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有一段改编的相声叫《情绪与健康》。反复说明好的情绪对健康有利，反过来则不利。可见情绪对健康的重要性。爸爸自己也从保持良好心情中受益。想方设法使别人发笑，自己也笑在其中。
2006年听到一则广播，国外科学家研究笑的成果。文章说：“笑是一部软性体操，笑能使人体产生内啡肽和免疫球蛋白，从而提高免疫力。在印度盛行的瑜伽功中，就有一种笑的瑜伽功。又举例说：‘有一个外国人患了脊椎炎，这个病的治愈率仅为五百分之一，他很苦恼。一天他无意中看了喜剧片，他笑了以后，感到身体很舒服。于是每天连续看喜剧，一连看了二十多部喜剧片。在复查时，脊椎炎竟奇怪地痊愈了。’笑的瑜伽功传遍全世界。”
中国的相声就是一种使人发笑的艺术形式。听相声姑且不谈能否治疗疾病，至少能使您获得好心情。好的相声听了还想听，花钱买票也去听，乘车、“打的”也去听，刮风下雨也去听，就连广播中的每日相声节目，一天也不放弃，按时听。上了瘾一天不听就像缺了点什么似的，可见相声的魅力。于是产生了众多的相声迷，相声演员都有自己的风格，各敬一路主顾。听相声的爱屋及乌，各有选择……有不少爱听爸爸相声的老观众，早年在书场、茶社就认识，就点活。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从宝和轩跟到庆云、燕乐、新声、大观园、小梨园、新中央、天乐，直到第一工人文化宫、体育馆，场场必到。可以说双方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老观众中，有一位从四大爷，早在1934年（爸爸二十岁时）为爸爸主持婚礼到1984年从四大爷又为妈妈操持葬礼。五十余年从四大爷看中的不仅是爸爸的艺术，更主要的是看中爸爸的艺德和社会公德。
李二大爷名字叫李国桢，年轻时做水果生意，买卖越做越大，精通各类水果的“进、销、存”。对挑选西瓜极为内行。有一次爸爸去他的店里做客，他在两米开外，朝西瓜堆一指说：“就打那个！”伙计们抱过来打开，果然是脆沙瓤！当时爸爸很是惊叹，由此又联想到说相声，也应该把功夫练到这般境地。李二大爷病故后，爸爸赶去吊唁，痛失知音老泪纵横。李二大爷之女秀坤大姐遵父遗嘱，一直和爸爸保持联系，特别是爸爸病重期间，经常送饭送水果探望，和我们延续友谊，真可谓是“父一辈子一辈”。
赵六伯也是一位每场必到的老观众，听说他自幼家境宽裕，对曲艺情有独钟，爱听爸爸相声，逐步由忠实观众成为知己朋友，每年双方生日必聚，年节来往。赵六伯懂曲艺，钻研相声，接触中除友谊外还有技艺的切磋。
还有一位比爸爸年长十多岁的老观众，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听爸爸相声，1979年爸爸复出后更是每场必到。后来家搬到小梢口一带，听说爸爸有演出，就让儿孙陪伴到劝业场旁的延安影剧院观看，老人舍不得早走，一直等到返场谢幕。老人家太高兴了，出剧场后非等到爸爸出来见面。老人家拉住爸爸的手说：“什么时候你看台下没有我，那就是我不在人世了！”爸爸十分感动连说谢谢，并告诉老人想听什么活让孩子们提前打招呼。四只手长时间的紧紧地握在一起。后来才知道那天老人兴奋极了，公共汽车已经收车。老人一边和家人回忆着爸爸相声中的各式各样的包袱笑料，不知不觉中走到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
每想到此事爸爸就后悔，由于时间仓促未来及问老人姓名地址。他把观众每一次关心、祝福都当是鼓励和鞭策，坚定他对相声的执著，推动他艺术上的发展。有时听到爸爸在相声“垫话”中总说：“我们有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您？”就是爸爸总认为达不到观众的要求的真实写照。也包涵着对那位老人家的歉意和感激。这一事例把演员和观众的关系，上升到鱼水之情，甚至是“羊左之交”。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1961年爸爸被告之摘掉右派帽子，照常上班恢复演出。有一段时间，爸爸散夜场回家时，总发现后面有人跟梢，无论是穿大街过小巷，这位总保持五六十米距离，直到爸爸推开家门，那个人才悄然离去。天天如此，让爸爸颇费思量。说他有歹心吧，没有异常表现。想认识家以后联系，不可能天天跟着。有一天在家门口，爸爸鼓起勇气把对方喊住，走近一看是一位相貌憨厚、身材魁梧的小伙子，爸爸十分客气地问对方的用意。小伙子支吾半天才瓮声瓮气地说：“我就爱听您的相声……您这么瘦，又挨过整，我怕有人在路上欺负您……”听到这个万没想到的答案爸爸愣住了，片刻爸爸握住小伙子的手连声说：“谢谢，让您费心了……”当爸爸问及小伙子姓名和以后怎么联系时，对方谦虚地说：“马大爷，我就是个爱打抱不平的人……”说完转身大踏步地向前走去。爸爸全身热乎乎的，一个说相声的竟能有人自愿为他当一名义务警卫员，爸爸久久不能平静，每次演出他都寻找那位好心人，有时来不及说话就在远处招招手。
爸爸平民朋友不少，有社会地位的名流、知音也很多。“少帅”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先生，也是爸爸几十年的“追星族”。常对人言“我就爱听三立的相声，别人逗不乐我！”“文革”后二人又被重新选为市政协委员，一次会后集体合影，学铭先生兴致勃勃地对爸爸说：“大爷（指张学良）要回来了，到那时咱们再照一张！”“好哇，那太好了！”爸爸十分赞同。不料学良先生未归，不久学铭先生也与世长辞了。爸爸常感慨地说：“老忘不了学铭先生说的话和那老当益壮的精气神儿，就像昨天的事儿一样！”
著名画家，书法家范曾教授素与爸爸熟识。2000年他主持在南开大学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前曾给爸爸发来请柬。内容是：
时维四月，碧柳烟笼。召盛会于南开，欣群彦之雅集。论古今之递嬗。天人之典学。振世雄谈，共坐春风。书院肇建，筚路蓝缕，正高天之鹏举，有待扶持，信睿职之硕儒，不吝援手。则南开令名，何虑庚绩。薪传火继，必有后来者。
谨订于四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半于南开大学人文大楼（范荪楼）举行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大会，敢邀芳躅，引领俟之。
不巧，正值爸爸患病每天输液，随以电话告之病情，先表示谢邀，并对成立大会表示祝贺。
著名漫画家方成老人也是相声迷，无论在北京或到天津得知爸爸有演出绝不放过。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方老平素非常注意观察演员的长相特征及表演中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是创作源泉。方老为爸爸画的头像被内外行一致认为是传神之作。方老性格豁达开朗，精力体力都充沛，八十多岁的老者，骗腿儿上自行车满街跑。方老健谈，他认为相声段子的创作与漫画创作有很多相似之处，无论在北京或是天津，只要方老见到爸爸，就要长时间的聊天，两次住院，方老都特意赶来探望。两位高瘦老人不断交流养生保健的秘诀。
著名漫画家左川也是爸爸的挚友。左川从事漫画生涯五十多年，专长讽刺漫画和漫画肖像创作，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漫画展览。1991年4月，左川在天津搞漫画展，由著名漫画大师华君武为画展书写展牌。展览办的很成功。爸爸应邀参观了展览并和左川夫妇合影留念。左川先生和爸爸经常一起探讨“幽默与滑稽”，还在2003年《长寿》杂志第三期上写文章题目是：常留幽默在人间——漫话漫画马三立。深受读者欢迎。1993年出版的刘连群先生为爸爸写的《别传》，就是左川和方成画的插图。
民俗家张仲先生（回民）是爸爸多年挚友。爸爸是平民艺人，离不开民俗文化。两人经常一起探讨。张仲先生为怀念马老，提供了一张他们的合影照片和一封爸爸八十八岁亲笔写的有关民俗知识的信。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王之江，用整块灰花岗岩为爸爸雕的全身像，身着长衫，背手含笑，实在是形神兼备。
还有不少金石家为爸爸刻来不同式样、不同用途的图章，非常精美。当然在全社会各阶层不同经历的人群中到处都有爸爸的知音，不可能一一谈全。我想现在再提三位与爸爸有着特殊关系的朋友。
一、冯骥才。他是全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本身是作家、画家、书法家也是优秀运动员。爸爸和冯先生是在市政协会上相识的，爸爸长冯先生二十八岁，双方都承认是“忘年交”。因为冯先生一米九二的高个儿，爸爸亲切地称他为“大冯”。爸爸对冯先生十分敬佩，经常在家提起冯先生的真才实学和他在工作中取得的卓著成绩。
爸爸说，冯先生的名字叫响一生。骥才的意思是贤能之才。不假，爸爸以为不仅是贤能之才，还是“奇才”、“全才”。他兼职很多工作，但每项都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打篮球冲锋陷阵，做文章学富五车。古人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仅这一点就让人望尘莫及。
爸爸说，冯先生早年也遇到不少坎坷，历史上屈才殇志含冤受辱者发愤著书完成大业不乏其人。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下腐刑，《史记》著成……这些虽都是前朝历史，但足以说明：“才华加勤奋加恒心是能创出成果的。”冯先生经过苦心钻研探索，写出的书是“后来者居上”。不但国人喜欢，已翻译成多国语言，作为国际间的文学交流。
爸爸说，冯先生父母都是外地人，他出生在天津，他爱天津。爱天津风土人情。更爱听天津人说话。冯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天津语言特点。一天下午五六点钟交通拥挤。一位老大爷骑着自行车，车上带了很多货物，在这样的交通高峰时间也夹在车流中晃晃悠悠的前行，被旁边车一蹭，只好用脚垫了几步，险些摔倒，这事正发生在交通警岗楼旁边。一位交警从岗楼里探出头来笑着对老人说：“大爷，别在这时候练车呀！”大爷抬头回了一句：“你老实在蛐蛐罐儿里呆着吧！”爸爸对这个例子很感兴趣。他说，“写作是把语言变成文字，相声是把文字变成语言”，两个行业都需要找素材，况且冯先生爱相声、懂相声，所以和爸爸有共同语言。感情也很融洽。
爸爸说，冯先生“立大志、做大事。”本来写作、绘画已出人头地，他并不满足现状，采访中他发现民间文化急需抢救传承，就暂时放下手中笔，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传说一件事，天津“文庙”对面，在拆迁中发现一口井，冯先生认为有可能是“明代”的。有研究价值，恳请保留，最后还是在上面盖了房子，冯先生知道后心疼得直跺脚！
爸爸说，冯先生为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呕心沥血、费尽心机、东奔西跑、不辞劳苦。甚至把自己作品所卖之款全部用于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遗产上。这项工作本身就是功在当代，利及千秋。所以冯先生本人就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为全民族发掘积累财富，他就像是新时代的“卞和”。
爸爸说，一个人遇到良师益友最为难得，要好好向榜样学习。鼓励我们“见贤思齐”。他自己多年来都是身体力行的。2001年爸爸八十八岁做过第一次手术后身体虚弱，偶然发现了一盘他和张庆森大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演出的《拉洋片》录音磁带，他带病整理。他认为《拉洋片》同样也是民间文化录音遗产，由相声形式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演员在台上敲着整套的锣鼓，唱着一片一片的内容。从历史上的“武王伐纣”唱到现代的“独胆英雄吕松山”、“宁死不屈赵一曼”……在电影尚未普及的年代，不失为平民“听词、看图、开阔眼界”的一种娱乐形式，实际上也是一种市井文化。
《拉洋片》有一定的规矩程序，分“京八片”、“怯八片”，如果说“京八片”的传承人是“钱驼子”（先生），“怯八片”的传承人是“大金牙”、“小金牙”（二位先生），那么爸爸至少是《拉洋片》以及相声《拉洋片》的传承人之一。因为在相声《拉洋片》中爸爸掌握了锣鼓伴奏方法和“京八片”、“怯八片”不同唱法内容，而且模仿的栩栩如生毫不走样，这在三位传承人作古而且又没留下系统音像资料的今天，是爸爸和他的战友把《拉洋片》继承下来，传承下去。
再看看冯骥才老师为《马三立别传》一书所作的序，就可知他对爸爸的“人”和“艺”的了解、理解之深刻。我记忆中有这样的话：“艺术家的生活是淘尽了金的沙砾。他们把生命中的精华全部贡献给艺术，剩给自己的往往只是乏味、枯燥和疲惫不堪。”“看看这一半马三立吧！原来几十年生涯中一直坎坎坷坷，从来不是命运的宠儿和生活的骄子，更没有飞黄腾达。而只有艺术上的成功。”“幽默不仅仅是一种才能，一种技巧，更是一种人生向往和人生武器。”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觉得爸爸和冯先生都像蜜蜂一样，朴实无华，任劳任怨地工作，把酿出的‘蜜’无私地献给了人民大众。”
二、刘连群。天津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戏剧评论家，《马三立别传》的作者。刘先生说自己很早就喜欢听相声，对马氏相声尤为入迷。他说寒窗苦读期间，特别是对爸爸经常上演的新老段子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老师严令背下的课堂学业。刘先生从小不但是一位戏迷也是一位相声迷，他十几岁时，还客串过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卖挂票》。可见他的相声功底和胆魄。
刘先生总想结识专业相声演员，终于等来了机会。1987年5月，天津市文联组织文艺界人士赴大港油田参观慰问，这次他和爸爸零距离接触，并一起度过了四天集体生活。
刘先生锐利的目光很快洞察到爸爸的艺术财富与不寻常的经历，脑海中产生了“写一写”这位大师的念头。
这一念头在两个月后便付诸实施。刘先生对爸爸进行了系统的采访，并着手策划和动笔。三年后——1990年7月“杀青”。一部《马三立别传》在市文联等单位召开的座谈研讨会上，深受天津文艺理论界人士的好评。这是爸爸惟一一部由文人撰写的传记。三年来刘连群老师的情感随着探访内容的怒而生恨，喜而发笑，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伴着笔和纸的摩擦声把自己几乎融入到“别传”之中。
爸爸感到欣慰的不是刘先生为他写传，是认识刘先生这个人。从他身上看到的让人敬仰的素质和才气。1987年第一次见面时，爸爸七十三岁，而刘先生才四十二岁正年富力强。爸爸说，刘先生稳重、谦虚、谨慎。谨慎对己能防腐，对人能获得别人的尊敬，从而才能保持自尊。才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爸爸说，刘先生睿智、机敏、有学问且不事声张。甚至没大声说过话，可工作一丝不苟。真正是“毛窝踢球——蔫拱”。
爸爸说：刘先生当时是肩负着市文联主办的《艺术家》杂志创刊的重担来写“别传”的，他有着极强的事业心。而被采访者不过是一位普通的相声老艺人。刘先生在采访中表现出的“模拟‘留候’、在‘取履、赠书’（太公兵法）过程中的涵养和耐心”。真让人过意不去。难道这样一位又有好的素质又有才学，又富有“钻研精神”的人，还能不成功吗？
三、何迟。天津市文化系统党政领导，又是作家。资料记载，何先生1920年生于北京，满族人，原名赫裕昆，字柏岗，参加革命后改名赫赤。后来更名为何迟。上中小学时即爱好文艺，课余参加话剧、相声演出。1938年党组织保送到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始终没有停止参加文艺活动。1950年分配到华北联大文工团工作，从此成为专业的革命文艺工作者。1949年初，他参与解放天津后的接管准备工作，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代表，后又任文艺处戏曲科科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戏曲学校校长等职，是市文化局、市文联的党组成员。平时行政事务庞杂繁多，但他却一直坚持文艺创作。依仗年富力强精力过人经常排灯夜战。他的作品包括戏剧、理论、电影、曲艺等。在文艺界、理论界影响很大。听朋友们说即使在瘫痪卧床时，他还在创作着相声。他去世的时候著名电影演员胡朋、田华都专程来津吊唁（何迟是田华的入党介绍人）。
1950年8月，爸爸参加“民办”红风曲艺社，只知道这个曲艺社的行政领导叫何迟，根本没共过事。直到1954年4月广播曲艺团领导把《买猴儿》原作交给爸爸，经修改后演出时，仍与何迟先生没有过接触。1954年底，何迟先生又完成新作《今晚七点钟开始》，这次作者点名“要直接交到曲艺团马三立手中”。爸爸改编后经原作者同意才演出。由于爸爸当时演出已经“攒底”，所以把相声名字改为《今晚十点钟开始》。1955年秋天何迟先生又完成新作《开会迷》。爸爸改编后再度上演并拍成电影。至此作者和演出者仍没有私交。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何迟先生因创作相声《买猴儿》被打成“右派”，1958年爸爸因表演相声《买猴儿》（因系“右派”创作）也被打成“右派”。双方都交代不出来任何交往“材料”，倒是两人都认为这些创作符合我国文艺的“双百方针”，不是“毒草”。
1981年爸爸与何迟都以“清白之躯”二度合作，创作演出了《似曾相识的人》，成为这一时期很有影响的作品。
爸爸与何迟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没有接触的“默契”并非偶然，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有很多共同的“基因”——他们都具有对生活、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对是非、善恶、美丑的鲜明爱憎；他们都具有对各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弊病敏锐的洞察力，都想用相声作武器，对那些不和谐的“音符”给予无情地揭露和抨击……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看过的一个话剧《关汉卿》。内容是讲戏剧家关汉卿编演《窦娥冤》的故事，关汉卿生活在元代，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与关汉卿同时活跃在大都（北京）的有一位著名的杂剧女演员叫朱帘秀，因排行第四，尊称四姐。话剧《窦娥冤》有这样一个情节：朱帘秀听了关汉卿想编写《窦娥冤》一戏的内容，十分激动。戏的矛头直指黑暗、吃人的封建社会。关汉卿犹豫之间，朱四姐说了一句：“你敢写我就敢演！”关汉卿兴奋的回答：“你敢演我就敢写！”
今天爸爸与何迟虽然未曾发出过豪言壮语，但现实仍然是“一个敢写，一个敢演”。是何等相似。
当爸爸八十年代复出，再次演出《买猴儿》结束的时候，许多观众蜂拥到台前热烈鼓掌。领导也走上台去和他握手祝贺。爸爸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十分动人。一位老作家当场赋诗四句赠给爸爸：
一曲买猴（儿）传盛名，
廿年坎坷路不平！
何迟多病三立老，
抖擞精神又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