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香楼就是公社，但没有人叫公社，都叫桂香楼。桂香楼作为一个地名，用到了现今。但对于我，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意象。自六八、九年记事以来，我从未闻到过什么桂香，也不曾看见过什么楼，但我知道桂香楼一定是有过的。在我的想象里，在我的梦里，就像真的一样：三层的吊脚楼搭在岩子头，老桂花树在它的当头；老树发新枝，八月桂花香到了岩子头底下的竹林盖。隐约的琴声。羌笛和二胡。隐约的歌声。楼下官道上偶尔的枪声是响亮和犀利的，但却丝毫不影响羌笛和二胡的悲情。
拖拉机站在桂香楼，却与桂香楼无关。拖拉机站是七三年建成的，桂香楼则属于四九年之前的软时代。拖拉机站和桂香楼是两个完全错位的词语，中间有长达二十四年的粪坑，粪坑里漂浮着今天看来如枯枝败叶的词语——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桂香楼是软时代投射到词语上的阴影，拖拉机站则属于唯物的铁。单从比重和颜色看，铁是一个下坠（下沉）的符号，仿佛要钻进已逝时代的遗体；但事实上，铁也是一种漂浮物，有着和雨过天晴泥院坝水洼里的油污相同的性质——都代表了所谓的现代化。
拖拉机站的厂房已经现代化。人字木，砖墙，电闸刀。不多的几台车床天天出汗。闸刀往下一扳，砂轮飞转，火星四溅。我忘了车床开动是什么响声。好像不是“轰隆”，也不是“哐当”。也不是风钻响。只记得砂轮飞转的声音，浓稠如掺了沙子的泥浆。拖拉机站的声音是现代化的，特别是冬天的早晨用火烤过油箱后刚发动的手扶式拖拉机的响声，大多数时候是尖厉的炸响，偶尔略带破落。手扶式拖拉机都是用摇手摇。摇手和油污在视觉上是现代化的，在触觉上也是现代化的。拖拉机站最多的是著名的“东方红”拖拉机，要比手扶式更为现代化——有方向盘，烟囱筒很高，跑起来响声接近汽车。1979年的全日制初中英语教材里耳熟能详的句子就是：“DongFangHongtractorismadeinLuoYang”。忘了“东方红”拖拉机是怎么发动的，像手扶式拖拉机也用摇手，还是像汽车一样使用钥匙。另一种代表现代化的就是油污，从厂房里一直滴洒到大门外。柴油和机油。雨过天晴的时候，总是漂浮在泥院坝的水洼里，泛着紫蓝的光泽，污染着倒影里的天空。也污染着雷正育和陈天培的脸。我们把被油污污染过的脸比着“抢人的”。我们把“育”念“哟”，把“药”也念“哟”，“雷正育”到了我们口中就变成了“擂炸药”。油污的现代化在视觉也在嗅觉，在桂香楼街上都能闻到。油污刺激我们敏感的鼻粘膜，迫使我们分泌出更多的现代化激素。
从龙嘴包到沙渠过一条渡船。几十米的河面几竹竿就到对岸了，渡船无法给人现代化的感觉。生产队只在六月的头几天摆设打麦场，打麦机只响三四天就鸦雀无声了，颤巍巍的传动带仅能在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的词库里与机械化搭配。至于冬腊月呈现在白花花的太阳下的木工工具，锯子、刨子、锤子、锛、墨斗、墨线等等一系列，都是与现代化不沾边的。对河二岸都是牛耕，抬田改土也都是肩挑背扛。整个桂香楼也没有几辆自行车，各个队进城拉大粪的板车的铁轱辘不能代表现代化。农水局的技术员把十九匹马力的柴油机搭在河坎上，再把粗大的铸铁管接到柴林边的堰沟里，但那是为了抗旱，抗旱结束，柴油机、水泵都要拆走，只留下那些用螺丝连接起来的铸铁管。
学校偶尔提起现代化，但一点看不出现代化的样子。课桌、板凳都是缺胳臂少腿的，黑板是坑坑洼洼的，白墨全是断截。厕所是旱厕，无以形容，就是一个大粪坑。至于操场，就是一块泥地，夏天暴雨过后混合了从后山奔泻下来的沙石。学校四周都是玉米地、桑树和春芽树。真要说现代化，就是邓老师手腕上的那块机械表，就是主席台旁边核桃树上的那个高音喇叭。连宣传画都是老土，不是钢钎、铁铲和白羊肚毛巾，就是拳头、汉阳造步枪和手工刺绣的红星。
大队没有现代化。三合土院坝，穿斗式木房，赤脚医生王在全开的医疗站，以及卖煤油、针头麻线、电筒和麻饼子的早晚门市部。邓老师带我们去参观过一次墙报，满板壁的大字报配着漫画，记得的只有两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麻饼子八分钱一个，坚硬，但嚼化过后格外地香软。
从学校门口追汽车的气味闻，一直追到拖拉机站。汽车不是麻饼子的味道，但也很好闻。麻饼子满足了我们对糖的期望，汽油味满足了我们对肉的饥渴。追到拖拉机站，把汽车的气味闻个够。其实不是汽车的气味，是拖拉机的气味。遇到有汽车停在拖拉机站，发动机正响着，闻到的便是正宗的汽车味。那时候，嗅觉和味觉感到的就像是走进了县城武庙口的馆子。
擂炸药在砂轮上打磨一批铧子，火星溅到手上也不避让。打磨过的铧子放在右手边，白如月亮。还没打磨的铧子堆在左手边，泥巴干在上面，锈迹斑斑。铧子是夏天用过的，黑不溜秋，铧尖差不多已被磨平。枇杷树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榜样，板结的田里谷桩又发了新茬，正等着那些铧子去犁。擂炸药跟我父亲是表兄弟，我该叫表叔。但我不叫。他回头来看我的时候，手上的铧子照旧与砂轮摩擦着。“你手上还长了个脑壳。”我对我表叔说。擂炸药听不见，嘿嘿地笑，皱纹在脸上堆起更厚的油污。我喜欢看飞转的砂轮，喜欢看铁器与砂轮接触，以及四溅的火星。也喜欢听它们发出的响声，闻它们的气味——干燥、热烈、刺激。
陈天培在厂房对面的木屋里打铁。从砂轮和机床旁边走开，就能听见打铁的声音。铁匠铺是敞房，老远都看得见火炉、风箱和打铁的人。落日从六重山照下来，铁匠铺在阴影里，陈天培也在阴影里。阴影衬托了红铁、四溅的火星和从炉膛窜出的火苗。声音总是要比铁锤落在红铁上慢半拍。站在拖拉机站的铁门外面就能闻到煤烟味。走到铁匠铺外面，煤烟味就相当刺鼻了，还夹杂着尿臊味。煤在燃烧前都是要发水的。都在传陈天培用尿发煤。想起一个满脸油污、看上去老实巴交、平常连话也不敢多讲的人扯出鸡巴往煤堆上撒尿，我就觉得拖拉机站不过是一个戏台子，在这里召开的所有批判大会都是游戏。陈天培身材高大，长了一张马脸，长了一个鹰勾鼻子，脸上、鼻腰上糊了油污的时候，怎么看都像是《南征北战》里被俘的美国兵。我们看见的陈天培都是鼻腰上糊了油污的。“陈天培，你脸上有只蚊子。”擂炸药对陈天培说。陈天培一把按在自个儿脸上，整张脸都花了。擂炸药笑滚倒了地上，陈天培还愣在那里，什么都不晓得。
在拖拉机站，我第一次发现铁烧红过后会变软。陈天培一只手拉风箱，一只手擤鼻涕，他把鼻涕掐在手上，再搭在墙上、搭在头顶的横梁上，鼻涕都还是完整的。火苗在炉膛里呼呼地窜，像是在笑，声音和颜色都是欢乐的。铁烧红了，用大铁钳夹出来，搁在铁凳上，不停地捶打。一下，两下，三下……红通通的铁不再如平常坚硬，而是显得柔软，铁锤怎么打就怎么依。红渐渐退去，等到铁恢复原来的颜色，便有了我们需要的形状，变成了刀、斧、锄头、铲等等各式各样的农具。
起先是陈天培一个人，后来陈天培带了个徒弟娃。徒弟娃打铁老打不到点儿，陈天培就打徒弟娃的脑壳。陈天培的徒弟娃叫什么我忘了，样子我还记得，瘦得像根巴茅杆，但人不憨，每次师傅打他的脑壳他都晓得躲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