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小说《一个伟大的死》，两万三千多字，发表于《长江文艺》1980年第十一期，描写了瞿秋白被捕坐牢、大义凛然赴刑场的英雄气概；二是纪实文学《惊雷》，三万多字，发表于《长江文艺》1981年第一期，是写西安事变的。1936年秋吴奚如奉命秘密赴西安张学良将军处，担任张学良的秘密政团组织抗日同志会的机关报《文化周报》主编。《惊雷》记录了1936年3月4日张学良自驾飞机到洛川会见李克农，到1937年2月5日中共代表团匆匆撤回延安，历时十一个月中发生的震惊世界更影响了中国社会进程的历史巨变。正如刊发这两部作品的《长江文艺》编辑家蔡明川（苏群）所说：“真想不到，这位老人家会有这样的笔力！三四十年不动笔，一提笔就一泻千里，语言这样鲜活有生命力，真不简单。但愿他能活一百岁，写出更多的东西。”可惜吴老享不起住高知别墅的清福，只活了79岁。
直到去年，我才读到湖北省作家协会选编2008年元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湖北作家文库《吴奚如》卷，发现吴奚如的重大题材作品，何止《一个伟大的死》和《惊雷》！他的《老革命碰着新问题》，描写一个红军小战士对军帽上的红五星要换成青天白日的帽花而闹情绪，反映出国共两党即将联合抗日的大问题。他的《汾河上》描写日寇兵临城下时山西地方政权土崩瓦解的实况，表现农民群众保家卫国的激情。小说写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写了丁玲和他自己，写了牺盟会的空谈家郁文，写了从西北军复员声称“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从根本上改革，是没有办法的啊”的县长，写了村民选举村长，新当选的村长赵老七组织起山西农民抗日游击队，最后推出全村农民毁家杼难的悲壮一幕，结尾的一句话是“今天是1937年11月11日——太原失守后的第二天”。真是惊心动魄的血与火的文字。他的《黑夜泥泞的窄巷》描写却是另“一个伟大的死”，身在昆明的民主斗士李公仆1946年7月11日夜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我住的11号楼前面的10号楼上住着《长江文艺》的退休编辑张炎，她的丈夫姜弘是江汉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
姜弘1957年被划为右派，第二年就认识了才回湖北而唯一敢跟他说话的吴奚如。右派改正后的姜弘对吴奚如亲近有加，对吴奚如的生平和文学独有研究，他认为：
吴奚如与胡风、萧军、聂绀弩是“鲁迅派”的“四条汉子”；而吴奚如处于鲁迅——胡风——周恩来这个三角中间。
吴奚如跟萧军一样是“出土文物”，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他破天荒地呼吁为胡风平反，所写的文章《我所认识的胡风》，发表于《芳草》1980年第一期，很快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因他第一个为胡风仗义执言，有了“义士”的美誉。1980年3月，为纪念左翼作家联盟成立50周年，姜弘把吴奚如请到他担任教席的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部，给中文系全体师生作报告。吴奚如一开口就点名评论周扬和夏衍，说昨天发表的周扬纪念左联的文章写得很好，概括了左联的历史，肯定了冯雪峰的功绩，虽然闭口不提胡风，却与夏衍大不相同；时至今日，夏衍老兄还在《文学评论》上乱箭横飞，掩盖历史，攻击雪峰，两人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演讲记录稿经吴奚如校改，删去暂时不便公开的内容，发表在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部学报人文版1981年第一期上，此文引起了广泛注意，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一些大学中文系，纷纷来函索取。
吴奚如留给文坛的作品不算宏富，正如聂绀弩在《吴奚如小说集》序中发问：“究竟是革命家的奚如使他不愿终老文场，还是小说家的奚如，妨碍了他在政治上的宏途（图）大展呢？”聂绀弩自答：“我不知道。”我辈就更无从知晓。住进省文联高知别墅的吴奚如，开始写长篇回忆录《五十五年落花梦》，仅发表了《我所认识的胡风》《鲁迅和党的关系》两个片断，就再无续篇。
这位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革命家逝去，用得上流沙河为周克芹墓碑所撰联：“重大题材，只好带回天上//纯真理想，依然留在人间。”
顽固不化花岗岩
文联大院另一栋高知别墅上住着老作家安危。
1977年，安危在郧阳地区创作组时我见过他。那时他的长篇小说《我爱松花江》上卷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期受压抑的心情有所缓解，地区创作组组长欧阳学忠陪他到山东去转了一圈儿。到地区开创作会我去他家看望，他身材魁梧，操北方口音，印象最深的是他出门拧着一个从山东带回来的用漂白的玉米壳编织的双环大提包。我以为他是山东大汉，说起来才知他原籍湖北孝感，生于1916年，本名王寄云，1932年考入武昌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进入农业学校，1938年春，进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游击队的孩子们》。1940年春到了国民党的二战区，因要填表加入国民党才能工作，而他不愿填写“信奉蒋介石”字样，愤而改换门庭，投奔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后，曾与贺敬之一起下到安塞县皮革厂参加劳动，丰富写作营养。鲁艺毕业，1945年安危到延安中学教书，在《解放日报》
上发表了散文《祝寿》、诗歌《老侯》、小说《黎明》。1946年安危奉命奔赴东北解放区，参加松江省双城县土地改革，发表了土改题材的中篇小说《土地的儿女们》。
1948年调任松江省宣传部，任《松江农民》报总编辑，后到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作，主持编辑初、高中语文课本，1952年调任东北文联《东北文艺》副主编，后任东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并出版了杂文集《感触与联想》、诗集《回声》、小说集《黎明》。
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传达之后，湖北省文联实行文艺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一次颇具规模的批判会上，批肖洛霍夫，连托尔斯泰也拉出来“陪斩”，人们战战兢兢，不敢造次，三缄其口，气氛冷清，主持人不得不点名发言，即将草草收场之时，有人躬身起立，要求发言，结结巴巴的开场白后，便长篇大论起来，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讲到苏联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从高尔基、法捷耶夫谈到鲁迅、瞿秋白，激动得用手敲击桌面，悲愤地叫出“我为托尔斯泰感到痛心，为肖洛霍夫感到不平！”他就是才刚从东北调回湖北作协的专业作家安危。“文革”中，上面发出指令：“有一个名叫安危的，一贯唱反调，这次要好好查一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从“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漏网右派”，上升到了“现行反革命”！安危头戴高帽，颈挂黑牌，游斗归来，鼻青脸肿，竟然写诗抒怀“平生未戴乌纱帽，此日加冠三尺三”，又被升级，隔离审查、抄家、示众，触及灵魂更触及皮肉，敦促“杜聿明”投降，均不起作用，真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上见上帝了！安危情像关在囚笼里的困兽，却蜷伏着不能动弹，连三岁的娃娃也向他投掷泥团，他只能向无知即无畏的天真报之以苦笑，笑得何其悲怆。当时我在竹山县也在遭受“七斗八斗”，根本不知安危的存在和他的境况，是多少年后才从阳云的《他在风雪中长跑》一文中得知。
1973年，安危被处理到郧阳地区创作组。1979年，得到平反，1981年回到湖北省文联，他将在干校剁猪草用的桌子洗刷干净，铺开稿纸，重新行使作家的写作权利。1983年冬安危住进了省文联的高知别墅，1985年元月5日病逝，终年69岁。
1984年冬，我在省文联食堂遇见安危，只见他面前的餐桌上摆着一只小碗，是个蒸鸡蛋羹，手里端着一小碗米饭，正艰难地吞咽着，我要去窗口排队买饭，见状便对他说：“安老，你要吃好点，增加营养。”他说：“不需要那么好，这就够了，够了。”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
安危复出后，发表的短篇作品有三十多篇，如小说《黄河岸上》，散文《湖滨》、《武汉交织着我的爱与恨》，农村纪事《过白兆山访富》、《我的老房东》、《冲里人家》，以及诗作《八十年代的颂歌》、《这个世界永远属于你——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作》、《在海口市大街上》等。他去世后，留下的《我爱松花江》下卷手稿，经他夫人一再努力，至今仍未出版。
前不久，我看到一份署名为“鲁艺学员工会社员安危”1944年10月13日至20日在延安《给党中央的上书》。这是一份申诉书，分为“一、从反自由主义大会说起；二、以我的经验说明审干之错误根源；三、逼供信之后，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与心理危机；四、逼供信另外一个错误的根源；五、惩罚违反政策法令者与优待冤屈者。”共五个部分，长达两万多字。1969年1月6日由湖北省原省直机关斗批改指挥部六团九连翻印为“批判材料”。我估计《给党中央上书》的原件保存在人事部门的安危档案中，“文革”中查抄档案被发现而抛了出来。不知是谁将这份“批判材料”保存至今，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读后，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安危引用鲁迅先生1936年给徐懋庸的信中批评“四条汉子”的段落来对比延安整风审干、抓特务的极左做法；二是点名批评周扬、何其芳等人，直指康生，并说“毛主席也应该负他一定的责任”。看了五十六年前的这封长信，我理解安危在“文艺整风”和“文革”中的“顽固不化”了，也增进了我对安危的崇敬，尽管他留下来的作品并不伟大。
弃官从文为哪般
住在高知别墅的徐辛雷，比安危和吴奚如多活了两年，于1987年1月21日逝世，终年72岁。
徐辛雷，是广东增城人，1915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增城简易师范。历任华北联合大学组织干事、西北战地服务团组织委员、河南省繁峙县七区游击区长、中共繁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孟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桐柏日报》记者，1949年6月在《长江文艺》创刊号上发表小说《工人弟兄》。新中国成立后，徐辛雷任郑州铁路局文教部部长，调任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工会副主席、主席，大桥局桥梁学院书记、院长。1958年徐辛雷在《收获》第四期上发表长篇小说《万古长青》。
这是描写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设题材的作品，刻画了朱玉峰、马文贵、金胡子、郑工程师、陈光华、张广林、潘云英等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生动形象和感人故事，发表后受到欢迎，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4月出版《万古长青》单行本，此书由殷全元、舒华、陈绪初、陈惠民四位画家作精美插图，大32开本，首印九万册。徐辛雷痴迷文学创作，弃官不做，调任湖北省文联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长江上的战斗》。
“文革”初期，新作家徐辛雷像老作家徐迟、碧野、安危一样受到冲击，他所有的作品、藏书、一些笔记本被抄走，拿去批判，后来全家下放到沙洋干校劳动。
1973年，他先获“解放”，出任湖北省文化局文艺创作室党支部书记；1975年，他只身深入生活，到武钢蹲点。所住的房间和走廊上一天要洒三四次水降温，室内仍像火炉似的烤得慌。他就把办公桌搬到过道里，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头，一手摇着葵扇，一手提笔，埋着头写，手臂下垫块塑料板，以免汗水浸湿稿纸。冬天，不管天气多冷，仍咬紧牙关用冻僵的手握笔写作。武钢的领导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真是惨淡经营呀！”虽然他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了一些作品，不尽如人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点燃了他心中濒于熄灭的创作之火，急于把被耽误了的时间抢回来，但他的精神、体力已大不如从前，稍微紧张劳累，血压就升高，胸闷早搏，心律不整，多次昏倒。一旦动起笔来，就钻到作品中的人物、情节里面去了，对外界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亲友来信甚至朋友来访他也不管，着了迷似的，有时家人也埋怨他写昏了头，说他“老糊涂了”。他不赶时髦，不赶浪头，写的多是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他愿意埋头写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慢慢写，并不急于发表。他准备碰某些编辑的钉子，或者根本不投稿，宁愿留着给子孙后代去处理。有时，他确实心中无数，可能写出的作品并不成功，但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埋头写下去再说。徐辛雷住院几年，卧床不起，妻子和子女劝他不要再考虑写作了，可他总是闲不着，一坐起来，就自问“写点什么呢？”即使病危时，他还支撑着为报纸杂志撰稿。他估计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写完，起码还得十年。他正修改着两部长篇，还有构思好的三个中篇尚未动笔，病魔却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因他的外孙上东湖小学，是我妻子教的学生，促成了我妻子与他后代的交往。
徐辛雷逝世后，湖北作家协会的挽联是：
楚天凝碧，华章遗世，洒泪痛失耕耘者；大江东去，百舸争流，登桥应念建桥人。
读者如今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就会想起徐辛雷的长篇小说《万古长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这座大桥异常坚固，桥梁专家估计还可以用上百年，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涌现的工业题材作家、勤奋而执着的徐辛雷，百年之后是否还有人读他的小说，真难得说。
舞台行脚龚啸岚
高知别墅居住的一位老戏剧家龚啸岚，我比较熟。
文联大院的人，戏剧界的人，都称着名戏剧家龚啸岚先生为龚老。20世纪30年代，龚啸岚就在郭沫若、田汉领导下进行抗战文化宣传，他从事戏剧编辑、编剧、导演、研究、评论工作长达60年之久，地道一个“剧中人”。
龚老的名字，我在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就知道。有个星期天，我跟着同班同学周万富、涂怀章去汉口花桥拜访他，在作家协会门前探头探脑地徘徊许久，我还是不敢进去。谁料想20年后，我能与龚老同在省文联的机关里工作呢。我虽与戏剧不搭界，但早不见晚见，就也喊他龚老。龚老是房县人，而我的妻子也是房县人，有半个老乡的关系，喊起龚老来，更为亲切。龚老是老报人、老编辑，见多识广，博闻强记，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又乐于提携后辈，所以无论编辑，还是创作，我都爱向他请教。《今古传奇》自开辟“笔记小品专栏”后，龚老给过我不少鼓励和指点。每期出版后，他总要读这个栏目里的文章，特别喜欢郑逸梅的《天花乱坠》连载。龚老有一肚子文史典故，他是湖北文史馆的名誉馆员，我多次请他赐稿，他终于写了《百年京剧的两位大师》，发表在《今古传奇》1993年第六期上，算是留下了一点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