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者的小说中，有关周年的质疑追溯到1804年12月2日著名的拿破仑一世称帝之时。在加冕仪式上，拿破仑破例未让教皇为他戴冠，却出人意料地自己加冕，其意是他已凭自己的功绩赢得了权威。整一年后在1805年12月2日，他在奥斯特里兹（今捷克境内）击溃俄奥联军获得有争议的最大胜利，这是《战争与和平》头三卷结尾处的战斗。这三卷在1805年的战事之外写到了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以及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皮埃尔的家庭生活，以《1805年》（The Year 1805）为题，在1865年单独发表。在第三卷末，小说的男主角之一安德烈·保尔康斯基（Andrey Bolkonsky）王爵在奥斯特里茨受重伤，在著名的场景从战地远眺，有感高空之远不可及。当天战败后，一群溃退的士兵随书中二号人物多罗可夫越过冰湖撤退，以期逃离法国不停的炮击。当冰破，众多士兵溺冰而亡时，仓皇出逃的努力只是加剧了灾难。当托尔斯泰的读者在一周年目睹了获胜的拿破仑称帝一景时，他们就从七年后可能以失败来赢得对手同等的甚至更具毁灭性胜利的观点来看了。这种颠倒的命运在几年后当托尔斯泰出版全书时，将会占据《战争与和平》的绝大后半部。
在奥斯特里茨46周年纪念日，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将发起政变，这将终止他当选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的终身任职，并恢复他叔叔的帝称，为拿破仑三世。《情感教育》主情节最后几段描写了此事，之后的两章前面立即作为事后记描写了这一事件。对于福楼拜的主人公弗莱德里克·莫罗（Frédéric Moreau）来说，在他目睹了他的朋友杜萨蒂埃（Dussardier），一个共和的理想主义捍卫者，被过去的同伴、现在的警察塞纳伽尔（Sénecal）奉新官之命杀死之后，政变达到了惊人的高潮。下一章开始时，十六年已逝，开头一句只两个字：“他游”（ “Il voyagea”），这总体的空白象征了弗莱德里克从法国突现的社会政治动荡中失望的退避和从19世纪40年代自己的青年时代中脱身。
托尔斯泰和福楼拜的比较研究，通常忽略两位小说家19世纪60年代创作的显著平行关系，而集中大量的注意于《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将它们看成通奸小说、19世纪现实主义经典、或是小说艺术的相反范例。【参照实例，鲁伯克，《小说工艺》（The Craft of Fiction）；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Tolstoy or Dostoevsky）》，48页；斯特恩《艾菲·布里斯特：〈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Effi Briest：（Madame Bovary）：（Anna Karenina）］；和梅耶尔，《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与包法利夫人之争》（Anna Karenina：Tolstoy’s Polemic with Madame Bovary）。
】排除捷尔吉·卢卡奇（Georg Lukács）关于福楼拜的幻灭对托尔斯泰影响深度的评论，除了《战争与和平》中复苏了史诗光辉的部分之外。【参照卢卡奇《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151—152页。】此书与《情感教育》异同的比较历来被忽视了。然而以旨在对重要历史主题增添兴趣的文学抱负来看，这两部小说可能匹敌甚至超越另两部更吸引比较学者的处理私生活的小说。因此《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被广泛公认为世界小说名著，而福楼拜，与多数评论不同，其《情感教育》也雄辩地证明比他描写当代法国的小说《包法利夫人》高出一筹。
显然，两位小说家的历史抱负比各种对拿破仑发起的评论更深更远。他们的书的确为12月2日的纪念景象提供了结论性尺度，因而向作品应允了一个方便的视角，若要详解，需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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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比较可从一种鲜明甚至不谐的悖论开始。在它对短暂顺序质疑时，它恰恰驳倒了拿破仑纪念的观点。作为历史典范的标志，这样的纪念鼓励依次从前至今的时间感。同时，这种力求尊重必然逝去的历史纪念姿态也表明人们在记忆中回溯时序之流时重建的时间感。福楼拜较之托尔斯泰更鲜明、更引人入胜地表达了这种悖论，以适应书中严格的时序局限控制意识。然而托尔斯泰的创作进程也显现了同样曲折的复杂性，他一遍又一遍地起草《战争与和平》，最终以比他已有小说更前卫的视角开始。
乍看，似乎托尔斯泰很自然地是以一种明确无疑的历史叙事体开头。拿破仑第一年的帝国统治与《战争与和平》最初的宏大行动呼应，俄国国外的失败预兆了七年后国家在国内战线的巨大胜利。与其迥异的是，福楼拜似乎聚焦于结尾：拿破仑第四十七年带来了侄子效仿叔叔的轻易篡权。事件闯入小说却无下文，其效果是暗示为历史意义自身做结论，虽然它为《情感教育》的主情节画了句号。但在小说最后的名言里，在双重结语第二部分最后出现的句中，它却削弱了这种区分。在此，弗莱德里克和他久往的朋友德斯劳里埃斯回忆过去时，公认他们生活的最佳时光是小说开始前整三年的1837年，准确公开宣布的日期是1840年9月15日。在因时光的暂时后退而复杂了的历史向前秩序中，更多的是在19世纪小说推进的时序中，原来小说的结尾却发生在开头之前。当然，这种时间的错乱与颠倒时序的记忆力相关，它被本节中人物实际上已在回忆的情形所强调了，但也与纪念的逻辑相重叠，与及时旋返过去、纪念一个以往应是高潮点的行动相重叠。
在《情感教育》中，那种逻辑带来的是颠覆历史的信息。其中不同人物的“伤感”经历与更广的政治倾向相连。这样，弗莱德里克对阿诺克斯夫人沮丧的追求反映了奥尔良派自1830年统治法国直至1848年革命期间不断增强的失望。而革命自身却体现在他选择罗塞内特为情人的唐突决定中。从此出发，弗莱德里克和德斯劳里埃斯的对话可解译如下：没有早在小说开始前比两位朋友记忆更早的，拿破仑一世早期胜利的“好时光”，哪儿来的拿破仑三世为这小说的收场？
相反，如果我们回顾19世纪60年代托尔斯泰写作的《战争与和平》，在这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初作中，不仅历史的客观词汇，而且他写作生涯的主观展望都很清楚地表明：俄国对拿破仑一世的胜利已随时光流逝。因为克里米亚之战虽然不是近似1812年入侵的灾难，它仍左右着俄国的主要情势，其中包括大改革和最突出的农奴解放，这在托尔斯泰认真动笔之前不久就已正式确立。换言之，借鉴卡瑟琳·福伊尔（Kathryn Feuer）对《战争与和平》如何得以创作的理解，【参照福伊尔，《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的创始》（Tolstoy and the Genesis of "War and Peace"）。】托尔斯泰写书时意识到在克里米亚战后，俄国历史要着重于1812年的凯旋已完全不可能了。讲述那个故事得倒退至1805年的失败。这样他如何叙述拿破仑一世入侵的决定就局限于拿破仑三世新近参与的不很张扬的克里米亚冒险。如没有远在《战争与和平》结尾后由俄国在这场克里米亚战争类似的失败在脑中勾起的拿破仑传奇，托尔斯泰是否需要写出描绘在奥斯特里茨的民族全面战败的第一章呢？
这样，福楼拜的情况是，拿破仑纪念发生在《情感教育》主情节结束时，它依赖于小说开始前的开头—拿破仑三世之前的拿破仑一世。与此历史悖论平行的是在两主角生活中的另一相同悖论，他们生活的最佳时光也一样在晚期开始叙述时才消逝。相对而言，发生在托尔斯泰小说第一阶段末期（应该记住，最初是分别出版的，如《1805年》的拿破仑纪念取决于小说的结尾—第一之后的拿破仑三世）。这种历史顺序的扭曲在托尔斯泰人物之一的生活中也有体现，因为《战争与和平》的初稿曾集中于一个近似皮埃尔·别祖霍夫的人物。经历了拿破仑的入侵之后，此人因参与反政府活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克里米亚之战结束后方得以重返欧洲俄国。托尔斯泰在初稿中探索了该人物的情况，他发现自己将这最初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式的人物远远推后并置于1812年入侵和克里米亚战争之间，迟至最终奥斯特里茨取代了克里米亚时。尽管今天的读者无法追寻任何重点转移的痕迹，当小说问世时，至少当时有一位独具慧眼的俄国评论家康斯坦丁·列昂悌夫（Konstantin Leontiev）指责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的是现代而不是过去。【比较索罗金，《托尔斯泰在革命前的俄国文学批评中》（Tolstoy in Prevevolutionary Russian Criticism），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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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转向拿破仑纪念场景本身。在前台出现了几个人物。他们虽然具有广泛多样的叙述意义，其肖像却也产生不谐作用。这些人物的处理无疑对多数读者的影响比那些时序悖论更直接，这些悖论尽管在福楼拜作品中非常明显，在托尔斯泰也时有发生。首先，以极度细节描绘的是两个目睹当今事件的主角，他们形成的初步鲜明对照：托尔斯泰的英雄王子安德烈和福楼拜的反英雄人物弗莱德里克。这些显著的对照并不排除两个人物间某种重要的隐性类似。其次，更偶然地，另有一类配角在纪念一场中占据了短暂而邪恶的中心：托尔斯泰的多罗可夫和福楼拜的塞纳伽尔。这里同样相关的是小说家态度的分歧：他们各自的拿破仑是否应该在小说中作短暂的、如同小说处理实际历史人物时通常采用的小品方式露面。
表面看，安德烈王子会被认为拥有弗莱德里克所缺少的一切：一个有智慧、有能力并真诚地愿报效祖国的人，对他的特权阶层舒适而无功的常规可敬地缺乏耐心，一个有个性的人，当阻力出现时，能清醒地判断方向。和弗莱德里克过于频繁展现的与动机相反的胆怯行动相比，安德烈令人信服地扮演了一个潜在的英雄形象。毕竟奥斯特里茨的法军从雾中突现时，俄国军队动摇和恐慌了，是他夺过旗帜冲向前力图扭转大局。可是他中枪了，一天无可挽回地过去了。成为强烈反差的是弗莱德里克，他在波拿巴第派政变前一天袖手旁观，痛苦地“疲惫不堪？？死一般麻木，而且有一种支离破碎感”（《情感教育》，3章，5节，407页），与此同时，他的贵族情妇丹布鲁斯恶意地审视和评论着一件曾属阿诺克斯夫人的拍卖品。这是弗莱德里克十年来无回报地以各种可能形式热恋着的女人。在他（和读者）的失望和感情挥霍一空的心态之外，又加上了第二个情妇、高级妓女罗萨纳蒂（Rosanette）适逢经过，只激发了丹布鲁斯夫人“无言的轻蔑一笑”。
至此，托尔斯泰和福楼拜对他们面对的这个人物的纪念处理似乎会回应马克思著名的对两个拿破仑的小讽刺：假如历史会重复，这重复将是：“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卡尔·马克思《路易斯·波拿巴的雾月18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15页。】然而场景之外还有一些因素，所以我们不能将安德烈在战场反对叔叔看成仅是一个英勇的军官在完成他的使命，尽管战事已发生了悲剧性突变。而在侄子政变前宁静的弗莱德里克也不能只看成是一个可笑甚至可耻的、无能无为的逛城者。有一件事，即使当安德烈冲上前时，托尔斯泰还暗示他的反应缺乏成熟，因为他发令时说的是：“小伙子们，冲啊！”陈述者又加了一句：“以孩子的尖声。”（《战争与和平》，3章，16节，280页）接着托尔斯泰在冲锋陷阵之外，又生动地展现了另一生命范畴。就在安德烈中枪前，他看见一个俄兵与法兵为抢夺一块压弹布而荒唐地拉锯。他的战场视野是一览无余的平面。可是一旦倒下，他眼中的景却成了垂直面。他向上看时，什么也不见，“krome neba， vysokogo neba”（除了天空—高耸的天空）（《战争与和平》，3章，16节，281页）。他的心境变了，现在他有的是宁静，平和，肃穆，伴着一点宗教伤感的谐音，因为俄语的“nebo”也象征“天国”。附加一句，他试图扭转战局的举动正符合拿破仑式的幻想，想碰上他自己的土伦（《战争与和平》，2章，12节，162页），那拿破仑最初显示一个年轻军官才华之地。
相反，虽然弗莱德里克已多次表明他行动无能，但拍卖一幕却是一个例外。反感丹布鲁斯夫人的诽谤饶舌，他力阻她买阿诺克斯夫人一只装有包括对他本人有纪念意义物品的首饰盒。她坚持要买，于是他拒绝进她的车。这样一来，他便决断地打破了一场于他社会和经济均有利的婚姻。一瞬间，他心中充满宣布独立的幸福。尽管不久他又重陷那种太典型的“无限厌倦”，他心中的确认为追求丹布鲁斯夫人是“某种可耻的谋图”（《情感教育》，3章，6节，409页）。这样，在12月2日前夕，弗莱德里克就鼓起了一点儿勇气。任何鲜明区别这两个人物的试图都有待验证，无论是马克思精神，或E.M.福斯特（E.M. Forster）对有别于奥尔巴赫（Auerbach）所称的福楼拜高度清醒现实主义【比较福斯特《小说的方面》 （Aspects of the Novel），63—64页；奥尔巴赫《摹仿》，491页。】的托尔斯泰史诗般广阔性的赞誉。无论是作为小说流派或法俄社会在这些作品中刻画的历史，都缺乏那种明晰的勾勒。这种不协调效果与小说家塑造主要人物时避免明显的模式化，而代之揭示其多变复杂心理的动机
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