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唐朝，不能不捕捉这样一个断面——藩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唐朝特色的历史现象。然而这个现象的褒贬之论，怎样评述呢？是毒瘤还是抵御外敌的堡垒？要辩证地看，更要客观地解读，功过是非都清晰地刻印在历史的碑石上。
“武器”的开发和“武器”的异化
世界上的事物都无法摆脱自身的两面性，藩镇割据也不例外。藩镇是唐玄宗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解决当时社会危机和边疆危机所使用的有效“武器”，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武器”发展到最后却成为颠覆皇权的因素。
应景而生
唐开元天宝年间，迫于当时的边疆形势，设立了缘边节度使。
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的扩张进攻。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唐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十六都督府、七十二州、一百一十县。最后，在显庆五年讨伐百济，总章二年平高丽，达到了颠峰状态。在这段时间，征讨是由行军总管和大总管统领部队临时出征，事毕则解。所以杜佑说“……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缘边都督“其在边疆，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参见《通典·兵典·总序》），和后来的缘边重兵的节度使大不相同。
但是从高宗仪凤年间开始，到景云、开元之际，边疆形势就逐渐发生变化了。唐廷的目的变成了守住开拓的疆土。从七世纪后期，唐廷对吐蕃连续两次惨败，甚至在仪凤三年时大将刘审礼葬身青海，损失怪重。从此时开始才“少发兵募，且以备边”，“且令大将镇抚，蓄养将士”。到了武后时期，狄仁傑更提出“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认为“当今要者，莫若令边城谨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武威”。定远以及东中西受降城都是在此时设防的。在东北方面，由于奚和契丹在679年受到突厥的煽动诱惑，侵袭州县，唐廷于朔方置云中守捉和大同军镇之。特别是自奚和契丹号曰两蕃之后，唐廷多次调发大军与战，却是每战皆北，于是更加紧地方边区的军镇建设。范阳的清来军、威武军以及平卢军都是此时陆续设置的。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唐朝内部宫廷政变此起彼伏，所以对外部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此外，就是都督府州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长足发展，使其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到了玄宗年代正式设立缘边节度使，正是这一形势的延伸。开元之际，大都护府实际上已经被八个节度使所代替，缘边驻扎数十万镇兵。而且由于四面受敌，唐朝开始收缩战线，对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和奚晋封为王并施行和亲政策，以腾出兵力对付西面北面的吐蕃和突厥。
而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到安禄山反叛，便成为唐朝最难堪的时期，与周边各族四面作战：北有突骑驰和阿布思，东北有契丹、奚，西有吐蕃，南有南诏。虽然在唐廷与吐蕃激烈鏖战之秋，曾企图缓和与东北“两蕃”的关系，并于天宝四年（745年）再度“和亲”，但契丹、奚竟杀公主而叛，唐廷始终未能腾出东北这只拳头，相反必须在那里集结大批兵力，屯集巨额军资，故范阳军能冠八镇之首，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其余边疆形势也不乐观，因此自开元以来，戌边军镇日多，这些军镇设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行军留镇，一种是派兵镇守。天宝元年时期，缘边军镇八十余处，以八节度使统之。同时，由于募兵制的抬头，军队素质也随之变化，军队对将领有了更多的依附性。唐初以防丁、行人为主，军城镇戍为辅的防御体系，就是这么逐渐演变，逐渐形成了节度使制度。
这时的节度使，均用忠厚名臣，并且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高者则往往入朝为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郭元振等等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中央对边镇的控制，防止边将拥兵过重，尾大不掉。到了唐玄宗，边镇节度使改为由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逐渐扩大，竟可以与中央相抗衡。
节度使在初期所统领的军队主要还是府兵和兵算等征点制军队，只是当边疆逐渐增设久镇长驻之兵时，它所统领的军队素质才为之一变。但就其权限来说，仍基本上未超过唐初的都督：“都督掌管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府事。”只是节度使作为诸军统帅，所领兵更为众多些罢了，人们往往把节度使兼支度营田使看成是“有其财赋”的证据，实则不然。支度使是管军资粮购的事务官，“凡天下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会计，以长行旨为准”。支度使由节度使兼任时，一般由副使、判官主其事。屯田或营田是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供应问题，“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绝则没屯田，以益军储”。这种办法自汉代已然，不足以说明节度使独立的财政权力，至多只是表明节度使仅仅有权调配本镇的军费开支而已，而军资的支付则必须以中央度支所定“长行旨”为准。这里就出现了采访使这一概念。
采访使全称采访处置使，始置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前身是唐初不时派遣的巡察等使。贞观十五年，分天下为十道，朝廷巡抚使、存抚使的派遣络绎不绝，由于位轻职微，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于是在景云二年（711年），朝廷设置二十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相当于省长的地位，但由于考虑到权柄太重，容易造成太阿倒持的状况，所以这一实行办法还是搁浅了。但是由于领土内人口的急剧增加，所以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关于设立更高一级的地方官又重新被提上了日程，张九龄奏请设立了十五道采访使，朝廷要求采访使“准刺史例入奏”。到开元末年，采访使的权限已经是“许其专停刺史务，废置由己”了。
初期的采访使是没有军队的，政权与军权没有合二为一，一样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天宝年间采访使和节度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常常是一个地区又有节度使又有采访使。但是随着边疆战争剧烈化，多元化指挥难以胜任，于是终于出现了采访使与节度使逐渐归一的状况。
天宝九年，安禄山在已经是平卢节度使加范阳节度使的情况下，兼领河北采访使，终于可以做到一方军政财务自己一把通抓。在安史之乱时期，由于玄宗下令给予各道节度使自调兵食、总管内征发，任免管内官吏等权力，采访使的权限已经被节度使架空。所以在乾元元年（758年）下诏，罢省采访使，改为观察处置使。此后，这个职务例由节度等使兼任，藩镇的军权和行政督察权彻底合而为一。并且边镇节度使改为由少数民族将领担任，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逐渐扩大，竟可以与中央相抗衡，最终形成尾大不掉。
正如后人所说，藩镇既是唐代社会的恩人，又是唐朝皇帝的敌人。藩镇本是唐廷抵御外敌的重装盔甲，没想到却成为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地方藩镇与中央唐廷
唐初期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趋于弱化，地方拥有权力的范围和程度不断增强，形成了唐后期藩镇林立，叛乱频仍的局面，最后演变成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唐代地方分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政区“道”或曰藩镇（方镇）的形成，二是地方权力的扩大。
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本来是州县两级制或郡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以前为州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为郡县两级制），但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凌驾于州郡之上的藩镇，当时的藩镇往往被称为“道”，因此道成为最高一级地方政区实体，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于是由前期的州县两级制变成了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
唐代前期的地方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在人事权方面，不仅州县主要官员由朝廷任免，其他僚佐的任命也一概权在中央，西汉以来通行于魏晋南北朝的僚佐辟署制，在隋文帝时期早已废除，“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有辟署之事”（《文献通考》卷39《选举·辟举》）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唐前期。在财政权方面，由于唐朝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当时财税制度主体的租庸调制，无论是税种、税率，还是征税时间、输纳方式等等，全由中央制定，“国家税收由中央统收统支，地方政府只有依法征税、纳税和输税的义务，没有制税的权力和擅自支用国家税收的权力”（李治安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第40页）。在军事权方面，除了纳入地方政区序列的都督府、都护府具有一定权力外，地方在平时既无统兵权，也无调兵权，根本就没有置兵权。
到了唐后期，地方权力与前期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在人事权方面，且不说割据型藩镇“文武将吏，擅自署置”，即使非割据型的一般藩镇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空间。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在西幸途中曾下令“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218），“任自简择”官属和郡县官虽是战争期间赋予地方节度使的临时权力，但实质上这种权力在战后仍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藩镇节帅不但可以辟署幕僚，也可以通过差遣的形式任命管下州县的官吏，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6《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就称泽潞镇“缘地贫俸薄，无人情愿，多是假摄”。潞磁等四州的县令和录事参军“多是假摄”就是差遣，而且“以前并是积久之弊”，说明相沿已久。唐后期藩镇人事权的扩张于此可见一斑。
在财政权方面，唐前期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也被打破，地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赋税分割权。建中元年（780年）实行的两税法，以大历十四年（779年）为基准，确定各州府征税总数以及送使、留州的数量。至元和年间，唐宪宗“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新唐书·食货志二》），标志着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分割两税和中央对两税收支实行定额管理的新体制的全面建立。
至于军事权方面，唐后期的藩镇，无论是拥兵一方军政自专的割据型藩镇，还是以向朝廷提供财源为主的财源型藩镇，或者是以防止边地少数民族骚扰为主要任务的御边型藩镇，以及以牵制对付割据藩镇为目标的防遏型藩镇，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有学者统计，唐后期全国军队近百万，藩镇军约占其中的80％，是当时武装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藩镇的军事权构成了唐后期地方权力最鲜明的特色。
当然，唐后期地方权力的扩大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即便如此，从以上所述也足以看出在中央集权衰弱的同时，地方拥有越来越广泛的权力，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这样说，地方分权化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运动的基本趋势。
汉唐两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不同路径，对我们思考地方权力在两朝盛世形成、持续中所起的作用极富启发意义。我们知道，西汉盛世的顶峰是汉武帝时期，但被后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盛世局面，就主要出现在作为西汉盛世组成部分的“文景之治”时期以及汉武帝即位的初期，而此一阶段恰值汉代地方权力最为活跃和比较活跃的时期。我们还知道，唐王朝盛世的顶峰是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导致由盛转衰，但唐王朝经济活跃、文化昌明、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和世界仰慕之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了百年之久（直到黄巢起义以后才彻底衰弱），而此一阶段正是地方权力扩大而尚未失控的时期。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汉初地方分权曾经导致地方割据势力扩大、引发吴楚七国之乱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经济活跃带动整体经济繁荣，推动汉武帝鼎盛局面出现等积极作用的一面；既要看到唐后期地方分权化趋势最终造成了藩镇林立、叛乱频仍、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权力扩大曾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支撑中央权力、延续盛唐文明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你方唱罢我登场
安史之乱后，藩镇间攻伐不休，利益场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谁都想独领风骚。各股藩镇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勾心斗角，用尽了浑身解数。肃宗基本收复河山后，又把河北之地分别交给将帅治理，从此又埋下新的祸根。
军势中的变脸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
在唐后期的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各镇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维护，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唯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唯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唯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