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表可以看到，南朝时期的长史任行事，绝大部分是替南朝各政权的皇子主持府州事务。这种情况表明，在整个南朝相当长的时间里，各政权下部分州郡的主要权力，基本上是控制在各州的军府长史手中。朝廷既担心地方权力旁落，遂使王子出州，镇牧一方，以免异姓借州犯上。然而，王子幼小，又无力亲政，于是委政上纲吏佐，便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双簧式的权力运作形式，既发挥了长史的辅佐作用，又抑制了长史权力的膨胀。行事制度的实质在于长史是在尽其辅佐的义务，而不是在做州刺史。从行事主政的总体情况来看，南朝实行的行事制度，整体上是成功的。但是，南朝时期的行事制度只适用于皇子宗王年幼之时，一旦这些皇室子孙长大成人后，就要同行事争夺地方行政权，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甚至于相互残杀。
（二）加戎从征
长史作为州军府上佐，在南朝时期绝大多数常被加上戎号带兵从征。这种职责在魏晋时期通常是由别驾等佐吏来担任的，进入南朝以后，则主要由以长史为主的军府佐吏来承担。如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二月，豫州刺史鲁爽、江州刺史臧质、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和兖州刺史徐遗宝等举兵反孝武帝，“遗宝遣长史刘雍之袭彭城”。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反，豫州刺史殷琰等并同叛逆。琰将刘顺等与台遣刘面军相持于宛唐，军粮不足，请殷琰长史杜叔宝发送军粮。“叔宝乃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顺，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年）十二月，荆州行事萧颖胄、雍州刺史萧衍举兵反东昏侯。永元三年（501年），颖胄将军杨公则克湘州。湘东内史王僧粲起兵拒义军，自称湘州刺史，以南平镇军主周敷为长史，“率前军袭湘州，去州百余里。杨公则长史刘坦守州城，遣军主尹法略拒之，屡战不胜”。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出军北伐，豫州刺史韦轈“遣长史王宗超、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类似的事例很多，都说明长史在州中遇有战争时，经常要亲自带兵参战。
（三）贴领郡太守，插手行政事务
南朝时期的州上佐--长史，与以往的地方佐吏不同的是，他们经常贴领地方郡守（内史）之职。于是，长史在辅佐州镇的同时，州镇所在的郡国之职也被长史所统领。这类郡通常被称为首郡。王诞，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会稽王世子元显开后军府，（诞）“仍为后军长史，领庐江太守，加镇蛮护军”。如张畅，“（宋）孝武镇彭城，畅为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南齐刘善明，为冀州刺史，刘乘民“宁朔长史、北海太守”。刘悛，征北竟陵王子良带南兖州，“以悛为长史，加冠军将军、广陵太守”。其余如上表所列众长史，不仅行州事，大多还带郡太守。随着州长史带郡的普遍化，郡中的各项权力也就被长史所夺取。由制度所规定的长史带郡，而主持一郡的行政军事权，就是顺理成章的。另外，南朝时还有许多长史不带郡而插手州里郡国行政事务的。如宋文帝时，益州长史费谦在益州，“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值）数百万者，谦等限布丝绵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这是极典型的州长史侵夺理应由州行政主管的工商事务。南齐时，豫章王萧嶷为荆州刺史，王秀之为萧嶷骠骑府长史，“（王）于荆州立学，以秀之领儒林祭酒”。这是又一起州军府长史侵夺理应由州行政主管的文教事务。
（四）监视州刺史
长史作为州军府的上纲之佐，既是州将的重要辅佐，同时又是朝廷安插在州将身边的重要耳目。州中的实际情况和州将的言行举动，长史有责任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公开或秘密的汇报。如《晋书》卷41《王浑传》载：“惠帝时奏云：’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这是一种定期的汇报。南朝时期长史有责任监督刺史。如宋文帝子刘浑，孝建元年（454年）为荆州刺史，到镇以后，戏做檄文，建元称号，设置百官，“长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为庶人，下太常，绝其属籍，徙付始安郡”。《南齐书》卷40《武十七王·鱼复侯子响传》载，永明七年（489年），子响迁为荆州刺史。在镇，于内斋杀牛置酒聚乐，令内人私做锦袍绛袄，欲饷蛮交易器仗。“长史刘寅等连名密启，上敕精检。”台使莅州，检核子响，子响拒检，引发冲突，又招致台军大至，后子响被赐死。建武初，裴昭明为王玄邈安北长史、广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无所启奏，代还，责之。昭明曰：‘臣不欲竞执关楗故尔’”。由此言可以看到，一方面裴昭明有责任对刺史的行政优劣向朝廷上报；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插手州内重要事务，因而失去了朝廷委派其任长史的实际意义，辜负了朝廷的期望。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年），朱公恩征蛮失利，时任宁蛮府长史的刘兴祖，便具奏启闻，特别是齐郁林、海陵二王在位时期，萧鸾辅政，为“防制诸蕃，致密旨于上佐”，以监视州将。因此，南朝时期，有不少长史与府主的矛盾常常激化，导致互相仇杀。如前述鱼复侯子响，因长史刘寅等与司马、咨议参军、典签等密报其不轨行为被朝廷按问，子响一怒之下，于后堂将刘寅等一并灭杀，还激起子响举兵向阙。正因长史有此一责，州刺史经常在大事面前，立盟起誓时，长史也要和刺史、都督一同歃血为盟。
（五）进谏谋划，匡正违失
长史作为州刺史的最高府僚，有义务向州刺史进言。曹魏西晋时期，这一职责是由别驾、治中等职僚来担任。东晋南朝以后，则转向州军府上佐--长史和司马。长史对刺史的进谏，小到违礼之举，大到军政要事，都有责任谏言。而且很多情况下，长史的才干与见识并不弱于，甚至超过州刺史。因此，长史的谏策经常关乎一州，或者一次重要战争的胜负。东晋安帝义熙六年，刘裕北伐，农民起义军卢循、徐道覆乘机北进，攻长沙、豫章，江州刺史何无忌率兵抵抗。针对卢、徐船舰巨大，而江洲船小不敌的实际情况，长史邓潜之进谏，溃决卢循的必经地南塘之水，卢循就会弃船长涉来战。我则闭城坚守，以待援军，而何无忌拒不从谏，直驱小船迎战。结果，因船小风大，被吹至岸边，卢循大船趁机逼迫，何无忌兵众一时溃散，他自己也被杀。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四月，刘胤代温峤为江州刺史。胤到江州，纵酒耽乐，不恤政事，商旅继路，以私废公，有司奏免胤官。而胤“密有异图，与长史司马张满、荀楷等日夜计谋……”永初三年（422年）庐陵王义真出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南阳刘湛为其长史。当时刘裕刚死，义真正在守孝，便要求帐下备膳，被刘湛禁止。义真又使左右索要鱼肉珍馐，于斋内另立厨帐，温酒炙肉，“湛正色曰：‘公当今不宜有此设’”。义真以天寒身冷为由苦求，刘湛亦未答应。宋孝武镇彭城，会稽人张畅为安北长史。元嘉二十七年（450年），魏主拓跋焘南征，太尉江夏王义恭统诸军出镇彭城。当时彭城兵多粮少，魏军外逼，情势紧急。统帅刘义恭主张弃彭城南归，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主张撤向兵少粮多的历城，太尉长史何？主张走郁洲经海道还都，诸议弥日不决。这时张畅进言道：若历城、郁洲可到，下官不敢不拥护。今城内乏食，人心不稳，但以关扃严密，实不能走。若全军略有摇动，就会溃然奔散，要到你想到的地方也不可能。今粮食虽少，但还没有到朝夕即窘的地步，不可舍万全之术而就危亡之道。“此计必行，下官请以颈血污君马迹！”张畅的死谏，使孝武帝对义恭说，张长史的话不可违背啊！从而制止了一次可能引起全军覆没的错误行动。宋顺帝升明元年（477年）十月，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萧道成。时任广、交、越三州都督、广州刺史的陈显达，出兵支持朝廷。当时沈攸之势力强大，陈显达的长史到遁、司马诸葛导担心显达站错了立场，进言道：“沈攸之拥众百万，胜负之势未可知，不如保境蓄众，分遣信驿，密通彼此。”两位上佐的建议虽未被陈显达采纳，但它却体现了长史的职责。齐永明末，雍州宁蛮府长史刘兴祖，辅佐刺史王奂，朝廷称其“忠于奉国，每事匡执”，其余如吴郡人陆山才，梁敬帝绍泰中为都督周文育南豫州长史，“文育南讨，克萧勃，擒欧阳，计划多出山才”。州长史一职多由朝廷直接任命。因此，长史从职掌的角度，要对朝廷负责。但要作某州长史，又必须征得州都督刺史的同意。因此，长史与都督刺史间，又经常表现为主仆关系。对朝廷而言，都督刺史与长史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其对朝廷的从逆，以朝政的变化为转移。刺史升，则长史荣；刺史灭，则长史毁。对州而言，长史与刺史，又是一种对立与合作的关系。因此，南朝时期不少地方叛乱，就是州刺史在长史或司马的怂恿下而发动的，还有一些州刺史就是被长史架空的，另有一些州刺史的叛乱，就是被他的长史所剿灭的。
（六）出使
长史一职设立虽早，但作为地方僚佐，衔命出使，建安末已有所见。时有郭淮为镇西长史，“黄初元年（220年），奉使贺文帝践阼……”东晋南朝时期，长史作为州刺史的上佐而奉命出使，则成为经常性的事情。不过，由于长史地位重要，身份崇高，通常只在重要时刻，或面对重要人物时才由其出使。如致贡天子，非上佐纲纪不可。桓温北伐失败，还镇姑孰，“威势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纲纪”。其出使的内容有：1.代刺史献捷。如交州刺史杜慧度，在宋武帝刘裕践祚之后，进号辅国将军，率文武万人讨伐林邑取得胜利。林邑贡输交州许多宝货，杜慧度借此派长史江悠“奉表献捷”。2.代刺史奉表劝进。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年）八月，叛将侯景废简文帝，立豫章嗣王栋，“高祖（陈霸先）遣兼长史沈衮奉表于江陵劝进”。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陈霸先）与王僧辩等进启江州，请晋安王（萧方智）以太宰承制，又遣长史谢哲奉蕂劝进”。3.代刺史为说客。梁太平二年（557年），广州刺史萧勃起兵反陈霸先，陈霸先命南豫州刺史周文育、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率兵讨伐。而与广州相邻的衡州刺史周迪，却按甲保境，以观成败。“文育使长史陆山才说迪，迪乃大出粮饷，以资文育。”因而使周文育能够迅速战败萧勃。不过南朝时期，长史出使主要是奉使入朝。如陈缙州刺史留异“频遣其长史王澌为使入朝”。而王澌借入朝之机，探察朝廷虚实，为留异叛上提供内情。
反过来，如果纲纪佐吏进谏匡正不力而造成重大损失，是要被奏免禁锢，不准再做官的。《晋书》卷77《陆玩传》载，陆玩曾为王敦长史。王敦叛乱被评定之后，“尚书令郗鉴议敦佐吏不能匡正奸恶，宜皆免官禁锢。会温峤上表申理，得不坐”。
二司马
司马作为军府中仅次于长史的又一重要佐吏，除了像长史那样参与州内重大决策谋划外，在许多方面几乎与长史没有多大区别。《宋书》卷39《百官上》载：“司马主将……”东晋南朝时期的州军府司马大多头顶戎号，带兵参战，这实际上，正说明了司马的基本职责。司马一职须由朝廷任命除授，但必须征得军府府主的同意方能任职。军府府主对司马的选用有荐举权，但无最后决定权。司马的职责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将戍守征伐
如宋益州刺史朱龄石，义熙十年（414年）伐蜀时，“遣司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产德作乱，攻涪城，叔任击破之，斩产德”。元嘉三十年（453年），元凶刘劭弑立，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冀州刺史张永，“遣司马崔勋之、中兵参军刘则二军驰赴国难”。齐随郡王子隆镇西司马、南平内史曹虎，永明十一年（493年），奉命收雍州刺史王奂，“敕领步骑数百，步道取襄阳”。崔慧景，“沈攸之事平，仍出为武陵王安西司马、河东太守，使防磗陕西”。梁天监八年（509年）三月，魏荆州刺史元志率众七万寇潺沟，驱迫群蛮，群蛮渡汉水来降。雍州刺史萧景“因命司马朱思远、宁蛮长史曹义宗、中兵参军孟惠俊击志于潺沟，大破之，生擒志长史杜景”。梁天监十年（511年）三月盗杀东莞、琅琊二郡太守，以朐山城降魏，梁北兖州刺史康绚“驰遣司马霍奉伯分军据险，魏军至，不得越朐城。明年，青州刺史张稷为土人徐道角所杀，绚又遣司马茅荣伯讨平之”。因此，司马的职责，更多地体现在军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