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鼻子，就想起《木偶奇遇记》里的那个只要撒谎，马上鼻子就会长个不停的匹诺曹。假如，这种谁撒谎谁鼻子就长的惩罚，对人类也有效验的话，恐怕没有人花钱买票，专门跑去动物园看大象了。
说实话，在人的睑部，鼻子是个呆板的，缺乏表情的、很难令人产生美感的器官。因为它不像眼睛那样传神，也不像嘴巴那样动听。很少有人单挑某先生的鼻子说长得多么好看，或者指出某小姐的鼻子，如何令男士们倾倒的，一般只要求鼻子不特别难看，就可以了。因为，什么样的鼻子为美，从无公认的标准。但什么样的鼻子为丑，却有许多名堂：大了，大鼻子，小了，小鼻子；弯了，鹰钩鼻子；红了，酒糟鼻子一粗了，蒜头鼻子，扁了，趴趴鼻子，几乎少有褒扬鼻子的专用语。
在《史记》里，司马迁说过秦始皇“蜂目长凖”，说过汉高祖“隆凖龙颜”，长凖，无非鼻子长些，隆凖，不过鼻子高些，史官这样写，也是想突出他们不同于常人的帝王之相。
基本上也属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不可能较常人长出或高出若干倍，那不成了怪物？学问疏陋的我，搜索枯肠，再找不到对干鼻子的誉赞之词。甚至连哭，与鼻子无大关系，也叫哭鼻子。看来，鼻子够倒霉的。对于这个器官，文学家采用嘲谑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要拿鼻子开心？我一直想，这与鼻子虽司嗅觉，在面部器官中，并非不重要，但比之于眼睛、耳朵、嘴巴，就不是绝对重要有关，而它偏偏占据了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最突出的位置。如果，把脸看成一张报纸，鼻子就是头条新闻、社论。它当然不配，于是，被人笑话。拿鼻子大开其涮者，俄国的果戈里算一个，他的早期作品《彼得堡的故事》中，就写了一篇题名《鼻子》的短篇小说。
故事从理发师伊凡·雅柯夫列维奇坐在桌旁吃早点开始，俄国人不吃油条，不喝豆浆，而是要吃面包抹黄油，当他掰开那刚出炉的面包，眼睛立马直了，里面竟有一只鼻子。而且，他认了出来，天哪！这鼻子正经有点来头，是每星期三和星期日去给刮脸的八等文官柯瓦辽夫的呀，他吓得魂不附体，不停筛糠。
怎么办呢？他老婆埋怨，肯定是他昨晚喝多了伏特加，在给这位文官刮脸的时候，稀里马虎地割了下来。而他老婆更是混账，竟揉进面团里，放到面包炉里烤。伊凡·雅柯夫列维奇赶紧从面包里摘出这只鼻子，用布裹上，走出门去，在以撒娇上，将它扔进了涅瓦河。
尔后，果戈里写得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简直太夸张了，绝对是我们这些想像力相对贫乏的中国作家，料所非料，想所非想的。这只八等文官的鼻子，摇身一变，成了大模大样的五等文官，坐着四轮马车，混迹在被得堡的官场。这可是那些只会中规中矩，只会照本宣科，只会借鉴模仿，只会从洋人那儿剽窃一些灵感的作家们所望尘莫及的。
说真的，当我重读了这篇《鼻子》以后，走在马路上，忍不住看那一辆辆急驰而过的汽车里，会不会也有那位五品文官，而实际却是一只别人丢失的鼻子？反正，文坛上，作家中，不乏这种果戈里写过的鼻子，虽狗屁不是，但人五人六。
他妈的，这算怎么回事？不过他没有骂出声来。我很佩服柯瓦辽夫的涵养，因为我做不到，每当看到那些家伙小人得志的嘴脸，狗屁不是的下三烂样儿，我就由不得血压升高，七窍冒烟。所以，读到果戈里笔下的这类彼得堡官场中人模人样的鼻子，我豁然开朗，从此也不那么往心里去了，既然那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我也就去他妈的了。
不过，我在琢磨，果戈里使这只鼻子充满荒诞色彩，很可能与鼻子在面部诸器官中长相比较滑稽有关。动物的鼻子，如猩猩，两孔朝天；如山魈，花花绿绿；如大象，状若蠕虫；
如豪猪，鼻尖如豆，都很好笑。人类的鼻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说方不方，说圆不圆，上窄下宽，前低后高，是一个颇为奇怪的构造。鼻孔、鼻翼、鼻粱、鼻尖很难摆到恰到好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丑鼻的记录，从来没有美鼻的典型。
美国作家欧·亨利在他的小说《使圆成方》里说过，“美是完美无缺的自然，圆形是它的主要属性，请看一轮满月，迷人的金球，瑰丽庙宇的圆屋顶，越橘馅饼，结婚戒指，马戏场地，召唤侍者的铃……”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呈O形的东西，总能给人一种感官上的愉悦，所以，你会赞美一个女孩子的漂亮的眼睛，性感的嘴唇，丰满的乳房，摆动的臀部，这一切，无一不是圆的。很少，几乎没有，会对不圆不方的鼻子，发表什么观感的。
大师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也不大注意鼻子，曾经用“鼻凝鹅脂”形容迎春，用“鼻如悬胆”形容宝玉，看来不是很认真的，因为这些套话，在旧小说里经常可以看到，早用乏用滥，不过信手拈来，聊以充数。到了林黛玉这儿，曹雪芹觉得用这种大路货的水词，加诸他心爱的女主人公，不免有些亵渎，所以，他宁用“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着意描摹她那神态，专门给她眼睛一个特写，马上就不同一般。至于黛玉小姐的鼻子，一字不提，这倒好了，合乎司空囤所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留给读者去想像了。
鼻子之所以不被看好，是与它在五官中的功能，愈来愈不重要相联系的。虽然早先，套用阿Q先生的名言，“老子也曾阔过的！”但人类进化的结果，嗅觉让位于视觉，让位于听觉，已成定势。当人类从四脚落地往两腿直立行走的过程中，鼻子可是老大，在宇宙洪荒年代，嗅觉对人来讲，至关紧要，无比有用。那时候，人类首先是用鼻子来接触世界、认知世界的，嗅觉起着斥候、警卫、试探、测定的作用。猪拱地觅食，狗闻尿识路，全凭鼻子，我们老祖宗也曾有过这样的进化阶段。
我们设想一下，当一头猛兽从房山方向朝周口店猿人袭击而去的时候，等老祖先们听到动静，看到身影，才有反应，肯定对这迫在眉睫的险情，根本来不及招架。只有早早地凭着鼻子（那时没有许多人工合成的气味，也没有患鼻炎、鼻窦炎的病史），嗅到空气中传来的不祥气味，便可及早地找一个安全的洞穴躲藏起来。许多动物至今还是靠嗅觉寻求食物、警惕敌人、追逐异性、认同族群，气味是主要的识别手段。因此，上帝造人的时候，将它放在脸部的主要位置和突出部分，占去一张脸的三分之一的地盘，是很合理的。
但由于科学发展，技术进步，人类逐渐有了许多代劳的工具和手段，无需鼻子费事地去东嗅西嗅。人类的体能在变得软弱，鼻子是最明显的一个。就以“耳闻目见”、“耳濡目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些话语分析，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基本上是眼睛的事、耳朵的事，鼻子老先生，早就靠边站，成为摆设了。再加之工业社会，环境污染，古人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话端的正确，在混浊的空气里，别说花不觉其香，连屁也是放和不放一个样。
不过，在当代中国，鼻子也曾经神气过几天的，那是在“文革”当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期，鼻子们可出了一番风头。
至今，那还是很令造反英雄和革命小将们留恋和怀旧的日子。
斯其时也，凡具有嗅觉特异功能，能挖出叛徒工贼特务间谍里通外国暗藏敌人者，无不立刻官擢三品，马上黄袍加身。
那时，我适发配在一边远省份的工地监督劳动，接受专政。
小单位不足百人，竟也派出十数拨、数十人，到全国各地外调，要用鼻子去嗅出我是敌人的证据。
那时的中国，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希望建一个水晶般纯净的革命天堂，据说在这个天堂里，没有一个是有污点的人，都像刚从澡塘子里，又搓背，又擦澡出来，浑身干净得不亚干刚褪了毛的光猪一样。我从一位派到北京、上海去查我的民工那里听到（因为外调必须党员，而派出的人数很多，正式职工中的党员，不敷差遣，只好起用民工中的党员），偷着跟我说，光为我所花掉的外调差旅费，所用掉的人民币，足够买几头牛。
他说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最开眼的，莫过于一是在北京下小馆，饭桌上摆着的油炸辣椒末，竟是可以随便舀来吃的，二是看到我的档案，足有三公斤重，里面什么都有，竟也是什么破东西部可以随便往里装的。这位民工最不愿意清队很快结束，老是把鼻子伸得很长，比匹诺曹长得多的多，东闻闻，西嗅嗅，希望查到什么线索，好再派他出去外调。
因此，我常诘疑时下流行的怀旧情结，无悔青春，神往十年“黄金”岁月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存有想白吃那油炸辣椒面的嫌疑？
当时，小将们和造反派，清队清红了眼，好一个查字了得。不是这一半人在调查另一半人，就是另一半人在调查这一半人。与我同关一牛棚的走资派，跟我哀叹，完了完了，整个中国，基本上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所以，像我这样明码标价的右派分子，更是要祖宗三代，五服之内，彻底翻箱倒柜，来个底朝上了。假如谁有兴趣，统计一下当年我国这方面的开支，各省市县，各机构单位，各厂矿街道，统统加在一起，也怕是天文数字了。若留下这笔钱来造三峡大坝，也不至于如今这般拮据，若用来给孩子们办学校，今天也不会有希望工程这一说。
那位民工老乡，虽恨不能用鼻子挖地三尺，希望有所发现，但他并无恶意，只是想再获机会免费舀油泼辣子。有些鼻子，就很不地道，这一点，连德国警犬，英国牧羊犬，西藏獒犬、阿拉伯驯犬，都甘拜下风。狗鼻子虽然灵敏，但是不会存害人之心，怀噬人之意。有一天，忽然从牛棚里押我出去批斗，冠我以反对“中央文革”领导的滔天罪行，当时，我魂都吓掉了。即使我吃了豹子胆，忽律从心，有上粱山之志，敢萌落草之念，也不会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终于，我渐渐听明白了，真是教我欲哭无泪。当年，也就是1957年，我的第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改选》发表后，时在上海卢湾区团委工作的姚文元，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批判过我，这就成了我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该万死的公诉状。
其实那时，此公尚不成气候，有嗅觉，未通天，离发达还远，何况是他拿棍子敲我，我如何反对得他起来。但“文革”十年，是一个不由分说，批斗了再说的时代，无论如何，他现在是中央首长。中央首长十几年前就点名批判，说明你是老反动派。打倒老反动派，何其理直气壮，何其大义凛然？台下口号声声，台上实行专政，按最高指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必是反革命分子痛苦之时，将我喷气式地架起，俯首撅腚，屁眼朝天，纵使你浑身长嘴，也是讲不清的。很明显，不知是哪只鼻子，从我那三公斤的档案中嗅出来的。
我才不信已经日理万机的姚文元，会对一个已成死狗的早年批判对象感兴趣。所以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进了恶狗村，呜呼哀哉，你只有不死也脱层皮的结局。
那一程子，全中国的鼻子们可来了精神，跟踪盯梢，望风捕影，明查暗访，察言观色，字里行间，蛛丝马迹；逐一过筛，人人过关。普天之下，无不疑神见鬼，而人皆为敌；
率土之滨，悉皆怀疑一切，而打倒一切。鼻子的功能，有史以来，也不曾这样辉煌灿烂过。
而那些不幸被鼻子嗅过的，上至党国元老，下至草芥之民，所谓的“阶级敌人”，事后查明，无一不是冤假错案。结果，无数的血泪，倒成就了一个死亡的词语，重新焕发青春。
我未考证过，“平反”一语，是不是延安整风时期创造出来的？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汉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嗅觉功能，特别在歪门邪道方面，谢天谢地，最好退化。但愿，若干年后，除了供非洲某些部落的妇女和美国黑人摇滚歌手，在鼻隔上套环以装饰外，真希望鼻子是一具没有多大用处的器官，那样，天下会太平许多。
因此，鼻子的不重要性、无所谓性，和他在面部所占的重要而突出的位置，两者之间的反差、矛盾、不协调，是他成为嘲笑对象的基本原因，也是作家用以作为荒诞题材的背景。它既缺乏眼睛能够流露出来的万种风情，也没有嘴巴能把死人说活的本领，更不具有嘴唇所表现出来的一份令人馋涎欲滴的鲜艳。鼻子还有什么用场呢？除了擤鼻涕的排泄作用，打呼噜的共鸣作用，偶尔表示惊奇的噤噤鼻子的表情作用外，鼻子在五官中是最清闲的。
尤其，当一位面如满月的小姐，将那O形的嘴唇凑上来，如殴·亨利所说，“谁没有在真挚地嘟起来接吻的嘴巴上看到自然界最动人的抒情诗呢？”你猜，这其间是谁在扮演最碍事、最烦人的角色？就是鼻子大人。双方将脸贴得愈紧，就愈觉得这物件的多余，恨不能将这讨厌的电灯泡、夹馅饼干，让那位理发师伊凡·雅柯夫列维奇干掉才好。但是，如果真的把这玩艺弄掉的话，那也会惶惶然不可终日的。请看戈果里的小说，那八品文官柯瓦辽夫，一觉醒来，在镜子里发现脸部缺了一件司空见惯的家伙，不也如丧考妣似的痛不欲生吗！
生活中经常会发生类似的状况，有它，无多，没它，虽不少，总感到有点欠缺。就以文学的造势为例，若是突然有一天，文坛上没有人起哄架秧子，没有人抬轿吹喇叭，没有人搞排行榜游戏，没有人嗜痂之癖地专捧女作家的金莲，没有人算命打卦谁传世、谁不朽、谁大师、谁小卒、谁完蛋、谁永恒，足那么一折腾，恐怕这一亩三分地里，也会冷清得让有些人五计六受而不安生。现在，“应该有鼻子的部位，变成完全平塌的一块”，这实在教柯瓦辽夫先生痛苦得要命，总不能没有鼻子在涅瓦大街上闲逛吧？话说回来，果戈里固然需要别林斯基，不过，没有别林斯基或者别林斯基忙于吃女作家的豆腐，果戈里也不至于上吊。而柯瓦辽夫，若是没有这个鼻子，却是连自杀之心都有的。
他决定去找警察总监报案，可怎么出得去门，这使他犯难，人，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会没鼻子，一是害了杨梅大疮，一是受了中国古代才有的劓刑，无论何者，都是不太名誉的事情。忽然，八等文官计上心来，用一块丝巾，装作出鼻衄出血的样子，捂住这块难以见人的地方，在彼得堡的大街上行走。没料到，一件难以理解的怪事，在他眼前发生了，他在马路上看到了他丢失的鼻子。也许自己的鼻子，与自己养的宠物小狗小猫一样，有一种归属感，他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但万万没想到，这只百分之百属于他的鼻子，竟然有模有样地“穿着绣金的高领制服、熟羊皮的裤子，腰间挂一口剑。从有缨子的帽子，可以推知他是忝列在五品文官之列”的人物，比他要高好几个级别。如果按我们中国熟知的官场等级推断，八品为副局级，那五品的鼻子该是副部级或者准部级。看到这里，自惭形秽的柯瓦辽夫差点没有发疯。何况那老兄还屁股冒烟，坐着奥迪，比无代步工具的他，神气活现多了。
从历史上看，凡官场，总是由一批具有治理能力的官吏和一大批基本上吃闲饭的无能之辈——也就是一些混进来的鼻子，共同构成的统治网络。虽然，统治网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构成，每一个坑里，必须有一个萝卜。每一个萝卜，也必须有它的坑。但是，有办事的萝卜，也有不办事的萝卜，更有坏事的萝卜；有起作用的坑，也有不起作用的坑，更有起反作用的坑。同是坑，同是萝卜，质素大相径庭。越是像沙皇俄罗斯那样衰朽的政权，越是有柯瓦辽夫鼻子生存的余地，因此，它成了某个坑里的某个萝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这就明白了，一个从别人睑上丢失的鼻子，成了堂而皇之的五品文官，那么，一个瘪三，混子，无赖，痞子，原来狗屁也不是的家伙，忽然钻营得抖起来，沐猴衣冠，马牛襟裙，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虽然大家了解他不过是一个鼻子，知道他的内容物不过一摊鼻涕，但他还感觉异常良好地在那里装腔作势，龇牙咧嘴，神气活现，吆五喝六。你就觉得果戈里一再解释他写的这篇“第一，这对于祖国毫无裨益；第二……但第二点也还是：毫无裨益”的《鼻子》，其实是多么的深刻而具有世界意义了。因为这类混迹官场（恐怕还要包括文坛）的鼻子，并非只是彼得堡的土特产品，只能在涅瓦大街才可一睹容颜，而在我们这里，对不起，偶尔间，我还有幸与诸如此类的衮衮诸公，坐在一张八仙桌上正儿八经地搓麻呢！
恕我就不一一介绍这些牌友了。
因为我从来遵循果戈里在小说中的教导：“俄罗斯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家，你只要讲到一个八等文官，从里加到堪察加所有的八等文官都一定会认为是讲到了他自己。”这对作家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的至理明言。所以，对这活生生世界中一切的真善美和假恶丑，我就要请大家原谅，只能宜粗不宜细地一笔带过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世界级的大作家，日本的芥川龙之介，也曾以鼻子为题写过小说，我不晓得这该是鼻子的荣幸，还是它的不幸。芥川先生的《鼻子》，则更是将这个器官，荒诞得不可名状。
“谈起禅智内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无人不晓。它足有五六寸长，从上唇上边一直垂到鄂下。形状是上下一般粗细，酷似香肠那样一条细长的玩艺儿从脸中央耷拉下来”，这根鼻子使这位主事和尚苦恼到了极点，“首先，连饭都不能自己吃，不然，鼻尖就杵到碗里的饭上去了。内供就吩咐一个徒弟从在对面，吃饭的时候，让他用一寸宽两尺长的木条替自己掀着鼻子，可是像这么吃法，不论是掀鼻子的徒弟，还是被掀的内供，都颇不容易。一回，有个中童子来替换这位徒弟，中童子打了个喷嚏，手一颤，那鼻子就扎到粥里去了。这件事当时连东京都传遍了。然而这决不是内供为鼻子而苦恼的主要原因。说实在的，内供是由于鼻子使他伤害了自尊心才苦恼的。”
一个人有了这样一条不雅观更是不方便的鼻子，而不想方设法使其变短，那是不可思议的。“他几乎什么办法都想尽了，他喝过老鸹爪子汤，往鼻头上涂过老鼠屎”，鼻子依然故我。后来，他从朋友处得到来自震旦，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治长鼻的一个偏方，而且简单易行，就是“先用热水烫烫鼻子，然后再让人用脚在鼻子上面踩。”
中世纪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尊崇，怕比我们现在一些作家，对于西方文学的膜拜供奉尤甚。尽管日本的某些人现在很看不起中国，若到东邻扶桑走一走，却无处不见中国文化的痕迹。甚至我们这里早不穿的屐，还在日本人的脚下踩着。说来惭愧，茶，本是我们中国的象征，而茶道，却成了日本的特色文化，豆腐，是汉代淮南王发明的，可现在，中国人却组团到日本学习做豆腐，由此可见人家向你学习借鉴的地道和把你的东西融化吸收的努力。不像我们这里，囫囵吞枣，学而不化，胸毛贴得倒挺有男人气，可是，一双手伸出来如鸡爪；一对腿露出来似麻秆，一篇篇作品发表出来，总给人一种来历不明之感，就令人不敢恭维了。
禅智内供的长鼻子，经这偏方一治，果然变短了。但是，这种如释重负的舒畅心情，并没有快活几天，短了许多的鼻子，使看惯了他长鼻子的僧侣们，倒觉得格外的刺眼和滑稽了。“有位武士到池尾寺来办事儿，他脸上摆出一副比以前更觉得好笑的神色，连话都不正经说，只是死死地盯着内供（当然是缩回去的）的鼻子。岂但如此，过去首失手让内供的鼻子杵到粥里去的那个中童子，在讲经堂外面和内供擦身而过的时候，起先还低着头憋着笑；后来大概是终于憋不住了，就噗哧一声笑了起来。他派活儿给杂役僧徒的时候，他们当面还毕恭毕敬地听着，但只要他一掉过身去，就偷偷笑起来”，“鼻子短了，反倒叫内供后悔不迭。”
读芥川先生的小说至此，我悟到，无论是他笔下的禅智内供的鼻子，还是果戈里笔下的柯瓦辽夫的鼻子，是什么样子，就该什么样子，那才是最好的，最自然的，结局因而也必定是最完美的。正因为如此，肚皮空空，不必装出学富五车的样子；胸无点墨，最好少去指点江山信口雌黄；稍有成绩，也用不着做出外国人认可的大师状；拿了绿卡，也无须做假洋鬼子吓唬中国老乡……毛泽东云：“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话说得厉害，但不是没有道理，于是，便有这两篇《鼻子》小说最自然不过的结尾。
那个“以五等文官的身份满处乱闯，惹起了满城风雨的鼻子，仿佛压根几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忽然又在老地方，就是在柯瓦辽夫少校的两颊之间出现了”；当“寺院里的银杏树和七叶树一夜之间掉光了叶子，庭园明亮得犹如铺满了黄金”的那个早晨，内供也突然发现自己的鼻子，又跟过去一样长了。于是，柯瓦辽夫坐到了理发师伊凡·雅柯夫列维奇的椅子上，照旧任他拉着鼻子给自己刮脸；那个和尚“在黎明的秋风中晃荡着长鼻子”，“不知怎地心情又爽朗起来。”
真是让我们为这两只鼻子回复本来的面目，衷心祝福！
也许，做人，做文章，做一切事情，都应该是保持这样的本色状态，去伪饰，少装蒜，戒浮躁，忌狂妄，不矫揉，更不做作，那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但是，如今还在招摇过世的鼻子，何时能够恢复其正常功能，你也别抱太多的希望，且等着慢慢看他们的表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