子就是喜欢多想，你可以出院了，换个环境就好了。”
“啊？痛是想出来的？”我心里在说。
那段时间，我痛并苦闷着。
隔行如隔山，对许多医学知识我可能不太懂，但是隔行不能隔理啊！
医生开始躲我，他们心里肯定在想：怎么碰上这样一个病人——如此刨根问底。
我也觉得，不应该老就这个问题去追问医生，还是自己做一些案头的工作，记录每天痛的时间、方位、程度、频率等内容，看看有否规律性可循。然后作为一个病历，交给了医生。
医生把这张我叫家人誊得工工整整的“病历”，看都没看，就往白大褂口袋里一塞，淡淡地说了句：“还写下来？说说就可以了嘛。”
我笑笑，没有回话。
病人能有机会与医生好好“说说”吗？很难的。
医生每天的查房，有时像一阵风，特别是对老病人。这也不能怪医生，因为手术室里已经有手术病人在等他，他不用这个速度查房，行吗？据说，每天晚上的值班医生，也应该到本病区的各个病房走一走，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医生，几乎是凤毛麟角。
其他的时间，你好不容易见到你所需要见的医生了，但他说话很吝啬，说无主语的单句见多，而他的表情、他的肢体语言又都会不停地暗示你：我很忙。于是，你又只能欲言欲止。
而医生办公室里，大多数是进修医生和医学生，或刚毕业的住院医生，病人找这些医生，又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我试着琢磨医生的临床思维：
如果病人说“痛”，第一，察看伤口、观察体温、研究血象，排除术后感染；第二，拍片子，观看体内情况，排除手术问题。这两步基本上可以排除医学上的问题了。如果病人还是那样的主诉，医生就认为是心理问题。于是，他们就不予理睬。
几天后，我只得出院了。
我和几位病友通话，得知她们中，也有和我一样“痛”的。解决的办法是，每天两次用热毛巾热敷伤口处。我也试了几次，症状的确改善不少。
我继续卧床，继续着我那“120天”的倒计时。
（二）十万分之一，为什么不是我？
这是另一个语境。
医院的乳房肿瘤科病房。
我的床头卡上显示的身份是：右乳Ca病人。
3周前，我在一家医院做了右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现在到这家医院来做放疗的。
这是入院的第一天晚上，我的床位医生正好值班，他到我病房，与我聊天。
“你为什么不肯静脉化疗？”他很和气地询问我。
“静脉化疗药对心脏的毒副作用太大了，我心脏不好，受不了。不过，我吃口服化疗药希罗达，另外坚持吃中药。”
“单一的希罗达是不够的，而中药是调理性的，不能直接杀死癌细胞。”他说得很肯定。
我不想就中药的抗癌作用问题和他理论。第一，我没有这个底气；第二，刚入院，就和医生针尖对麦芒，太不礼仪；第三，他也是好心，他想挽救我。所以，我恳切地说：
“那请您推荐一种毒副作用小一点的静脉化疗药。”
“紫杉醇。”
然后，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有关紫杉醇的故事。它是一种植物，怎么被日本人发现它的抗癌作用的，而后又如何被用于临床的，现在国内外医学界对它的评价如何如何等等。我听着听着，心想，这样不厌其烦地与病人沟通的医生，太少了。
“好的，医生，让我考虑考虑。”我心存感激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