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明朝灭亡，然而，一切并未就此结束，相反，随着亡国，贰臣、遗民、降将、叛徒、败类等众生相浮现出来，这形形色色的人们，成为大明帝国最后的风景。
贰臣：失守的人生策略
清兵入关，势如破竹，眼看就要打到南京城了，此时此刻，尚留在南京城内的明朝大臣们，大体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抵抗而死，二是逃命而生，三是出降而荣。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曾力劝钱以身殉国，钱也同意了，大张旗鼓地对外声明后，率家人故旧载酒常熟尚湖，声言欲效法屈原，投水自尽。
可是，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凝视着西山风景，探手摸了摸湖水，说：“水太凉了，怎么办呢？”终于没有投湖。反倒是柳如是奋身跳入水中，不惜一死，后被人救起。
贪生怕死，一朝为贰臣
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钱谦益可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他还因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文坛巨擘，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德高望重。在众人眼里，只要明朝一亡，钱谦益不是抵抗而死，就是毅然殉国。
可是大伙儿把他看错了，他竟然连个昔日倚门卖笑的歌妓都不如，人家柳如是还真跳到水里。退一步说，人各有志，你不愿意殉国而死，别人也不能强迫你，但不要先说大话，否则覆水难收，一旦食言，是很尴尬的。
即便原来你确实是准备死的，临时突然变卦，也可以找点能略略站得住脚的借口。
不肯殉国也就罢了，那就当个隐士，也算是保住了晚节，可他却不甘寂寞，不仅主动出城投降，给朋友写信劝降，还带头剃头示众，“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人矣！”
他就这样拼命讨好，清廷也没把他当回事，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的小官做。时人讥讽他是“两朝领袖”，乾隆更看不起他，专门写了一首五律羞辱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钱谦益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只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看，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黄宗羲说他“四海宗盟五十年”。郑方坤说“本朝（清朝）诗人辈出，要无能出其范围。”一个从明朝遗落下来的钱谦益，就把清朝诗坛文坛风光占尽。
如果从性情、为人方面来说，钱谦益其实挺可爱的。为了大张旗鼓地迎娶柳如是，他忍痛把自己珍如拱璧的宋刻《汉书》出售，不仅置办了婚礼，还修建了江南藏书最丰富的绛云楼，和柳如是在里面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他和柳如是还乐于成人之美，一起努力帮助冒辟疆与董小宛结合，留下了许多佳话。这样的钱谦益，绝非那些一本正经面目可憎的腐儒卫道士所能比。
也许钱谦益性格中确实缺少刚烈的一面，所以在清军南下时他做出了率先迎降的丑剧，留下了千古骂名。但钱谦益仅任伪职半年，就以老病为借口回乡了。
屈指数来，明末的几个著名降臣，都够窝囊的，名声不好，下场更惨。吴三桂反复无常，兵败身亡，还落了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千秋骂名；洪承畴尽管为清兵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列入“贰臣录”，妻子出家为尼，老母、弟弟一家老小均因他投敌而与他断绝关系；钱谦益更是身败名裂，也没换来高官厚禄。
真正开始咒骂钱谦益，是钱氏死后多年的乾隆朝。乾隆皇帝在谕旨中怒不可遏，不顾身份破口大骂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于是钱谦益的著作遭到销毁，名字被列入《贰臣传》乙编。天下骂钱谦益之风蔚然而起。关于钱氏如何降清，如何剃发的丑态传闻应运而起。数百年来，钱谦益的汉奸形象几与小丑无异。
其实，当时的许多明遗民并不是这样看钱谦益的。黄宗羲、归庄、屈大均、吕留良等都与钱谦益往来唱和。如果钱谦益真的那么不堪，他们会在明亡后结交他吗？
迷途知返，贰臣变义士
钱谦益回乡后，其实一直在进行秘密的抗清活动。他大力资助和支持江阴志士黄毓祺、姚志卓抗清。事情败露后，清军冲进钱宅把钱谦益用铁链系走，押往南京。当时柳如是正卧病在床，惊起后冒死从行。钱谦益被关进监狱，柳如是“誓上疏代死，否则从死”。后来经过多方营救，钱谦益终于获救。经过这次生死考验，柳如是不再被看做妾，而直接被他称为贤妻。有人说，清军南下时，柳如是要求钱谦益和她一起跳水自杀，钱谦益借口水冷不跳，柳如是干吗不离开他？这就是答案。
钱谦益从鬼门关上逃回来后，反清复明的念头依然没有断绝。他的学生瞿式耜拥南明桂王辗转南疆。钱谦益千方百计和他们取得联系，带去密信，为之策划。瞿式耜《报中兴机会疏》中也有记载。后来桂林城破，瞿式耜慷慨赴死。钱谦益闻信后痛哭不已，不顾危险写下了长诗《哭稼轩（瞿式耜的号）留守相公一百十韵》，字字泪，句句血，是清诗中的“绝可传”者。
最能反映钱谦益抗清意志的莫过于他多次往返浙江一带，游说清将马进宝反清了。在清廷天下已定的雍正时期，湖南文人曾静等跑到四川游说岳钟琪反清，事泄后这些勇敢地与虎谋皮的文人们最终一个都没有幸免。在钱谦益的时代，正是满汉矛盾最尖锐的时期，钱谦益竟然要游说清将谋反，而且前后去了几次，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不是没有犹豫，不是没有胆怯，但钱谦益还是去了。只是马进宝首鼠两端，不能倚重，面对钱谦益，他装聋作哑，虚与委蛇。长年的世事练达也使钱谦益老奸巨滑，他察言观色，循循善诱，虽然未能策反成功，但毕竟全身而退。
郑成功入长江进攻南京，钱谦益积极为之策划接应。前期形势大好时，他写了振奋人心的“金陵秋兴”，大喊“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然而最后功败垂成，钱谦益又写下了悲凉伤心的“后秋兴”组诗，“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这期间柳如是捐尽了自己的钗珥珠玉，钱谦益甚至想随郑成功入海抗清，此时他白发皤然，年已八旬了！这一对老夫少妻，这一对患难夫妻，为何三百年来所得到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呢？钱谦益性格中诚然有很多懦弱、圆滑的成分，但他后来也确实为民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什么依然骂名不断，依然恶评如潮，依然有那么多人跟着乾隆皇帝咒骂他？为什么就不能想象他的悲哀，他的挣扎：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在明清易代之际，钱谦益的处境甚为尴尬。人们指责他，因为他先仕明，后仕清，是个大节有亏的“贰臣”。人们又不能不赞誉他，作为诗人，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作为文章家，钱谦益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宗羲说他“主文章坛坫者五十年”；顾炎武也推其为一代“宗主”。细细体味，将他置于这进退两难境地的，不过是一个“仕”字而已。
才华横溢的钱谦益坦言：“我本爱官人”。还算顺利，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授编修。可是在这之后，命运好像总在捉弄他，一次次地把他抛到政治的圈外。从他首次入仕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更不必谈会有什么政绩了。
其实，他虽有才华，却天真浪漫没有城府，对于官场风云的瞬息万变穷于应付，文人的头脑又没有能力抵御猛力的政治浪潮。如果当时他能激流勇退，专心于自己的学问，定能开拓出另一番天地。但他在政治上太热衷、太好胜逞强，不甘心就此作罢，反而在“仕”的旋涡中愈陷愈深，终日栖栖惶惶，营营役役，继续寻找复出的机遇和门径。
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似乎给他带来了曙光。为了入朝执政，在正义与邪恶进行激烈较量的关键时刻，作为东林领袖的钱谦益竟然表现出了可鄙的软弱，他居然上疏，称颂大奸臣马士英的拥立之功，为阮大铖鸣冤。他就是这样轻易地背弃了自己的过去，向恶势力妥协投降，逢迎谄事，成为一个“进退失据”、匪夷所思的人物。
更为士人所不齿且难于理解的是，在短促的弘光政权灭亡后，他很快又投降仕清。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自由的有着独立精神的思想者，“士子”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操守的根本在于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住对统治阶级和一切统治文化思想的有距离批判。
单凭才华的知识分子是管不了天下之事的，他们往往会成为当权者手中的一个小小的棋子。清乾隆帝就曾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投降派，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厚颜无耻的变节者。按理说，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显进显退，遭受了如此之多的磨难、非议，他自应幡然省悟。但“学而优则仕”这一士大夫阶层的人生理想依然如影随形、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他的灵魂深处。虽然他失节之后忍辱偷生，惶恐不安；虽然他内心深处对身仕二朝感到屈辱，他最终仍寄希望于儿子：“还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因为读书做官，博取功名，光耀门楣，实为那个时代文人们的唯一晋身之阶。钱谦益始终无法摆脱它的束缚，可悲可叹。他因“学优”而热衷入仕，终其一生，为仕途所累竟至死不悟，最后，在仕途上并未留下什么显赫的政绩，反倒自贻伊戚，徒招耻笑和讥讽，由“文坛领袖”变成“贰臣之首”。
在他去世那一年（康熙三年）的夏天，钱谦益卧病不起，而丧葬费用尚无着落，恰好盐台顾某来求文三篇，答应给润笔一千两白银。此时，钱谦益已无力为文只好求来访的黄梨洲（宗羲）代笔。黄宗羲略显推辞之色，无奈之下，钱谦益不得已才将黄反锁于书房之内，逼迫黄宗羲连夜写完了三篇文章，这才解决了丧葬费用。
黄宗羲《南雷诗历·八哀诗（之五）》写道：“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他临死前还呼喊着“当初不死在乙酉日，现在不是太晚了吗？”
因怯懦和一时的动摇（水太冷）而变成千夫所指的贰臣，这可能是他当初进入官场时所始料不及的。
遗民：最强势的弱势群体
在明朝灭亡之后，有一个词变得响亮起来，那就是“遗民”。
什么叫遗民？说得简单一些，遗民，就是那些在旧王朝灭亡之后，不肯和新王朝合作的人。
表面上看来，遗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没有武装，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更没有权力。然而，他们却是一个强势的群体，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一生为之奔走。
明末有一批著名的遗民，比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的遗民，顾炎武的同乡归庄身上，最能体现遗民这种“最强势的弱势群体”特色。
改朝换代：遗民的节义观
归庄（1613—1673），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入清后更名祚明。江苏昆山人，归有光曾孙。性嗜酒，长于草书，更精墨竹，工诗文。为人豪迈尚气节，世目为狂生，曾有“归奇顾怪”之称。早年读书求仕，清军南下后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佯狂终生”。
归庄于明亡后选择了“佯狂终生”，即一种入世与出世的奇特组合，一个似出实入的生存状态。他的出世，是不仕，不与朝廷建立官方联系，政治上不谋立功。顺治二年，归庄“始不应试，不为诗文”。四十几岁时，归被提学给事中请旌给扁，他婉言拒绝了。这表明他已断绝了入仕之念。
他更主要的方面在于入。早年积极谋立功名，参加科举应试，加入复社，为乡民募建桥款。国难时毅然投入抗清活动，昆山被围时极其英勇。清兵南下后，归家三世七人亡故，其友人中亦多人罹难，国祸家难深重。而归庄并未一死了之，而是在痛苦的反思后将立德立言作为己任。他南渡钱塘江，北涉江淮，筹印太仆文集，筑屋先人墓旁，潜心向学。其佯狂的背后实为一颗积极入世之心。
谈到易代士人的生存方式，节义必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核心范畴。在最极端的选择，即生与死上，当时士人的普遍观点是否如“不能死节，靦颜苟活”、“恨其不能死”般的严苛，我以为值得商榷。
在《徐克勤先生七十寿序》中，对于曾发誓以死报国，后贬居乡里的徐先生，归庄以为“先生以微官里居，义可以不死，至今敛迹海滨……即全其天年，以无愧于亡友也”，他对徐的不死并无咎言。而这位徐先生，当初只是因为其赴任地“地方之艰危，前令之受祸”、“丑地危时，不可测也”，所以才会有“誓不反顾，以死报国”之语；而当其被免官隐居，即脱离了不得不死的具体环境后，遂于家乡“全其天年”。
归庄自己也多次谈到生死的问题。在《断发三首》中，他说“所恨身多累，欲死更中止。高堂两白头，三男今独子，我复不反顾，残年安所倚？”如果说家难后因奉老尽孝而不能死的话；在安葬父母后，归庄又当何以自处呢？
他在《闻诅》中写道，“顾自二十年来，家祸惨痛宜得死，穷恶宜得死，举动鲁莽宜得死，文笔不慎宜得死，”“夫以数宜死而幸不死，何以得此哉？盖祖宗庇之，天赦之。”说的慷慨气壮，非但不讳言死，而且坦然言不死，时人对殉节与否的生死观由此也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对于普通群体而言，生死的选择更多的是取决于具体环境而非来自上层话语的死节标准。他们更看重的也许是生的现实努力而非死节的象征意义。事实上选择死的也确是少数，除去那些为势所迫不得不死的，多数人选择了生。既生存，便要有其价值证明生存依据。
当时的普遍观念，尤其是中下层士人的主流意识仍偏向于生，甚至可以说时论对于生死的舆论还较为温和。
易代之际，相对来说，士人的处境较为艰难，生存空间也极狭窄。但也恰因如此，他们反而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生存方式，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士人的生存选择。
他们如何看待投降者
变节、仕清一向被认为是极敏感的话题，因其关乎知识分子的气节，民族精神的高尚性问题。此种有意无意的顾虑，某些时候可能有碍于历史真相的读解。
钱谦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归庄如何看他呢？照常理，以归之性格、气节，当不屑与钱来往，更别说深交了。
但事实上，在归的生活中，顾是执友，钱是良师，两人对其影响极大。归自始至终对钱尊敬备至，感激有加。在无钱安葬家人时求助于钱，在顾炎武入狱时想到的亦是钱，可见顾在其心目中之地位。一向以气节著称的归庄何以“委身”拜于变节者门下，且与之交好终生不渝？这在今人看来极反常之事在当时会不会是极自然普通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