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替哥哥求情而去找那位英国官员而自取其辱的甘地仍然在他的法庭里工作。甘地既不能和他敷衍，又不愿去讨好他。既然曾声言要控告他，因而也不能甘于缄默。
这个时候，通过上一次的打击，甘地开始懂得一些地方上的小政治。卡提亚华是由许多小邦组成，各邦之间的猜忌和官吏的争权夺利，已成为家常便饭。就是那些王公们也总听别人的摆布，让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出主意。在这里工作的人连那位老爷的听差都得好生待承，而那位老爷的文书比他的主子还厉害，因为他是他的耳目和译员。这位文书的意见就是法律，他的外快总是比他的主子的收入多好几倍。也许这有些夸大其词，不过各级官吏的确不是靠薪水生活的。
甘地觉得这种气氛是有毒的，怎样可以不受它的沾染倒成了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甘地觉得非常苦恼，他哥哥也明白这一点，他俩都觉得如果甘地想到别的地方去发展、离开这种钩心斗角的氛围；而不耍一点手段弄个部长或法官的职位，根本不可能，特别是他和那位老爷发生了龃龉，要继续发展就更有困难了。
正在甘地陷入尴尬境地的时候，波尔邦达有一家商行写信给他的哥哥，提出了下列建议：“我们在南非洲做生意，有一家大商行。我们在那里的法院里有一件重大的案子，牵涉到4万英镑的得失。这件案子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辩护士和律师。如果你能叫你弟弟到那里去，这对我们和他自己都有好处。他会比我们更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顾问。他自己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见见世面，交些新朋友。”甘地的哥哥找他商量此事，他有意接受这个建议，可他不清楚自己到那里只是帮忙给顾问出主意，还是要亲自出庭，由于第一次出庭失败带来的顾虑，甘地想弄清自己具体要做些什么。
在哥哥的介绍下，甘地去见了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股东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这家公司就是想聘请甘地的那家商行。股东告诉他说：“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有好多欧洲的朋友，你到南非就会认识他们。你到我们的商行工作对我们很有用处，我们的信件多数是用英文，你可以在这方面帮我们的忙。你到那里当然算是我们的客人，所以不会有什么费用。”
“你要我替你们做多久事情？”甘地问道，“报酬是多少？”
“不会超过一年。我们负担你的来回旅费，坐头等舱的轮船，另外付给你105英镑，一切在内。”股东痛快地说。
这不像是给律师的待遇，倒像是给商店店员的报酬。然而一心想摆脱在印度的困境，到一个新国度去见识一下、体验一些新的经历的甘地却认为这是一个不应错过的机会，同时那105英镑还可以贴补家用，他也不计较待遇问题，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到南非去。
经过了许多事，当甘地再次准备离开印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时，并没有像当年到英国去时那样觉得离别的痛苦，他的母亲已去世了，而且他也懂得了一点人情世故，去英国的经历又为他积累了旅行国外的知识，唯一让他放不下的是和妻子的别离，可到南非的吸引力却使他忍受了这种别离的痛苦。况且说好了只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会相聚的。于是甘地离开拉奇科特到孟买去了。
甘地到达孟买后，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代理人却未给他买到头等舱的船票，身为律师的他不肯坐统舱，他亲自去买船票，船上的大副告诉他因莫桑比克的总督要乘坐这条船，所有的舱位都订光了，看来代理人并未欺骗他。他只好请求大副给他挤个位子，这个大副把自己房间的床位让给了他。于是，在1893年4月间，23岁的甘地满怀希望地动身到南非去碰碰运气，以改变他在国内尴尬困难、举步维艰的状况。
上船后，甘地与大副成为好朋友；由于甘地肯陪船长下棋，使他对甘地产生了好感，还执意教甘地下棋，只是甘地并不十分爱好下棋。
大约航行了13天以后，船第一次停泊在拉漠港口，不过船只在此港停泊三四个钟头，他打算到岸上去透透气，也顺便开开眼界，可船长却告诫他要早点回来，这个海港风浪很大，到了岸上，甘地到邮局里去，在那里看见了几个印度职员便攀谈起来，并见到了几个非洲人，甘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觉得很新奇，想多了解一下，由此耽搁了一些时候。
这时在船上认识的几个统舱里的乘客正打算回到船上去，甘地便和他们一起搭一只舢板向轮船返回。此时港内潮水上涨，而舢板载客太多超重，浪潮又猛烈，舢板搭不住轮船，可开船的哨音已响过了，船长看到这情形后，下令延缓开船5分钟。幸好有朋友花钱雇了另外一个舢板来接他，可船上的吊梯已拉上去了，甘地只好拉住索绳上了船，船便马上启碇了。这时他才想到了船长的警告多么有道理，而自己因一时的好奇险些被扔在岸上。也幸亏他交了船长这个朋友，否则他也会如其他乘客一样被抛在岸上的。看来友谊的作用还真是很大的。
船过了拉漠，第二站是蒙巴萨港，然后便是赞稷巴港，由于在这里停的时间长达八九天之久，甘地另换了一条船。可是就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一件事对甘地影响很大。
船长喜欢甘地，因而邀他和一个英国朋友上岸陪他逛一逛，他把甘地带到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那里住着些黑人妇女。当甘地被带到一个房间后，站在房里，羞得发呆了，原来这是一家妓院。当船长招呼他出来时，他才如梦方醒，他觉得非常害羞，除了害怕以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他厌恶自己的懦弱，并因自己连拒绝走进房间的勇气都没有而感到可悲。类似这样的事在以前也已经发生过，这已是第三次了。有很多本来是无辜的青年恐怕就是因为没有拒绝的勇气而陷入罪恶的深渊。甘地认为自己并不应该感到未受损害而感到光彩，如果他拒绝进入那房间才算有光彩。他再次感谢上帝拯救了他，这件事增强了他对上帝的信仰，并在一定程度上教导他追求着拒绝罪恶的勇气。
过了赞稷巴，便到达莫桑比克，5月底甘地经过旅途的辛劳到达了纳塔耳。
纳塔耳的港口是杜尔班，也叫做纳塔耳港。阿布杜拉赛到码头上来接甘地。可就在船刚靠码头的时候，敏感的甘地已经发现在那些上船来接朋友的人中，印度人并不怎么受尊敬，他甚至观察到有些认识阿布杜拉赛的人对他都有一种藐视的神情，这使甘地很难受。刚刚一到南非，甘地便感受到了一点种族歧视的苗头。
甘地被送到那家商行的住所，他住在与阿布杜拉赛隔壁的一个单间。当时他们互相还不是很了解。由于甘地的服装和生活方式看起来很像欧洲人一样，阿布杜拉赛读着弟弟的信件，看到如此模样的甘地，以为弟弟给他送来一只昂贵而没有工作能力的白象，便不知如何是好。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工作可以让甘地做，他们的案子是在德兰士瓦耳进行的，他又不会到比勒陀利亚去看甘地办事，因当时被告都在比勒陀利亚，因而他不知怎样才能了解甘地的能力和为人，案子便不能交给甘地去做，而其他工作的职员可以做得更好，况且职员犯错误可以指责，可甘地错了他能怎么办呢？因而甘地刚刚一到便被认为是没有什么特别用处的人，且使得阿布杜拉赛感到很为难。
到达纳塔尔两三天以后，阿布杜拉赛便带甘地去看杜尔班的法院，在那里阿布杜拉赛介绍甘地认识了几个人，让甘地坐在他的法律代理人的身边。可庭长无礼地让甘地摘下头巾，甘地拒绝了，并离开了法庭。
事后阿布杜拉赛向甘地解释了为何让印度人摘下头巾的原因。他说在当时，只有那些穿伊斯兰教服装的人可以戴头巾，其他印度人在法庭内则需摘下头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甘地事后了解到，在南非，印度人是被分成好几派的，一派是穆斯林商人，自称为“阿拉伯人”，另一派是印度教徒，还有一派是波希人，都是当职员的。这三种人彼此都有些联系，但拥有不同的社会关系。除此之外在南非为数最多的还有泰米尔、德鲁古以及北印度订有契约的和自由的工人这三种人所构成的阶层。其他三个阶层和这个阶层只有生意上的关系。英国称呼这个阶层的人叫做“苦力”，由于大多印度侨民属于这个劳动阶层，因而所有印度人都被叫做“苦力”或“沙弥”。做生意的人也被称为“苦力商人”了。“苦力”的原意却被遗忘了，而成为所有印度人的一个普通的称呼。
在这种情形下，戴头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果被迫摘下印度头巾，这无疑是忍受了一场耻辱。所以甘地想到不如戴一顶英国帽子，免受这种耻辱和引起不愉快的争论。
可阿布杜拉赛却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如果你那样做，影响一定很坏。那坚持要戴印度头巾的人，仍将置他们于何地？而且你戴印度头巾是很相称的。你要是戴上英国式的帽子，倒像是一个招待员了。”这一番夹杂着实际见识、爱国思想和一点点狭隘民族主义心理的话使甘地很赞成。但这一番话里对那些在旅馆里做招待员工作的契约工人来说却很不公正，当时人们认为做招待员是一种不体面的事。
关于戴头巾的问题，甘地给报馆写了一封信，在报纸上引起很多争论，有人批评，有人赞同和支持，甘地没想到刚来几天便无意成了报界争论的一个对象，无异于在南非做了一个意外的广告。由此甘地便得了一个“苦力律师”的称呼。
事实上在南非期间，甘地几乎一直都戴头巾，这是出于爱国，如果不是出于爱国，他是不会坚持戴印度头巾的。他是要表明自己是一个印度人，对那里的民族歧视也是一种反抗。
在无事可做的时候，甘地开始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他认识了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还认识了当时在新教会倡办的学校里教书的苏班·戈夫莱先生，同时结识了巴希·罗斯敦吉和阿甘吉·米耶汗。
正当甘地扩大交游范围的时候，这家商行接到了他们的律师的一封信，说应该准备好打一场官司，让阿布杜拉赛亲自到比勒托里亚或派一个代表到那里去。阿布杜拉赛有意让甘地去比勒托里亚。可当时甘地对案情一无所知，他必须了解案情。在商行职员的协助下，甘地仔细地弄清了案情，准备好了到比勒托里亚去。
在到达杜尔班七八天后，甘地又匆匆地离开了。他们给甘地买了一张头等车票，如果需卧铺另付5先令。阿布杜拉赛一定让甘地订卧铺；可由于甘地的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那5个先令，甘地拒绝了这个安排。可阿布杜拉还是告诫他：“小心点，这里不同印度。”
火车晚上9时左右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卧铺是在这一站给的。当乘务员询问甘地是否要卧铺时，甘地说不用，自己有铺盖。一位乘客发现甘地是一个“有色人种”，便不高兴了，马上带了一两个官员回来。他们一言不发。
这时又来了一个官员对甘地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可我有一张头等车票呀。”甘地反驳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官员反驳道：“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那个官员说道：“你必须离开这个车厢，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推你出去。”
“好，你去叫吧，我决不会自动出去。”甘地毫不示弱地说。可结果他却被警察推了出去。他不肯到别的车厢去，只好到候车室里坐着，火车已开走了。
当时正是冬天，南非的冬天非常寒冷，而马利兹堡地势又高，冷得特别厉害。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在马利兹堡的候车室里，甘地开始想自己该做些什么，是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去呢，还是把这个侮辱置之度外而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办完这件案子再回印度？纷乱的思绪困扰着他。
他又想如果没完成自己的责任就跑回印度去，这是懦弱的表现。自己现在所遭受的痛苦只是表面的，只不过是种族歧视的一种沉重的病症罢了，如果可能的话，自己应该设法去除这病根，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哪怕遭受再大的痛苦，也要把这种偏见消除。到南非的短短的经历，让甘地感受到这里的种族歧视如此严重，他埋下了要为消除这种偏见而斗争的决心。
没办法，甘地只好搭下一趟列车赶到比勒托里亚去了。第二天甘地给铁路局发了电报，并把此事告知了阿布杜拉赛。阿布杜拉赛立刻去见了局长，可局长却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是正当的，不过他还是指示站长让甘地平安抵达他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赛也通知了当地的印度商人和朋友去接甘地并照料他。那些人也诉说了他们也曾遭遇到不公的待遇，印度人乘坐头等或二等车就得准备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的欺侮。
在马利兹堡甘地还是购买了卧铺票，火车终于把他送到了查理斯城。这一段经过前面的一场波折后倒是顺利了，可是更糟糕的事却还在后头呢，甘地也没有料到后来他还会遇到比乘火车时的麻烦更大的麻烦。
火车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时候，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铁路，只有驿站，中途要在史丹德顿过夜。甘地的车票尽管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依然有效，况且阿布杜拉赛还给查理斯城的驿站经纪人打了一个电报。可那位经纪人却想借故把甘地丢下。他发现甘地是个生客，便说：“你的票已经取消了。”甘地据理反驳了那个经纪人，其实那位经纪人是另有打算。他看到甘地是个生客，而且又是个被人看作“苦力”的印度人，白人“领班”便不想让他坐到车厢里，而想让他坐在马车两边的座位上去，那本是“领班”坐的位置。
为了早点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这一次甘地只好忍受这种侮辱，强迫自己坐到车夫的旁边去了。在下午3点钟时，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却想坐到甘地的位子上去吸烟，或者换换空气。于是他拿了一块脏乎乎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甘地说：“沙弥，你坐这里，我要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也太过分了，甘地实在忍无可忍了，颤抖着对他说：“这是你让我坐的地方，虽然我应该坐在里面，那种侮辱我已经忍了，现在你想到外面来吸烟，却叫我坐在你脚下，我办不到，除非你让我坐到里面去。”
在甘地的话还未讲完的时候，那个人便过去使劲给了甘地几个耳光，并抓住他的胳膊，想把他拉下车，甘地用力地拉住了车厢的铜栏杆不松手，那家伙一面骂他，一面不住地打他，而他却不动声色。这情景乘客们全看在眼里，有几个乘客看到甘地那个样子产生了怜悯，便对那人说：“汉子，由他吧。别打他了，不能怪他，他说得对。如果不让他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那个家伙似乎有点泄气了，放了甘地的胳膊，不再打他了，不过一边骂着，一边让车厢另一边的那个仆人过来坐在脚踏板上，自己坐到那边的空位子上去。可甘地还无法安下心来，因为马车再次启程后，那个家伙却威吓他说：“你当心吧，等我到了史丹德顿，你再看看我的厉害。”甘地只好在心里祈求上帝的保佑了。
当马车到了史丹德顿后，甘地看到有人来接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一下车，接他的朋友们便告诉他说：“我们是到这里接你到赛伊沙的店里去的，我们接到了达达·阿布杜拉的一封电报。”甘地很高兴地随他们到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里去了。
他把路上的遭遇讲给店员们听，店员为他难过的同时也诉说了他们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安慰甘地。
甘地把他的遭遇写信告知了驿车公司的代理人，叙述了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并让他保证第二天早上赶下一程时，让自己和其他旅客一齐坐在车里。代理人回信是这样说的：“从史丹德顿起，我们有一辆大一点的车子，由另外几个人负责，你所申诉的那个人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因而第二天甘地顺利地到了约翰内斯堡。
史丹德顿是一个小村庄，约翰内斯堡却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打了电报到约翰内斯堡，还给了甘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商店的地址。可他派来接甘地的人与甘地互相不认识，甘地只好去住旅馆。可他没想到，他见到了旅馆经理要一个房间时，经理却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甘地只好按地址找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去了，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里等他呢。
他听了甘地关于住旅馆的经历后不禁大笑起来。并说：“你想住旅馆，这不是梦想吗？”甘地不明白，便问：“为什么？”“你在这里住几天就知道，只有我们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因为，为了赚钱，忍受一些侮辱也无所谓。就是这么回事。”跟着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所吃的苦头讲给甘地听。然后他又接着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合像你这种人居住的。现在瞧吧，明天你上比勒托里亚去，就只好坐三等火车。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耳更糟，头二等车票从不卖给印度人。”
“你们在这方面大概没有进行过持久的努力？”甘地问道。
“我们提过意见，不过我得承认我们自己的人照例也不愿意坐头二等车。”
尽管如此，甘地还是决定坐头等车去比勒托里亚，他对甘尼赛说：“我还是想坐头等车去，如果买不到票，宁肯租一辆马车，总共也不过37英里的路程。”
阿布杜尔·甘尼赛却提醒他注意，那样既花时间，又费钱，不过他还是同意甘地坐头等车的意见。于是他们给车站站长送去了一张条子。在条子上甘地声称自己是个律师，出门总是坐头等车船，并说需尽早赶到比勒托里亚，因来不及等他回信，愿意到站上面洽，希望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
当时甘地怕站长给他一个否定的答复，因而说等不及回信，要面见站长。于是甘地穿上最讲究的英国服装去见站长，并拿出买车票的一英镑放在柜台上，说买一张头等车票。
站长问：“那张条子是你写的吗？”
“就是。你只要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须到比勒托里亚去。”
听了甘地的回答，站长和气地对他说：“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一个荷兰人，我懂得你的感情，也同情你，我确实愿意给你一张车票，但有一个条件：如果列车员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就是说，你不要控告铁路公司，祝你一路平安，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
甘地给了他保证后，站长便卖给甘地一张车票。这使来送行的甘尼赛又惊又喜，但他告诉甘地说：“只要你能平安到达比勒托里亚，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担心他们还是不会放过你，即使他同意你坐在头等车厢，别的乘客也不会答应的。”
不管怎么说，甘地拿到了头等车票，坐在头等车里了。
当火车到了日耳米斯顿时，查票员上来查票。他看见坐在头等车里的甘地后便很生气，用手指做手势让他到三等车厢去，甘地拿出车票给他看，他却说不算数，仍旧让甘地到三等车厢去。
这时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甘地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样麻烦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没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点也不介意。”然后转过来对甘地说：“你就在你原来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坐着吧！”
那个查票员讨了个没趣，只好喃喃地说：“只要你愿意和一个苦力一起赶路，那又关我什么事？”说完便走了。
这样在当晚8时左右，甘地一路艰辛地到了比勒托里亚。这一路上甘地备受种族歧视者的侮辱，也正是在南非的这种经历，使他决心为消除这种种族歧视而斗争，也为民族解放而斗争。最终他成为印度民族解放的领袖和英雄，不能说这一路上的经历对他是没有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