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铁工们”之间的停顿，这些辛酸的呼声，这些冷嘲的口吻，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那在当时文化问题中权威很大的特洛兹基，发表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艺术》的研究；在那篇研究中，他仔细地分析《铁工场》的诗人们的创造和思想。在一段关于宇宙主义的很有兴味的文章中，特洛兹基说：
“那些小文社的诗歌，因为愿望走出孤独，而至于投身到‘宇宙主义’的陈腐的浪漫主义中去，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那观念差不多是如此的：觉得宇宙是一个实体，觉得自己是宇宙的活动部分，目标是不仅统辖地球，却还要统辖全宇宙。这些当然是很好而非常突进的。我们是库斯克（KOURSK）的小人物，我们刚征服了全俄罗斯，我们将——可不是吗—— 向世界革命前进。
我们难道会在‘行星’的边界上停止吗？如果你高兴，我们去在宇宙那个大桶周围扎几圈无产阶级的圈子吧。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事呢？你是知道这个的：我们要把他们塞到我们的军帽里去。（这是日俄战争中的一个典故。俄国的将军们看见日本人身材矮小，说道：‘我们要把他们塞到我们的军帽里去。’——译者注）“宇宙主义显得或可以显得是无限地大胆的，有力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但是，实际上，在宇宙主义中却有着类似逃阵的成分在着：脱离了复杂而困难的地上的问题，而逃到在行星间的领域中的艺术去。由于这一点，和全部期待相反，宇宙主义是接近神秘主义的。因为把诸行星的王国引到世界的艺术的知解中来——而且不仅是用一种默想的态度，却是有点按着意志的程序的——是一件即使把天文知识的程度除外也是困难的任务，总之，这是一件不急要的任务。因此，诗人们不是因为银河的居民叩他们的门要求一个回答而变成宇宙主义者，却是因为此世的应用到艺术上去是很难的那些问题，产生了那些想一跃而跳入超绝的世界的企图，然而，要攫拘天上的星星，单单自称宇宙主义者是不够的，尤其是因为在宇宙中的星间的空隙，是要比那些行星众多。可担心的是，用行星系空间的微妙的物质去填塞他们的世界观念和他们的艺术创造的窟窿的这种可疑的倾向，会把宇宙主义者中的几个人引到一个最微妙的物质中去——到那已经有几位小小的诗魂在那里安息着的‘灵圣’去。
“那些张在无产阶级诗人们前面的网罟，因为这些诗人们都是青年，便格外地危险了。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刚脱离了少年时代。他们大部分都是被胜利的革命所驱向诗歌去的。可是他们却都是以未经锻炼过的人的身份走进诗坛，他们都被载在狂风暴雨的事变的翼翅上带了去……可是这种原始的沉醉也曾向完全资产阶级的作家们转过头去，而结果用一种神秘，反动和其他的笨嘴来忏悔。真正的困难和实在的试验只在革命的韵律缓下去和外观的展望模糊下去的时候开始的。人们已不再能窒息，逐着兴感的泡沫而让波浪飘载了。现在是应该向后面看，应该巩固自己，应该估量处境了。诱引强大便在这个时候：一跃直跳到宇宙去吧！那么地球呢？完全像对于那些神秘派一样，对于那些宇宙主义者们，地球也可能变成单单是一块跳板。
“我们的时代的革命诗人们都需要有那钢性，而在此地，精神的钢性是比在任何别处都更不能和灵智分离。它应该有它的恒久的，充饱着事实的，活动的世界观念，而且应该把它的世界的艺术知解力和前者联在一起。
“为了要不像报纸的态度去理解一切，而要实在地悟会，深切地感觉那我们生活着的时代的横断面，那是必须认识人类的过去，它的生活，它的工作，它的争斗，它的希望，它的衰颓和它的实现。天文学和宇宙学都是很好的东西。可是，我们却第一先应该认识人类的历史和现在的生活的种种的法则和它的具象的和个人的构成。”
§§§第四章新经济政策
“资产阶级抬头了”
在一九二一年，俄罗斯文学中起了一个剧烈的沸腾。旧的传统复活了起来，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厚厚的杂志，都在文学市场中出现。文艺杂志《赤新》便是这样创刊的。在两年之中，这个杂志在俄罗斯文学的重建中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刊物上都骂布尔塞维克杀害了苏联。
在随便什么地方发表的文章上，我们看到说粗糙的宣传已代替了真正的创造。
在某一种程度上，这种话是正确的，因为苏维埃政府的确拿文学当做一种宣传的武器用。那些通常为“阿季特喀”（AGITKA）的煽动作品，在俄罗斯的刊物上占着一个荣誉的地位。可是那些“阿季特喀”已不复对于大众发生作用了。经济建设政策已用不着那些诗体的夸大的口号了。这一种宣传文学的最典型的代表节米扬·别德尼好像已衰落下去，而一种对于真正的文学的需要，便显出来了。
再现“好”文学的任务被托给了《赤新》的主干批评家伏朗斯基（VORONSKY）。这个困难的任务是在于由作品证明，革命曾促进一种比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学更优越的新文学的出现。
伏朗斯基开始去找寻那些革命而同时又艺术的作品。一切流亡到国外去的作家们都先被排斥；甚至像昂特莱·别里，尤琴·柴妙金（EUGENE ZAMIATINE）或赛节夫（ZAITSEV）等右派的苏维埃作家，也被伏朗斯基所贬弃。但是，《赤新》的主干之所以排除右派的作家们，是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犯过错；他也觉得需拒绝和那些“忘记文学首先是一种艺术”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合作。因此，那些以特洛兹基所谓革命的“同路人”这名字知名的青年作家们，便得到了宠幸。伏赛伏洛德·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皮尔涅克，莱奥诺夫，飞定，赛芙丽娜（SEIFOULINA），叶赛宁，谛霍诺夫（TIKHONOV），和其他许多别的人，靠了《赤新》的努力，都踏进了新的文坛。那些“同路人”，在描写那些革命的年代的时候，同时继续着那被内战所切断的俄罗斯文学传统。
在“同路人”看来，革命不是一种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却差不多是对于文化的古旧村庄的一种反叛，一种农民的暴动。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著作中只写了几个零碎的或有趣的片断。有些人在革命中只看到一种国家的战争。有些人却主张不谈政治，而把他们的不谈政治主义奉为信条。
“你们是哪一派的？”别人问他们。
他们回答：
“我们是修隐人赛拉比翁一派的。”
他们的文学在知识者，公务职员和小资产阶级者的广大的群众中，引起了一个极大的注意。一切的大杂志都容纳那些革命的新作家。
“同路人”在文坛上统治了两年，一直到无产阶级作家竖起耳朵来的时候为止。一九二二年，在“资产阶级抬头了”这个惊呼声中，人们才向“同路人”和“同路人”的鼓励者伏朗斯基下了攻击。
工人通讯员·青年卫队兵士们从赤色的前线回来。他们到工厂中和农场中去重理旧业。那些当兵回来的青年们开始读起那些讲着他们自己的事业的书来。可是他们不久就对新的文学怀疑起来。这倒是真的，那些工人和农民的读者们能在书中再见到那些“赤裸的年头”，“游击队”，“赤色骑兵队”。他们甚至还能在某一些方言和俗语中辨认出自己来，但是他们却绝对不能承认那他们为之流过血的革命只是一种农民的反叛。况且共产党又在那儿对他们解释，说革命是一种以建设无产阶级的独裁为目的的斗争，苏维埃政府是一个阶级的政府。
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溜进文学去这件事，是越来越明白了。劳动者们要用那些浸着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作品，去反对“同路人”的文学。自从一九一七年以来，这个问题第二次又提出来了：如何去反对这个不可否认地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的文学呢？那些小册子，那些煽动诗歌，即使是节米扬·别德尼，都只能反而巩固了“同路人”的地位；至于那些可注意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呢，他们的人数很少，他们的作品被“同路人”的大量的作品所埋没了。再则，第二期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最好的诸作品——如格拉特可夫，绥拉非莫维契（SERAFIMOVITCH），里别进斯基（LIBEDINSKY），别赛勉斯基（BESYMIENSKY）等的作品——都只是后来才出现的。
然而，那时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环境，是要比在一九一七年好得多。无产阶级手头没有什么牵制，国家机器是在它的管理之下。一个有力的出版界，可以听凭那在共产党的旗帜后面组织着的劳动者支配。因此，那些昨天还是文盲的劳动者们，便开始替他们底政治的，经济的，职业的，文艺的，以及其他报章杂志写起文章来。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作坊，每一个矿坑，每一个工厂，都有它的工人通讯员。他们寄发那些开会记录、生活报告和种种的建议到各种当地的报纸，甚至到莫斯科的大报去，因此，那些报纸终于为这些工人通讯员特别辟了一栏。“工人通讯员”便是这样产生的。
当在中央的报纸上写文章之前，那些工人通讯员先在壁报上和研究社中做他们的实习。不久，他们在那现在还存在的名为“劳动者的春天”的团体中组织了起来。工人通讯员的团体“劳动者的春天”只是由年轻的工人组织的，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手拿着枪”保卫过革命。从“劳动者的春天”出来的最有名的作家，是无产阶级诗人陀洛宁（DORONINE）。
差不多和“劳动者的春天”同时，有另一个无产阶级文艺团体组织了起来。那由共产党的作者组成的“青年卫队”，想指导青年劳动者。“青年卫队”的创立者，主要的是诗人耶洛夫和别赛勉斯基。这两个团体第一个起来攻击这些“同路人”。可是，他们首先应该起一个意识形态的和文艺的基地。有一天晚上，一九二二年十月八日，那些工人通讯员和那些共产党青年作者，以及几位没有加入什么团体的无产阶级作家（里别进斯基，里列维契），在“青年卫队”的编辑所中聚议，以便组织一个单独的无产阶级的社团。这个新组织的名称立刻被找到了：“十月”警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敌们，革命是在这里，准备防卫劳动阶级的观念。“十月”的理论杂志的也有挑战性的题名《在哨所》，使那些希望靠着“新经济政策”回复到过去的人们知道，无产阶级是在警守着，而它的战斗员也在他们的哨所。
“十月”·《在哨所》
“十月”团体把从前“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所提出过的诸问题，重新来提出讨论。
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复把一切文化的问题考察过之后，“十月”下着下面的结论：任何作品都反映着一个决定的社会层的意识形态，因此任何文学都是一种阶级的文学。“十月”这个团体中的无产阶级作家们指示出每一个创造都是有政治作用的：资产阶级的创造宣传着那些想奴役劳动阶级的思想，而那些被压榨者的创造却“领导劳苦大众的心理向无产阶级的最后的目标去”。
这种想在任何印刷物上发现政治的倾向或粗糙的宣传的癖，引起了许多作家们的诽笑。玛牙可夫斯基便这样地冷嘲着：
“一切都是宣传。就是莱尔蒙托夫的一首诗的第一行：‘我独自个走上了道路’，也只是一种通俗的宣传：莱尔蒙托夫要少女们和诗人们一同出去散步。独自个，你瞧，”玛牙可夫斯基下着结论，“那是悲哀的啊。”可是“十月”团体却不开玩笑。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相反，他们要求共产党来干涉文学的事，主张着内容居第一。“十月”认为诗人应该把那些政治倾向很清楚的作品，放在一种大众可解的形式之下，而且应该为了需要而定做定写。在杂志《在哨所》中，这个无产阶级作家的新组织借着历史的例子。中世纪的宗教画，《在哨所》的批评家里列维契（LELEVITCH）说，可不是因定货而制作的吗？然而中世纪的大师们却创造了杰作。
这些理论，如果不是在个人攻击的形式之下发展出来的，便或许不会引起人们的极大的注意。那在纯粹美学问题的辩论中一向所没有的谩骂口吻，使杂志《在哨所》和它的编者们作了苏俄舆论的中心。
杂志《在哨所》的无产阶级作家们把那些“同路人”视为反动者，反革命者，小资产阶级者，甚至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骂那些“同路人”把革命“变成畸形”，“侮辱”，“诽谤”。阿赫玛托娃，托尔斯泰，爱莲堡（EHRENBOURG），V·伊凡诺夫等，都被宣称是反革命者，而叶赛宁呢，人们干脆称他为流氓。那些“同路人”一下子移到了防垒的另一边去，而有几种共产党的报，也开始和《在哨所》同声宣唱起来，说那些昨天还是革命者的作家们，是劳动阶级的最大的敌人。在那个时候，伏朗斯基才起来为“同路人”和他们的作品辩护。
伏朗斯基认为文学是一种客观的艺术真实：
“……读者将必然注意到，在这里，我们带着一种特别敏锐，有意地提出艺术的具体方面，而除开了那些和艺术的理论联系的别的诸重要问题：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创造问题，兴感问题，形式问题等等。这种执意是有它的理由的。在今日，那被视为一个生活的准确的认识的艺术的问题，不仅只有一个理论的特质，却还有一个实践的特质；我们踏进了一个社会的局面；在那里，除了‘阿季特喀’以外，我们应该去接近现实的认真的艺术认识。”
在论文《生活和现代性之认识的艺术》中，伏朗斯基发挥着这个思想：
“艺术并不是幻想，情感和气质的任意的游戏；艺术不单是诗人们的主观情绪的表现，它的目标并不是唤醒读者的‘好的情感’。艺术像科学一样，是生活的一种认识。”
说到那些“同路人”的时候，伏朗斯基说，“我们的各杂志之所以对于‘同路人’欢迎，并不是为了‘新经济政策’的缘故，却是因为现时的文学不能限制在节米扬·别德尼和里别进斯基的小说《一周间》之上，这可不是一个事实吗？我们在‘同路人’那里，特别在伊凡诺夫和谛霍诺夫那里，找到最光耀的天才。除去了勃洛克（还是一个‘同路人’）的《十二个》和节米扬·别德尼，他们第一次说出了那关于我们的革命的真正的人的真实。把荣誉和地位给与共产党作家们，这很对，可是也要在他们的才干和创造能力的范围之内。”伏朗斯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反对者，以及他要求天才居首，这是明显的了。“我们有无产阶级作家吗？”他问。
接着他回答：“如果我们把那些共产党作家和出身于劳动阶级的人们归在那个名称之下，那么我们倒是有无产阶级作家的。”可是伏朗斯基也看出“同路人”的文学的缺点。他在他的一篇论文中写着：“他们缺少悲壮的气氛，热情，情绪的充溢，正确衡量；没有伟大的思想。”据他看来，“同路人”的这一切否定的方面，都可以由缺少英雄和没有综合来解释。他宣言着：“现在是过渡到综合，英雄，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情感去的时候了。那时我们便会有根基，集中点，结构，和谐；那时文学便不会充满着琐节和未经制炼过的原料；那时我们便会有伟大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