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明朝灭亡,然而,一切并未就此结束,相反,随着亡国,贰臣、遗民、降将、叛徒、败类等众生相浮现出来,这形形色色的人们,成为大明帝国最后的风景。
贰臣:失守的人生策略
清兵入关,势如破竹,眼看就要打到南京城了,此时此刻,尚留在南京城内的明朝大臣们,大体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抵抗而死,二是逃命而生,三是出降而荣。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曾力劝钱以身殉国,钱也同意了,大张旗鼓地对外声明后,率家人故旧载酒常熟尚湖,声言欲效法屈原,投水自尽。
可是,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凝视着西山风景,探手摸了摸湖水,说:“水太凉了,怎么办呢?”终于没有投湖。反倒是柳如是奋身跳入水中,不惜一死,后被人救起。
贪生怕死,一朝为贰臣
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钱谦益可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他还因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文坛巨擘,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德高望重。在众人眼里,只要明朝一亡,钱谦益不是抵抗而死,就是毅然殉国。
可是大伙儿把他看错了,他竟然连个昔日倚门卖笑的歌妓都不如,人家柳如是还真跳到水里。退一步说,人各有志,你不愿意殉国而死,别人也不能强迫你,但不要先说大话,否则覆水难收,一旦食言,是很尴尬的。
即便原来你确实是准备死的,临时突然变卦,也可以找点能略略站得住脚的借口。
不肯殉国也就罢了,那就当个隐士,也算是保住了晚节,可他却不甘寂寞,不仅主动出城投降,给朋友写信劝降,还带头剃头示众,“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人矣!”
他就这样拼命讨好,清廷也没把他当回事,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的小官做。时人讥讽他是“两朝领袖”,乾隆更看不起他,专门写了一首五律羞辱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钱谦益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只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看,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黄宗羲说他“四海宗盟五十年”。郑方坤说“本朝(清朝)诗人辈出,要无能出其范围。”一个从明朝遗落下来的钱谦益,就把清朝诗坛文坛风光占尽。
如果从性情、为人方面来说,钱谦益其实挺可爱的。为了大张旗鼓地迎娶柳如是,他忍痛把自己珍如拱璧的宋刻《汉书》出售,不仅置办了婚礼,还修建了江南藏书最丰富的绛云楼,和柳如是在里面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他和柳如是还乐于成人之美,一起努力帮助冒辟疆与董小宛结合,留下了许多佳话。这样的钱谦益,绝非那些一本正经面目可憎的腐儒卫道士所能比。
也许钱谦益性格中确实缺少刚烈的一面,所以在清军南下时他做出了率先迎降的丑剧,留下了千古骂名。但钱谦益仅任伪职半年,就以老病为借口回乡了。
屈指数来,明末的几个著名降臣,都够窝囊的,名声不好,下场更惨。吴三桂反复无常,兵败身亡,还落了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千秋骂名;洪承畴尽管为清兵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列入“贰臣录”,妻子出家为尼,老母、弟弟一家老小均因他投敌而与他断绝关系;钱谦益更是身败名裂,也没换来高官厚禄。
真正开始咒骂钱谦益,是钱氏死后多年的乾隆朝。乾隆皇帝在谕旨中怒不可遏,不顾身份破口大骂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于是钱谦益的著作遭到销毁,名字被列入《贰臣传》乙编。天下骂钱谦益之风蔚然而起。关于钱氏如何降清,如何剃发的丑态传闻应运而起。数百年来,钱谦益的汉奸形象几与小丑无异。
其实,当时的许多明遗民并不是这样看钱谦益的。黄宗羲、归庄、屈大均、吕留良等都与钱谦益往来唱和。如果钱谦益真的那么不堪,他们会在明亡后结交他吗?
迷途知返,贰臣变义士
钱谦益回乡后,其实一直在进行秘密的抗清活动。他大力资助和支持江阴志士黄毓祺、姚志卓抗清。事情败露后,清军冲进钱宅把钱谦益用铁链系走,押往南京。当时柳如是正卧病在床,惊起后冒死从行。钱谦益被关进监狱,柳如是“誓上疏代死,否则从死”。后来经过多方营救,钱谦益终于获救。经过这次生死考验,柳如是不再被看做妾,而直接被他称为贤妻。有人说,清军南下时,柳如是要求钱谦益和她一起跳水自杀,钱谦益借口水冷不跳,柳如是干吗不离开他?这就是答案。
钱谦益从鬼门关上逃回来后,反清复明的念头依然没有断绝。他的学生瞿式耜拥南明桂王辗转南疆。钱谦益千方百计和他们取得联系,带去密信,为之策划。瞿式耜《报中兴机会疏》中也有记载。后来桂林城破,瞿式耜慷慨赴死。钱谦益闻信后痛哭不已,不顾危险写下了长诗《哭稼轩(瞿式耜的号)留守相公一百十韵》,字字泪,句句血,是清诗中的“绝可传”者。
最能反映钱谦益抗清意志的莫过于他多次往返浙江一带,游说清将马进宝反清了。在清廷天下已定的雍正时期,湖南文人曾静等跑到四川游说岳钟琪反清,事泄后这些勇敢地与虎谋皮的文人们最终一个都没有幸免。在钱谦益的时代,正是满汉矛盾最尖锐的时期,钱谦益竟然要游说清将谋反,而且前后去了几次,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不是没有犹豫,不是没有胆怯,但钱谦益还是去了。只是马进宝首鼠两端,不能倚重,面对钱谦益,他装聋作哑,虚与委蛇。长年的世事练达也使钱谦益老奸巨滑,他察言观色,循循善诱,虽然未能策反成功,但毕竟全身而退。
郑成功入长江进攻南京,钱谦益积极为之策划接应。前期形势大好时,他写了振奋人心的“金陵秋兴”,大喊“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然而最后功败垂成,钱谦益又写下了悲凉伤心的“后秋兴”组诗,“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这期间柳如是捐尽了自己的钗珥珠玉,钱谦益甚至想随郑成功入海抗清,此时他白发皤然,年已八旬了!这一对老夫少妻,这一对患难夫妻,为何三百年来所得到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呢?钱谦益性格中诚然有很多懦弱、圆滑的成分,但他后来也确实为民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什么依然骂名不断,依然恶评如潮,依然有那么多人跟着乾隆皇帝咒骂他?为什么就不能想象他的悲哀,他的挣扎: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在明清易代之际,钱谦益的处境甚为尴尬。人们指责他,因为他先仕明,后仕清,是个大节有亏的“贰臣”。人们又不能不赞誉他,作为诗人,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作为文章家,钱谦益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宗羲说他“主文章坛坫者五十年”;顾炎武也推其为一代“宗主”。细细体味,将他置于这进退两难境地的,不过是一个“仕”字而已。
才华横溢的钱谦益坦言:“我本爱官人”。还算顺利,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授编修。可是在这之后,命运好像总在捉弄他,一次次地把他抛到政治的圈外。从他首次入仕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更不必谈会有什么政绩了。
其实,他虽有才华,却天真浪漫没有城府,对于官场风云的瞬息万变穷于应付,文人的头脑又没有能力抵御猛力的政治浪潮。如果当时他能激流勇退,专心于自己的学问,定能开拓出另一番天地。但他在政治上太热衷、太好胜逞强,不甘心就此作罢,反而在“仕”的旋涡中愈陷愈深,终日栖栖惶惶,营营役役,继续寻找复出的机遇和门径。
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似乎给他带来了曙光。为了入朝执政,在正义与邪恶进行激烈较量的关键时刻,作为东林领袖的钱谦益竟然表现出了可鄙的软弱,他居然上疏,称颂大奸臣马士英的拥立之功,为阮大铖鸣冤。他就是这样轻易地背弃了自己的过去,向恶势力妥协投降,逢迎谄事,成为一个“进退失据”、匪夷所思的人物。
更为士人所不齿且难于理解的是,在短促的弘光政权灭亡后,他很快又投降仕清。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自由的有着独立精神的思想者,“士子”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操守的根本在于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住对统治阶级和一切统治文化思想的有距离批判。
单凭才华的知识分子是管不了天下之事的,他们往往会成为当权者手中的一个小小的棋子。清乾隆帝就曾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投降派,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厚颜无耻的变节者。按理说,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显进显退,遭受了如此之多的磨难、非议,他自应幡然省悟。但“学而优则仕”这一士大夫阶层的人生理想依然如影随形、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他的灵魂深处。虽然他失节之后忍辱偷生,惶恐不安;虽然他内心深处对身仕二朝感到屈辱,他最终仍寄希望于儿子:“还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因为读书做官,博取功名,光耀门楣,实为那个时代文人们的唯一晋身之阶。钱谦益始终无法摆脱它的束缚,可悲可叹。他因“学优”而热衷入仕,终其一生,为仕途所累竟至死不悟,最后,在仕途上并未留下什么显赫的政绩,反倒自贻伊戚,徒招耻笑和讥讽,由“文坛领袖”变成“贰臣之首”。
在他去世那一年(康熙三年)的夏天,钱谦益卧病不起,而丧葬费用尚无着落,恰好盐台顾某来求文三篇,答应给润笔一千两白银。此时,钱谦益已无力为文只好求来访的黄梨洲(宗羲)代笔。黄宗羲略显推辞之色,无奈之下,钱谦益不得已才将黄反锁于书房之内,逼迫黄宗羲连夜写完了三篇文章,这才解决了丧葬费用。
黄宗羲《南雷诗历·八哀诗(之五)》写道:“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他临死前还呼喊着“当初不死在乙酉日,现在不是太晚了吗?”
因怯懦和一时的动摇(水太冷)而变成千夫所指的贰臣,这可能是他当初进入官场时所始料不及的。
遗民:最强势的弱势群体
在明朝灭亡之后,有一个词变得响亮起来,那就是“遗民”。
什么叫遗民?说得简单一些,遗民,就是那些在旧王朝灭亡之后,不肯和新王朝合作的人。
表面上看来,遗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没有武装,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更没有权力。然而,他们却是一个强势的群体,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一生为之奔走。
明末有一批著名的遗民,比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的遗民,顾炎武的同乡归庄身上,最能体现遗民这种“最强势的弱势群体”特色。
改朝换代:遗民的节义观
归庄(1613—1673),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入清后更名祚明。江苏昆山人,归有光曾孙。性嗜酒,长于草书,更精墨竹,工诗文。为人豪迈尚气节,世目为狂生,曾有“归奇顾怪”之称。早年读书求仕,清军南下后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佯狂终生”。
归庄于明亡后选择了“佯狂终生”,即一种入世与出世的奇特组合,一个似出实入的生存状态。他的出世,是不仕,不与朝廷建立官方联系,政治上不谋立功。顺治二年,归庄“始不应试,不为诗文”。四十几岁时,归被提学给事中请旌给扁,他婉言拒绝了。这表明他已断绝了入仕之念。
他更主要的方面在于入。早年积极谋立功名,参加科举应试,加入复社,为乡民募建桥款。国难时毅然投入抗清活动,昆山被围时极其英勇。清兵南下后,归家三世七人亡故,其友人中亦多人罹难,国祸家难深重。而归庄并未一死了之,而是在痛苦的反思后将立德立言作为己任。他南渡钱塘江,北涉江淮,筹印太仆文集,筑屋先人墓旁,潜心向学。其佯狂的背后实为一颗积极入世之心。
谈到易代士人的生存方式,节义必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核心范畴。在最极端的选择,即生与死上,当时士人的普遍观点是否如“不能死节,靦颜苟活”、“恨其不能死”般的严苛,我以为值得商榷。
在《徐克勤先生七十寿序》中,对于曾发誓以死报国,后贬居乡里的徐先生,归庄以为“先生以微官里居,义可以不死,至今敛迹海滨……即全其天年,以无愧于亡友也”,他对徐的不死并无咎言。而这位徐先生,当初只是因为其赴任地“地方之艰危,前令之受祸”、“丑地危时,不可测也”,所以才会有“誓不反顾,以死报国”之语;而当其被免官隐居,即脱离了不得不死的具体环境后,遂于家乡“全其天年”。
归庄自己也多次谈到生死的问题。在《断发三首》中,他说“所恨身多累,欲死更中止。高堂两白头,三男今独子,我复不反顾,残年安所倚?”如果说家难后因奉老尽孝而不能死的话;在安葬父母后,归庄又当何以自处呢?
他在《闻诅》中写道,“顾自二十年来,家祸惨痛宜得死,穷恶宜得死,举动鲁莽宜得死,文笔不慎宜得死,”“夫以数宜死而幸不死,何以得此哉?盖祖宗庇之,天赦之。”说的慷慨气壮,非但不讳言死,而且坦然言不死,时人对殉节与否的生死观由此也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对于普通群体而言,生死的选择更多的是取决于具体环境而非来自上层话语的死节标准。他们更看重的也许是生的现实努力而非死节的象征意义。事实上选择死的也确是少数,除去那些为势所迫不得不死的,多数人选择了生。既生存,便要有其价值证明生存依据。
当时的普遍观念,尤其是中下层士人的主流意识仍偏向于生,甚至可以说时论对于生死的舆论还较为温和。
易代之际,相对来说,士人的处境较为艰难,生存空间也极狭窄。但也恰因如此,他们反而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生存方式,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士人的生存选择。
他们如何看待投降者
变节、仕清一向被认为是极敏感的话题,因其关乎知识分子的气节,民族精神的高尚性问题。此种有意无意的顾虑,某些时候可能有碍于历史真相的读解。
钱谦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归庄如何看他呢?照常理,以归之性格、气节,当不屑与钱来往,更别说深交了。
但事实上,在归的生活中,顾是执友,钱是良师,两人对其影响极大。归自始至终对钱尊敬备至,感激有加。在无钱安葬家人时求助于钱,在顾炎武入狱时想到的亦是钱,可见顾在其心目中之地位。一向以气节著称的归庄何以“委身”拜于变节者门下,且与之交好终生不渝?这在今人看来极反常之事在当时会不会是极自然普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