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三者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来了解对方行动的细节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出于对这些剖析的正确性坚持，我毫不动摇地在战争开始前一个月宣称，拿破仑将在那里组织战役。如果普鲁士人真的渡过了萨勒河，那就在耶拿和瑙姆堡两地开始进行交战。
在我如此精确地预见到这一切的同时，布伦瑞克公爵和他的顾问们又会做出怎样的推测呢？
我提请回忆起这个我已不止一次援引过的情况，完全不是出自某种虚
荣的心理，因为我还可以举出其他同类性质的事例来。我也只不过是想说明，战争中常常可以根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问题而采取行动，却不必在敌人活动的一些细节上面过分纠缠。如果克劳塞维茨将军也像我那样经常提出问题并设法去解决问题，他就不会那么强烈地去怀疑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军事理论的有效性了，因为只有理论才能够对类似的解决办法起指导作用。他的那三大本论述战争的著作明显表明，在1806年布伦瑞克公爵所处的那种境遇下，他要采取一个必须采取的决心应该是多么困难啊！犹豫不决，这是疑惑成性的智者的固有特性。
让我们再回到原来的主题上来。我不得不承认，在现代许多国家的军队里，对间谍活动特别不重视。1813年，由于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司令部没有间谍活动经费，致使亚历山大皇帝不得不为这个司令部支付派遣去路沙提亚探听拿破仑去向所需的经费而拿出了他自己的私人小金库。乌尔姆的马克将军和1806年的布伦瑞克公爵也都跟施瓦岑贝格亲王差不多，也没懂得更多些。法国的将军们，由于在西班牙实在找不到合适的间谍分子，缺乏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态的情报，结果付出了相当髙昂的代价。
在通过轻装小部队获取情报方面，俄国军队胜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它们主要依靠哥萨克人和游击队的机智。这在历史上是不乏例证的。
在德累斯顿交战之后，库达舍夫公爵准备远征瑞典公国时，他的队伍泅渡易北河，从法军的纵队中间穿过，一直进抵维滕堡，这一类行军称得上是一个历史纪念碑。切尔内绍夫、本肯多夫、达维多夫和谢斯拉温等将军的游击队所侦察到的情报在这方面都曾经有过特别重大的贡献。人们还记得，哥萨克在夏龙附近截获了拿破仑发给玛丽·路易丝女皇的一份电报，曾使各盟国了解到法国皇帝将凭借洛林和阿尔萨斯的要塞地带集中全部兵力进攻对方交通线的方案。这份珍贵的情报促使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两支军队决定会合起来，可是在这之前任何战略角度的好心规劝，除了在莱比锡或布里亚纳，都没有办法使他们两人一起合作共事。
同样，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多克托罗夫将军根据谢斯拉温的一份报告才幸免拿破仑将其歼灭于博罗夫斯克的危险。当时拿破仑带着自己所有的部队刚刚离开莫斯科，开始了他的退却。起初，有人还不相信这份报告。这件事惹怒了谢斯拉温。于是，他潜入法军营地里，抓获了一名军官和几
名禁卫军士兵，用来证明自己的情报确凿无误。这份报告使库图佐夫定下了向马洛亚罗斯拉韦茨进军的决心，堵住了拿破仑通往卡卢加的大道。否则，他将会在那里得到更多的资源，也可能避免他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遭到的惨败，这样虽不能挽回败局，至少也不会造成如此重大的灾难。
这样的例子虽然不是特别多，却足以使人得出一种认识，有能干的军官领导的优秀游击队是可以创造出奇迹的。
为了得出结论，我想把本节概括成以下几条真理：
（1）一位将领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掌握敌情这件大事，为此他应当动用一切手段，包括：组织侦察，派遣间谍，组织由能干的军官领导的轻装部队，规定各种信号以及派遣训练有素的军官到前卫去审讯俘虏。
（2）由侦察得来的情报都要不断地积累起来，尽管这些情报并不是十分完善，甚至矛盾百出，但真实的情况往往就是从这些相互矛盾的情报中寻找出来的。
（3）然而，在考虑（拟订）自身的作战计划时，对于运用上述手段获取的情报不能持完全相信的态度，更不能过分地依赖它们。
（4）在可靠而准确的侦察材料不完备的情况下，一位能干的将领是从不会轻举妄动的。一般来说，他在开始行动之前，总要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假设性地提出两到三个实施方案；这种实施方案应该以一定的原则为基础。
我可以保证，做到了这几项就不致发生常见的那些足以使人感到仓皇惊恐、举止失措的意外情况了。只要军队将领不是一位完全无能的指挥官，那他总能从敌人将要采取的行动中做出某些相近的假设，并为实施其中一个假设而预先采取相应的对策。
我不想过多地重复，但从这些进行严密的推理，圆满得到解决的假设中可以看出军事天才所具有的真正本领，尽管这种天才的数量总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却被忽视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作为对这一节最后的补充，我还要说一说利用信号的问题。
有好几种传递信号的方法，其中自然当以电报为首。1809年，拿破仑之所以能在雷根斯堡获胜，就是因为他在他的大本营和法兰西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电报线路。当奥军在布劳瑙附近渡过因河，准备入侵巴伐利亚，突破他的营地时，拿破仑还待在巴黎。事过二十四小时，当他获知二百五十
古法里（约1000千米）以外发生的情况后，他立刻跳上了马车。八天之后，他便在雷根斯堡城下的两次交战中获得了胜利。如果没有电报，这次战事肯定败北。这个例子绝对能够证明电报的重要作用。
有的人还想出了一种轻便式的电报机。根据我所知道的，这个想法最初是由一个俄国商人从中国引进后提出来的。这种电报机是通过骑着马的士兵走上髙地进行操作的，能在几分钟内便把中军的命令准确地传达给作战线上的两翼，同时也可以把两翼的报告发送回大本营中。人们又进行过无数次的试验，但最后这个方案还是被放弃了，其原因不太清楚。事实上，这种通讯方式，内容只能非常简单，而且如果再碰上有雾的天气往往就不大可靠了。可是，由于这种报告的文字可以压缩到二十个句子左右，这就比较容易拟出约定的信号。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应该忽视，何况还可以派个军官去传送报告的副本，或者让他们口头传达受领的命令。采用这种方法，总是能快速地传送命令的。
1794年，在弗勒吕斯交战的过程中，进行了另一种试验。茹尔当将军利用气球进行侦察，从气球上传递着奥军行动的情报。我不知道这次试验是否成功，但后来这种方法也没有重新被大家使用。我对当时流行的用气球便能夺取胜利的说法表示很怀疑，要使气球随时准备好，一旦需要时能马上升空，这可能是很难达到的。此外，要从天空中观察地面上发生的情况也是很困难的，而且观察者要悬在半空中，随着不确定的风向进行冒险。因而，这一办法没有得到推广。如果把气球升到不太高的空中，气球上载一名善于判断敌人行动的军官，并编排好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信号，那也许会在一定条件下使我们从气球上获得某些有用的情报。但是，往往由于火炮的烟雾弥漫，加之从高空中往下看，地面上运动的纵队犹如小人国里的矮子，识别它们是属于哪一方的部队是很困难的，这就常常使情报不太可靠。例如，在滑铁卢会战中，气球侦察就难以判断是从圣朗贝尔过来的究竟是格鲁希还是布吕歇尔，不过在两军较少混杂、标记分明的情况下，这个方法看来还是可以使用的。一个确实有把握的例子，就是我本人在莱比锡交战时，曾在很高的钟楼上亲眼见过从这种观察中所得到的情报，我曾把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副官领到这座钟楼上去看过，他也不能否认，正是我的情报和请求才使亲王下定了从普莱瑟河和埃尔斯特河之间的险道中
撤出去的决心。当然，站在钟楼上比蹲在脆弱的气球吊舱里要舒坦自然得多，但并不是到处都找得到能从上面俯瞰整个战场的钟楼，而钟楼又是不能任意搬动的。最后，也只有格林和加尔涅尔才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从五六百里高的高空中看清楚地面的物体。
还有一种比较可靠的信号便是在一个地区的髙地上燃起大堆的烽火。在发明电报之前，运用这种办法的优点是能够迅速地把敌人入侵的消息从国境线的一端传向另一端。瑞士人用这种办法号召民兵拿起武器。冬天时，有时候也利用烽火向军队驻地发出警报，紧急召集队伍。另外，还有些地方规定好两三种烟火燃烧的不同信号，以表示从哪个方向来犯的敌人对军队驻地的威胁最大，并指出我军各兵团应在哪个地点集结，等等。在沿海地带同样也可使用这种办法发出敌人登陆的信号。
最后，还有一种信号，就是作战时通过军乐队的乐器向部队发出信号。因为这个问题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我也就只是简单地说明这种方法在俄国军队里，比在其他国家的军队里更为完善，可是，一方面我完全承认，掌握这种可靠的方法，对使军队主力能根据指挥官突然下达的决定自发地同时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说，这个问题恐怕一时还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解决的。在整个战线上，随着攻击部队的推进，除了发出整齐划一的“乌拉”声外，乐器信号恐怕只能适用于那些狙击兵了，而对于别的则无济于事。何况，这种自发的划一的“乌拉”声，我在亲身经历的十三次战役中只看到过两次。这种叫喊声与其说是上级命令的必然结果，还不如说是部队在上阵时一种激情的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