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游击队下山改编与军政训练工作的开展
1.各地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
在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达成原则协议后，为了尽快把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开赴抗日前线，从1937年秋起，项英、陈毅等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积极联络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
1937年9月29日，项英在南昌谈判成功后即以中央分局代表名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党中央指示，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按时集中，听候点编。10月1日，项英回到赣粤边，立即召开游击队负责人会议，研究有关改编问题并决定由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皖浙赣边等游击区，派杨尚奎去北山，派陈丕显到闽赣边游击区，派刘新潮到寻乌和罗绍曾到湘南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通知各地游击队下山改编。赣粤边（包括湘南）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工作则由杨尚奎、陈丕显具体负责。项英和陈毅还在南昌设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负责接待和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不久，项英去延安汇报工作。
1937年10月上旬以后，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训。在选择集中整编、训练部队的地点时，赣粤边特委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坚持独立地靠山近水扎营的办法。油山、信丰、南康等地的游击队，先后下山，在信丰的潭塘坑等地集中。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部队逐步推进到平原的边缘，但仍不驻县城和圩镇，而是驻在大庾池江的弓里、板棚下、小汾一带的农村里。这里背靠油山，面对章水，进退方便。为了防止意外，还在从板棚下到池江一线，同国民党驻军接近的地方，划一条非军事线，规定双方都不得驻兵。
根据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的指示，杨尚奎、陈丕显、刘建华（即刘新潮）等人分别出发，说服赣粤边、闽赣边、湘南等地的游击队下山集中。1937年11月初，陈丕显顺利找到汀瑞游击队，会见了游击队领导人胡荣佳、钟得胜等，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和中央分局要求各游击队下山集中的指示。胡荣佳、钟得胜、彭胜标等接受了指示，同意下山整编。随后，陈丕显又前往三南，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三南游击队驻地，见到了游击队领导人张日清，传达了下山整编的指示。张日清在仔细审查了陈丕显的身份和来意后，表示愿意遵照特委指示，下山集中。不久，三南游击队100余人开往大庾池江集中。杨尚奎也顺利地找到北山游击队。但当时游击队对国共合作政策不理解，经过杨尚奎的耐心说服和教育，最后思想转变过来。不久，北山游击队也下山，在队长温风山带领下，向大庾池江集中。
此后，经过扩充的油山游击队、北山游击队、信康赣游击队、三南游击队、湘南游击队先后到达池江集中整训，总计500多人，统一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在朴素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励下以及赣粤边特委的鼓动下，赣粤边的群众纷纷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障碍，加入抗日义勇军，信丰、大庾等地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短短几个月内，部队发展到700多人。赣粤边特委还趁机会，派人到中央苏区去联络失散的党员，恢复党的关系，组织红色战士归队。在赣州、瑞金、于都、兴国、吉安、泰和、万安等地建立了地下工作的阵地。这一时期是赣南最热闹的时期，池江的上空，抗日义勇军的鲜红旗帜，迎风飘扬。1938年1月，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的一部分。
1937年10月下旬，陈毅到达湘赣游击区，虽然“险遭误杀”，但由于他的勇敢和智慧，最终说服谭余保接受国共合作的政策，同意下山改编。11月下旬，谭余保在铁镜山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决定立即将党中央指示迅速传达下去，联络各游击队下山整编。11月底，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分别从武功山、九陇山、铁镜山等地下山，来到莲花县垄上村整训改编。根据上级指示，各游击队集中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教育。1938年1月，湘赣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
陈毅在完成湘赣边之行后，于1937年12月初在皖浙赣边游击区找到了皖赣特委，与皖赣特委领导人李步新、汪天辉来到舍会山。陈毅向红军游击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指示，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要求部队迅速整编。为了贯彻中央指示和陈毅报告精神，皖赣特委派人前往皖浙赣边各游击区联络红军游击队下山。1938年1月初，集中在舍会山的皖浙赣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约300人左右，这些游击队暂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1月上旬，集中的红军游击队赴瑶里整训。2月底，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
闽西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根据谈判协议，于1937年8月20号前后分别到达集中地点。第一、第二、第三、第七支队及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漳县游击队集中于龙岩白砂，第四、第五支队及永定、永东、永埔等县游击队集中于平和县的芦溪。8月30日和9月4日两地的游击队分别经过点验后，统一编为一个团，辖3个大队，共1100人，集中于白砂的红军编为第一、第三大队及团部，集中于芦溪的红军为第二大队。但是国民党不断制造事端，企图把红军游击队收编为保安团。针对国民党当局的阴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断然宣布将红军游击队定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并向社会揭露当局的阴谋。闽赣边游击队，于1937年12月底在武阳、蓝田两地集中，在蓝田接受点编，成立了汀瑞抗日游击支队。1938年1月，闽西、闽赣边、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共2000余人，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
鄂豫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9月上旬开始，陆续向以黄安七里坪为中心的地区集中。10月下旬，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二分队从确山县竹沟回到黄安县七里坪，与红二十八军主力会师。至此，红二十八军各部和各地的地方武装、便衣队全部集中完毕，共1800余人。部队集中后，在郑位三等人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了全面的整训。1938年2月中旬，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统一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湘鄂赣边游击区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经过扩大补充后，于1937年10月至11月陆续到达平江嘉义镇集中，共约900多人，统一编为湘鄂赣人民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在集中整训期间，部队又得到扩充。1938年1月，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全团1100余人。
闽东、闽北、闽中、鄂豫边、浙南等其他游击区也在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战合作协议后，陆续下山集中整训，随后都编入新四军。
2.军政训练工作的开展
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下山后，各游击区的共产党组织为了顺利完成下山改编的任务，在红军游击队内部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开展了广泛的政治教育。
下山改编期间，一些红军游击队员对联合抗日这一问题仍未彻底了解，不明白国共合作政策的战略意义。红军游击队员中很多人认为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就是丧失立场。战士们见了国民党军装就一肚子火，思想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有的红军战士说：“‘五角星’同‘十二角星’打了十年仗，现在忽然要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谁愿意呢？！”有的战士气得哭起来，认为这是向敌人投降，怀疑被出卖了。很多红军战士不解：“三年来，是谁逼得我们吃尽千辛万苦？！是谁夺走了我们无数同志的生命？！血都快流成河了！我们看透了敌人的五脏六腑，我们还能跟这样的野兽合作？”“宁可饿死在山上，也决不和那群白狗子合作！”。实际上，这种情绪在游击队员中非常普遍。
针对这些情况，各游击区开展了抗战形势教育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项英、陈毅、曾山、张云逸、黄道、赖传珠等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分析国共合作的意义。许多游击区的党组织还编写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教材，帮助干部和战士理解统一战线政策。许多游击队的负责人还亲自给战士上政治课，讲解国共合作的战略和红军改编的必要性等。与此同时，在各地还广泛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建立了抗日救亡社和抗日宣传队。④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国共合作政策逐渐被红军战士接受和理解。
过去的残酷的斗争，红军游击队只在游击战术上各有特长，对军事普通常识都感不足，所以红军在整训中还深入开展了军事训练。赣粤边游击区在池江的弓里、板棚下驻地开辟了练兵场，鄂豫皖等游击区开设了军事训练班，以提高红军游击队的军事素养和军事技能。
（二）新四军的正式组建
国共两党通过谈判于1937年10月达成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但是，新四军的正式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斗争与较量。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就新四军的编制、经费、领导权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合理合法的斗争。
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前进的曲折过程。总的说来，经历了从保持战略支点坚持原地斗争、怀疑叶挺的任命，到部分改为新四军、考虑让叶挺指挥，再发展为大部改编为新四军、隶属八路军，到最后同意全部改编为新四军，归所在战区司令长官指导，由叶挺指挥4个阶段。
从1937年8月初到10月初这段时期，中共中央的设想是保持南方战略支点，把游击区根据地发展为抗日根据地，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集中。
淞沪战争后，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在商谈南方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时，蒋介石等表示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部队后，其军长必须由国民党选派，其余军官由共产党决定人选。经过双方多番商谈，最后决定由一名无党派人士担任军长。
1937年8月间，周恩来去上海时，偶遇流亡在外10年之久的北伐名将叶挺，谈及由他“编游击队”的设想。叶挺欣然同意。叶挺在广州起义后，因受到不公正指责，愤然出走德国，后在澳门定居。脱离了党组织，成了真正的无党派人士。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满怀爱国热情，来到上海希望再为国效力。他通过陈诚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请缨出山。蒋介石反复考虑，认为叶挺是新四军军长的“不二人选”，因为叶挺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国共两党都易于接受，这样便可排斥共产党的军长人选，由他出面主持游击队改编，国民党不仅可以控制叶挺，而且可以控制这支新编部队。国民党在没有与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于9月28日单方面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名义，经“委员长核准”，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面对国民党这个突然的“决定”，中共中央采取了审慎态度。
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决定，持怀疑态度，认为国民党“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它们（即南方战略支点）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同时为了考察叶挺，中共中央要求“叶挺须来延安，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中共中央认为“南方游击队不宜集中”，张闻天、毛泽东强烈批评项英集中游击队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并要求南委书记张文彬速派人到各地传达党对游击队的改编方针，防止中计。可见，此时中央是反对游击队集中，想保留南方战略支点。
从10月5日到18日，中共中央又拟把部分游击队集中改编为1个军，并考虑让叶挺指挥。在此期间，博古、叶剑英、董必武联名向中央建议：“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他们阐明了南方游击队的客观情况，认为南方各地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区极困难。因为各区实际上无大的根据地，多数系流动之部队，大多数现极分散，一集结则给养无法，继续分散则将消耗力量。”④此时的叶挺积极活动，他在南京与叶剑英及博古接洽，亟待中共中央的答复，同时他也表示“如延安不同意，仍可辞职”。形势的发展极快，中共中央调整思路，于10月15日复电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须在叶挺及国民党同意下列条件下：第一，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第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第三，该二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往他处。10月18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潘汉年，重申10月15日电的立场，并同意“南方游击区由八路军节制”。经多次交涉，何应钦于10月下旬同意发还被扣押的何鸣部人枪，电告福建省政府办理。
抗战形势日益紧急，国民党方面迫切需要共产党方面的军事支持。何应钦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催促游击队改编问题尽快解决。张闻天、毛泽东为了弄清楚情况，进一步解决新四军的具体建制和军长的人选，19日致电博古、叶剑英，要求他们摸清何应钦是否同意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取得何应钦同意）。如能办到，中共中央则同意“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军是可以的”。21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回电：“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叶挺愿来前面陈，已得何同意，约一日后即启程”。
10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游击队改编问题确定了更为具体的方案：
（1）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并坚持此原则，反对全部集中的国民党要求。
（2）留下五分之二改为保安队部分，均须加以政治上整理，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
（3）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
（4）以四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区，均须党中央派人亲去传达，然后集中。
此外，中共中央对叶挺作为军长人选仍然不放心，要求博古、董必武、叶剑英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