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所以如此坚决地跟前辈精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战略思想决裂，是因为他们另有主张。他们的文化选择十分彻底，是他们的前辈所不可想象的，甚至也可能是西方的文化人所不可想象的。
他们的文化选择究竟如何彻底呢？还是让他们自己的言论来显示他们的态度吧。
新文化运动的总指挥陈独秀的言论，旗帜最为鲜明，也最有代表性。他把究竟是不是敢于义无反顾地选择西方的道路和精神文化，提到了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予以讨论。他说：“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
当年光绪皇帝决定举行变法维新运动时，首先就是下“国是”诏，表明这是一个事关国家兴衰存亡的战略大计。现在，陈独秀把能不能选择西方文化作为我们的目标和资源，也看作是同样重要的战略大计。
实际上这不是孤立的文化选择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之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我们十分熟悉后来的毛泽东时代经常出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等词语，所指的就是模式选择、制度选择、路径选择等问题。其实这样的词语在陈独秀时代就已经反复出现。例如：“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这里用反问的方式提供了十分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那一代人的文化选择。
这种选择在下面一段话中表述得更为简洁明了。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里用列举的方式提请读者选择，似乎在中西文化之间还有权衡、商量的余地。但是，我们知道，德先生、赛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供奉的大菩萨，这两尊大菩萨没有怀疑的余地，所以所需扬弃、否定者，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
以“听将令”自居的鲁迅，紧紧配合主帅陈独秀的主张，不断发表类似言论与之呼应。“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他明确反对在中西文化之间彷徨，主张抛弃“二重思想”，一心选择西方文化。
鲁迅的思想，从讨论文化问题的各个细节中表现出来。比如谈到偶像崇拜问题，他借题发挥，表示了对于西方文化几乎无条件的认同与归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无条件地遗弃和批判。“不论中外，诚然都有偶像。但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国革命。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所以现在才有比利时的义战，与人道的光明。那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诸人，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我辈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Ａｐｏｌｌｏ（阿波罗）。”
鲁迅为什么如此偏爱偶像破坏者，就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所需破坏者太多，而敢于破坏者太少，卫道士倒是多而又多。对此他甚感愤激，所以作出了“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Ａｐｏｌｌｏ”的选择。这种主张当然难免简单化，但是它真实表达了鲁迅那一代言论领袖的文化选择。
鲁迅对于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的称赞和弘扬，在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和言论表达中，一直坚持到底。胡适也基本如此。在以反传统为特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胡适虽然在学术上很重视中国文化的资源，甚至曾经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学术工程。但在文化价值的选择上，他依然是着力强调必须扬弃本土文化，义无反顾地实行西化。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他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既然从头到脚都“百事不如人”，当然必须全面地、毫无保留地向他人学习。这种文化主张的表达在３０年代达到高潮，甚至通过对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的赞成，系统阐述了“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的文化选择以及反对“中国本位”观的战略思想。
１９３５年新年伊始，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份《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本来可以理解为是对五四时代全面反传统主义的一次拨正。但是一些激进的西化论者如陈序经等用“全盘西化”论予以反对和驳难，由是引发了一场文化论争。胡适对这份宣言当然也是不以为然，他在编辑《独立评论》的时候，给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一文写了个“编辑后记”，表示“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中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他还说：“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中，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
半个月后，胡适又写了《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面评价和批驳了十教授的“中国本位”观。此文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前辈圣贤所付出的努力，之所以无法取得成功，就因为他们态度不彻底，老是眷恋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不忍割舍。胡适说：“我们在今日必须明白‘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袭，他们也正是要一种‘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很不迟疑的‘检讨过去’，指出八股、小脚、鸦片等等为‘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同时他们也指出孔教、三纲、五常等等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他们苦心苦口的提倡‘维新’，也正如萨（孟武）、何（炳松）诸先生们的理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他们的失败是萨何诸先生们在今日所应该引为鉴戒的。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张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于破坏的成分，只是因为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国本位’。他们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所以他们的维新政纲到后来失败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帝制推翻了，当年维新家所梦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变动的潮流里成功了。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于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除此之外，胡适还写了《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等文章，反复强调抛弃传统文化的彻底态度，宣示他“全盘接受”西方社会的新文明，用以改造古老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战略思路。
胡适的这一思想虽然直到３０年代才有如此明确单纯的表述，可是就其倾向而言，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那个精英群体就大致形成了这样的思路。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对中国文化极尽批判、诅咒之能事，对西方文化则处处称道赞赏，其明显的用意就是要全面引进西方文化，用以改造腐败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替换腐朽的中国文化。鲁迅曾经试图用“吃人”二字概括中国文化，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来概括中国历史，其否定的态度和无可容忍的情感跃然纸上。１９２５年，他甚至号召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外国者，西方也。鲁迅对于西方价值观的归趋是十分明显的。所以，３０年代胡适所使用的“全盘西化”一词，如果用来概括五四那一代精英人物的文化选择，大致不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