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
世界上最早的窃听器是我国在战国时期发明的。《墨子·备穴第六十二》记载道：“今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繴之以薄革各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引唐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即），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辨方所远近。”唐杜佑《通典》引李靖语说：“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罂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有孔城地道声，并声闻瓮中，而辨之方所近远矣”。宋代陈规《守城录》也记载：“闻虏于太山庙穴地道，高广丈有半，将由景福寺出，公集僚属议。张斌曰：‘兵法当设瓮听，以无目人司之，知其远近。’皆此种罂听之遗法，用瞽目人者，取其用心专一。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记作“缶听”。
唐代还有一种更简便易携带和更具效果的窃听器问世。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五“游奕地听篇”记载道：“地听，选少睡者令枕空胡鹿（葫芦形空心枕头），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有响应于胡鹿中，名曰地听，可预防奸。野猪皮为胡鹿，尤妙。”《李靖兵法》卷中“部伍营阵”篇说：“至夜，每阵前百步外，各着‘听子’二人，一更一替，以听不虞，仍令‘探听子’勿合眼睛……令人枕空胡禄卧……则先防备。”明代何良臣《阵纪·技用》说：“令少壮者，枕大空葫芦，卧幽静处，人行二十里外，东南西北皆知之，名之曰地聪。”
由此可知：地听（或称：瓮听、罂听、缶听）是用来探听城外有无挖地道之声；葫鹿（或称：胡禄、葫芦、地聪）则是用来窃听有无人马行走之声。用途相同，对象各异，宋代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亦有记载。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又记载了另一种窃听器：箭囊听枕。它是用军士们装箭用的牛皮箭囊吹足气后，作卧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沈括不仅描述了“箭囊听枕”的作用，而且还指出其中的科学道理，即是一种利用声学效应的共鸣箱。明末时，张献忠就常用此法“伏路静听”，准确掌握了敌军动向。
在江南一带，还有一种因地制宜的“竹管窃听器”，它是用一根根凿穿内节的细长毛竹连接在一起，敷设在地下、水下或隐蔽在地上和建筑物内，进行较短距离的窃听。
通讯
由于间谍情报必须绝对保密，万一稍有疏忽，泄露军情或贻误军机，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古代的情报通讯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清代魏源《圣武记》卷十三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清康熙初年，吴三桂尚未叛清时，奉诏讨伐贵州水西土司安坤。吴三桂见敌军兵众将精，便下令各路军队“于六归河会剿”，但命令中却将“六归”误书为音近字“陆广”，结果各路将领不知其意，造成“三路声息隔绝”，“吴三桂受困二月，粮尽”，岌岌可危。幸得贵州提督李本深从敌方间谍口中得知真相，急忙“整兵入援，困乃解”。魏源对此曾感叹道：“以一字之误，几覆全军，亦史世罕见。可见古大将亲治军书之不可忽。”
为了达到情报的快速、准确传达，古代约有五种通讯方式。
利用邮驿
早在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有邮驿的记载，一般多作““。周代又称为”传“、”馆“。春秋战国时称”遽“、”邮“、”置“。战国有”骑传候“专管情报快速传递。秦汉魏晋时称”驿“。唐时又称”馆“。宋时称”急递“。元时称”站赤“。明清时则称”邮驿“。
司马迁《史记》说，舜时曾设置二十二名”纳言官“，”明通四方耳目“，”夙夜出入“，专司传递情报之职责。西周时的”大行人“、”小行人“和”行夫“都是利用步行或车船传递情报。春秋时，又出现了”乘遽“的单骑快马通信。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郑国子产探知公孙里叛乱情报后，利用”乘遽“返回都城平叛。当时的”乘遽“和”邮“的传递速度极快，正如孔子所比喻的那样：“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战国时，又出现了私人间谍情报通讯网，譬如信陵君在魏国情报官急报赵国边境烽火四起时，稳若泰山地劝魏王不必惊慌，“此乃赵王狩猎也”。可见信陵君有效率很高的私人通信情报机构，能迅速、完备、及时地向他密告情报。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也自有一套通信系统，名义上是互通问候家书，实际上是情报通讯网。
魏晋时，又设立了“健步”、“急脚子”和“快行子”的邮卒，但他们更多地是传递军事情报。为了使其制度化，魏文帝曹丕还制定了《邮驿令》这一我国最早的邮驿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插羽”，即紧急公文或绝密情报必须插上羽毛，日夜不停地传递，颇类似于后世的鸡毛信。
三国时，曹操派蒋干为间去吴军大营中劝降周瑜和刺探军情时，就是利用东吴独有的“水驿”，前往周瑜军营的。
宋时，邮驿日益军事化。由“急脚递”、“马递”、“步递”等“铺兵”担任。宋太祖还下诏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又建立了“斥堠铺”和“摆铺”。以兵代民通信，完全是为了军事保密的需要。所以为了防止“铺兵”逃跑泄密，就在其背、胸、面、臂上，刺上青字，以此加以控制。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聚探》也记载道：“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今日聚探，尽革前弊。谓如沿边十五铺，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他又说：“游奕小探，谓拣募轻捷骁勇马军，往来于边铺空阙之处，必要探知贼人消息。”
南宋时还制定了相当完备的通信法规，即《金玉新书》。其中规定：涉及边防军事情报而盗窃或泄露者，处以斩刑。元代也制定有《站赤条例》，设“铺马札子”为情报传递员。明清时，邮驿几乎完全军事情报化。譬如朱元璋曾明令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清时的军机处常常在情报上写有“马上飞递”字样，要求快速传送。密札制度也是由邮驿来完成的。
利用动物
春秋时始用马来传递情报。南北朝时，用骆驼来送情报，叫做“驼驿”。唐代还设有“明驼使”，大将哥舒翰就常用此向唐玄宗传送各地藩镇情报。还有用犬狗的。晋时，陆机就常把书信装在竹筒里，绑在一只叫“黄耳”的骏犬颈上，传送到几百里路之遥的地方去。元代设立的“狗站”，则更是边境中的专职情报通信站。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鸽子来传递情报。鸽子是被人类最早使用传递情报的动物之一。据《圣经》记载：上古洪水泛滥时，挪亚乘方舟逃生，为了得知洪水是否退落，便派鸽子前往侦察，如洪水已退，便叫鸽子衔一条橄榄枝回来。不久，鸽子衔一枝鲜橄榄枝飞回，挪亚驾方舟前去一看，洪水果然已退。
我国古代最早使用鸽子传递消息的记载，见于五代王仁裕所写的《开元天宝遗事》：“张九龄（唐玄宗时的宰相）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脚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另据唐代文献记载，当时还有用经过训练过的燕子和海东青（鹘）来送信等方法。
宋时，鸽子便完全应用到了间谍情报的传递上。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福与怿（福即宋主将任福；怿即宋前锋桑怿）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与夏军遇。怿为先锋，见道房置数银泥盒，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福至发之，乃是哨家鸽百余，自盒中起，盘飞军上，于是夏兵四合，大败宋军，福等皆战死。”这是西夏军队布下伏兵，用一百多只军用信鸽来作为伏兵发起攻击的情报信号，从而一举获胜。明代何守法《投笔肤谈·方术第十》称此为“封鸽代谍”。据周密的《齐东野语》说，南宋时，川陕宣抚使张浚前去视察素以“纪律极严”著称的曲端的军队。张浚“按视端军，端执挝以军礼见，阒无一人。公异之，谓欲点视。端以所部五军籍进，公命点其一部。于庭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张为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灿，旗帜鲜明。”曲端平时以鸽传送信息练兵，战时则以鸽传送情报调兵，可谓运用之娴熟。
利用烽燧
最早利用烽燧传递情报的记载是《史记·周本纪》：“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则举烽火。”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说：“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火以望火光也。”“皆山上安之，有寇举之。”《墨子》中已有专门解释烽燧的论述：“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遣卒候者无过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无厌逮。”史学家岑仲勉注道：“此言派出斥候及烽火告警法。卒候，今名侦探或间谍。”
《史记·魏公子列传》说：“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人界。”可见都是以烽燧来传递报警情报。秦汉时，建立了大量烽火台，“起烽燧，十里一候。”又叫“亭”、“烽台”、“烟墩”、“墩台”等。近年出土的秦制铜“杜虎符”上有十字：“燔燧之事，虽毋令符，行也。”汉代居延汉简中有《塞上烽火品约》，品约规定：若敌寇不满一千人，则燔一积薪，超过一千便燔二积薪，若攻亭障则燔三积薪。隋唐时，又规定：“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
由于烽燧敌我均可见，所以又制定了特别的形式来予以保密。譬如南宋华岳在《翠微北征录·反泄》中说：“我秘敌泄，则胜常在我。”“反泄之法有四：一曰号召……二曰旗帜……三曰金鼓……四曰烽燧：谓昔以一燧为遇寇，二燧为索救。今则反以一燧而为索救之号；昔以无烟为无事，有烟则有警；今则反以有烟而为无事之验，是为反泄。”因为烽燧信号单调显目，不可能传递复杂绝密情报，所以其作用局限于边境较为简单的情报通讯传递。
利用水漂
即利用流动不息的河水，从上游向下游传送紧急军事情报。隋大业十一年（615）时，隋炀帝被突厥重重包围于雁门，形势极为危急。隋炀帝几次派人突围外出去搬救兵，都被突厥捕杀或受阻。于是，隋炀帝“从围中以木系诏书，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果然，下游隋军得信后，立即发兵救援，击退了突厥。《隋书》还记载隋将史万岁平陈时，因“水陆阻绝，信使不通”，无法与主帅杨素取得联系。史万岁急中生智，将战场军事情报放在竹筒中，浮江而下，终于漂到了杨素的帅营。杨素根据情报及时调遣军队开往前线。明代用间大师王守仁在与叛军朱宸濠作战时，就制作了数十万块“免死牌”，牌上刻写着只要叛军士卒谁持有该牌，便可在战败被俘时免予死罪等字样，然后投入长江上游，木牌顺流漂至明军久攻不下的安庆朱宸濠军营中，人人蜂拥争抢，军心涣散，逃兵不计其数。王守仁利用水力传递瓦解敌军的“情报”，有力地摧毁了朱宸濠的军队。被后人称之为“水电报”。
利用纸鸢
纸鸢是我国古代情报通讯的独特发明。早在战国时，《墨子·鲁问》就记载道：“公输子削竹木为昔隹，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虽然所述夸大，但这种纸鸢的前身在许多古文献中均有记载，并称之为“木鸢”或“飞鸢”。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记述：“今之风筝，古之纸鸢也。创始于韩淮阴。方是时，陈反于代，高祖自将征之。淮阴与约从中应，作纸鸢以为期，谋败身戮。”这是最早关于纸鸢用于间谍情报传递的记载。
《资治通鉴》卷一六二完整详细地记载了南北朝梁末年侯景叛乱，梁太子萧纲用纸鸢传递情报的史实：“台城与援军性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鸢，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题云：得鸱送援军，赏银百两。
太子自出太极殿前，乘西北风纵之。贼怪之，以为压胜（一种迷信的说法），射而下之。”这是用纸鸢来传递书信情报。唐时，魏博节度使田悦起兵谋反，率兵围攻临洺。临洺城守将张伾拼死抵抗，唐军将领马燧率援军营救，被田悦军队阻隔在城外。张伾为了与马燧取得联系，以便内外夹攻田悦，便写了一封情报书信，拴在纸鸢上。此“风鸢高百余丈。过悦（田悦）营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马燧）营噪，迎之，得书”。马燧由此得知临洺城内详细情况和张伾的作战行动方案。
1232年，蒙兵与金兵相争。蒙军围攻金代都城南京（今河南开封）。金廷丞相完颜白撒为了从内部瓦解分化蒙军，便命令部下将策反信绑在纸鸢上，“于城上放纸鸢，鸢书上语，招诱胁从之人，使自拔以归”。
有时也用箭矢来传递情报。《初学记》记载道：“赵氏兵书曰：矢一名信往。”《史记·鲁仲连列传》说：“鲁仲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三国时，曹操为了离间东吴与关羽，将孙权的密书用箭射入关羽营内和樊城曹操守军中，成功地实施了离间计。明代吕坤的《救命书》卷下说：“用善谍之卒，能知贼魁所用腹心主谋及左右才能之人，访获字迹，摹为降书，令善射者拴贴箭上，相约会合之意，射入城中。亦可令上下猜疑，自相杀害。”
密码
间谍情报运用密码进行传递通讯的方法有五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