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有钱人，冒着扣上“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担心着被抓被判刑，在胆战心惊中取得了第一桶金。就说“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吧，因雇工人员超过了政策规定，险些被当成“剥削者”予以处理。最后，还是邓小平同志说了话，才免遭一难。这个例子说明，那个时代创业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商业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做生意的，几乎没有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能豁得出去、敢于搭上身家性命的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是被社会看不起的人。他们内心想的是钱，却不得不喊出“产业报国”的口号，谁敢说为了发财致富呢。
都急着赚钱，才有了创业的动力。看着人家挣钱了，一些不愿闲着的知识分子在1992年后开始下海经商，他们的目的不但想挣钱，还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与80年代一些富人的无意识创业、被迫创业不一样，新一拨弄潮儿下海创业中自我选择、主动选择的人数增加。这时，“财富”二字才被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写在中国人眼前。
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拥有财富的欲望，就没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大家还都吃不饱饭。
另一个老领导倒不赞成他的观点：因为社会上倡导发财致富，一切为了钱，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也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发财者吧，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不顾他人的死活。安全没有保障，打工者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倒下了，死后简单赔几个钱了事，只要家属同意，没有人追究。生产条件差，职业病患者自己并不知道，更不用说医治了，张海超“开胸验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一方面有了饭吃，一方面把“污染”当作料。更可恨的是，造假盛行，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假酒伪劣食品中毒死亡事件经常发生。财富来自农民工的尸体、打工者的血汗、广大消费者的健康，这就是资本的原罪。改革初期，制造假冒伪劣和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企业所有者，如果按现在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处理，已经在监狱之中。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明确标准，没有安全生产意识，这一切具有非正常的合理性，所以不能把发财作为时尚，老宣扬谁拥有更多的钱而不歌颂挣钱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一旦人们都钻到钱眼里了，什么事都敢干。
有的老领导指责贪婪的人：现在的人为了钱，不但突破了道德底线，连法律都不怕了，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追求财富，应该为世人所不齿，可社会上却笑贫不笑娼，有钱便是爷。我们民族已经被钱赤化了，眼中只有钱，全社会的眼光都放在了钱上，金钱成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人们在满足追求金钱的欲望中，以拥有更多的钱为快乐，把精神享受、生活的真谛和社会责任都抛到脑后。
没有法制观念，是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情大于天，当然也大于法律。告别了物资短缺时代，现在中国人见面已经不再问候——吃过了吗？而改为——有事吗？这个问候语包含着，有事说话，我可以替你办，法律政策算什么？几乎每个人看来，只要有关系，没有办不成的事，不存在法律的硬性规定。从这个角度推测，各个行业不知有多少变通的违法行为。我知道工程招投标，往往是以大企业名义招投标，干活的却是小企业。为什么呢？大企业可以把自己的资质证书借给小企业用，然后分得一部分利润。如果一个国家，从行政、企业到个人，都没有把法律当回事，我们可以想象，生产秩序会是什么样？这样的生产，实质上变成了事故和伪劣产品的制造者，杀人的武器！
还有老领导抨击了为富不仁：利益的诱惑，让我们远离了对国家政策畏惧的年代。法律比不上文件、文件比不上领导讲话、领导讲话比不上个别交代、个别交代比不上私下活动。正是因为民族的这个特点，为了金钱，已经没有了法律、没有了良知，更不用说遵守道德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在暴利高危行业，如煤矿行业，非法违规生产的现象十分普遍。新闻报道中，2010年发生10人以上重特大事故处理中，发现这些小煤矿都是因非法违规生产才导致事故发生。按说，政府开展了多次打非治违活动，非法生产应难以行得通，可事实上却是屡禁不止。为什么呢？矿主被利润所诱惑，不管是否安全，不顾工人的死活。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何在？煤矿事故背后必有腐败问题，凡是敢于非法生产的，必有保护伞，有人为其撑腰，才胆大妄为，这一切都是钱惹的祸。
也有个领导引经据典谈了应该如何挣钱：犹太人关注钱喜欢赚钱，但是他们更关注取财的道，他们不贪图不义之财，以诚信经商立世。在《摩西的书》中有这样的话：灵魂的纯洁是最大的美德。你的袋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你把握好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喜欢钱但要以合法的方式获取，这样才会心安理得地享受金钱带来的快乐。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应当鼓励，但是以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获取财富，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手段和途径的问题直接决定财富会给你带来什么。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女士很想发财。她遇到一位朋友送给她一个有魔力的猴爪，朋友告诉她这个猴爪可以满足得到它的人三个愿望，但是最好不要用，因为它会带来痛苦。但是这位女士按捺不住发财愿望，得到猴爪的第二天早上就迫不及待地要求猴爪满足第一个发财的愿望，她开始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财富的来临。直到当天下午电话铃响了，是女士儿子上班的公司打来的，告诉女士她孩子出工伤事故死亡了，公司将赔偿给女士一大笔钱。发财这个馅饼以这样一种极端痛苦的方式掉下来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话讲得真好。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所获得的钱财只会为人们埋下祸患，而诚实信用合法取得才是获取财富通往幸福的坦途。而现在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障碍就是很多人获取财富的手段和方法出了问题。所以追求财富没有错，关键是手段和方法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问题。
我听了之后，有了这样的感慨：现代中国人对占有财富的认识，是冲破“左”的束缚过程，也是财富观向“右”一步步扭曲的过程。如果不倡导一个正确的财富观，没有一个正确的政策导向，一个民族就会走向歧途。
第三站：约了几个同学吃饭，有意把话题引到如何评价国民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消费心理，想分析一下“如何花钱”。
一个同学先评价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中国人眼里，啥是财富？买房置地是财富。办企业的不好好开发产品，光想着托关系圈地，等着升值。个人不允许买地了就买房，拥有一套房还想两套房，有了两套房还想三套房，积攒点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往房地产上投，一生成了房子的奴隶。有钱人不但要买中国的房，还要到世界各地去买房。我们多牛呀，可以把世界其他国家的房地产炒热，价格推高。知道中国为啥几千年一直没有工业化？钱不往工业上投，从工商业赚到的钱，都用来购买土地，所以中国地主多，所以封建社会土地一直呈集中趋势，所以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
另一个同学指出了这种消费习惯的弊端：大量土地房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就是极大的不公平！历史上，中国解决土地集中问题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农民起义均贫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熟知中国历史，把中国革命道路定为由农村包围城市，并在农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激发了农民子弟入伍、乡亲们支援战斗的热情。在鄂豫皖根据地，写的标语是：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共产党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争取到了民心，才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时期我们经常说，共产党是为咱穷人的，共产党的部队是咱穷人的部队，如果现在忘了这些，就对不起曾经支持过我们的人民群众。革命就是为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可是，现在买房的不住房，住房的买不起房，有钱人圈地囤房，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还有个同学指出了消费导致社会不公：中国有句古话：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每当我看到历史古墓文化遗址，总感觉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因为在古墓里，生前所享受的，通过缩影被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了。墓主人梦想在身后与生前一样享受生活，把财富埋在了身边，突破了死不带去的说法。财富确实带到了身边，倒养活了一批盗墓贼。还有现在富家子弟，生下来就有财富，也突破了“生不带来”的说法，这实际上是造成下一代的不公平。政府的责任，必须为每个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社会才有活力。过去我们喊出了知识改变命运，激励了人们拼命读书；现在认可出身决定命运，出身决定人生的高度，贫困人家的孩子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失去了希望。如果把金钱与社会地位画等号，财富的功能就发生了变异，人们就会为了财富而失去良知。
也有同学谈了消费中的攀比心理：2011年10月至11月，全国各地不断爆出老业主打砸售楼处的新闻。10月底，上海的龙湖郦城、绿地秋霞坊、中海御景熙岸等多个售楼处被砸；11月6日，安徽芜湖一楼盘发生聚众打砸；11月13日，南京也有售楼处遭冲砸，沙盘、户型模型和门口的瓷瓶被砸，大量楼书被撕毁，连销售许可证都险些被撕。业主打砸售楼处的原因相同，都是因为开发商楼盘减价促销，据当地媒体报道，上海部分楼盘的降价幅度超过30％，绿地在芜湖开发的楼盘价格从7000多元降到4200元。
在政府调控下房价下跌了。由上海蔓延到全国不少地方，原来已经签过合同，付了款买过期房的业主，到开发商那里大闹，甚至砸东西，要求开发商赔付由降价造成的损失。这是一件典型的由经济反映出国民性格的案例。
如果倒着推论，就觉得这些事发生得可笑。假如房价不是下跌了，而是上涨了，开发商向业主要钱，提高房价，业主肯定不干。还会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已经签订了合同，必须按合同办事。
现在开发商也说已经签订过合同，要按合同办事，业主却说：合同是开发商与政府房产部门共同制定的，业主没有参与。其实，他们说的，是政府房管部门为了维护消费者利益，制定的合同范本。但是，有关事项，比如价格、面积、付款方式等，均由双方协商。在业主心里，也是很清楚的。合同范本不是政府公告，合同是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签订的，你审定后签了字，并明确表达了同意的意愿。否定合同不就是否定自己吗？
固然，这类事发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且不去论。从国民性格上讲，完全反映了国民的攀比心理。在社会上不论购物也罢、享受待遇也罢、办事也罢，和别人相比，决不能吃亏，尽管吃亏是自己造成的。如果购买的期房涨价了，即使房子用于自住，涨价与实际收益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标志着自己的固定资产增加，但是，看到别人买了与自己同样的房子，也用于住，价钱却比自己买时高了许多，觉得沾了大光，内心高兴。这次房价降了，别人买的比自己便宜，心理不平衡，气愤。再如中国的抢购风，不管这个东西自己是否需要，我先占住，因为预期要涨价，它可能是便宜的。我先占住了，让别人买贵的去吧。如果抢购的东西，果然涨价了，心里会很高兴。尽管东西用完后，自己也要付出更高价钱，涨价对自己并没有一点好处。他追求的不是绝对成本，而是和别人相比的相对成本。和别人相比，我沾光了，胜利了！
中国人都想当人上人，因而形成了攀比之风。攀比心理反映到经济生活中，买东西也要看看谁沾光了，为了沾光往往会做出非理性的事情，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
有的同学还谈到了消费政策：我们现在有一个倾向，把市场经济当成万能的上帝，说得神乎其神，忽略了社会目标。目前政府调控事关国计民生问题时，如用行政手段调控住房价格时，总是有人反对，强调要用市场手段。市场的竞争性，能保证公平吗？我们运用了市场经济手段，然后就把市场看成是无所不能，总用“市场”一词来为富人说话，不顾中国的国情和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趋势是很可怕的。小平同志在南行谈话时也谈到，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然都是经济手段，事关国计民生的事，为什么不能用点计划的手段呢？难道只有市场的手段才能调控经济！
听听现在人们聊天，除了八卦外，多是谈发财，很少人谈起传统道德中仁、义、礼、智、信，这样的环境再让普通民众去遵守传统道德，可能吗？有人说，中国人出现了信任危机，不信政府发布的真消息，偏信社会流传的假消息。例如2011年3月，日本在地震、海啸中发生了核泄漏，有谣传，碘能防止核辐射，由此引发了抢购食盐大战，一时商场食盐短缺。政府说食盐供应没有问题，事实上确实没有问题，而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却占了上风，让许多居民信以为真。这不是政府诚信危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