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一直是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个前沿课题，它是文化研究的无法回避的语境，也是文化研究有心深入探讨的现实问题。全球化不仅吸引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的注意力，同时也引起了专事政治学及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的注意。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辐射性效应如此之广阔，因此它也引起了各相关人文学科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就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来看，这里再一次显示了文化研究相通于其他各个学科的“互文性”。毫无疑问，全球化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内，或者更确切地说，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从萌芽时的原始积累到自身的发展，再到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和殖民，实际上所经历的全过程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终于达到了高涨期，其标志是：一方面资本主义进入了晚期阶段，各种内外在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前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世界的多极强力统治终于演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单极霸权统治，因而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在不少人看来，实际上预示着某种程度上的美国化。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是否必然导致，或者说它是如何导致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这是本章将要讨论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全球化
从理论上最早探讨全球化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们的论述奠定了当今全球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仍在密切地结合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这一现象进行着深入的研究，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建立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理论，我们有必要在此充分强调，从事全球化研究，必须从细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开始，据此我们才有可能结合当代的具体实践提出自己的创新性见解。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个一直在缓慢发展的全球化过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在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历史演变后，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有着全球性影响的客观现象：全球化从经济领域波及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并日益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研究。既然全球化是来自西方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批判。对于全球化这一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重视的，但他们往往只看到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积极后果，却忽视了其消极的负面影响；或者干脆连其积极的意义也全然予以否定。因此他们对全球化的推进和欢呼也好，或者反对和批判也好，都也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当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重读《共产党宣言》时，我们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全球化过程的两个层面。早在1848年，当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并处于发展期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窥见了其中隐含着的种种矛盾，并且颇有远见地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虽然东西方的全球化研究者都在不同的场合引用过这段文字，但我们此时再加以细读便不难看出，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确实曾在西方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亦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规划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6-30页。
界的文学“的现象，这实际上也预示了文化上出现全球化趋势的可能性。对于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学界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不争之实，例如英语的普及、麦当劳餐馆在全世界的落户和变形、美国好莱坞影片对另一些弱小民族文化和电影的冲击、大众传媒及国际互联网的无所不及之影响，等等。这一切事实都说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向我们逼近，它迫使我们思考出某种积极的对策。反之，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向只表明一种趋同的倾向，而忽视其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共产党宣言》上述引文中有一个关键词：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众所周知，”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先是由歌德于1827年正式提出的，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对文化知识生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世界文学“概念。这对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的诞生，和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对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我们将作何解释呢？我们认为，从文化差异和多元发展走向这一辩证的观点来看，这种”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在一种大的宏观的、国际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种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风格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先进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
由此可见，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应当是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对于这后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先的殖民地文化渗透到宗主国，并对之进行解构的过程见出例证。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曾有过的西进，例如中国餐馆和饮食文化在全世界的风行，以及中国的针灸、中医以及武术在西方所引起的兴趣，亦可说明这一点。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的另一极致：从东方到西方，从边缘到中心。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更是日益明显。所以，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应当说，首先，它确实已经发生；其次，它并不可怕，因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全球化不可能不受到另一种势力--文化本土化的抵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或者说是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发展趋向。
基于这一立场，我们可以来对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全球化现象的实质，展开分析批判。
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
议及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他看来，辩证地说，全球化创造了不同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诸如不同的身份、社会关系乃至不同的机构之间的联系等等，而这些联系又必须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考察。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地遮盖并传达了文化的或经济的意义。
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显然，从信息和文化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全球化问题，是詹姆逊由他的后现代文化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面，因为信息的无所不及和理论的旅行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在詹姆逊看来，一个明显的途径就是，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出和输入。这无疑是一个商业的问题；但它同时也预示了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很难在以往发展缓慢的时代设想到的浓缩空间里，所进行的接触和相互渗透。换言之，在新的形势下考察全球化的文化方面，要着眼于信息的流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这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的重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全球化也并非能够畅通无阻地不受任何形式的制约。这一现象一经出现，就立即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本土化以及各种形式的种族族群和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化上，亦即我们经常提及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FredricJameson，”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a PhilosophicalIssue“，in Jameson and Miyaoshi，eds．，TheCulturesof Globalization，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55．义。这两种思潮，都是与我们这个开放的文化研究视野不相契合的。与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宽容态度不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则对之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上的一个后果就是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滥用，结果导致了当代社会人人都在谈论”文化“，而且津津乐道于此。他不无尖刻地指出，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的文化主义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
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感情，关系，记忆，归属，情感完善，智力享受：这些均更为接近我们大多数人，并用以换来安逸或政治契约。但是自然将始终优越于文化，这是一个被人们称作死亡的现象，不管多么神经质地热衷于自我创造的社会都毫无保留地试图否定这一点。文化也总是可以十分接近舒适安逸。如果我们不将其置于一个启蒙的政治语境中的话，它的亲和性就有可能发展为病态和迷狂状态，因为这一语境能够以更为抽象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为慷慨大度的从属关系来孕育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
伊格尔顿这段措辞强烈的批判性言辞近乎偏激，但却从另一个方面，流露出对全球化时代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无限扩张的担忧。他在从事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同时，仍在相当的程度上坚持精英文学的审美方向，亦即他所谓的“审美意识形态“（ideologyoftheaesthetic）。
毫无疑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伊格尔顿是迄今对全球化及其在文化上的反映--后现代主义持最强烈批判的一位文学理论家，他的这种强烈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代特里·伊格尔顿参见伊格尔顿：《文化之战》，中译文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2-153页。
表了相当一部分精英文学研究者在大众文化的挑战面前，仍然坚持文学本位的精英立场。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也相当关注全球化现象，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文字，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他那本广被人引用和讨论的专题研究文集《文化的定位》（1994）。巴巴作为一位有着第三世界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西方学者，所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容忍全球化所可能导致的文化上的单一性和趋同性。他的一个实际策略就是提出”混杂性“（hybridity）或“混杂化”，以此来对抗“同质性“或”同质化“。在这本书中的一篇论文中，巴巴就目前文化研究界普遍关注的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性和多样性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他也和大多数研究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学者一样，并不赞成文化上出现的单一性和趋同性，而从后殖民理论的解构和对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视角出发，更加强调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他认为这种差异性正是后殖民语境下文化翻译的一个重要成果。如他所言：
文化多样性是一个认识论的对象，即文化作为经验知识的客体，而文化差异则是把文化当做“知识的“、权威的加以表述的过程，它完全可用于文化认同体系的建构……文化多样性同样也是一种表达整体文化分离的激进修辞的表现……文化多样性在某些早期结构主义人类学描述那里，甚至可以作为一个表述体系和文化符号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