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曼士担任过南洋学会会长。
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地，华裔文化人在工商巨浪的冲击下存在着焦虑不安的情绪，这种无法释怀的焦虑给学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生存压力。在经济上缺少一种起码的安全感，令众多学人往往因饭碗而影响了挚爱的学术事业。南洋学会在文化苦旅之中，推出了他们认为既理解学人的困境而又具劝捐长处的黄曼士为会长。
黄曼士在去世之后，郑子瑜应其后裔之邀撰写了一篇《忆黄曼士先生并提到南洋学会一些旧事》的文章，这篇文章以极其平实的笔触叙述了他在南洋学会独特的作用。
1949年，郑子瑜结识了黄曼士，那时，黄氏任学会会长，而郑氏则为秘书，其后曾一度兼任学报主编。在郑氏的目光中，黄曼士是一位广结善缘“交游广阔”的热心人，“而学会经费又一向支绌，很需要他出而劝捐，故理事会一连好几度都举他为会长”。在特定时空中，黄曼士以劝捐能手而使学会生存下来。而黄曼士也不负众望，竟能每年募到相当的款项来弥补学会的经费之不足，使学会能继续发展。
但是，在商业社会中肯为学术而捐助确是不易之事，如果每次都得心应手，水到渠成的话，便无须黄曼士出马了。在郑子瑜的记忆中，除李光前的李氏基金会等比较热心，每年有固定的捐助外，其余每一笔款子均来之不易。郑氏记得，有一次他随黄曼士等人应李光前的邀请前去商谈，李氏“说是他愿意捐一笔款项，赞助南洋学会的会员们作有关南洋史、文学、经济……等各方面的研究，不论专职或兼职，给予或多或少的研究费，将来研究完成撰制的论文，编成学会的丛书，并由他提供全部的印刷费”。李先生还很客气地说，他比较外行，不知道谁长于什么，谁又不长于什么，要他们开列名单，谁负责研究什么题目，谁又负责研究什么题目，以及预定研究专著撰制完成的期限，和出版所需的费用等。
与李光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些人，郑子瑜与黄曼士等人在一次劝捐中，一连走了几个大商行，向几位大老板劝捐，结果只有一位先生比较慷慨，捐了百元，其余有的说行情不好，生意难做，有的发了一大堆的牢骚，有的甚至对他们大演其说，关起门来，留他们稍坐，教他们要走也走不掉，所以非听他的伟论不可。
这真是南洋学会初期学人和学术生存的窘境与尴尬。正是在社会漠视冷待学人学术之时，更显示出黄曼士的品格，他尊重学术和艺术，爱护学术和艺术，为学术和艺术的尊严，他竭尽心血。
“不仅表现在南洋学会方面，不论是外来的画家，或是本地的画家，要在我国举行画展，去请他相助时，照例有求必应。从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以至于向老板们劝捐，他无不悉力以赴，故每次画展，他大部分的时间都陪画家站在会场，照料一切。新加坡到底是个商业社会，商人们购去的画，固有不少挂在厅堂或办公室，早晚欣赏的，但将购来画页弃置在墙头壁角，让尘土把它重重封了起来的，也不乏其人，曼士先生曾经愤慨地说：‘这对画家简直是侮辱！’”
从郑子瑜的追忆中，我们看到了黄曼士是一位学术和艺术的知音，在红尘滚滚的大千世界中，他不愧是学术和艺术的护花使者，南洋学会在商业社会中公推他出任会长，是明智之举，也是权宜之计。
黄曼士与徐悲鸿大师交往甚密，郑子瑜曾有《识悲鸿大师〈昆仑伐椰图〉》一文，开篇说，“民国二十八年春，悲鸿大师游星洲，寓曼士黄君之百扇斋。黄乃兄琬，为八闽教育名家。昆仲二人，咸以豪迈著，喜结交天下士，向与悲鸿有班荆之谊。悲鸿感知黄氏，画兴大发，然所作多健马，尠及其他……是年二月念七日，黄君伤昆仑猱升采实以享，悲鸿喜而作此画，并题诗曰：‘黄君老饕天生成，肯伐大树佐盘餮，夙知空青藏椰实，不谓熊白结椰心。黄君怜我契阔久，又贺脱险出虎口，意欲倾杯慰远人，时与夫人商珍馐’”，悲鸿豪迈的风采，跃然纸上，令人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