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煤炭需求量和储备量都很大，许多煤的质量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然而，长期以来，该产业处于低效率、小规模和极不安全的状态，因此未能发挥应有的潜力。现在政府决定进行投资—四家大型企业将掌控全国需求量的50%。新的港口、铁路连线和洗煤设备将把中国同世界联系起来。这一轮投资成为区域竞争的导火线。随着中国的产能进入市场，地区供应商将失去其市场份额，还可能导致全球煤价下跌。地区内主要供应商应与中国企业合作，共同开发中国的资源并拓宽其销路。如果能从传统的挖掘——交运模式转向真正具备全球性的思维，那么，整个产业都将获利无穷。
效率欠佳的巨人
目前，煤炭约占中国主要能源需求的58%。由于中国正努力使其全部能源供应符合全球环境和经济规范，这种状况将持续不变。随着中国能源总体需求的增长，对煤炭的需求量也将不断增加，预计将从2000年的12亿公吨（MT）增长到2005年的14.5亿公吨。
中国依赖煤炭业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煤炭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目前中国探明了有超过8000亿吨的煤矿储量，其中有超过4000亿吨已被证实，将能满足几百年的生产需要。2000年中国的煤炭进口量总计不到200万吨，主要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冶金煤。而冶金厂所需的性质稳定的焦煤在中国的供应有限。同时，煤炭业可以提供一个巨大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对那些贫困的农村地区来说。1998年煤炭产业在7万多个煤矿中雇用了600多万名工人。在这些煤矿之乡，矿山通常也是医院、学校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惟一资助者。
然而，该产业的形势却不容乐观。中国大部分的煤矿都规模较小，并且资金匮乏无法开发储量丰富的新矿。乡镇和私人矿场（超过3万个）平均产量仅为1万吨。地方的国有矿山（即市、县政府所有并掌控的矿山）年产量约为50万吨，但经济状况更为糟糕。由于客户付款的延迟和经营亏损，很多矿场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支付职工的工资。尽管如此，它们仍需要继续负担一些社会责任。更糟的是其恶劣的安全记录。矿产业每年5000例死亡记录中的大部分都发生在这些小型的煤矿。
同石油产业一样，中国的煤矿需要大量的投资才能进入市场。中国的主要煤炭供应相对集中在山西省及周边地区。这些地区大都是山区，适合斜坑采煤（driftmining），但却远离东南沿海的主要市场。一些要求采用竖井采矿法（shaftmining）的矿区（例如兖州）则具备了距沿海市场较近的优势。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过于偏远而无法运作，尽管其矿藏质量上乘，具有煤灰和硫磺含量低而热量高的特点，但因为距离沿海市场过远而缺乏竞争力。
中国的运输和市场营销基础设施已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30%的港口运能被用于煤炭的国内海运和出口运输。每年的煤运给中国铁路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大约45%的铁路输送能力用于煤运；此外，很多小型的煤矿使用卡车来运煤。仅有20%的煤产经过洗选，可以直接交付最终用户。如要进一步开发这些内陆资源，则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
认识到这些挑战，为了资助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末决定对产业进行重组。政府鼓励企业组成30多家大型煤矿集团，并进一步整合为四家超级集团。这四大超级集团将直接受控于中央政府。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将直接负责神华，中国国家煤炭进出口公司拥有平朔煤炭工业公司，而兖州煤业则在香港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些所谓的超级集团，其各自的产量超过1亿吨，可以充分满足国内相当部分的需求。这些超级集团所拥有的煤矿是从500多家年均产量为100万公吨的国有煤矿中挑选出来的，它们以前由煤炭部掌控，现已移交各省负责。这些集团已被授权对市场进行开发。
超级集团走向世界
由于超级集团的出现，中国煤炭业的形势将得到改变。小型的地方煤矿仍可以继续供应国内市场，而超级集团则正稳步成为强大的地区竞争者。这会增加外商对中国资源和公司的投资兴趣。单纯的削价只会导致全行业利益受损，相反，如果中国与外国煤炭企业可以携手合作，提高中国煤炭产业的效率，那么，这对各方来说都将是双赢的解决办法。
尽管政府的政策多变，小型煤矿仍旧可能在国内市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曾经努力促进小型煤矿的优化改革，尽管煤炭也是农村人口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政府还是关闭了上千家煤矿。然而随着21世纪初需求的不断增长，小型煤矿又死灰复燃，政府也只好对此视而不见。中国国家煤炭进出口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指出，国内煤炭的需求量在2000~2005年将增长两亿公吨，这可由全国小型煤矿三亿公吨的额外产能来满足。
相对于国内消费者，超级集团将主要专注于出口市场。出口煤炭可以获得外汇，付款通常保证在50天内完成，而且还可享受可观的免税待遇。而另一方面，国内销售是以人民币支付的，且支付没有保障，通常要90~180天才能够完成。因此，与国内销售相比，出口则更具吸引力，即使在利润较低甚至不获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超级集团同样拥有进行国际竞争所需的资金。中国煤炭出口之所以缺乏竞争力主要是由于煤矿的经营成本高，运输距离长。山西大同属于典型的大型国有煤矿，其煤矿的离岸价成本为每公吨32美元，其中30%是直接劳动力成本。这是由于大量雇用劳动力造成的，而现今政策导致无法对此进行削减。另外20%是水电成本，主要取决于采矿方法和煤矿位置。每吨较高的折旧费用是因为资本生产力偏低，这包括设备故障所造成的停工时间。最后，经常性开支占总成本的20%，其中包括建立的医院和学校等。
然而，像相对高效、靠近沿海的兖州等新煤矿，或像平朔和神华等内陆的具有世界级规模设施的煤矿，每吨离岸价格成本只有20美元，这相当于南非的水平。这些煤矿使用的劳动力相对较少（比国有煤矿少20%），而资本生产力要高出很多。为更好地进入市场，它们也对自己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例如，由于新建的专用铁路设施，神华的内陆运输成本降低了一半。
如果政府在运输设施上进行投资就可以消除以前的出口障碍。目前港口的运能约为1.7亿公吨，到2005年预计将增至2.3亿公吨。黄骅港就有望在2005年将运能增加3000万公吨。2002年，新的铁路线将会增加3.5亿公吨的运能。洗煤能力也会增长，到2005年可望达到3.75亿公吨，这主要是由于大型煤矿的投资，因为现今洗煤能力大多集中于缺乏出口成本竞争力的煤矿。
大型煤矿已经开始大量出口。2001年，中国的出口量翻了一番，导致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以韩国为例，1998年，韩国热力煤进口有47%来自澳大利亚，18%来自中国。到2000年，中国与澳大利亚交换了位置，向韩国供应的热力煤占该国进口总量的44%，而澳大利亚只占27%。从长期来看，按照现在的生产方案，到2005年，中国兖州、平朔、神华三大主要煤矿的出口总量可超过1.5亿公吨。三大集团都提出了重大的拓展计划，特别是神华，计划增产6000万公吨。如此，这将足以占据亚洲煤炭市场近50%的份额。
随着中国出口的增加，区域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将急剧下滑。由于高效生产和地理位置优越，澳大利亚仍具有优势。但随着中国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经费的削减，对日韩出口份额的侵蚀将会加剧。尽管南非生产成本有所下降，但地理劣势使其很难进行竞争。只有印度尼西亚，凭借其低成本、高质量的煤炭资源，有望扩大生产。
然而，以削价来应对市场份额降低并非明智之举。如果区域内煤炭公司将这一做法用于市场，目前每吨33~35美元的煤价将会迅速跌至接近边际成本的20~25美元。在这样的价格下，目前澳大利亚60%即8500万公吨，煤矿产能将是不经济的。同样，南非几乎所有的产能也都将失去经济效益。
找到可以盈利的矿层
业内主要企业应考虑以合作的方式开发中国的资产，并与中国企业结盟，以充分利用中国新近取得的竞争优势。整个产业从采矿、加工到市场开发，处处存在机会。利用这些机会进入中国既能维持市场运作，又能令全球公司实现盈利增长。全球煤炭企业在中国煤炭产业的投资并不受投资选择的限制，对投资者来说，资产、市场营销以及客户开发都是潜在的机会。
开发现有煤矿
中国尚有大量的资产有待开发。在未来的5年中，政府的计划仅限于对主要的新矿的开发，还有很多大型、高质量的煤炭储备可以开采。然而，开采新矿存在某些不确定的因素。与现有煤矿相比，新矿的经常性开支较低，效率较高，但需要高额的投资（1亿美元）。在边远地区进行建设十分困难，可能还需要专门的运输支持。至于外商，目前法规允许外商投资新煤矿开发，但地方政府则有可能会推三阻四，延迟新矿的开发。
哈默博士的错误
OccidentalCoal在山西安太堡投资的惨败使大多数外商在过去20年来不敢独自开发新矿。安太堡可能是外商投资中国最大的败笔。这笔2亿美元的投资最初是由邓小平和该公司的阿曼德·哈默博士（Dr。Armand Hammer）签订的。该投资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劳动力成本极高，资本设备支出过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载重量为190吨的货车车队），缺少通往东部地区的铁路连线以及错误的市场和价格预测。在哈默博士去世后的两星期，该公司董事会就投票通过以低价将其股权卖给了中国银行。
对现有生产企业进行改革不失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但是执行起来却极具挑战性。毫无疑问，现代的生产企业会对效率和成本造成深远的影响。尽管这种做法要比开发新矿更为快捷，而且投资金额也相对较低。然而，传统煤矿所雇用的大量劳力和要额外承担的社会服务开支会使成本上升。有经验的投资者都清楚购买整个企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包袱，而事实证明这些包袱日后也很难摆脱。
在现有煤矿开发新的矿层看似最具吸引力和可行性的投资选择。如果仅专注于煤矿的一部分，如扩大，而不是买进整个煤矿或与之合资，生产成本就可以大幅压缩。这种做法也比开发新矿所需的投资要少。在劳动力和经常性开支方面，这种交易方式允许投资者只雇佣所需的劳力，而且还可以对部分经常性开支的分配进行协商。
亚美的做法
在山西晋城，亚美（AsianAmerican）有两项投资计划。首先，它投资1亿美元，开发一座年产800万公吨的斜坑煤矿，包括两个长壁（long-wall）和两个煤柱（room andpillar），以及备料厂和装货设备。亚美将负责提供资金、管理和100万公吨的出口，而晋城市政府将提供开矿权和土地。这一合资项目已经签定并计划在2001年底实施。但由于晋城市政府并未真正拥有所有相关的开采权，于是项目被耽搁下来。同时，亚美也投资了6000万，在现有的石贺煤矿开发两个400万公吨的矿区，包括两个长壁和四个煤柱。同样，亚美提供资金、管理和1百万公吨的出口。但由于双方在彼此所贡献的价值上存在分歧，该项目至今尚未敲定。
矿业组织应采用最佳做法——澳大利亚企业可以进行考察，看看是否能够将其高效的生产方式引进到中国。像煤矿开采这样的传统产业，往往要面对很多负担，比如低效的劳动力、缺乏奖励机制和官僚作风严重的组织架构。然而，如果肯在业绩方面下大工夫，生产力绝对可以大幅度地提高。
传统产业的投资者必须和地方政府就游戏规则达成明确的协定，并且要十分谨慎，仅对那些自己可以完全管理控制的资产进行投资。对外商来说，与国内的第三方结盟，比如可能的金融投资者，那么，就极有可能既抓住机会，同时又能保证高效的管理。
建立营销基础设施
投资中国煤炭产业的营销和运输的基础设施，是资产开发的又一选择，尤其是在洗煤和加工方面，机会更为看好。与中国生产企业在此方面开展合作还可以为实现共同营销打下基础。
对于全球煤炭企业来说，洗煤是物流链上最具诱惑力也最容易进入的部门。投资运输业看上去就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现在内陆铁路和港口运能目前还算充足，但一些省际路线费用很高，因此还有可能需要额外的投资。然而，要得到相关的许可，尤其是路权，仍十分困难。虽然可以对港口设施进行投资，但现在和计划中的运能已经足够。
洗煤属于一般的小型投资（大约2000万美元），可以让煤炭在国内和出口市场上销售。政府正在鼓励这种投资并提供了不少机会。目前的洗煤产能约为2.5亿公吨，相当于产量的20%，其中仅有7000万出自像神华、平朔和兖州等具备出口竞争力的煤矿。这一数量需要增长一倍才能达到期望的出口潜力。
洗煤厂盈利与否取决于是否具备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一般的洗煤厂需要3000万美元的投资，每年可洗煤500万公吨（年产能300万公吨则需要2000万美元的投资）。从当地矿场买煤的成本为每吨50~80元人民币（约合6~10美元），这些煤矿的经营成本很低，但却缺少洗煤供应。现代高效选煤厂每吨的加工费用为16元人民币（约合2美元），它可将经过加工的煤，以高出其外部成本的、每吨100元人民币（约合12美元）的价格出售。
为了运输方便，洗煤厂应该建在铁路车站附近。大同和阳泉就是两个十分适合建立洗煤厂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充足、高质量的煤，但淘洗能力却十分有限。小型煤矿的煤可运往大同等煤炭集散地，再向全国分销。现有的运输设施和充足的供应使这些地方成为建立洗煤设施的理想地点。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已经在大同建设了两家年产能300万公吨的工厂。
开展洗煤业务需要具备6大关键能力：可靠的煤矿供应、运营技巧，包括保证煤质的能力，及时交运和低成本运营，出口许可证和投资资金以及国内外客户关系。必须在与地方机构结盟或建立合资企业时获取这些能力，包括省政府，尤其是山西省；还有像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这样的国有公司，以及市和县级政府。
能源投资
最后一些机会存在于国内的能源市场。全球煤炭企业如能开发国内电力、天然气和石油用户，就可以在不损害其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参与中国的能源市场。然而，这种投资的时间跨度很长，资本风险也较高。
投资火力发电——在矿坑口建立发电厂和相关的输电设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计划。这将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向沿海供应电力，特别是如果能与开发高效新矿结合起来，则更能够带来巨大的成本优势。这将是一项巨大的投资，也有着重大的风险，比如，与地方电力输送网的连接可能无法保证。煤层甲烷提取和销售是一个较为便宜的投资机会，但是回报预期较长。政府正在鼓励这一开发，壳牌就是参与者之一。
“煤—油”转化是一项更为高额的投资，但从南非的经验来看，其利润还是相当诱人的。然而，这样的工厂需要大量的供煤。目前宣布的投资计划只有一例：神华计划在内蒙古建立一个产能250万吨的工厂。在获取相关技术后，预计仅第一期的总投资就将超过1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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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煤炭产业已经具备世界规模。当前，它正在逐步提高其全球竞争力。区域竞争者应把握机会与新兴的当地企业开展合作，以获取该市场发展所带来的价值。
§§第五章 零售业的复兴
零售业向来是中国服务行业的支柱之一。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零售业与其说是购物场所，不如说更像是为稀缺且又互不相干的商品而建立的分销点。如今，随着消费者期望的日益提高，零售业的改革势在必行，而且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例如，从一方面看，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将随着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激增；而在另一方面，输送石油的基础设施却又严重不足，监管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了分销及零售网络的分散、低效和浪费。现在，投资商们开始对这一基础设施进行彻底的重建，并使其达到国际标准。但是，大量新企业的涌入，加上地方政府的独占专权，大部分的好处有可能会落入消费者和政府的口袋，而非投资人手中。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明确其独特的机会市场，同时能够提供世界级的技能。否则，这10亿消费者的黑色金子（石油）就有可能烟消云散。
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百货公司不仅是商业中心，还兼有社会和文化活动中心的功能。现在，这种模式已风光不再——尽管整体消费稳定增长，百货公司正在迅速让位给新的模式。然而，还有挽回的机会。通过充分利用其不动产和人流，很多商店可以回归其原有的社会功能并恢复盈利。百货公司如能再将运营重点放在核心客户群，营业收入和市场份额下滑的颓势就可以被扭转。对那些转型不成的企业来说，它们很可能将被迫退出市场。然而，百货公司的基础资产价值是如此之大，因此国家不可能允许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层将其破坏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