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得住：人人有活干，月月有钱赚
武义14年的下山脱贫工作，使4万多高山深山农民搬迁下山，没有出现过“回流”现象，这是中国扶贫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扶贫史上的奇迹。为何武义的脱贫工作做得如此出色？为何下山后的农民能够适应平原生活，能够安定地在平原生活？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能够稳得住？这些问题是许多经历过失败搬迁的地区的领导或农民最想知道的。武义下山农民之所以能稳得住，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省、市、县级领导的重视，有政府的优惠政策，有工作人员认真、细致的工作，有下山村村委委员的努力，有接纳村友好的帮助，有村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等等。但总的来说，村民下山后要想稳得住，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吃饱，穿暖，这是一个人生存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条件。然而，要想实现这两个条件，就必须保证下山农民有活干，有钱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武义县政府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引导下山农民走进企业，走进工厂，自主创业，使下山农民“人人有活干，月月有钱赚”，使他们不但下得来，稳得住，还富得快。
1．生存环境：从“糠箩”跳到“米箩”
高山深山农民搬迁下山后，“七大难”问题得到了解决，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山下的便利条件使村民不愿再回到山上，从山上到山下，就等于是从“糠箩”跳到“米箩”，生存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村民在下山前就已定好宅基地，而且宅基地都是好位置，都在国道、省道、县道两旁，都在集镇周围，都在县城的城郊或城区，位置都是非常好，比过去旧村的位置好得多。有宅基地就会有新房，有口粮田就会有饭吃，有蔬菜地就会有菜吃，有公墓山就解决了一些老人的后顾之忧，当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时，下山农民的心也就定了一半了。不管怎样，山下一定要比山上好，才可能稳住农民的心，留住农民的人。农民下来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环境，交通便利，道路平坦，靠近集市，这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了很多，过去那走不完的山路让他们吃尽的苦头。
新九龙山村所处的大环境是由政府提供的，小环境则是在政府的扶持下由村民共同努力改变的。一直以来，村里在修路、架高压线、引自来水、建公园、外墙粉刷等方面都得到政府资助，这些都是村里每一年的项目，现在俞源正在实施清水工程，2008年新九龙山村将有可能接上自来水。2002年村前的是由政府出一部分钱，剩下部分由每家每户出一些；外墙粉刷是政府给每户1500元，各家再出3000元左右；村里有村民规约，有卫生管理员，卫生管理员由村民刘寿康担任，每月450元，政府帮出200元左右，村里按人头每个人出1元，凑够450元的工资给卫生员。下山后，每个家庭都在为建房而努力赚钱时，新村的规模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每一栋楼房的建起，都是对新村建设的一大贡献，每家每户的楼房构成了新九龙山村的整体，有了整体就有了凝聚力，村民的心才稳得住。假想如果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户村民建好房子，村子并不完整，那人心也是会涣散的。每当村子一天天变漂亮，一天天在完善时，他将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将下山村民留住。但事物总是相互作用的，村子变漂亮需要上级领导及村民付出努力，当他们努力过后，漂亮的村子也会还以他们舒适的生活环境。下面我们来看董春法主任跟我们谈到有关新九龙山村外墙粉刷小插曲：
不可能说我一个董春法有多大的力量，村长说主要是靠我，其实我就是做一些大的方案，比如村里粉墙我也鼓励一下，这个呢，也有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跟一体办主任讲：“九龙山是全国有名的，甚至是世界有名的，是武义下山脱贫的一个典范，一定要把外墙粉好，这是国家拨钱的。”一体办主任就说：“你老董说的，我一定大力支持！”后来时间给他安排好了，事情定下来了，就跟乡里讲，请乡里来做工作。但是，由于有的农户家里还欠帐，他们不愿意粉外墙，认为外墙不粉，他们也好住的，反正他们都已经下山了。做了好多次都做不通，乡书记、乡长就到县里来找我说：“老董，你的新九龙山村那些人的工作真难做哦！”他们说成是我的新九龙山村了，现在就是要把我请出去。我跟村民是很熟悉的，有一天到新九龙山村开会，到老书记家里开，那时候很多群众思想不通，我们就干部先通，干部里面又要党员先通，党员里面又是老书记、新书记、村长先通。粉外墙的事是上面已经定下来了，非粉不可，老书记第一户带头，新书记第二户，村长第三户，再接下去就是党员干部粉。方案开始定下来后，就准备开始动工了。可是刚动工，群众就要求给他们先粉。于是，我们又开了一次会，党员放最后，村里的骨干都排到后面去了，完全颠倒过来了。这样就让群众先粉了，也真有意思。
新九龙山村的大、小环境都非常好，原来去上门的女婿带着妻儿回来了，嫁出去的女儿也有带着丈夫、孩子回来了，新九龙山村不仅比过去山上的九龙山村好十倍、百倍，而且比许多邻村还要好。这样的下山脱贫村怎会出现回流现象呢！
2人人有活干，月月有钱赚
“下山农民要在山下稳得住，关键还是要有活干，有钱赚。这两句话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董春法主任特别向笔者强调这两点。武义县下山脱贫农民可以说没有出现过返回山上去住的现象，他们下来以后，政府将最好的位置给他们安排宅基地，让他们有田种，有菜种，老年人死后骨灰有地方放，年轻人有地方打工，等等，这些都是下山农民的有利条件，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他们下来以后肯定还是要回到山上去的。总之，下山以后，山下生活一定要比山上生活好，“七大难”问题都能够逐步得到解决，下山农民“人人有活干，月月有钱赚”，这样的下山脱贫一定不会出现回流现象。而对于云南等其他省区实施的扶贫搬迁中出现大量的回流现象，董春法主任是这样分析的：“可能他们下来以后，生活水平啊，赚钱啊，也不见得比山上好多少，可能有些对比起来还比不上山上，山上已习惯那样的生活，自己早上起来去干干活，到秋天时收一些农作物回来，能吃饱也就可以，所以他们还要回去。”相比之下，武义下山脱贫农民下来以后，山下的生活比山上生活好几百倍的，所以不愿意回去，甚至是一些小孩子在搬家的时候忘了拿一些东西下来，叫一个人上去拿，他都不愿意去拿，他愿意到市场上去重新买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下来以后，没活干，没钱赚，没饭吃，那肯定是要回去的。有关回流问题，董春法主任在接待一些专家、学者或考察团时常有人问及这个问题，下面是董主任所遇到的提问情况：
曾经有几个教授，一个是上海理工大学教授，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还有一个浙江大学的教授，他们也多次问过我：“你们武义下山脱贫搞得好，但是还有哪些问题，你讲来听听？”我当时也讲不出什么问题，好象还是很顺利的，真正大问题还没有碰到过。他们说：“这是你们工作做得实，做得细，做得好，所以没有人要求回到山上去，我们了解了很多地方，他们下来以后，就要求回去。”记得有一次我到金华市委党校去讲课时，一位来自云南的学员这样说：“我们云南也学你们武义下山脱贫，但是下来以后，很多人又回去了。”我问为什么要回去，他说：“有些云南人也是住在山上，山上的生活习惯和下面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生产方式也不一样，在山上是种些水稻，下来以后政府叫他们去种橡胶树，他们对橡胶树从来没有种过，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再说种橡胶树到底有没有经济效益他也不知道，不愿意种树，所以下来以后，他们又回去了。”
对以上的谈话，我们这样分析：帮助农民搬迁下山不是为了政府领导的政绩，而是实实在在从农民利益出发，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自愿的原则，真正帮助他们解决贫困问题。前面我们所谈的“有活干，有钱赚”是下山农民稳得住的关键因素，这两个因素是相互的，缺少一个，另一个都将失去意义。如果每天都有活干，但却赚不了几个钱，农民仍然无法在山下脱贫，生存的能力也就没有了。如果没有活干，钱也就无法赚到，同样无法在山下生存。云南某些地方的下山农民可能只是有活干，但却看不到有钱赚，这样的生活还真不如山上，在山上还可种植水稻，有饭吃。当饭都没有吃的时候，就一定会回去。的确，下山后如果没活干，没钱赚，房子住得再好，就算用花岗岩贴起来，有金子贴起来，也是住不久的。曾有人这样说：“就算政府帮我建好房，可我下去也不知干什么，去哪里找钱，难道让我下去喝西北风。”可见，下山农民希望有活干，有钱赚，可以慢慢把房子建起来，如果只是有政府建好的房，却没有地方干活、赚钱，那么房子也将无任何意义。
在新九龙山村，有个青年人见到董主任时曾跟他开起这样的玩笑：“董主任，我要回九龙山了。”董主任听后故意一本正经地跟他说：“好啊，你回去吧，你哪一天回去提前一点通知我，将下面这些东西都搬回去，我愿意拿出三个月的工资给你当搬家费。”自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跟老董开这样的玩笑了。老董还跟黄兰红讲了一个“有活干”之后不再想回山上住的典型例子：
有一个老头子是2001年搬迁下山的，他家的宅基地被安排在县城里，但是口粮田、蔬菜地、公墓山都不能安排，他儿子、儿媳妇年纪轻，都打工去了，老头子年纪大了，打工人家也不要了，自己也吃不消了，虽然下地干活还能干，但没有土地，没地方干活，结果他找我说：“董主任啊，看来我还得回山上去，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在这里我变成了废物，要儿子儿媳妇供养我，我还是要回去。”结果后来他自己开了个小店，这个小店一开就有活干了，他就再没提回山上的事了。因此，下来以后有活干，有钱赚才是最重要的。
由此可见，新九龙山村下山之后同样过着“有活干，有钱赚”的安定生活，他们从刚下山的以农业为主逐渐转变成现在的以打工为主的生活。如今新九龙山村比接纳村和许多平原村都富有，我们认为那是因为平原村习惯了一直以来的生活状态，日子过得去就可以了，不会太过辛苦地去干苦工，而新九龙山村下山后建房子借了不少钱，所以村民必须努力工作赚钱，无论多苦的活只要能赚到钱他们都愿意去做，而且原来在山上也练就了健壮的身躯，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脏不怕累，只要有活干，能赚钱就行。而且与山上比起来，下面打工要比山上干活、挑担等轻松得多，因此很多活下山脱贫农民愿意做，平原农民不一定愿意做。所以，下山脱贫农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便能建好房子，还完了银行的贷款。新九龙山村变成了乡里的样板村，比接纳村富裕。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致富的。
个案3一个婺剧之家
父亲刘孙俭说：我家里有1．5亩地，好几年没有种田了，都是给我哥哥种。我们都是出去打工，我是出去演戏的。我家里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彩电了，是全村最早的一台彩电，在山上的自行车都是放在俞源姐姐家，在山上每年全家收入只有两三千，现在全家收入在三万以上，我老婆都是在家带小孩的，不用出去干活，全家每个月的收入在7000元左右。如果还在山上的话，收入肯定要比现在少很多。在山上的收入主要是靠农业，我偶尔出去演戏，现在我家里的收入都是靠演戏，我家里有3个人出去演戏，我、儿子、儿媳，都是演婺剧。去年儿子结婚花了两万多元，现在赚的钱就是过生活就行了，大的开支很少了。过去在山上的时候，政府还没有讲下山脱贫的时候，我女儿和儿子都经常跟我讲：“爸爸，我们到下面去住吧。”这个山这么高，到下面读书都很吃力啊，叫我不要再住在这个山上了，到外面租个房子住住。在山上他们都不想读书了，觉得那个山路很高。后来说搬下山，我家里是很高兴，当时有很多人是不太高兴，如果村里不搬下来，我自己也要搬下来了，在下面租房子住，在那个山上是不理想的。原来在山上的时候说这辈子住这种洋房是不可能的了，除非女儿嫁出去，去她那里住住几天还差不多。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洋房了，真是好啊。在村里，我家的房子装修得最好的，全部都搞好了。在山上挑担很吃力，又要爬山，思想总是不满意的在山上地是很多的，但没有什么收成，有些种出来又没地方卖。
儿子刘昌荣说：我现在的工作是在婺剧团工作，具体什么剧团也讲不定的，一般一年换一个剧团，如果那个剧团给的工资高，就跳到那个剧团去了，我们总体来讲哪个剧团好一点，哪个剧团工资高一点，就到哪个剧团去。原来在学校里我也是学唱戏的，后来到化妆那一步时，因为我对油彩过敏，所以就改成鼓乐队了。我们这种是业余的，专业的剧团工资比较低，业余的比较高，专业剧团一年演不了几出戏，我们一般一年8个月都能演，所以收入就高一点，一年要演8个多月，在金华地区的8个县都跑，还有杭州、丽水、温州等地方都去跑，一般我们七八月份就开始排戏，到时候有哪个村里想热闹一下，就请去我们去表演，村里花一万多元我们就帮他演个三天，或者有什么喜庆的日子，村里自己把戏台搭起来，我们就可以去演了。这个完全是民间的，是戏曲式的，完全是古装的表演，到农村演的比较多。费用讲不定的，如果是正月的话，演一场就要6000来块钱，一天演两场，这样一天就要一万来块钱，如果是淡季的话，比如说七八月份，可能七八千块钱演三天，像过年那段时间大家都想在家里热闹一些，请的人比较多，费用就高，或者节日的时候，像五一或国庆、中秋等这些节日，价钱又会提高一些。我们反正是定好多少钱一个月的，有赚归老板赚，有亏也是老板亏，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联系演出有专门跑业务的人，听说哪个村需要演出，他就跑过去联系好，把时间和价钱都联系好，我们就去演出。整个剧团有三十多个人，忙的时候是每天都演。这里今天演完，晚上就去到另一个地方，第二天又开始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