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薇
从辞章到国文，从国文到国语，从国语到语文，学科的名称一再变更，这绝不只是字面上的歧异，而是生动反映了一个世纪语文教育发展的轨迹。
从1902年清政府制定《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教育部颁布《中小学令施行规则》，十年间受西方教育制度和思想的影响，语文学科开始在新式学堂中独立设科，有自己设科的宗旨和要求。设科之初名为“辞章”或“国文”，并配有新编的文言文教科书，文和言是分离的。教学的主要目的是熟习和探究各类文章以及诗词歌赋的做法，即重形式方面的训练。传统语文重“文道统一”，此时由于“道”单设修身课。因此，在语文课上与传统语文相比，“道”有某种程度的削弱。
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时期我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学都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也掀开了学校语文教育的新篇章。20世纪前期的社会发展，已经使一些革新派和接受西方思想的人士像蔡元培、胡适、鲁迅、朱自清、叶圣陶等人意识到，汉字不应该再是少数人手中的特殊工具，而必须是现代公民必须掌握的工具。尤其是平民教育的兴起，更使立志改革的人们意识到“不通行于今人喉舌”的文言文，很难成为大众使用的工具。于是，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提倡白话文，推行普通话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192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随后，又进一步规定初级中学“国文”一律改名为“国语”科。更名“国语”是强调语文教材在言文一致的基础上，在教学中既重视书面语教学，也重视口头语教学。于是，五四前后涌现出的大批白话文学作品和白话翻译作品，还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进步思想的、充满个性解放及民族觉醒精神的新体诗歌、散文、议论文被选入中小学教科书。有些至今还保留在中小学教材中，像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朱自清的散文《春》，叶圣陶的《荷花》、《瀑布》、《赶集》等。这一时期伴随着现代学制的确立和完善，以现代教育学为理论依据的语文学科《课程标准》的颁布，语文被正式确立为现代公民必须掌握的工具，语文学科至此有了现代意义的教学目的。《开明小学国语读本》、《国文百八课》就是在现代语文的酝酿中产生的新式中小学语文教科书，这两套教材对推行言文一致，进行口头语训练，贯彻现代语文思想，毋庸置疑地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标志着民国教科书编写趋向成熟。
民国语文教育是从传统语文教育中脱胎而出的。传统语文是地道的书面语教育，这一点根深蒂固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语文教育。五四时期由于国语的推行，在学校语文科的教学中虽然强调要训练学生用国语会话，训练学生进行演讲和辩论，等等，但在教学中对学生口头语的训练还未真正引起重视，人们依然固守着文言文是古人的书面语，白话文是今人的书面语，所以语文课上教的还是书面语，“文”和“言”的分离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讨论汉语课程和教材的革新问题时，叶圣陶提出建议，把旧有的“国文”和“国语”的名称，一律改为“语文”，并从学科的性质和任务上给“语文”二字作了明确的解释：“语”指口头语，“文”指书面语；“语文”一科旨在对学生进行口头语（听和说）和书面语（读和写）的训练。至此，“文”和“言”的分离问题才算通过学科名称的变更，从理论上得到了解决。此后，教学大纲、教材在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课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