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成物种是生物界最为显着的特征，许多物种对于它们赖以生存的特殊复杂行为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如果动物园能够把昆虫生命发展的历史也包含进去，那么它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奇特动物博览会了。但非特异性是例外，规则仅仅适用于那些具有特殊技巧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如果大自然制造不出来的话，没有人会想到会有这样一种特异性。但是，非特异性却不是这样。人们很难相信达尔文的“偶然积累”居然已经论及到了这些特异性。无论你愿不愿意，事情总是这样的：简单明了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外在力和倾向性的影响，越来越变得遥不可及；而且“简单明了”似乎代表着事物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与“简单明了”不断分离可以引发新的力量，从而加剧了在这个方向上的进一步分离。尽管达尔文的观点已被人们所接受，并且人们也经常引用他的理论来思考问题；但是如果生物体的某一种特性是由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所致，那么达尔文主义在这个问题面前就束手无策了。我坚信一点，这种结构只源于那些“在某一方向”上的初始微小起步。越来越系统的选择在起初获得优势的方向上不断创造出“锤击可塑材料”的环境，这样物种就发现了它们前进的生命方向，并且将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4．伪拉马克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个体的某种优势来自于偶然突变，并且由于这种优势使得个体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和生存。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换一种方法来说明，为什么与通常的看法相比，偶然突变更能起到显着的作用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它们的自身被利用、使用的可能性能有效地提高进而能够接受环境的选择性影响。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环境看做不利和有利环境的总和。不利的环境包括来自其他物种的威胁、毒药和恶劣的环境等；有利的环境包括食物、水源、房屋、阳光及其他。为了简单明了，我们将第一种称为“危害”，第二种称为“需求”。并不是每一种危害都可以避免，每一种需求都可以满足。一个物种为了生存往往采取在获取资源满足最迫切的需求和避免最致命的敌人之间的一种折中行为。有利的突变可以减小来自某些敌人的威胁，或者使资源更易于获得，或者是这两种优势都有，因此它提高了个体的生存概率。此外，由于有利突变改变了个体接受需求和灾祸的相对比重，因此它还改变了最佳的折中点。于是，选择更青睐于那些能够通过智力或机会改变它们行为的个体，因而它们也更容易被选中。虽然这种行为的变化不能通过遗传基因的作用传递给下一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被传递。多毛突变型花的产生就是一个最简单和最直接的例子。多毛突变型的高山优势使得他们将种子播散到更多的“山坡区域”，这样可以有利于他们的下一代整天上迁，会更加促进它们的有利突变。
上文的论述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整个环境是动态发展的，这其中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一个大量繁殖的物种，除了个体的存活以外，它们的整体存活率由于外部威胁的存在远远大于需求使其没有明显的增长。还有一点，危害和需求总是一起到来，只有在勇敢地面对敌人时紧急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正是由于危害和需求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一个减小危险的特定突变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波及到那些挑战危险并且能够避免其他危险的突变。于是，一种未曾频繁出现但是却很值得注意的选择就会出现，不仅与遗传特征有关，还与使用这种特征的技能有关。后代通过学习或示范就可以学会这种行为，同时行为的转变反过来又促进了在这个方向上的有利突变。
这与拉马克描绘的生物机制几乎相同。虽然既没有将引起的任何变化直接传给下一代，也没有获得性行为，但是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与拉马克认为的恰恰相反。父母的身体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选择改变了它们的行为；行为的变化又通过示范、讲授或者其他更为原始的办法，与基因携带的性状变化一起传给了后代；而不是拉马克认为的那样，行为改变了父母的体格，并通过遗传改变了后代的形体。“通过教授”为迎接未来遗传上的突变敞开了大门，并且能够随时最好地利用那些变异，使其更容易被选中，因此这种方式的传递行为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进化因素。
5．习惯和技能的遗传固定
行为本身的变化并不通过身体遗传、通过遗传物质和染色体来传递，所以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里描述的情况只是偶尔发生，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从而形成一种适应性进化的基本机制。因此，我们的观点会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的确，遗传上确实不能保证习惯和技能的稳定性，并且它们是如何融入到遗传基因的宝库中也是个未解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例如鸟类筑巢、猫狗的清洁等习惯可以遗传，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如果依照传统的达尔文思想的话，这些将无法解释；由此看来，达尔文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一个人在他生命中的全部努力和劳动能对物种的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希望能在纯粹生物学的意义上推理出。因此，这个问题在人类身上考证其真实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所作的一些简单描述。
根据我们的假设，身体的变化与行为的变化是平行的，后者是前者偶然变化的一种结果，由于它自身利用了最初的优势，并且只有在同一方向前进的突变才具有选择价值，因此它会很快引导深入的选择机制进入既定的路线。行为随着新器官的发展越来越与其紧密相连。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具体的劳作但却拥有一双灵巧的手的话，那么这双手一定会妨碍你。从来没有经历努力的飞翔，你不可能拥有一双翱翔的翅膀；从来都不模仿周围听到的声音，你也不可能拥有一个精致的发音器官。把强烈希望使用某个器官并通过练习提高其技能与拥有一个器官看做是生物体的两个不同特征，这只是一种人工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对应，它只能通过抽象的语言来实现。行为是不会主动进入染色体的结构并在那里拥有其一席之地，这是我们都欣然同意的。但是，新器官自身携带习惯和使用方式如果没有在生物体的使用过程中起到实质性的协助作用，那么选择机制在“制作”新器官的过程中就显得毫无作用了。因此，就像拉马克说过的那样，这两个平行发展的事物会在遗传上固定下来，并最终合二为一形成一个使用过的器官。
与人类制造工具的过程相比，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果不仔细研究的话，它们之间似乎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当人们非常急躁地制作一个精致物体时，在完成的过程中反复地使用它很有可能摧毁它。而大自然却不是这样，虽然它无法制作出生物体新的器官，但是它以连续的方式不断检验生物体新器官的效率，使得它们在自身的检验中不断完善，这是与人工制作完全不同的。然而，这个事实上的类比却是错误的，人类制造工具相当于个体从种子发育到成熟的过程，这其中有很多干扰因素是被限制的。在获得该物种拥有的全部技能和力量前，幼小的必须被保护而不能让它们工作。也许用自行车的发展历史和生物进化作类比更为合理。展览会可以用火车、汽车、飞机、打字机的历史来作对比，告诉你这种工具是怎样一年又一年、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地经历着变化。不过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就像在自然进程中一样，所说的机器应该是被连续使用的，从而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改进；而事实上依赖实际获得的经验和改进的需求使得改进不断完善，而不是仅仅依靠使用来完成的。顺便讲一下，这里作类比的自行车就像一个老的有机体，已经到达了它可以达到的最完美阶段，因此以后将不会有新的变化。不过，它将继续保留而不会消失。
6．智力进化的危险
让我们重新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人类到底有没有进一步进化的可能性？上面的讨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论点。
第一点是关于行为的生物学重要性。虽然行为本身不能遗传，但可以不同程度地加速生物体进化的过程；只要生物体在这种过程中能够顺应与天赋的器官功能以及外部的环境，并且能够随着两者中任意一个因素的改变而进行有效调节。在植物和低等动物中，恰当行为的产生源于缓慢的选择过程，换句话说，改错和试验可以造就恰当的行为；而高智商的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来行事，于是便可以有效地克服诸如过程缓慢、生育较少等不利因素带来的障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让后代的数量超出生计保障的最大范围，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
进一步的进化对于人类来说还有可能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做的事。这一点是与前面一点紧密相关的。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有些事情是由不可逆转的命运决定的，并任由它们的发生。如果我们不需要它，就不要采取行动。反之，如果我们需要它，就必须采取行动。正如历史和政治的发展以及历史事件的次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行动而不是命运强加给我们的。因此，作为一种在大时空范围内的历史过程，生物的未来不是不可更改的，也不是按照自然法则预先决定的。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自然法则似乎在关注着每一个高级的物种，就像我们观看鸟和蚂蚁或观看剧中的表演者那样，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无论在狭义上还是在广义上，历史总是被人们看成预先注定的事件并且被固定的法则和规则控制。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每个个体在这件事上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微小作用，他既不能说服他们、调整他们的行为，也不能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为了保证我们的生物学未来，我们必须做出一些具体的行动。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错过“通往完美之路”的危险系数越来越大。从上文可以看出，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选择是一个确定的必要条件。如果将选择彻底抛弃的话，发展不仅会停滞，而且还有可能会倒退。用赫胥黎的话来说就是：“……有害突变会直接导致器官的退化，当退化的器官没有价值的时候，选择也就失去了作用效力，不能继续保持进化的痕迹。”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使人愚蠢化”的生产过程和高度机械化程度无不包含着使我们的智力器官严重退化的隐患。当聪明工人和迟钝工人的生存机会伴随着手工业的衰退和生产线单调而枯燥的工作的普及而变得日趋相等的时候，聪明的脑子、灵巧的双手和敏锐的眼睛就成为多余。而对于一个不聪明的人来说，枯燥乏味的苦干、生存、安家、养育后代似乎更适合于他的天性。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天赋和才能方面的负面退化。
为了帮助人们减轻辛劳，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些机构便应运而生，诸如拥有许多福利和安全措施、保护工人不受失业的威胁等等。虽然这些措施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它减轻了个人发展自己、照顾自己的责任，从而使每个人在机会上倾向于均等，也消除人们在能力上的竞争——这对生物进化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不过，人们肯定会拿出一大堆有力的证据来说明福利的益处远大于它自身引起的对生物进化的危害，这一点我早已经意识到了。但是，从我个人来看，益处和危害是一起出现的。除了欲望之外，枯燥也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痛苦的又一根源。我们必须改进发明出来的机器，让它做那些对人类来说是机械的、枯燥的工作；而不是让这些机器生产越来越多的额外奢侈品。不要让人做那些用机器来做非常昂贵的工作，而是应该将人类已经十分熟练的劳作都让机器来完成。这样做的效果可以使参与的人更加快乐，尽管这种做法对降低生产成本没有多大意义。然而，这样的做法终究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对生物进化毫无价值的世界大公司和企业间的竞争一直存在。总之，把个人间的有智慧的竞争恢复到应有的位置上是我们强调的主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