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思想深刻的人都不会站在现实之外。司马光面对北宋积贫积弱、内忧外困的危局，在波涛汹涌的变法浪潮中，感时伤事，缅古观今，希望从历史中寻找到可供北宋统治者鉴戒的经验和教训，安邦济世。
司马光十九年如一日，将一生的心血凝聚在《资治通鉴》里，《资治通鉴》也集中地表现了司马光对历史、现实、社会、人生的种种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既是一种启迪，也是治国安邦所需要的宝贵历史智慧。
读史使人明智。”明君的仁政、良臣的品格、贤者的节操、智者的智慧、忠义者做人的标准、决胜千里的远见卓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都能在《资治通鉴》中找到蓝本。《资治通鉴》的思想博大精深，这里就其所蕴涵的治国安邦的思想和智慧作些粗浅的说明。
司马光穷竭毕生精力写《资治通鉴》，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写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写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也就是说，探求历史治乱之迹，辨明政治兴衰变化之故，是《资治通鉴》的基本指导思想。《资治通鉴》以其极为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一部《资治通鉴》虽然只有三百余万字，但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事实，记述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十六代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而其中涉及到的王朝兴衰得失则更多。它提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以往任何一部史书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一）帝王之道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在于供君主为鉴，使君主懂得知人、立政的道理，所以《资治通鉴》在治国问题上向帝王提出了一套办法，即帝王之道。这些林林总总的方法，概括起来就是“君明臣贤”。
司马光把历代君主分为五类，一是创业之君；二是守成之主；三是陵夷昏君；四是中兴明主；五是乱亡国君。这五类实际上是根据历代君主的才能和作为而区分的。
创业之君，智勇冠于一时，创立基业，一统天下。
守成之主，才能中等但能做到自我修养，自尊自律，所以还能兢兢业业遵守祖宗法度，弊则补之，倾则扶之，虽然没有盛世辉煌，但天下也不闻叹息悲歌。
陵夷昏君，才能只及中等，但不能修身养性，沉迷于宴乐，荒怠于女色，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之不察，贪安于眼前而无长久之思虑，胡作非为，使祖宗创下的基业，如丘陵之势，倾颓而下，使王朝显出衰败之象。
中兴之主，才能过人，而且能自奋图强，能勤身克己，尊贤求道，见善则从，有过则改，亲君子，远小人，力挽危局。
乱亡国君，才能低下，又不能修身，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正道而趋邪恶，弃礼义而纵奢欲。朝廷内外，谗谄者进用，正直者被诛杀，荒淫无厌，刑法无度，天怒人怨，最后丧家亡国是必然的。
君主的才能对于治国安邦固然重要，但修养和自律也是不可忽视的。司马光认为国家兴衰主要取决于君和臣的道德修养。在主张君主应当加强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司马光提出了人君三德：仁、明、武。仁是根本；明是实现仁的方法；武就是果断，也是实现仁的外在条件。《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即司马光对历史的评论），反复强调君主应该讲求仁义，克己复礼，慎于抉择，善始慎终。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仁明的君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君主要仁、明、武，如何才能致天下大治呢？司马光认为致治之道有三：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具体来说，治理国家，必须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外交）以信。只有这样，才能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国家才能安如磐石。
关于善于用人，司马光认为国家治理得好与坏，关键在用人是否得当。主张必须坚持用人唯贤、不分亲疏、新故，必须正确识别贤与不肖，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他还指出，魏晋以来，选官之法是先门第后贤才，这是失政误国的弊政。因此“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对人才的使用又必须坚持信赏和惩罚并举的原则，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如果赏罚不明，则勤惰无分，国家各项政务也就无法治理，势必造成“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的局面；若能做到执法公正、无所阿私，则“法治不烦而天下大治”。
关于教化为先，司马光认为刑罚和监狱固然是维护社会的重要手段，但它只能约束人的身体，约束不了人的思想。中世纪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被教会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之前说过一句话：铁窗和高墙能锁住我的身体，但却无法不让我的思想自由飞翔。这句话中表露出的观点与司马光的思想如出一辙。治理国家，民情教化是非常重要的。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轻慢）；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在而收功之远也”。作为统治者，应该认识到施行教化、正厉风俗，这是关系到治国安民的大事。但是，要实行教化，正厉风俗，只有“教立于上”，才能“俗成于下”。意思是说，老百姓是看着统治者的，统治者只有修身养性，清正廉明，为社会做出表率，才能真正引导社会风气。反言之，社会风气不正，种种腐败风气滋生和蔓延，都是统治者没有立教于上所致。只有统治者自己做好了，身正了，做社会模范，才能通过思想教育，改变社会风气，老百姓就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虽然治国要以教化为先，但法制也是不可少的。司马光看到了法是“天下公器”的性质和特征。法的本身是天下之公器，但这个公器如何操持，由谁来操持，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司马光说：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操持法制，最根本的就是秉公执法，有功则赏，有罪必诛，无所徇私容情，只有这样，法制既不必繁密，而天下又可大治。司马光还看到，法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不可变故乱常，要维持法制的相对稳定性和严肃性。
（二）德治天下
司马光认为君主的“心”（德行）是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于人君之心”。司马光的基本政治倾向是以德治天下。
司马光认为：“心”既然是国家治乱安危存亡的本源，那么要使天下大治，必须首先“正心”。如何才能“正心”呢？司马光认为“正心”即明礼，礼治是统治万民的基本手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维护礼制和名分成为《资治通鉴》的最高原则。礼制和名分固然是儒家的传统思想，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礼制和名分也是社会秩序的代名词。如果礼违道丧，名实相分，那么人心大乱、社会大乱、道德沦丧的局面必然出现。
《资治通鉴》维护礼制和名分，不仅有其时代合理性，而且司马光还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即以礼制和名分作为观察社会治乱兴衰的镜子，帮助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善与恶、是与非。
《资治通鉴》记事首先从赵、魏、韩三家分晋开始，其开端立意是深刻的。司马光开篇作了长达一千多字的议论，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三家的大夫瓜分晋室、以及周天子封他们为侯是违反礼制和名分、破坏纲纪的行为，他说，天子的职责是维护礼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礼的最要害部分是划清君、臣的界限，这就是“分”。划分界限最要紧的是确定各个社会等级的名义，天子之下有公、侯、卿、大夫。司马光认为，维护礼制、名分，关键在于天子是否能遵守有关秩序。如三家分晋，从周天子来说是“自坏”其礼，从诸侯来说，是破坏了“名分”，僭越了既定的社会等级。这里我们且不去评论三家分晋的历史意义，但就司马光抓住了天子是维护礼制的关键这一点来说，反映了他的求实精神和严肃的治史态度。礼制、名分是贯穿全书的总纲领，在他看来，能否维护礼制、名分是衡量明君、昏君、暴君的主要标准，事关社会的治与乱、国家的兴与亡。这样，《资治通鉴》就摒弃了正史中种种君权神授的说教，确定了兴衰成败在于人事的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