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在南京参加第一届现象学研讨会。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区别与关联一直就是一个纠缠人的问题，在这一问题后面，我更关注的是伦理、政治以及对所谓“欧洲科学危机”的应对态度。但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没有谁要有意“坚持一种微弱而又消极的声音”；也许后期的海德格尔有些接近，但与我们在心态上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坚持一种微弱而又消极的声音
这个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喧嚣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沉寂。前几天看电视连续剧《一地鸡毛》时，片头的画面就给人一种这样的启示：一面是竞选、战争、炮击、和谈、检阅、死亡和房倒屋塌，另一面就是房子、孩子、扫地、打水、提职、送礼和卖鱼买豆腐；后面的这一面才是电视剧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但当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也让人痛哭流涕、死去活来时，那些竞选、战争之类的事真算得上大事吗？
在这一地鸡毛中，你分得清哪些鸡毛重要、哪些鸡毛不重要？
一年多以前，我把才写成不久的《沉默的视野》寄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后来，一位挺熟悉的编辑来信对我说：你至少应该给书中的３３节内容各起一个标题，否则怎么能使读者在最短时间里了解他手中的书究竟在讲什么呢？
这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读者以标题和目录来决定自己是否买这本书，而我，也只能以此表明自己是否真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提到哲学，大家就会想到客观、必然、规律、真理，而我这本哲学书可真是一地鸡毛，大不了仍是些住院、打针、吃药、复查之类的事。书是早就写完了的，然而就是拿不出标题，也说不出自己到底在讲些什么。起标题的过程即命名、正名或重新解释的过程；所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指的是对过去的新一轮的征服或战胜。
然而我却战胜不了自己，也觉得无名可命，至少就这本书的写作状态而言是这样。
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的写作，可见是谈不上什么自信心的。
失去自信，首先表现为找不着合适的表达方式，其中包括命名时缺少不了的语词。问题不在“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从“文革”过来的我们，已经自我驳倒了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结论，然而使用的却是同一种达到或驳倒这一结论的逻辑与语式。就此而言，我认可罗兰·巴尔特的话：“当作家不愿成为过去意识形态的证明时，其最初姿态就是拒绝过去的写作形式。”我理解的“写作形式”，不仅包括达到或驳倒某一判断的逻辑与语式，也可以在更广的意义上理解为固定下来的语气、语态，甚至包括那种洋洋自得的乐观与自信。
然而当我尝试着想从这种“写作形式”中走出来时，却又落到了这种既无法重新命名，也提供不出另一套解释系统的地步。
这还不仅仅只是个写作形式问题。能想象一种语言的重新表达，等于想象着生命的另一种新“活法”。也许更多的人早已以别样方式生活着（想想二十多年前十多亿人的活法与说法是多么的千篇一律），但麻烦依旧在于命名和提供解释系统。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为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命名与解释；当我们于此处踌躇不前，既无法命名，也无法正名时，本身也就表明了文化的危机，当然理解成转型也行。
在此转型中，就过去那种“写作形式”而言，似乎有两件事可作：一是罗兰·巴尔特所说的“拒绝”，再是人心里其实都想着的“重建”。
拒绝是一种姿态，其最高表现就是“拒绝说话”，许多人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无话可说”；更多的人认为沉默如同自杀一样，应该视为人所能选择的最后权利。还有一些人的拒绝方式是拼命地说，说它个昏天黑地，于是把过去那种“写作方式”所要求的严肃、热情与理想也变成了“一地鸡毛”。但“一地鸡毛”后面还有没有严肃、热情与理想呢？构成那种严肃、热情与理想的话语又是怎样一种“写作形式”，它是何以影响并支配着我们，使我们不得不以“拒绝”的姿态出现的呢？
说到某种（哪怕暗中）影响、支配我们的写作形式或话语方式，我们的注意力恐怕应该从过去习惯的主观上（世界观上）找原因转向就这种写作形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而言的社会（历史、传统、文化）力量，或这种力量在具体领域、具体境况下的运作方式。所以客观上的原因并不一定非要拐到阶级根源、国民性、劣根劣种、文化批判的老路上去，因为这路数早已为我们驾轻就熟；能驾轻就熟到如此地步，本身也就说明了一种迫使你不得不（哪怕并未意识到）如此的力量仍未得到揭示。“文革”过去快三十年了，我们这些当初自以为可以改天换地、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红卫兵终于有点醒悟到了人（在历史或社会面前）的微不足道。但那种强大到使你在“不得不”中驾轻就熟到如此地步的力量，并非就是过去“客观”一词所指谓的客观规律、历史必然；因为一讲规律、必然，就得先已为人的认识所掌握为前提，而先已掌握了规律、必然的人也就一定有力量使尚未认识到规律的人服从规律。再说，就现象学意义而言的规律，也不具有“客观”一词所应该具有的客观属性，恐怕哲学上的一切问题都该重新想起，否则就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了。所以问题不在人的认识是否有限，而在认识本身是如何通过模式化（写作形式、话语方式等等）的过程来体现或形成那种影响与支配人的力量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把本来意义上的“客观”变成模式化了的或驯服了的意识对象，本身也就体现着这种对人的意识活动的支配力量。这种力量绝非个人的权势所能左右；归咎于传统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也太空泛，因为这种影响与支配可以说是未经发生就已存在于那儿的，就其抽象性而言，可以说不这样便那样或只能如此，就其在人与人之间具体的运作方式而言，又与很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比如经济关系、权力关系、宗法关系等等）纠缠在一起。
拒绝，只指的是与这种种关系纠缠在一起的具体化了的写作方式；就其抽象性而言，倒真有一个“重建”的问题。
２０世纪是一个使人类话语变得越来越严肃的世纪。“文革”时的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任何人的任何一句话都经不起分析，而且想推理成什么样子就能推理成什么样子。《一地鸡毛》片头传出的话，就是经某领导口中说出的“吊儿郎当”、“迟到早退”，立即变得意义重大，严肃无比。
日常话语的口语语境再也经不起推理，一推理就要搞运动，这也是我们生活的现实。
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如果在日常话语的语境后面没有一个推理性构成的话语系统的话，这些日常话语的真假对错、深刻浅薄，甚至其所具有的意义又无法得到阐明。话题越严肃，问题越尖锐，就越必须获得更大相关域里的关于真理、客观、必然、规律的推理性话语系统的支撑。这又是对任何思想者而言的思想的现实。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对任何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他都不能不严肃地对待严肃话语，或者把貌似不严肃的日常话语也变成严肃话语，因为这种严肃性不但与认识的真理性有关，而且也是自己赖以思想的基础；但对真正的思想者来说，这又不是一个可以严肃对待严肃话语的时代，这不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太过严肃，不但因为严肃总与“运动”有关，而且也因为那套推理性构成的话语系统本身并不经得起推理，形而上学的无根性本身就已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