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启蒙：五四精英群体的路径选择
在回应西方列强征服与抢掠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精英人物一直很重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建设。从魏源、郭嵩焘到郑观应、王韬，再到康有为、梁启超，基本如此。他们都爱拿西方的政治模式跟中国三代相比较，认为西方议会政治官民共主，上下沟通，堪与三代比美。到了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这一代，他们却另开一条思路，转而从文化的、文学的、精神的、道德的角度来考量中西两个世界的关系，寻找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新契机。他们的路径转换几乎给中国近代史带来了某种思想链条的断裂。
五四时贤着力于文化运动，自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变法运动惨遭失败之后，民族精英依然百折不挠地从事君主立宪运动。清王朝当权者缺乏远大眼光，不懂得为了保持皇家之长远利益而对眼前的民权运动稍作让步，导致了更为彻底的革命运动，那就是辛亥革命。然而革命的成功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面貌。精英群体所期望的除旧布新、起死回生的社会变革，依然举步维艰。帝王虽灭，专制并未退场。皇权虽去，民主依然遥远。
能说制度没有变革吗？都由君主专制变成共和政体了，为什么依然看不到焕然一新的气象和机运？经过漫长的失望和焦虑，精英群体终于悟出一个道理：民主制度是一只美好的葫芦，可是这只制度的葫芦是长在文化这根藤上的。什么样的藤就结什么样的果。我们要想收获满意的葫芦，直取结果的办法无法奏效，只有后退一步，好好培育葫芦藤。当我们培育好了葫芦藤，美好的葫芦就自然而然地长出来了。
这根茁壮茂盛的葫芦藤是什么？就是茁壮茂盛的民族文化，就是茁壮茂盛的国民精神。具体说来，就是民主、科学、人权、自由。有了充满民主、科学意识的民族文化，才有理想的政治制度；有了充满人权、自由意识的国民精神，才有理想的社会组织模式。不造新因无以求新果，造出新因必有新果出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抽牙破土，生机勃勃地挺立在古老的地平线上。他们一反改良派、革命派的腔调，不再天天给掌权者施加压力，不再天天叫喊政治改革之类。为什么不谈政治？不是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为了腾出精力，先在文化上打好基础，先在广袤的社会土壤中种下能够生长出政治革命的因。陈独秀说：“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政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这种与文化“相见恨晚”、抓住历史机遇努力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与前辈精英人物的危机应对心态有所不同。民国学者王小航回忆说，他曾经跟康有为说过：“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有为急切地反问：“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五四精英虽然不免于峻急，但是跟郑观应、严复、康有为那几代知识分子比较起来，亡国灭种的压力已经有所缓解，“来不及”的担忧可以暂时放一放，于是能够后退一步，从文化方面进行长远的战略设计和战略选择。
在此之前，像王小航那样主张从教育入手造就人才，然后图谋国运之振兴，只能是一种边缘化的思想。到了辛亥革命取得初步成功之后，种族灭绝的危机有所缓解，这种思想终于有机会渐成主流。陈独秀的文化主张，大致代表了那个时代一批精英分子的共同认识。胡适曾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这与王小航的文化主张正好一脉相承。
鲁迅的认识更是超前。他在２０世纪初留学日本时期，就深入思考中国的文化改造问题和国民精神改造问题，鲜明地提出了“立人”思想。在写于１９０７年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反复申说，必须从精神文化上改造国人，再由这些充满自由精神的国人造出新的社会、新的国家。“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自觉”、“个性”都是精神范畴的概念，年轻的鲁迅热衷于思考国人精神人格的改造，虽然其现实的指向依然是“雄厉无前”
的“人国”，跟胡适上述言论的结构一样，但是这种思路决定了他们日后将会选择精神文化领域作为他们进入历史实践的角度。
这种从文化角度为中国从长计议的思路，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辛亥革命取得浅层次的成功，缔造了中华民国之后，民族自觉意识空前坚定，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国人认为“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于是拥有一份余裕之心来全面讨论文化问题，以便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比如，１９１８年，绍兴学人黄郛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该书在探索中国的发展之路时，就严厉批评当时的国人过于局限于制度建设，而不重视精神文化的改造，明确主张关注“习俗”，革除“旧染”。他说：“七年以来，朝野有识之士，每腐心于政教之改良，不注意于习俗之转移；庸讵知旧染不去，新运不生：事理如此，无可勉强者也。”鲁迅对黄郛的思想非常重视，在《随感录五十四》中大段引述他的言论，使得这些言论能够在影响巨大的《新青年》上与读者见面。
１９１９年，北大学生杂志《新潮》第二期发表吴康的文章《论吾国今日道德之根本问题》，旗帜鲜明地主张用下列三种价值观改造我们的道德：（１）注重人道主义以平等博爱诸德实行之，（２）发达个人之利己心，（３）主张极端之自由思想。１８９５年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时候，可能还显得颇为突兀，二十多年后，年轻一代已经如此肆无忌惮地宣扬“个人之利己心”和“极端之自由思想”，可见中国学人对于西方精神文化的了解，以及在文化哲学上所达到的见识和水平，都为发动和参与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准备了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在知识界迅速造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思潮，端赖此种条件已经成熟。当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将他们的思想公之于众的时候，首先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因而得到千万学子的呼应，他们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潮流的促进者和领导者。
尖锐对立：五四以前褒西贬中的文化批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遭受将近百年的失败、屈辱之后出现的一次战略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的主要倾向，就是主张全面地、无保留地向西方文化学习。
五四启蒙运动当然具有中国社会内部自生的成分，但是其应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色彩也同样浓重。即使是内生的文化运动，也常常会借助外部文化资源作为推进运动的动力和滋养，当年欧洲社会出现启蒙运动时，古老的中国文化曾经是他们借以批判欧洲社会和文化的有力武器。当陈独秀他们发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时候，借助欧洲的文化资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
然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他们借助欧洲文化资源的方式却不同寻常。当年欧洲的启蒙者运用中国的文化资源时，完全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不失主体性的、不伤自尊心的借鉴，颇如魏晋期间中国引进印度佛学和佛教，平和而又从容。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各种论述中，欧洲文化或曰西方文化都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尖锐对立的矛盾体而存在的，较少平和与从容。这种二元对峙的理解模式很可能跟殖民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利益上与中国处于敌对、矛盾的状态密切相关。
西方势力一直作为征服者、屠杀者、掠夺者出现在中国人的对立面，当国人仔细打量这个在征服、屠杀、掠夺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侵略实体背后的文化奥秘时，很容易形成“我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这样的对峙性概念。
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
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掠夺、控制的深化，西方列强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他者”、“敌方”。与此相应，中西文化、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始终无法摆脱“他者”、“敌方”的现实背景。
随着几十年研究成果的积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视野的扩大，他们尽量超越敌对心态，越来越真诚地用“现代性”眼光理解西方文化，认可其中的自由思想、民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乃至文化习俗，都要优于中国文化以及其他东方文化。
这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模式又很自然地被一种强大的话语结构及其权力所吞没。这种话语结构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先进、文明的文化，代表了全人类的前进方向，西方文化向全世界的扩张，乃是给全世界送来自由、民主、科学、人权以及上帝之爱的伟大壮举。在这个文明征服野蛮、自由征服专制、先进征服落后、进步征服停滞、科学征服迷信、慈爱征服残忍的世界性运动中，所有的东方社会只有自觉地承受痛苦，接受文明的洗礼，才有可能谋求人民的福祉和民族的新生。文明／野蛮、自由／专制、先进／落后、进步／停滞、科学／迷信、慈爱／残忍……由西方殖民势力建构的这一套权威话语，本身就是充满二元对立意味的。
很多被殖民者的枪炮轰击得奄奄一息的族群，不得不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企图通过无保留地学习“他者”的文化，谋求自我的振兴与升华。从此以后，辽阔的东方世界开始了一场用文明改造野蛮、用自由改造专制、用先进改造落后、用进步改造停滞、用科学改造迷信、用慈爱改造残忍的“现代化运动”，所有这些改造，都归结为用“他者”改造“自我”。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五四精英对于中西文化这种二元对峙的理解模式，几乎必然地形成要么“我们的文化”、要么“他们的文化”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模式。
这种在世界大趋势规范下的选择，其实主动性十分有限。但在选择者自己看来，完全是一种主动的、能动的、具有战略气魄和操作策略的选择。
这种选择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构成了巨大影响。汉儒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学说，选择了儒家作为自己的信仰和官方意识形态，由此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独尊儒术的政治传统和学术传统，其他各家学说难免受到歧视和排斥。虽然历代君相在政治操作上无不以法家思想和谋术为宗，但是法家一直只能暗中使用而不能取得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五四精英群体仰承前辈精英群体的探索成果，毅然完成了对于西方文化的战略选择，这就意味着在当时视野中世界其他各种文化（比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都必须受到排斥、歧视和批判。当他们做出“全盘西化”的文化选择时，意味着他们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所有非西方文化的遗弃，不打算将他们当作自己的文化资源予以开发和学习。他们不选择印度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当然不足为奇，但是他们要遗弃中国传统文化却是一件大事。因为传统文化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主要财富，它是“我们的文化”，而且理所当然地是我们的主流文化，本来这是无需选择的因而也没有理由遗弃的。当精英群体为了引导民族新的前途，不得不选择西方文化从而遗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时，他们必须拿出十足的理由，才能说服自己，才能说服这个民族。
他们拿出理由的方式，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文化批判，他们说服民族的过程，就是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将西方文化的优势展示给国人。五四精英群体选择西方文化作为我们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伟大战略，就是在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批判中，不知不觉完成的，不知不觉让民族接受的。
“全盘西化”的战略选择的最后完成者是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英群体，但是这种选择的倾向，在前辈精英群体中已经颇为明显。从魏源、郭嵩焘到郑观应、王韬，再到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进行过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他们对比研究的重点，不约而同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予以批判，对西方文化的优点予以展示和赞扬。他们的文化研究及其褒贬倾向，构成了五四精英群体完成文化战略选择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法性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