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志的苦难学者在东南亚史地研究的领域中，许云樵是首屈一指的开拓人。他系江苏吴县人，1931年南渡星洲，在华侨学校执教鞭，并刻苦钻研东南亚史地。后任南洋大学、新加坡义安学院教授，精通中、英、巫文字。据资料说，许氏藏书逾三万册，多有珍贵版本，曾出版著作、校注、翻译达四十四种，《南洋学报》第一卷至十三卷(1940—1957年)是由许氏主编的。南洋学会早期会员朱杰勤认为，“许先生对东南亚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在他主编《南洋学报》的时期”，由于他的努力，使学报水平超过过去的同类专门刊物。
许云樵是一位挚爱民族，视学术为生命的人，他以考证见长。如《南洋学报》第一卷第一辑揭载《开吧历代史纪校注本》，是吧城(雅加达)老辈华侨记述爪哇华侨历代开发、创业斗争的极其罕见的历史文献，1940年由陈育崧从雅加达华人甲必丹衙门所藏钞录，经许云樵校注后刊出，被视作印尼华侨史上珍贵的史料。又如，《南洋学报》第十一卷第一辑揭载的《马来西亚华侨殉难名录》，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二战后花了多年时间实地调查的资料，共记录七千五百六十一名殉难华人，名下均注有性别、年龄、籍贯、落难日期、地点、原因，它是一份记载日本侵略者对侨胞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见证。
许氏是在比较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义无反顾地从事学术研究的，这确是东南亚众多华人学者的一个典范。南洋学会会长魏维贤曾评价许云樵说：“许云樵先生所处的时代对学术的研究来说是很恶劣的。他没有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支持；他子女多，每天总要忧虑柴米油盐的琐事，他没有得到设备和服务周到的现代图书馆的辅助；他也不能完全无视稿酬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够写出相当有分量的文章——早期著作，尤为可贵——这实在令人钦佩。”
许云樵于1981年11月17日去世后，郑子瑜于翌年《南洋学报》第三十七卷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悼许云樵先生》，痛悼这位对南洋学会作出巨大贡献的友人。郑文指出： “许教授终身以研究学术为职志，然而他的生，竟是生得那么痛苦，他的死，竟是死得那么悲哀。”［３８］是的，许云樵这么一位著述等身的杰出学者，晚年竟贫病交迫，但是，“他还是抱着学术不放”，他选择了专注于学术而贫困的人生抉择，最终走上了“为学术而死”的归途。是悲剧？是喜剧？但是“等身的著作，足以流传万世而不朽！”
在郑子瑜的目光中，这位贫病交加还扶着拐杖，不远千里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学者，实在是令人钦佩的。他的诲人不倦的师德也感动了许多人。当他支撑着病体去泰国出席会议时，途经吉隆坡，偶遇昔日的学生，竟还不忘告诉他东海岸各洲华人“甲必丹”的史实，希望有人来开拓这片史学的处女地。
前文已说过，早在1954年郑子瑜曾经借助新闻媒介呼吁人们要关心像许云樵这样贫困的学者，他确是尽到朋友应尽的责任。但是，在商业社会中，一介书生的呼吁显得人微言轻又有什么办法？
在《翦春斋诗纪》中郑子瑜曾记录了一次与许云樵诸人聚首的事：“韩君槐准享红毛丹于愚趣园，同席有许君云樵，陈君育崧，陈君雪锋诸人。席间，韩君出示达夫先生遗作，云：‘卖药芦中始识韩，转从市隐忆长安。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身似苏髯羁岭表，心随谢羽哭严滩，新亭大有河山感，莫作寻常宴会看。’当时许君与达夫同席，忽忽十有余祀，而达夫已经作古。今予又与许君同席，十祀之后，不知人事变迁，又将若何？昔归有光谓山林朋友之乐，造物不轻与人，良非虚语。”于是，郑子瑜依郁达夫旧作原韵，草成一律，奉寄愚趣园主，兼呈许云樵： 南渡班荆早识韩，遥闻春色满长安，炎荒终老三生愿，浅醉忘情九转丹。佳果有须疑着笔，丽人无箸怅空滩。天涯聚散寻常事，留得诗笺仔细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