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读者所见，卡列宁不久又从这高潮时刻滑落复原，这在他同道丽有关通奸的讥讽性交谈中确定无疑。当道丽说，“我原谅了，你也必须原谅”（《安娜·卡列尼娜》，4章，12节，394页）时，她就夸大了她对斯蒂法的变化。她此时的态度达到的不是真正的宽恕，而是对他被时而嘲讽的不忠的无视和冷漠。而卡列宁的情况是，宽恕的升腾冲动以邪恶扭曲的方式被腐蚀了。安娜尖锐地怀疑他在她床边那一高潮时刻实质上是复仇心的狡诈体现，这是她的理解问题。正如一次她自己承认的，“我痛恨他的大度”（《安娜·卡列尼娜》，4章，21节，427页）。然而卡列宁很快就在他亲近的人中感到了“另一种力量，粗俗并同样强大”，这与他们自称的赞赏他对安娜的举止相左。例如，书中看到的贝特西·弗斯卡娅（Betsy Tverskaya）夸赞时“拘谨而轻蔑的嘲笑”（《安娜·卡列尼娜》，4章，19节，419页、423页）。当他感到外力加剧时，卡列宁开始依赖莉迪亚·伊凡诺夫娜的某种支持，以他俄国上层官僚的身份，这可被视作是转嫁的复仇。她的扭曲表现在她热情天性中的欺骗性可能对她自身也有隐藏。她干预卡列宁，使之慷慨的通道毫无积极效果。她顺利地推延了安娜与儿子的见面而引起她的痛苦，与此平凡家庭场景平行的是巴马亲王为报复吉娜而谣传法布里茨欧即将赴刑之计谋。更阴险的是以一个预言者角色兰德的出场来解决卡列宁与安娜的未来关系。当他要求安娜的哥哥离开房间，使斯蒂法无法打破安娜夫妇趋于离婚的僵局时，那幻影仅是随意的偶然吗？或是兰德在聚集家人时意识到了他的顾客加害于安娜的秘密心愿，而存着这个目的摆了一个降神会？
小说结尾，渥伦斯基的母亲提起卡列宁已抚养起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孩子（《安娜·卡列尼娜》，8章，4节，778页）。托尔斯泰便将读者置于他的两种矛盾动机之间了。安娜悲剧的自杀使卡列宁有可能恢复他在她病时的那种快乐心境，那时他因确信孩子将能得到良好的照料而欣慰，甚至可以存活（《安娜·卡列尼娜》，4章，19节，419页）。可是，如果渥伦斯基的母亲可信，卡列宁也就可能有一种出自生父被拒抚养权而生的沾沾自喜。人们也会质疑，鉴于他对他和安娜所生亲子的教育监管，这孩子在卡列宁手中会有什么前景？本章在这一人物身上体现的复仇和宽恕的相互作用于是偏向了在预言者聚集家人时那未承认的复仇胜利感，它做了个含混的平衡以了之。
安娜的相应关系更为复杂。随着小说的发展，她像列文一样自责，无以解脱，尤以康复后陡然与渥伦斯基赴北意大利居住为最。在这司汤达式的场景中，在重返健康的快乐中，她可以自由公开地与情人同居，这种似对以往困境的逃离却泄露了一个重要缺陷。吉娜感到“某种幸福”，而安娜却觉得“不可饶恕的幸福”（《安娜·卡列尼娜》，5章，8节，463页），我们来对此作一个现实的严格比较。找到如此巨大的幸福，她能不感觉宽恕或原谅吗？细细审视，此句表达的至高满足却原来是虚空的，因为安娜和吉娜一样感觉有罪，不同的是，她恐惧和预感着外界的报应。
这里的“外界”指的是她所居住和依存的彼得堡社会精英界。虽然它不比那将她和渥伦斯基捏合在一起的社交明星，她的朋友贝特西·弗萨娅的圈子更广。安娜预料的痛苦社会压力在小说早期已浮现，在她焦躁地目睹渥伦斯基跳栏赛马事故因而与丈夫发生冲突后。第二天她开始有一种命定的预感，“她心灵内的一切都开始变得双重”（《安娜·卡列尼娜》，3章，15节，288页）。尽管最初的表现是内在的，心理的，渐渐地却含有了一种感觉，她坚信她的丈夫和她的圈子定会对她施加严惩。一个鲜明的姿态是她心不在焉地坐在镜台前，头两边剧痛，看着镜中的自我，她意识到“她的双手在一边紧抓两旁的头发，一边在压挤双额”（《安娜·卡列尼娜》，3章，15节，288页）。为了逃脱这内心的分裂，安娜冲到阳台上。观望四周，她感到的是人们严酷的同情，讽刺的是，四周似乎不寻常地新鲜，一干二净，中心分明，然而十分冷漠：“她停住了，看着风中摇曳的杨树梢。它们如洗的叶子在冷冷的阳光下闪烁。她意识到他们不会原谅，一切事、一切人从此都会对她无情，恰如这天空，恰如这绿叶。”（《安娜·卡列尼娜》，3章，15节，290页）小说后期，安娜从意大利的插曲重返彼得堡时，储存在此显赫意象中的预兆出现了，先是莉蒂娅·伊凡诺夫娜拒绝让她见儿子，后来在歌剧院她又使自己当众出丑。简言之，托尔斯泰在处理这双重标准的主题时，有一种相互牵动：社会挑出安娜放逐是虚伪的，因为它无权强求报应。可是安娜已经接受了这一反应，作为她取消急切敦促道丽公开原谅的内心双重结果。？
安娜的精神状态急剧下降，她试图抵抗她的初衷，特别是渥伦斯基。在这个上流社会她唯一仍可交往的人身上，她感到的只是那个社会冷漠的残余。此处我们应注意渥伦斯基的冷漠风度以及他对赛马和乡绅的热衷皆染有英国色彩。这曾是引起安娜反响的特征：在第一部她返回彼得堡时，在风雪交加的车站月台，她轻易地搁下了一本正阅读的英文小说和渥伦斯基进入了亲密深交。然而在他们最终发生口角，她在他身上发现的也恰是这种冷漠时，这却磨砺了她复仇的意志。导致她以自杀报复渥伦斯基的关键基于一种切肤的感觉，即原谅是不可能的，即便她只想象他的冷言，她“也不能原谅他的话，似乎他已对她说了” （《安娜·卡列尼娜》，7章，26节，751页）。当渥伦斯基最终离开她后，他可以贵族的、英式的镇定来掩盖其恻隐之心，这使她作出决定，“一种淡淡的愤怒涌上心来，伴随着复仇” （《安娜·卡列尼娜》，7章，29节，761页）。即便在安娜纵身跳下铁轨的瞬间，这阴郁的心绪仍萦绕不去：“我要惩罚他，与所有的人和我，决绝。”（《安娜·卡列尼娜》，7章，31节，768页）在这毁灭性的简单句中，她对渥伦斯基报复的意愿成了投向包罗万象的社交圈的外向爆炸，这圈子伸向全部的人，她感觉他们敌对的压力是针对自己。同时它涌入了她既欢迎这压力又因受其折磨而愤怒的内在心理中。
不过还有最后一组讥讽。在最后关头，正像安娜在惯常入水游泳前自我恼火的那样，甚至当强大的火车压顶而来时，一种沉睡了的、请求宽恕的伤感苏醒了。正当最后一瞬伊凡·伊利奇的黑包底朝天时，托尔斯泰也不能想象置其人物于全然不顾，这次是在她的复仇情感中。但是渥伦斯基不会知道这伤感的转化。对他来说，余下的就只有她烧灼的死面，他的目光无法揭示的那最后时刻的复杂。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不悦遮暗了他眼中“唇上的怜悯”，以至留在他记忆中的只有她“残酷复仇”的词语（《安娜·卡列尼娜》，8章，5节，780、781页）。其效果是，末了托尔斯泰想象的对安娜的短暂解脱只有读者能看，而她周围的人全然不知，因而报应还在延续主宰。
渥伦斯基的母亲和贝特西·弗斯卡娅一样，是那个社会的典型成员，此时她的严酷结论产生了一种刺耳的不谐音。她以一种自视清高的无情宣称安娜“得到了她这种女人应得的下场” （《安娜·卡列尼娜》，8章，4节，778页）。列文的哲学型异父兄考茨涅舍夫，当他援引碑文的基本意思来回答这种责难时，他评论说：“这不由我们判决。” （《安娜·卡列尼娜》，8章，4节，778页）那么他此时的观察造成了一种书生引言的印象，与卡列宁早时对安娜的可能死亡更由衷的反响成了鲜明对照。缺少决断能力的考兹涅舍夫未能缓和母亲最后呼吁宽恕实则暴露更强复仇力的话语：“上帝原谅我，然而我却无法控制对她的仇恨记忆。”（《安娜·卡列尼娜》，8章，4节，778页）在这对安娜的最后提及中，复仇的力量决不让位于不可抗拒的宽恕冲动，相反，它最终压倒了慈善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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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托尔斯泰小说看作一个整体，其中显示了卡列宁具腐蚀力的复仇故事被列文设法征服的宽恕故事所平衡。这样当卡列宁得知安娜会死的那一时刻，列文可以克服心中被吉蒂拒绝之痛而再次向她求婚。他俩和解的关键是客厅游戏“秘书”（secrétaire）。其中各人需交换信息，只可用字的第一个字母提示。吉蒂最后的决定性信息是一个祝愿，“你会原谅，会忘却所发生的”［“t，y，c，f，a，f，w，h”（《安娜·卡列尼娜》，4章，13节，398页）］，与书中人物要求的与碑铭圣经复仇的相反情绪相呼应。这一节重现了托尔斯泰对其妻的求婚。此处我们也能觉察与司汤达的再次对话。当法布里茨欧第一次被监禁于巴马城堡时，吉娜用暗语向他逐个字母地闪灯报信，法布里茨欧以同样精神用他狱中的材料做成大字母连成句子，举起与克莱莉娅联系。象征复仇倒退力的亲王复兴监狱并不能驾驭司汤达三位主角的自由意志。同样，在托尔斯泰更寻常的家庭小说中，吉蒂和列文则逃脱了过去失败衍生的罪恶陷阱。事实上，他们的悔过如此相近，没有必要逐字拼出其意：在托尔斯泰与巴马监狱紧密联络的再现中，只需开头的几个字母，就足以将这一夫妇自设的孤立姿态在共同认同的宽恕中结束。
普里斯拉·梅耶尔在《俄国人怎样解读法国人》（How the Russians Read the French）中关于法－俄文学关系的讨论进一步启发了我们对安娜·卡列尼娜与司汤达、法国联系的认识。在分析莱蒙托夫（Lermontov）《当代英雄》（A Hero of Our Time）、《罪与罚》、《安娜·卡列尼娜》和几部未指名法国小说的修正论战中，她强调的是影响，而非对话。但她的论文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与道德法国问题小说典范在宗教和精神道德基础上的不同，的确将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的复仇处理置于更广的文学视野。【参照梅耶尔，《俄国人怎样解读法国人》（How the Russians Read the French），特别参照150—152页、200—209页、218—222页。】尽管梅耶尔不考虑司汤达，本章有关她与托尔斯泰关系的开头讨论的确符合她的模式。作为体现法国自由思想个人主义的文艺复兴式女英雄吉娜决心复仇，这与托尔斯泰圣经碑铭上下文“复仇在天，让人宽容”的俄国深层精神相冲突。
除了初始的差别，两部小说结尾处都作出一定的有效退让，退至对方的境地。这样，《巴马修道院》显示的是法布里茨欧在寺院终度余生，吉娜只感到“某种”快感，而《安娜·卡列尼娜》则说明复仇是人的原始力量，但在社会精英中却是一种疾病。当然司汤达不可能知道托尔斯泰的小说，但倘若托尔斯泰真的学习了司汤达质疑假设的能力和在长久思索的小说构想中超越假设的能力，那么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复仇处理，就显示他见证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本章对这些小说有如精作的智慧仪般洞察。如所见，两位作家对复仇情感的描绘并未进入展开的争论，而是依赖戏剧性的交互作用，角色发展和语言选择。当小说家以不同区域的经历辛勤地重组和结合价值与传统时，这种小说家思考的持续进程最终将两位作家纳入了不期之途。《修道院》和《安娜·卡列尼娜》中小说探求形式的卓越为他们的心理描述力增添了知识严肃性，有助于理解何以在写作一个世纪后，他们仍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三、不和谐的历史/拿破仑纪念
《战争与和平》与福楼拜的《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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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的Cinco de Mayo或5月5日的庆祝，在美国的墨西哥后裔中比在墨西哥更为广泛。它恰恰（由于奇怪的巧合）是拿破仑纪念日，这正是本章要讨论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和福楼拜《情感教育》中所现的那种节日。1862年5月5日，一支进发去占领墨西哥城（Mexico City）的法军在普埃布拉城（Puebla）外被击败，此时的美国，因为内战而无法施行门罗（Monroe）政策。尽管短暂失败，拿破仑三世的国外出征不久便帮助在墨西哥建立了哈布斯堡（Hapsburg）政体，直至1867年墨西哥共和国的支持者俘获并处死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具有不谐讽刺的是法军5月5日的失败恰恰发生在拿破仑一世1821年在圣海伦娜之死的41周年。
当前的事件因过去的纪念而黯然，同时又引起了始料未及的后果。这种相同情形发生在托尔斯泰和福楼拜小说的关键时刻，两人都对在历史进程背景下人物的私生活做了丰富的描绘。在这进程中，一个对拿破仑一世具有特殊意义，而后又将其与其侄拿破仑三世相连的日子和举世公认的波拿巴的光荣激烈地冲突了。和法国革命后确立新共和国日历、再生乌托邦的希望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托尔斯泰的拿破仑时间第一年和福楼拜的拿破仑时间第四十七年出现的几处不协调。其结果是本章将探讨的作为19世纪60年代小说《战争与和平》与《情感教育》的启蒙比较。
福楼拜和托尔斯泰都是19世纪50年代崛起的文坛巨星，其书涉及意义深远的作家职业与拿破仑三世法国的接触。1857年在第二帝国法庭，福楼拜据理力争，成功地赢了一场重要的对他《包法利夫人》不道德的起诉。而波德莱尔面对相同指控却逃至比利时。这种姿态提高了他第一部小说的成功，从长远而言，推进了文学表达的自由。1855年和1856年发表的，之后又收集在《塞瓦斯托波尔概要》（Sevastopol Sketches）中的文章为托尔斯泰赢得了描写克里米亚之战最强作家之盛誉，而在俄国引起注意。法国的拿破仑三世是对克里米亚的反俄参战联盟之一，唤起四十年前第一个拿破仑壮阔入侵的记忆，也削弱了俄国作为欧洲强力的地位。
此后十年间，特别是从1863年始，两位作家基于初期的接触树立了经久不衰的拿破仑形象。《战争与和平》和《情感教育》并驾齐驱，托尔斯泰和福楼拜对对方的项目并不知情，但双双创作了对作为法国皇帝的拿破仑加冕纪念有决定性历史作用的小说。初次的特殊日期为1812年灾难性入侵俄国设置了舞台，第二次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被推翻，继而是19世纪40年代政治理想的陡然破灭。托尔斯泰对《巴马修道院》的赞赏直接影响他的创作，而托尔斯泰与福楼拜的对话不像与司汤达沟通的那样，本章认为他们的对话有仗于两者共同参与的广泛西方历史和文学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