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可以溯源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甚至更早；其在国内的真正酝酿和进行则始于1917年；1919年3月起形成高潮，至1920年总计约1600人；1922年后渐归沉寂。
清末，随着留学运动的发展，自费出国者逐渐增加，其中一些人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勤工俭学。1901年，李石曾等人赴法留学，行前吴稚晖告诫他到法后要“注意于苦学”。1903年，吴稚晖因“《苏报》案”亡命英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1907年，蔡元培等人自费赴德，实行俭学。同年，吴稚晖赴法，与李石曾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反清革命，鼓吹无政府主义，提倡节俭苦学的留学生活。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初，吴、李、蔡等人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会及留法预备学校，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以便将世界文明输入国内，从而改良中国社会。他们认为法国是当时世界上民智民气最先进的国家，中国要想造就新社会新国民以学习法国最为适宜。1912年至1913年间，有八十多人赴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遣送俭学生活动中断。法国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劳动力奇缺，军工生产难以为继。1916年中国协助协约国参战后，法国来华募工，至一战结束前，赴法华工多达15万人。按照招工合同规定，法方对华工负有教育之责，因此在厂内外设立了一些华工学校，传授文化知识和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华工教育使勤工俭学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显示了半工半读的强大生命力，在中法学界引起很大反响。随着旅法华人日益增多，原于1915年成立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已难以适应工作的需要，因此，1916年中法两国友好人士蔡元培、欧乐等在巴黎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该会后来成为负责留法勤工俭学事宜的总机关。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总批判，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冲破旧礼教旧道德的禁锢，掀起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潮。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泛劳动主义“人人皆应劳动”的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思想为基础，糅进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工团主义、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形成改良主义的工读思潮。提倡工读结合，学问与生计合一，以求消灭脑体差别，改良社会，工读主义思想泛滥一时。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浪潮席卷中国思想界，许多进步青年开始进一步思索中国的命运问题。“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故乡法兰西，本来就是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楷模，十月革命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开始逐步接受俄国革命的道路，但法国工人运动依然对他们具有很大吸引力。以上种种原因，终于带来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
赴法人员以中学生居多，此外还有大学生、教师、工人、商人和政界人士、退伍军人等，长者年逾半百，幼者仅十岁。到法国后，有的先工后学，有的先学后工，有的半工半读，学习紧张，工作繁重。他们对欧洲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和风云突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将之与自身的解放相结合掀起了多次政治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1921年的“二·二八运动”、“八·一三”事件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在斗争中，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最终抛弃工读主义，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其代表就是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邓小平等人。他们先后成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小团体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1921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相继诞生。从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由单纯的教育运动融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这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