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东西（北齐与北周）、南北尚处于对立的时期。一方面，地方不能没有军队，另一方面，地方军将手中又不能有太多的军队，否则会对朝廷造成威胁。于是，北周政权为加强对军队的控驭，通过多建行政单元，缩小行政区域的方法，达到削弱地方军府，对抗朝廷的目的。北周政权建立后，在行政区域废置上曾进行过九次大范围的变动。广增州区，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削弱地方都督府的实力。这可以说是北魏初期，多置军府，以相威慑伎俩的重演。到了北周末期，只给那些“授总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节”，其余不行兵的总管刺史则罢去符节。符节是权力的象征。罢去符节，就意味着地方权力的削弱。同时，又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地废罢一批州总管，使其不再统军，并及时调整一批地方总管的统属关系。这些措施都使得北周朝廷在驾驭地方政府方面更加得心应手。北周政权能够最终战胜北齐，或可从这里找到一些启示。
此外，为加强对军队的监控，北魏和北周政权，也仿照南朝政权的制度，在军中设军司作监军，以监视军队的动向。特别是北魏政权在此基础上，还加设军将检事使，以增强对军中将领各项事务的检核。
四司法权上：刑德之柄归朝廷，助审之职在州县北朝各政权同南朝一样，朝廷依然紧握刑名之柄以驭天下。法律的制定权，解释权，死刑的核准权，疑案要案的终审权，定期不定期地派遣钦差巡视州县狱讼、平理冤狱的察囚权等都在朝廷。司法审判权部分下移。
首先，法律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在朝廷。制法之要在中央，司法之责属地方。北魏初期“刑禁疏简”，每有辞讼，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之，以言语相约束。谈不上什么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昭成帝什翼犍时始有条制。魏太武帝时，乃令崔浩制定律令，都官尚书主司法行政。廷尉依然是最高司法长官。北齐改廷尉为大理寺，设卿与少卿。后周设刑部中大夫，皆掌五刑之法。
北魏政权时，每有大、要、疑案，廷尉经常和中书省、尚书省八座、御史台的官员，甚至与皇帝共同“推鞫见囚，务申枉滥”。虽然北魏朝廷制定了详细的刑律以供地方官决狱，甚至严格规定：“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陷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时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乃为重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于囚颈，伤内至骨；更使壮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诬服。吏持此以为能。”为此，北魏政权对法官及州郡县官鞫囚时使用的枷锁，在长宽、重量、大小；使用皮鞭的长短、生熟、鞭刑行施人体的部位；捶打人使用的荆条要去其骨节、捶打不同部位，荆条应有不同的粗细；拷囚的时间长短、方式等司法鞠审、用刑、刑具等事项，都作出详细的规定。北魏世宗永平二年（509年），针对廷尉、河南、司州等地区在刑讯时，违法使用自制刑具逼供，专门下诏：“察狱以情，审之五听，枷杖大小，各宜定准。然比廷尉、司州、河南、洛阳、河阴及诸狱官，鞫讯之理，未尽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祗宪量衷、慎刑重命者也。推滥究枉，良轸于怀。可付尚书精检枷杖违制之由，断罪闻奏。”力图通过细致的律令条文以及严格的检查，来限制各级地方政府在司法审案中滥用权力。
其次，在一些重大刑事的判决与执行上，如死刑等，地方政府仍无权自定。要求“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北魏灵太后主政时，司州牧、高阳王雍，不究情理，栲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往年又于州市借口赃状，鞭杀五人，后经检索，皆为子虚，被任城王澄所奏劾，付廷尉推究。可知朝廷不但对地方官风厉杀人要实行追究，而且地方官的狱讼判决之后，还要把一些案件的判决结果上报朝廷批复。北齐中山人郎基，曾带颍川郡。“积年留滞，数日之中，剖判咸尽，而台报下，并允基所陈。”可知州郡长官对狱讼的审理结果，要上报朝廷覆案。经朝廷检核准允后才能结案。其他一些特殊案件，如“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八十以上，八岁以下，杀伤论坐者上请。”对这些案件案犯，地方官无权判处。
为了杜绝冤案，北魏政权明令规定：“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甚至“诏天下吏民，得举告牧守之不法”，以减少冤案。在朝廷居高监控地方司法的基础上，州郡县各级地方政府也协助审理狱讼，但依然是审理一般的，诸如触犯扑刑、罚金等刑名的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重大杀人案件、流、徒等刑事案件，县郡作初步的审理后，还要上报州、台官再行审理，以免误判。疑案一律报朝廷决断。审判程序是：先由当事人提出诉讼，司法行政机关审讯，审判机关裁决，即文献所载的“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
尽管北朝各政权对地方政府的司法狱讼十分重视，详定条文加以约束，但毕竟“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许多州郡牧守仍然“邀当时之名，行一切之法……以深酷为无私，以仁恕为容盗。迭相敦厉，遂成风俗。”所以北魏朝廷包括皇帝在内，经常临听讼观听讼，登讼车听讼。“幸廷尉、籍坊二狱，引见诸囚徒。”“遣侍臣诣廷尉狱及有囚之所，周巡省察”，派遣特使到各州“共评狱事”。北周政权自孝闵帝以后诸帝，也都频繁地亲录囚徒、听讼、遣使臣分行州郡理狱，大量地干预地方司法审理权。
察囚制既有监察的性质，又是中央权力直接插手基层司法的具体体现，对安定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
五监察权上：胡汉杂糅，共监地方
北朝各政权对地方的监察，不同时期采取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北魏初期，采取胡人传统的监察方法，设置侯官曹作为专门的监察机构。太和改制以后，侯官曹逐渐废罢，正式采用汉法，设置御史台监察地方。与御史台监察内外的同时，中央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也对地方进行行政监察和司法监察。最后是辅之以特使巡察、民庶举报等辅助监督。
1．内外侯官，细过吹毛--侯官曹对地方的监察由鲜卑人南下，最后统一中国北方而建立的北魏政权，其对内外百官的监察，起初沿用的是本族传统制度，即设侯官曹，选千余名内外侯官，担负着对中央和地方百官的监察职责。《魏书》卷113《官氏志》载：“初，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侯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比，咸有比况。”这条资料，一方面说明北魏政权初期的职官设置，以自然事物命名。同时，又说明，朝廷的监察机构是侯官曹，监察官员是侯官。
侯官初设时，总数有一千多人。《魏书》卷111《刑法志》记载：太安四年（458年），“增设内外侯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恻，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数量庞大的侯官，官身民服，行事诡秘，或明或暗，或官或民，或漏网吞舟，或吹毛求疵。他们“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魏书》卷28《庾业延传》载：庾业延本来是一个“公廉平当”，百姓称颂的州刺史。魏道武帝拓跋皀天赐四年（407年），庾业延带着家僮去整治刚被赏赐的家舍，因衣着华贵，侯官告发他“衣服鲜丽，行止风采，拟仪人君。太祖（拓跋皀）时不豫，多所猜恶，遂诛之。时人咸冤惜焉”。可见，侯官身负的监察之职已变成无端的人身摧残。太和二年（478年）五月，孝文帝诏减省侯官至四百人，“司察非违”。翌年，又诏“一切罢之”。随着侯官制度的废罢，侯官曹也随即撤去。
不过，北魏朝廷虽然罢去了侯官及其机构，而类似于侯官的朝廷耳目不久就又广布州郡。到了魏肃宗时，尚书左仆射元晖上疏：欲政平理讼，重在得人；得人之要，在于了解地方官，然后黜贪陟勤；了解地方官重在访察。而“大使巡省，必广迎送之费；御史驰纠，颇回威滥之刑。且暂尔往还，理不委悉，纵有简举，良未平当。愚谓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黄门，各布耳目，外访州镇牧将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独著，宜以名闻，即加褒陟。若治绩无效，贪暴远闻，亦便示牒，登加贬退。如此则不出庭户，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赏审罚矣”。疏上，肃宗下诏施行。
2．南台监百官，专道隆台威--御史台对地方的监察北朝专职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御史台的设置早在北魏建国初期已有，当时称为外兰台。台主为御史中尉，主纠察。御史台之制属于汉法，不合于鲜卑之制，因此，设立后，即遭到鲜卑贵族的抵制，建立不久，即被归并于内省。故而，当时虽有兰台之名，而乏监察之功。太和三年（479年），侯官及侯官曹被彻底废罢后，御史台才真正担起监察职责。
与南朝相比，北朝御史台的监察力度，有加强之势，特别是北魏政权。为加大纠察力度，北魏政权专门制定有《御史令》等法规，以加强御史的监察职能。该令规定：“中尉督司百僚；治书侍御史纠察禁内。”又规定：“中尉出行，车辐前驱，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该制度在《文献通考》中有更详细地记载。该卷53《御史中丞条》讲：“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逊避，其余百僚，下马驰车，止路旁，其违缓者，以棒棒之……”这是北魏政权通过制度形式，提高御史台的政治地位，来确保其权力能够充分行使。有一次，魏孝庄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出行时犯分路之规，被御史中尉高道穆的侍从打坏了车子，孝庄帝还因此向高道穆作了检讨。这一制度历经孝文、宣武、孝明、孝庄四帝而不废。
尤其是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540年），领中书监、摄吏部尚书的高澄，鉴于正光（北魏孝明帝第三个年号，自520-525年）以来，“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洁者寡。……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于是风俗更始，私枉路绝”，其任职中尉，而不能勇于纠劾者，则要被追究。魏宣武帝时，甄琛为御史中尉，因“眉畏避，不能绳纠贵游，凡所劾治，率多下吏”，被招至尚书省，由兼尚书元英、邢峦穷其阿附之状。最后，由司徒公、录尚书、北海王元祥上书奏劾，甄琛被免职还乡，父亲的中散之职也被割去。“左右相连死黜者三十余人”。
为使御史台官员既有胆量敢于揭发贪腐，又有能力准确发觉并及时弹劾违纪官吏，北魏朝廷对御史的人选极为重视。御史台的官员常由皇帝亲自委任。如人员有缺，则“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只是到了北魏后期，才改由台主简选。然而人选却更为严格。《魏书》卷85《温子升》载：“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时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升当之，皆受屈而去。搴谓人曰：‘朝来靡旗乱辙者，皆子升逐北。’遂补御史。”可见，为求一个御史，引来八百余人竞争，这种百里挑一而来的御史，必然是国之精华，特别是魏孝庄帝时，高道穆任御史中尉，所选御史四十余人，皆当世名流。与南朝的御史官号相比，鲜卑人的开拓锐气于此可见一斑。
北齐、北周时，御史监察不像北魏那样被朝廷所重视。北齐初，即废除了北魏御史中尉“清道”之制。齐武成帝时，皇子眘琊王俨领御史中丞，上奏复请“清道”，此制重新恢复。因为是皇子领御史中丞，所以对属佐的选拔也较为重视。
北周制度模仿《周礼》，改御史台为司宪，御史中丞为司宪大夫。属官有司宪上士二人，主纠内；司宪中士，如北魏之侍御史之职，昼则外台受事，夜则番直内台。司宪旅下士八人，如检校御史之职，主纠行马以外。
北朝后期，在监察制度上的亮点是西魏的《六条诏书》和北周政权的《诏制九条》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监察法规。
《六条诏书》的内容是：一修身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该诏书是西魏大统十年（544年）九月，由度支尚书苏绰奉命制定的。诏书颁布以后，要求内外百司，勤加习诵，特别是牧守令长不通六条及计账者，不得居官。因而，这又是一个借考课政绩而达到监察官吏目的的察吏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