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到英国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律师资格，尽管他刚开始时几乎误入歧途，想使自己从外表上成为地道的英国绅士，这也是一个青年人常常犯的错误，可最终他还是从那个梦中醒来，明白自己是为何远离家乡到这里来的，从此便开始为自己获取律师资格而努力。
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保证求学期——12个学期，相当于3年左右的时间；第二是考试及格。而所谓的保证求学期其实质是指在规定时间亲自报到，而其余时间是参加宴会而已，因而律师们被幽默地称作“宴会律师”。以前这种宴会对学生们是有益处的，因为通常只有少数的几个学生参加，他们就有机会和法官交谈，还有人发表演说，这种情况有助于他们获得具有一种优雅而精干的社交礼仪，同时提高了他们讲话的能力。这对于学生们以后从事律师职业的生涯有极大的帮助。然而到现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已今非昔比了，法官们已独立分设一席，这种“宴会”也失去了从前的价值而成为纯粹宴会了，可保守的英国人仍旧保留着这种形式。在到英国之前，甘地为了使母亲放心，向母亲发誓不吃肉，不饮酒。来英国后他读了几种有关素食论的书，更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因而这种宴会对他来说并无益处，可为了获得取得律师资格所需的时间，他不得不参加这样无聊的宴会。
至于学习的课程并不是很难，考试也是比较容易通过的。考试共有两个科目：一科是罗马法，另有一科是普通法。当时有一些正规的课本是专门为这种考试而编印的，而且可以带到考场上去，几乎没有人认真地去读它们。大多数人以一两个星期去突击罗马法的笔记，便可以及格；只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读一读普通法笔记也可以及格。考卷很容易答，主考官员并不是很严格，因而罗马法考试的及格率可达95%至99%，而大考的录取率则达75%或更多，很少有人落榜，更何况考试不是一年一次而是一年四次，因而对所有的学生来说，通过考试，并不是很难的。
甘地却没有因此而不认真去准备考试，他并没有像其他的人那样突击看笔记，或者把为应试而编印的课本带到考场上去。他在童年时就养成了诚实、认真的品格，还是在小学时，他因未抄袭别的同学的拼字而成为唯一一个拼错字的学生而受到批评，可这种诚实认真的品格却使他受用终生。因而他认为不读有关应试的书是错误的，应该读遍所有的课本。所以他花了很多钱去买课本，但在生活上他是很节俭的，他为了节省生活费而自己生火做饭，可为了买学习所必需的书却不吝钱财。
甘地决定读拉丁文的罗马法，这得益于他曾经参加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时所获得的拉丁文知识。而事实上通过认真读罗马法对他此后到南非也是很有用的，因为罗马法就是那里的普通法，对他了解南非的法律帮助很大。看来任何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对一个人今后的成长和工作都是很有用的，特别是青少年时期，是积累知识的黄金时光。如果甘地没有拉丁文的知识，阅读拉丁文的罗马法是很困难的；同样如果他当时只应付一下考试，不是认真去读罗马法，那他在南非的日子便不会由此而受益。
除了读罗马法以外，他又花了9个月相当艰苦的劳动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斯尼尔的《平衡法》、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这本案例很富有启发性。同时他还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威廉士和爱德华合著的《不动产》以及古德维的《动产》。通过认真阅读有关法律的书籍和应试所需的课本，甘地很有信心和把握地参加了律师资格的考试。
通过考试他被录取了，于1891年6月10日取得了律师资格，并于11日在高等法院取得登记。可他对于在人前讲话的恐惧心理并未因他读多少书而消除，也并不感觉自己已经有了执行律师事务的资格了。
取得律师资格是一回事，而执行律师业务又是另外一回事。法律的书他倒是钻研过，可如何执行却未学过。他曾经用心读过《习律一助》，可不晓得怎样把它应用在业务上。“应用自己的财产应使无害于人”是其中一条格言，然而他实在不懂得应该怎样运用这个格言而有利于诉讼当事人。尽管他遍读了这本书中所有重要的案例，可在业务上如何加以运用并不是件易事，因而并未给他增加多少做律师的信心。
而且，他根本没有学过印度法，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法律也一窍不通，甚至连如何写起诉书也不会。而且感到毫无办法。他曾听说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法庭上作狮子吼的故事，他是如何在英国学得这功夫，倒让人感觉奇异。甘地并不奢望具有他那种法学上的敏锐，可是为自己究竟能不能依靠律师这种职业谋生而感到深深的不安。
在他学习法律的时候，心中已经充满了这些疑虑和不安。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他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劝他去请教达达巴伊·奥罗吉。
本来在他去英国时，曾有一封给达达巴伊·奥罗吉的介绍信，由于自己觉得没有权利去麻烦一个大人物，他很迟才把信交出去。他常常去听达达巴伊的演讲会，看到达达巴伊对学生的关怀和学生对他的尊敬，才鼓足勇气把介绍信交给他。达达巴伊让甘地随时都可以找他谈谈，可当时甘地竟不敢把自己的困难向达达巴伊提出来。这一切皆因甘地胆小又害羞所造成的。这种小时候就具有的性格特点使他错过了一个受教育的好机会。
可是和弗立德烈·宾卡特先生的会晤却是另外一种情形，这次会晤给甘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宾卡特先生的话给了甘地鼓励，使甘地消除了悲观情绪。
宾卡特先生说：“你以为人人都应该成为费罗泽夏·梅赫达吗？像费罗泽夏这样的人总是很少的。做一个寻常的律师用不着非常的本领。普通的忠实勤奋，就够他维持生活了，案子并不全是繁难的。”
当宾卡特先生了解到甘地所读的书有限时，并未指责他，而是耐心地引导他，他说：“我了解你的困难。你读的书很有限，你也不懂世故，这是做律师不可缺少的知识。你连印度的历史也没有读过。作为一个律师，应该通晓人情，应该具有从一个人的相貌就可以看出他品格的能力。每一个印度人都应该了解印度的历史，这和律师的业务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是你应有的知识。我看你甚至连凯依和马尔逊的1857年后兵变史也没有读过。你马上就去读一读这本书吧，我看你还得读一两本关于人情世故的书，这就是拉伐石和申梅尔品尼克等人有关相貌学的几本著作。”
宾卡特先生的忠告对甘地的直接用处也许并不是很大，但他的热情却使甘地振奋起来，他那开朗的笑脸深深地印在甘地的记忆里，使甘地相信他的话即费罗泽夏·梅赫达的敏锐、记忆力和才能并不是一个有成就的律师所必需的，忠诚和勤奋便够了。这样甘地的顾虑减轻了，信心增强了。
就是这样，带着残留的一丝顾虑和掺杂着无可奈何的希望的心情，年轻的甘地于1891年6月12日乘“阿萨姆”号轮船登上了返回家乡的旅途。
船到孟买，港口风浪很大，这在六七月间的阿拉伯海并不是一种反常的事。由于风浪大轮船无法停靠码头，甘地不得不搭乘一只小艇靠码头。这风浪正如甘地波动着的心情，同时也是一种内在不安的象征。
留学归来将与亲友相聚，特别是将见到思念已久的母亲、妻子和哥哥，甘地能不激动吗？可同时对于自己是否胜任律师的职务是否会被开除种姓的麻烦也一直困扰着他。可是让他更没有想到的事是迎头一个更大的打击，那就是他刚一回来便面对母亲已去世这一沉重的打击，这对于一直渴望见到母亲和回到母亲怀抱的海外游子甘地来说该是多么严重的一击。
原来他的哥哥怕他在国外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一直瞒到现在才告诉他这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悲痛更甚于得知父亲的逝世。在甘地一生的成长中，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母亲对宗教的虔诚和坚韧。甘地在英国3年一直坚守他对母亲所发的誓言，正是基于母亲对宗教的痴迷。可如今母亲就这样地离开了自己，甘地觉得美好的愿望破灭了，那种悲伤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但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悲伤，投入到为自己从事律师职业的准备之中去了。
回国以后，甘地在英国结识的朋友梅赫达医师又给他介绍了几位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有二位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诗人赖昌德，一名是拉治昌德罗。赖昌德是梅赫达医师一位哥哥的女婿，和梅赫达医师的堂弟贾吉望合资经营一家珠宝店。那时赖昌德还不到25岁，但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是个有名的“百事通”，甘地曾经试过他的记忆力，使甘地感到很吃惊。但真正使甘地心醉的是赖昌德的渊博的经典的知识和他那纯洁无瑕的人格，以及他那自我实现的热烈要求。而且那自我实现的热烈要求才是他生存的唯一目的，赖昌德常常念着而且铭刻他心版之上的，是下列穆旦纳德的几行诗句：
只有我在日常言行中看见了他（指上帝），
我才认为自己受了祝福；
他实在是一条线，
维系着穆旦纳德的生命。
赖昌德所经营的生意数达几十万卢比。他善于鉴别珍珠和钻石。买卖上的一切难题他都能应付自如。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他一生活动的中心。那个中心就是他要面见上帝的热情。在他的办公桌上总有一本宗教书籍和他的日记。一做完生意，他便立即打开那本宗教书籍或日记。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多半是从这本日记中摘录下来的。办完一大宗生意以后就能够马上坐下来写述内心秘密的人，显然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而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而在经营之中还能这样沉浸于精神上神灵的追逐，绝非偶然，而是一种经常现象，这源于他对宗教的热情。
甘地和他相处得十分投机，尽管甘地当时对宗教问题还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兴趣，可在甘地与赖昌德的相处中，赖昌德认真地和他谈论宗教的事情，使甘地觉得对他的谈论很有兴趣。
尽管在以后的生活中，甘地见过许多宗教领袖或导师，但这些人给甘地留下的印象远没有赖昌德所留下的那样深刻。甘地不仅极为钦佩赖昌德在理智和道德上的诚挚，而且对于他决不会把自己引入歧途深信不疑。
对于交朋友不当所带来的痛苦甘地深有感触，在他童年时因为交了一个朋友，使他几乎误入歧途，使他不但违反印度教教规吃肉，同时还欺骗母亲，这使他后来为此事深悔不已，这也使他到英国之前向母亲立誓绝不再做这样的傻事。看来周围的人际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的。中国有句古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在以后的生活中甘地与赖昌德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一旦遇上什么精神危机，便跑到他那里求援。尽管甘地没有把赖昌德当作心中的大师，可他在很多场合给了甘地很大的帮助。正是这种影响使甘地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和其他宗教人士交往，最后使他成为一个宗教界的领袖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可见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影响对他以后成长的作用是多么大呀！
刚刚回到印度便遭到失去母亲的打击，另外一件麻烦事也等待着他，因甘地出国而在种姓中引起的轩然大波，在他回国以后还未完全平息，尽管他在英国期间严格遵守诺言，没有违反教规。种姓中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派马上恢复了他的种姓身份；另一派却依然把他拒之门外。
为了恢复种姓，甘地的哥哥带他到纳西克的圣河里洗了一个澡，又摆设了种姓之宴，尽管甘地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但出于对自己厚爱的哥哥的尊敬，他还是按哥哥的说法去做了，这样这场种姓风波便过去了。
甘地没有想到过向把他拒之门外的那部分人要求他们准许自己的请求，他并没有怨恨那一部分人的首领，尽管他们中间有人不喜欢他，可他却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他十分尊重开除种姓身分的成规，根据这些规矩，他所有的亲属，包括他的岳父母、他的姐姐和姐夫都不能招待他，就是到他们家里喝一杯水也不行。可他的亲人们却不想这样做，打算背地里悄悄地破除这些禁例，可甘地却不想让他们这样做，他做事光明磊落，不肯背着人做事。正由于他做事谨慎，所以他并不感觉到种姓加于他的一切麻烦，就是把他视为异己的那些人对他也很和气，甚至在事务上帮助他。这一切甘地都认为是他的不抵抗所导致的。假如他一开始便闹着要恢复种姓身分，假如他把种姓分成更多的派别，假如他触犯了种姓的首领，他们一定会报复，这样他从英国回来以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安然无事，而会陷入到一场斗争的漩涡里。
其实，他的所谓不抵抗，是来自他内心的善良和宽厚的爱，他把自己的爱心面向所有的人，甚至反对他恢复种姓的人。这是甘地在小时候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宽厚的爱里受到的感染。在他犯下偷窃和撒谎的错误时，他鼓足了勇气向父亲承认错误，可父亲并不是责骂他，而是以仁爱之心原谅了他，甘地认为是父亲给他上的第一堂“非暴力”课。自此善良仁爱的种子便埋在了他的心里。
自英国回来后，他便开始尝试对自己的生活来一些“改革”，首先是他打算在儿童教育的问题上进行一些改革，他希望增加侄子及儿子的体育教育，增强他们的体质，这可能和甘地小时候身体弱和不爱体育运动有关系，他希望自己的民族强壮起来，以便打倒统治他们的殖民者，为此他听信别人的话，尝试过吃肉。现在他同样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强壮些，但不是通过改变饮食禁忌，而是体育教育。他的努力还取得了一些成绩。
其次在饮食上他也做了“改革”。茶和咖啡已经走入到他们的家庭，而且瓷器也成了家常用具，这在以前只在特殊场合才使用。另外在衣饰上也几乎欧化了，除了皮靴和皮鞋外，他还穿上了西装。
由于这些“改革”，家庭开销便增加了，新鲜的东西每天都在添置。可甘地的哥哥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广泛交游为甘地招揽一些顾客，甘地的业务会发展起来，因此也便听任家中费用的日趋沉重，为了给甘地准备好开业的园地，他还煞费苦心，百般经营。甘地心里却很明白，这无异于把一只白象拴在自家的门口了，自己连一个合格律师所具备的知识都没有，哪能指望能得十倍于人的收入！没有人会来找自己打官司的，即便是有这样的人，自己也不能在无知之上再加上自大和欺骗，以增加对世人的担负的债责，他诚实的品格再一次得到证明。可是为了增加一些收入来弥补家庭的负担，他接受朋友的建议准备到孟买去住些时候，以便在高等法院里获得一点经验，研究一下印度的法律，就能力所能及地弄一点钱。于是他在孟买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活，尽管他对自己的能力还有些担心，可他终于从一个拥有律师资格的人而走到了执行律师事务这一步。
在孟买，甘地雇了一个厨子，但他并不把他当作仆人，而是把他当作一家人看待，只是无法忍受他的不卫生习惯。可是没办法，他又没有收入，只能这样生活了。
在孟买，甘地一方面着手研究印度法律，另一方面则开始饮食方法的实验，而他哥哥则为他招揽生意。研究印度法是很吃力的事情，尤其民事诉讼法更使甘地为难，他对学习见证法产生了兴趣。而和他一起进行饮食实验的维尔昌德·甘地正在准备参加讼师考试，经常告诉甘地有关律师和辩护士的情形。他总是说：“费罗泽夏的才能就在于他有精湛的法律知识。他能背诵见证法，并且知道第三十二节所有的案例。巴德鲁丁·铁布吉非凡的辩才则引起了法官的敬畏。”可这样的故事却使甘地感到自馁，从前的恐惧和顾虑又涌上心头。
开销逐月在增长。尽管门外已经挂着律师的招牌，可屋里却在忙于准备执行律师的业务，这对甘地来说可真为难，因此他无法专心研习。他对见证法发生了兴趣，还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表尼的《印度教徒法》，可是却没有勇气受理案子。自小的胆怯和害羞，使他像新嫁娘，刚刚走进婆家之门似的。可他却不能总是这样，一方面要维持孟买的花销，另一方面还想着家庭的负担。
就在这时候，甘地接受了一个叫马密白的案子。这是甘地受理的第一宗案子，这并不是一个很棘手的大案子。当时印度有这样的惯例，接受诉讼案子需给中间人一些佣金，当然这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可甘地坚决地拒绝了这种佣金，却同样接受了这案子。这案子看起来轻而易举，一天的功夫就可以结案了，甘地只收了30卢比的费用。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初出茅庐的甘地，在法庭上作为被告辩护人，需盘问原告的见证人，由于自己的过度紧张，甘地站起来时，觉得头晕目眩，觉得整个法庭似乎在转动，准备好的问题竟问不出来，他只好放弃受理这件案子，并把所收的费用退了回去。这一次的失败对甘地的打击很大。从法庭出来后，他感到很惭愧，决定不再受理案件，在他去南非以前果真再也没受理过任何案件。
在孟买，甘地曾为一个贫苦穆斯林教徒起草了一份诉状，这份诉状得到了朋友的赞许，这使甘地充满了信心为别人写状子。如果他为人写状子，他的业务就会好起来，可他觉得那样收入颇微于事无补。于是他想当个教员，凭借自己的英文程度去教初学者英语，正巧他在报纸上看到有则征聘英文教员的广告，广告是由一家有名的中学刊登的。可是当他去应聘时却因他不是大学毕业而未能获得这个职位。没有收入在孟买无法维持下去，因而在孟买住了6个月之后甘地便回到他哥哥那里——拉奇科特。在那里作讼师的哥哥可以给他一些起草呈文和状子之类的工作。
甘地失望地离开了孟买，回到拉奇科特去建立自己的事务所。这里的收入还算可以，给人写写呈文状子，平均每月有300卢比的收入。这全得力于朋友的帮忙，由于第一次理案的失败使他没有勇气再接受案子，只好靠有哥哥的伙伴送来的一些贫苦的当事人的状子和呈文可写，勉强维持事务所而已。就在这样勉强维持生活的平静生活中，甘地遭受了人生的又一次打击。
他哥哥曾经出任过波尔邦达已故兰纳萨希布王公即位之前的秘书和顾问。这时有人控告他，说他在职时出过错误的主意，而这事却搞到对甘地哥哥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那里去了。这个官员是甘地在英国就认识的，哥哥认为甘地应该利用这一点交情去为自己通融一下，看是否能消除他的政治成见。
甘地却不这样认为，他向来不肯利用交情去为人说情，他认为如果自己的哥哥有错误，说情又有什么益处？如果他没有什么过失，就应按规矩呈上一个呈文，听候这件事的结果。可他哥哥却坚持让他去说情，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便是什么都靠人情。
甘地没有办法。哥哥对他的帮助太多了，为了兄弟的情意，他有责任去为哥哥开脱，尽管他知道他没有权利去找那位官员，这有损于自己的自尊心，可他还是去了。可是这一次会面不但没有取得丝毫成果，自己反倒受了一番侮辱，那位官员未等甘地诉说完自己的事便粗暴无礼地让听差把他推出门外。
甘地很生气，立刻写了一张条子给那位官员，大意如此：“你侮辱了我，你通过听差侵犯了我，如果你不赔罪，我将控告你。”可那位官员的答复却很生硬：“你对我不敬，我叫你走，你却不走，我没办法，只好命令我的听差送你出去。但是他叫你离开办公室你却不肯走，所以他不得不施一点力气送你出去。你要告我，悉听尊便。”
甘地很生气地回家了，把事情经过说给自己的哥哥听，可哥哥也不知怎样安慰他，便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同行朋友，因为甘地不知道该怎样控告这位老爷。
这时候正巧费罗泽夏·梅赫达为了处理一件案子从孟买来到拉奇科特。当时作为一个新出茅庐的小律师甘地不敢亲自去见他，只好把有关此案的文件转托聘请他的那位辩护士送给他，请他指教。
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说：“告诉甘地，这是许多辩护士和律师司空见惯的事。他才从英国回来，血气方刚，还不了解英国官员。如果他打算挣点钱，在这里平安过日子，让他把那封信撕掉，忍受了这个耻辱吧，他要控告这位老爷，是不会有好处的，相反，他倒会毁了自己。告诉他，他还不懂人情世故呢。”
这个忠告对于甘地不亚于毒药般苦涩，可他不得不吞下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只能忍受这个耻辱，小人物去碰大人物无异于以卵击石。可他也从这件事上得到了教训，他对自己说：“我永远也不再把自己陷入这样错误的境地，永远不再滥用友谊。”而这一次的打击却改变了甘地的未来生活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