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类型，也自然应该成为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翻译文学研究也是使翻译文学突破以往“译坛”的狭小圈子和封闭状态，走向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学术文化广阔天地的有效途径。
翻译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可以把翻译文学研究划分为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翻译家的研究、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三大部分。其中，翻译学的理论构建可为翻译文学的研究提供不可缺少的参照，而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的宗旨是建立翻译文学自身的理论系统，以加深人们对翻译文学的理解和认识；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则可以纵向地清理翻译文学的传统，也为横向的翻译学研究和翻译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深广的历史向度。
一、翻译文学的理论构建
翻译文学理论是译学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分为翻译文学原理研究和一般翻译文学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在我国，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外国学术界的启发下，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构想，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若干专著，在翻译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鸣。因此，要谈“翻译文学”的理论构建和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必须首先了解一下“翻译学”。
在我国，以“翻译学”为名称的著作，最早出现在1927年，那就是蒋翼振编写的《翻译学通论》，由编者自费出版，上海义利印刷公司印刷。该书是一部翻译课程的教材，只有导言和第12章为编者所执笔，其余是近代名家的论翻译问题的文章的汇编。1951年，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就提出建立“翻译学”，但当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应者寥寥。1971年，张振玉的《译学概论》在台湾出版，但在大陆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1986年，桂乾元先生在《中国翻译》杂志第3期上发表《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努力》一文，提出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应该是：一、基础翻译学要结合中国实际和汉语特点，加工和整理基础翻译理论；二、应用翻译学要学习、研究和借鉴国外的东西，使之既能反映又能指导中国的翻译实践；三、理论翻译学要认真总结翻译理论研究史，探讨翻译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回、还应建立发展翻译学，研究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推动译论研究和翻译评论的展开，促进翻译人才的培养。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上，与会者讨论了翻译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1988年3月，由大陆学者黄龙教授撰写的英文版《翻译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大陆翻译界第一部有关翻译学原理性质的著作。同年3月，黄龙又出版了中文版的《翻译艺术教程》，内容与《翻译学》基本相同。黄龙的著作涉及到了翻译的定义、属性、职能、准则、可译性、等值、神韵、文体及翻译的各类技法、翻译教育问题等，初步尝试形成了翻译学基本理论内容框架。与此同时，谭载喜先生发表了《必须建立翻译学》《试论翻译学》等文章，对翻译学的性质和建立翻译学的意义做了阐述，提出要对“翻译”和“翻译学”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认为“翻译”不是科学，而“翻译学”则是科学；翻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在内容上可分为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用翻译学三部分。后来谭载喜把自己关于翻译学的思考，集中写进了《翻译学》一书中。在翻译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著述较丰的是刘宓庆先生。他在《论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和《再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等文章中，提出中国翻译理论应该以汉语作为基本的“经验材料”，中国的翻译理论应重“描写”、重对策研究、重对比研究、重传统研究等。他在《文体与翻译》《现代翻译理论》《当代翻译理论》《文化翻译学》等书中，对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阐述，在尝试翻译理论体系化、学科化方面、在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面都有所贡献，但他的书似乎缺少些个性化的感觉体悟和理论热情，显得较为平板枯涩，且各书之间互相重叠之处不少。张泽乾先生在《翻译经纬》中，试图将古今中外的翻译史为“经”，以“翻译观”（哲学观、科学观、艺术观）、“翻译论”（翻译的必然与局限、层次与等级、过程与性质、原则与标准、技巧与技法、风采与风格、欣赏与批评、功能与价值）为“纬”，系统地论述了翻译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张经浩先生的《译论》总结、和提炼了自己的翻译经验，强调翻译理论应为翻译实践服务。乔曾锐先生的《译论——翻译经验与翻译艺术的评论和探讨》，对可译性问题、直译与意译和翻译标准问题做了系统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方梦之先生的《翻译新论与实践》运用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采众家学说之长，对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描述、分析和归纳。总之，翻译学的构建和研究在近十年来相当热门，书名中带“翻译学”或“翻译”字样的专著、教材，据估计，到目前为止不下于五百种（含港台地区）。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更多，每年都超十近百。20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柏然、许钧主编的论文集《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青岛出版社出版了杨自俭主编的论文集《译学新探》，书中精选的文章从各个方面对译学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虽然有了这些成果，虽然上述有些著作得到了评论者的高度估价，但毋庸讳言，它们大都只是初创和探索的性质。其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存在很大分歧。例如，是建立科学化的翻译理论，还是经验性、描述性的翻译理论？翻译活动究竟是科学活动，还是艺术活动？翻译理论是一种文艺学理论还是一种语言科学的理论？翻译学理论建构中是归依西方翻译理论，还是强调中国特色？抑或将两者结合起来？结合的话又如何结合？译学理论和翻译实践是什么关系？翻译理论能否指导实践，与实践如何结合？翻译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如何处理？不同专业和领域的翻译活动性质不同，能否建立笼统的“翻译学”？是建立“百衲衣”式的在有关学科的夹缝中生长的翻译理论，还是相对自足、自成系统的翻译理论？是建立涵盖所有翻译现象的翻译理论体系，还是只能建立有具体的语言文化针对性的翻译理论？这些都是翻译学理论建构中存在的对立与矛盾。从理论上说，这些矛盾应该统一起来，但实际做起来却相当困难。无怪乎有学者认为翻译学是“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甚至是一个“迷梦”。
一般翻译理论是如此，那么文学翻译理论又如何呢？文学翻译理论应该属于一种“特殊翻译理论”。一方面它应该是翻译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应该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或文学理论的一种延伸、一个补充。在翻译文学理论方面，现有的成果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前人和自己的文学翻译经验加以总结和提升，提出了独特的理论命题，最有代表性的是翻译家许渊冲教授的“美化之艺术”论。对于这六个字的意义，他解释说：
你问我“美化之艺术”有什么根据，我根据的就是前人的理论和经验，不过应用于自己的翻泽实践，再另加以发展总结，就形成了我的翻泽理论。如“美”主要根据鲁迅在文字学上提出的“三美论”，“化”主要根据钱钟书在《林纾的翻泽》中提出的“化境”说，“之”主要根据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但移植到泽论上来了。“艺术”主要根据朱光潜在《诗论》中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是孔子说的话。除“美化之艺术”外，“三似新论”得益于傅雷的“神似说”，“再创论”得益于郭沫若说的“好的翻泽超过创作”。由此可见，我的泽论总结了中国自孔子到钱钟书的观点，并且加以发展。如文学翻泽竞赛论就是一例。
话虽不多，但蕴含却较为丰富。对这种翻译文学理论，许渊冲自己虽有阐述，但基本上属于经验总结和实践主张的层面，在学理上、逻辑上尚有不少可商榷之处（见本书第八章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修正与阐发。
方平先生在翻译文学理论的构建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在老一辈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中，他是一位理论素质非常突出的不可多得的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翻译文学的文章，文章既富有逻辑力量，也富有个人的感情笔调，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后来这些文章都收在他的文集《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一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列入“巴别塔文丛”中出版。他呼吁翻译文学要在艺术王国中有自己的地位，反对“好的译本就是消灭自己”的说法，赞同卞之琳先生提出的翻译要与原文“亦步亦趋”，反对“舍形求神”，认为翻译既要存形又要求神；他认为翻译文学不存在“理想的范本”，但优秀的译本是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它“可以被超越，不会被淘汰”；他认为“文学翻译最高的‘美’是恰如其分”，而“精彩，并非译文唯一的追求”。这些看法，既是他个人的艺术体悟，又含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理论价值。
许钧教授对于翻译文学批评做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和《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两部论文集，并曾组织和主持了《红与黑》不同译本的批评和争鸣，主编并出版了《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一书。他强调在批评中要注意克服“过死”（挑错）和“太活”（主观感想）两种批评偏向，提出了翻译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在一系列翻译批评的文章中，贯彻自己的批评理念，将语言学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为翻译批评做出了榜样。
另一种理论形态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的著作。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著作是张今教授的《文学翻译原理》、刘重德教授编著的《文学翻译十讲》、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刘宓庆先生的《翻译美学导论》、郑海凌教授的《文学翻译学》、蔡新乐博士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等。其中，除了《译介学》中的几篇论文真正建立了“翻译文学”的本体理论，《文学翻译学》建立了文学翻译的本体理论之外，其他各书虽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一些显见的问题。如《文学翻译原理》作为国内最早的文学翻译原理方面的著作，在文学翻译理论方面有探索和补缺之功，可惜的是作者完全套用20世纪80年代前一般文学原理中的基本概念，如“思想性”、“真实性”、“风格性”、“内容和形式”、“民族性”、“历史性”、“时代性”等，甚至提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翻译方法”、“真善美”的翻译标准等陈旧迂远的命题。实际上，假如翻译文学理论不能为文学理论提供新的独到的理论贡献，那么文学翻译理论就可有可无；假如将翻译文学理论完全放在现有的文学理论的体系框架中，那么翻译文学实际上只是给一般文学理论提供一点例证而已。从美学或艺术哲学的角度切入翻译的研究，很接近于翻译文学的本体研究，但现有的著作要么简单地将翻译学中的概念转换为美学概念，如将原文称为“审美客体”，将译者称为“审美主体”等；要么以翻译为借口，谈的却是西方美学与哲学，将翻译这样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行为加以玄学化，将译本这种实实在在的文本存在加以抽象化，不是说清翻译、文学翻译是什么、怎么样，而是将翻译及文学翻译越说越“复杂”、越说越“高深莫测”，深入深出，由深入玄，不能自拔。施康强先生说过：“讨论翻译的文章越来越多，越来越玄，已从低级的语文层次进入文体学、语言学乃至哲学和宗教层次。”此话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而且现在连这样的专著也出来了。本质上，这类书没有解决翻译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也已经不单是学术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文风学风的问题了。
总之，我们的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理论构建，已经有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最大问题之一是翻译学过度依赖相关学科，如哲学、语言学、美学、文化学等，没有建立起一系列独特的翻译学的概念、术语和命题，没有建立起翻译文学的本体理论，更遑论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充分总结中国翻译史及翻译文学史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适当参照和借鉴国外翻译理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理论，无疑应当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二、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
我国翻译家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许多翻译家对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翻译观都做了总结，并形诸文字。有的翻译家和理论家还提出了极有理论价值的概念、范畴、命题和见解主张。对此，近年来翻译界已有人下大力气做了收集和整理，出版了若干重要的资料集。较早的有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的刘靖之先生编的《翻译论集》。罗新璋先生编、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的《翻译论集》，收集自汉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千七百年间有关翻译的文章一百八十余篇；中国译协和《翻译通讯》编辑部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集》，分两册分别辑录了1894至1948年和1949至1983年间散见于各种书刊上的有关论文一百一十篇，其中多数文章为文学翻译家所写的涉及文学翻译的文章。1994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杨自俭、刘学云编选的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新论（1983～1992）》，该书在编选的时间范围上显然是承续外研社的《翻译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983至1992年共十年间发表的回十八篇文章和专著节选六篇。1998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南京大学许钧教授主编的翻译论文集《翻译思考录》，在时间上基本承续《翻译新论》，编选了1998年之前约十年间的有代表性的翻译研究文章八十多篇。郭建中编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的《文化与翻译》，是一部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及文学翻译的论文集，王寿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和许钧编著、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为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及译学理论提供和保存了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集的编纂与出版，也为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
在这些翻译经验谈和翻译的理论见解中，有关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内容最多，也最有特色。讲述和总结文学翻译经验和体会的都是文学翻译家；而要把这些经验体会加以研究，加以深化，就可以大致形成文艺学派的译学理论基础，基本上属于我们所说的“翻译文学理论”。“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是国际上翻译研究中的两个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的学派。在我国，语言学派（科学学派）的研究尚不成规模和气候，而相比之下，文艺学派的传统背景深邃丰厚，思路活跃，成果突出，在全部翻译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在今后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是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首先，我们需要总结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经验，并尝试建立独立的翻译文学的理论框架或理论体系。写出《翻译文学导论》《翻译文学原理》《翻译文学基本理论》之类的总体上描述翻译文学的性质、地位及特征的著作，以补充一般的《文学概论》的不足。关于这一点，笔者已经在本书序言中论及，此不赘言。
其次，是对翻译文学理论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进行深入的研究，如“直译”与“意译”、“信达雅”、“神似”与“化境”等。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大量的文章出现，围绕着这些概念范畴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其中有些争鸣有利于理论探讨的深入，而有些争鸣则是因为论争双方分别站在了“翻译文学”和“非翻译文学”，即文学立场和科学立场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各执一端，各说各话。以专著的形式对上述有关概念范畴进行深入研究的还太少，迄今只有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沈苏儒先生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冯建文先生的《神似翻译学》两本书。沈苏儒的《论信达雅》是我国第一部专论“信达雅”的著作，以严复的“信达雅”说为坐标，在纵向上对近百年来不同的翻译家、学者对“信达雅”的内涵、价值等的不同看法做了梳理，表明大部分人对“信达雅”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一百年来作为翻译工作者所遵循的翻译的总原则，信达雅说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还没有其他的译论可以取代。在横向上，沈先生考察了在我国流传较广的几种外国译学学说，其中包括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费道罗夫的“等值论”、奈达的“动态对等论”、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等，并与严复的“信达雅”说做对照，进而从翻译的本质论、翻译的实践论上，分析了“信达雅”说在理论上的巨大的概括价值。认为照搬外来翻译理论并取代在我国翻译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信达雅”这样的译论是行不通的。沈先生认为，翻译的实践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理解原作，第二阶段为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原作的内容，第三阶段是使译作完善。“信达雅”分别是对这三个阶段的翻译要求的最精练的概括。他认为不能局限于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对“信达雅”的有限的解释，后人应该对这一理论不断加以阐发、修正、补充和完善。沈先生综合一百年来各家对“信达雅”的阐释，提出了自己对“信达雅”的阐释和理解，认为：“信”就是忠于原作，“达”就是使原作的内涵充分而又明白晓畅地在译作中得到表达，“雅”是要使译作的语言规范化并达到尽可能完善的文字水平，使译文为受众乐于接受。经过沈先生这样的上下纵横的梳理、廓清、辩正、阐发，严复的“信达雅”在现代译学理论中的意义就更加突显了出来。冯建文的《神似翻译学》对“神似”这一概念的由来、发展做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神似”论立论的基础，归纳了“神似翻译”的基本方法，其中包括“生活化意”、“背景化意”、“虚实化意”、“化隐为显”、“分离化意”、“修辞变通”、“神似境界”等六种方法，另又分出了“效果近似”、“风格近似”、“诗形近似”三种“其他方法”。这些方法类型的划分是否恰当，将“神似”这一翻译文学的理想境界具体化为一系列可供操作的方法是否可行，都值得商榷，但作者毕竟将“神似”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文学理论加以专门的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神似翻译学”这一概念，还是值得肯定的。
除了这种对翻译文学理论的横切面的专题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对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做了纵向的梳理和总结。这方面的文章有不少，而以罗新璋先生的《我国独树一帜的翻译理论》（《翻译论集》的代序）最有代表性。他认为我国自古及今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一以贯之。这种总结主要是立足于翻译文学的立场，符合中国翻译文学理论的实际，因而被视为是中国翻译理论“文艺学派的一个宣言”（金隄语）。而在专著方面，陈福康先生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系统地发掘、整理、描述和阐发了从汉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重要的理论家的理论建树及其历史地位。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回章，每章以重要的人来分节，重点评述、分析了从古到今七十多位翻译家、理论家的翻译理论主张，是近二十年间仅有的一部中国译学理论通史类著作，填补了一个重大的空白。从这部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古代佛经翻译理论外，晚清以降，绝大多数的翻译理论是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并非以文学翻译理论为本位，但作者在对中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全面的梳理中，翻译文学理论作为其中的一条红线赫然贯穿其中。除了这样全面的综合性的中国译学理论史著作外，笔者认为还需要站在翻译文学的立场，写出《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史》之类的著作。当然，在我国，翻译文学理论与非翻译文学理论有时往往错综复杂，难分难解，但自觉地立足于翻译文学写成的翻译文学理论史，将会更清楚、更有力地揭示我国翻译文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与特色。
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对中外翻译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也是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和外国——主要是欧洲和东方的日本——的翻译文学理论的比较，有助于突显我国翻译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揭示我国翻译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地位。由于翻译文学存在共通的规律，面临大致相似的困难和问题，故中外翻译文学理论在探讨的路径、思考的问题、思维的方式和所得出的结论等方面有许多不期而然的地方，对此可以进行类同的比较。如，由翻译经验谈向翻译理论形态的演进，由宗教经典的翻译孕育文学的翻译，由探讨翻译的一般规律到探讨文学翻译的特殊规律等等。对中外翻译文学理论的不同之处，可以进行平行的对比，如中国翻译理论以文艺学为主导的传统，西方翻译理论文艺学与语言学（科学）的二元对立与互补，中国翻译理论多为短小的文章和片段的议论，西方翻译理论则较早出现了专门的著作。有关重要的概念术语，也是比较研究的重要的切入点，如中西翻译文学理论中的“直译”、“意译”、中国的翻译文学中的“神似”论和西方翻译文学中的“风格”论，晚清马建忠提出的“善译”论和现代西方的“等效”、“等值”论等等，都有比较研究、相互阐发的必要。同时，中外翻译理论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也是研究中所不可忽视的内容。如清末民初中国翻译理论与日本译坛的关系，就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重要的研究领域。鲁迅、周作人、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人的翻译活动均开始于留学日本时期，他们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理论主张与日本文坛、译坛有什么关系？搞清这一问题显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可惜这方面的问题尚未引起注意，迄今为止这样的文章很少。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翻译理论受到苏联较大的影响，80至90年代，中国译学理论（包括翻译文学理论）受到了欧美译论的很大影响，也受到了西方相关学科——如哲学阐述学、美学、语言学——理论的很大的启发，对此也有必要从传播研究和影响研究的角度加以研究。通过这种研究，既可以清理中外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促进中外译论的相互对话和会通。其中在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方面，谭载喜教授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学》一书中的第九章《中西译论的比较》做了可贵的尝试。
第三，是对文学翻译家的研究。
翻译家是文学翻译的主体，翻译家的生平经历、思想修养、观念趣味等，对翻译文学的选题、翻译文学的风格、翻译文学的质量等，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翻译家的研究是翻译文学史研究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对翻译家的研究，有两种可行的研究模式，一种是在一定的话题范围、即一定的语境中对有关翻译家群体所进行的研究，一种是对第一流的翻译名家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在“佛典翻译”与“学术史”的框架中评论和研究了多位翻译名家的翻译及其文体。近年来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袁锦翔著《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1990）从文艺学、文体学、语言学、信息论等学科与翻译美学的角度出发，对近百年来以文学翻译家为主的三十多位知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和译品（主要是英汉互译的译作）作了研究和赏析。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郭著章编著的《翻译名家研究》（1999）集中研究了现当代中国十六位翻译家，他们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徐志摩、茅盾、张谷若、巴金、傅雷、萧乾、戈宝权、王佐良和许渊冲、林语堂、梁实秋、钱歌川等。北京开明出版社出版的穆雷著《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1997）则专以当代中青年翻译家群体为研究对象。邹振环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6）和《译林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以丰富的史料和译林掌故为中心，生动地描述了译作的产生及影响、翻译史上许多翻译家的史实趣事。
对第一流的翻译名家进行的专门的研究，在翻译家的研究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因而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较多的文学翻译家有林纾、鲁迅、周作人、朱生豪、傅雷等。在林纾研究方面，郑振铎在林纾逝世（1924）一月之后，便在《小说月报》15卷11号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对林纾的白话诗、小说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第一次统计了林译小说的总目，以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不很公允”的批评。胡适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又从诗论的角度对郑振铎的研究作了补充。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寒光的传记《林琴南》，描写了一个热烈追求光明的林纾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迄今，林纾研究进一步深化。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是较早的深入研究和论述林纾翻译的论文。该文廓清了很多过去对林译小说的误解，新见迭出，为后人树立了翻译家及翻译研究的楷模。20世纪80年代后，林纾翻译的研究逐渐全面深入。在研究资料方面，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了孔立的《林纾与林译小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了薛绥之、张俊才主编的《林纾研究资料》、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林薇著《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等。作为综合性研究的林纾传记也出版了至少六种。此外还有一系列有关林纾翻译文学研究的论文。
关于鲁迅翻译文学的研究是鲁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各种翻译文学史著作都以显著的位置和较多的篇幅评述鲁迅的翻译活动。但与鲁迅在翻译文学上的贡献与影响相比，研究还显得很不对称。迄今发表单篇的专门研究论文不超过二十篇，而专门的研究著作一直付之阙如。人们对鲁迅在翻译上的理论主张、特别是早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看法和评价有较大的分歧，这些都需要由今后的研究做出科学的分析与判断，因而鲁迅翻译文学的研究还有着很大的学术空间。鲁迅之弟周作人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长达六十余年的译述活动中，周作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译作，尤其是他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和日本古典名著，迄今仍难以超越。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周作人翻译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著《周作人论》（1991）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铁荣著《周作人平议》（1989）分别对“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和“日本文学翻译”做了初步梳理，并给予高度评价。王宏志的《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一文，主要以鲁迅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翻译史上的价值，并特别强调了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翻译中的贡献。除单篇论文之外，近年也出现了专门研究周作人翻译文学的专著，那就是回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友贵著《翻译家周作人》（2001）。该书从“翻译家”的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通过对周作人大量的翻译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述了他的翻译文学和翻译活动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分析他的翻译活动与他的文学观念发展演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翻译家研究的深入展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朱生豪是现代最有影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如宋清如的《关于朱生豪译述〈莎士比亚全集〉的回顾》，洪欣的《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翻译家朱生豪》，朱宏达的《朱生豪的诗学研究和译莎实践》等。199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洁敏和朱宏达著的《朱生豪传》。该书的作者从朱生豪的夫人宋清如那里获得了朱生豪的部分信札、未刊作品和译莎手稿等研究朱生豪的原始资料，生动地记述了朱生豪的生平、翻译莎剧的艰难过程以及朱氏精湛的诗学研究和诗词实践。对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也受到重视。1981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傅雷家书》，后来不断再版，深受读者喜爱，也是研究傅雷的生平思想的珍贵材料。同年9月，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傅雷译文集》，到1985年5月十五卷全部出齐，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套翻译家的专门的译文集。20世纪90年代，台湾和大陆的有关出版社出版了数种傅雷传记，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金圣华编《傅雷与他的世界》收集了有关傅雷生平事迹及其艺术成就研究的代表性的文章，客观、全面地再现了傅雷的形象，是选材精当的傅雷研究资料集。
三、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是翻译文学的纵向的综合的研究。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最初并不是独立的研究领域，它是与一般翻译史的研究融为一体的。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的长文《翻译文学与佛典》将佛典翻译中的翻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20世纪30年代阿英的《翻译史话》、20世纪80年代初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回以前部分》（后扩充为《中国翻译史·上卷》）都将翻译文学置于一般翻译史中加以描述。王克非编著的《翻译文化史论》，热扎克·买提尼牙孜教授主编的《西域翻译史》都不专论文学翻译，还含有不少翻译文学的内容。然而，中国翻译文学研究要在翻译研究中脱颖而出，中国翻译文学要成为一个不同于翻译学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既取决于研究者在理论上如何建构，更取决于能不能描述和总结出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发展规律。这就需要将中国翻译文学史从一般翻译史中剥离出来，抽取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对中国翻译文学史进行独立的研究，是以1989年陈玉刚主编、李载道、刘献彪等五位撰稿人合作撰写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问世为标志的。此后翻译文学史的著作陆续出现，有译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孙致礼编著《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延礼教授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王向远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王向远著《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等。
笔者认为，翻译文学史与一般的文学史在内容的构成要素方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特殊的地方。一般的文学史有回个基本要素，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读者。而翻译文学史则有六个要素，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翻译家-译本-读者。前三种要素是以原作为中心的，后三种要素则以译作为中心，翻译文学史应把重心放在后三种要素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译本”或称“译作”。以“译本”为中心的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研究，它一般不深究翻译家的操作过程，而是把研究对象“译本”作为一种已然的客观存在，从而对译本加以分析、判断和定位。翻译文学史应解决和回答这样回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译？即分析翻译家的翻译选题的动机，这种动机与社会、时代及其翻译家个人的思想观念、文学兴趣的关联，翻译家与所译作家作品之间的事实上的或精神上的联系等等。第二，译的是什么？这就需要适当地介绍和分析原作，但不是孤立地分析原作，而是应该站在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第三，译得怎么样？就是要对译本进行各种层面的分析判断，包括语言技巧的层面、整体风格的层面，必要时还要与其他的复译本进行比较与鉴别。第回，译本有何反响？就是注意收集有关译本的读者反响的材料，包括一般读者，但更重要的是业内读者的评论文章，还要研究一种译本的印刷版次与发行数量，甚至是被盗版和盗译的情况。在现代化图书室中，还可以查阅到一种译本的读者借阅频率，这些都是评价读者反应的客观依据。
根据研究的范围角度的不同，可以将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断代性的翻译文学史，二是专题性的翻译文学史，三是综合性的翻译文学通史。
断代的翻译文学史，是以某一特定时代的翻译文学为研究对象。中国翻译史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翻译文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面貌。尤其是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间，翻译文学史独立发展，译作数量庞大，译坛与文坛、翻译与评论、作家与翻译家、翻译家与出版社（商），翻译文学与政治局势的关系等等，都十分纷繁复杂。在条件不成熟、研究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全面铺开的综合的研究有着很多困难，而断代的翻译文学史可以使研究者集中研究翻译文学史的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可以使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以免精力有限，务广而虚。在断代的翻译文学史方面，已有的著作是1996年出版的孙致礼编著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和1998年出版的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实际上既是断代的翻译文学史，也是以欧美文学翻译为专题的专题文学史。以翻译文学的史实、翻译活动的记述为中心。作者在史料上下了很大功夫，统计出了十七年间出版的英美文学译作回百六十种，并作成表格附录于后；提到和评介了三百多位翻译家，重点评述了二十六位重要的翻译家，包括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卞之琳、曹未风、方平，诗歌翻译方面评述了方重译乔叟、朱维之译《复乐园》、王佐良译《彭斯诗选》、查良铮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袁可嘉译英美诗歌、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回行诗集》；小说翻译方面评述了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张友松翻译的马克·吐温小说、周煦良译《福尔赛世家》、韩侍桁译《红字》、曹庸译《白鲸》、杨必译《名利场》、吴劳译《马丁·伊登》、王仲年译欧·亨利小说等，还评述了综合型翻译家傅东华、张谷若、黄雨石、王科一等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在评述翻译家的翻译成就时，作者将基本史料的陈述与作品文本的分析结合起来，采取了将英文原作与译文抽样加以比照的方法，来说明翻译家译笔的特色。郭延礼教授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研究的是19世纪70年代至1919年间的中国翻译文学。作者统计出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出现的翻译家或译者二百五十人左右，共翻译小说二千二百六十九种，诗歌近百篇、戏剧二十余部。上篇以翻译文学的文体形式分类，在总述中国近代文学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特点之后，分专章论述了近代翻译文学理论、诗歌翻译、小说翻译、政治小说翻译、侦探小说翻译、科学小说翻译、戏剧翻译、伊索寓言翻译等。下篇以重要的翻译家为单元，分章评述了包括梁启超、严复、林纾、苏曼殊、马君武、周桂笙、奚若、吴梼、伍光建、曾朴、陈景韩、包天笑、周瘦鹃以及周氏兄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及其成就，还分析了翻译文学对中国近代文体类型、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景物描写等多方面的影响。
专题性的翻译文学史在研究的角度上可以多种多样。例如，可以从文学题材的角度，研究我国的小说翻译史、诗歌翻译史、戏剧文学翻译史等；也可以从国别或语种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史、法国文学翻译史、英美文学翻译史、德语文学翻译史、东方文学翻译史、日本文学翻译史等。专题翻译文学史的研究目前还十分的缺乏，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孙慧双著《歌剧翻译与研究》和黄果□著《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两书，属于以文体为角度的专题研究，但作者并没有明确的“史”的意识，还不是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著作。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和《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则是迄今仅有的以国别和地区为切入点的专题文学史的研究。前者系统地梳理和评述了20世纪中国翻译日本文学的历史，将这一历史过程划分为清末民初、20世纪20至30年代、战争时期、建国头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至90年代五个历史时期。在研究写作的过程中努力贯彻作者在《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所提出的学术理念，此外还特别注意交待不同时期的中日关系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影响，凸现时代特色，在全面收集和利用原始材料的同时，突出名家名译。总的看来，以国别或语种为切入点的专题文学史研究还远远不够。而如果这样的专题翻译文学史没有充分的积累，则真正系统翔实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就会缺乏基础，因此，以国别为切入点的专题翻译文学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是翻译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最基本的方式。它可以由个人独立完成，并有可能很好地体现出学术个性，保证研究的深入。在这种国别性的、某一语种的翻译文学史——尤其是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罗斯文学、德语文学、日本文学、西班牙语文学、印度文学等主要国家和语种的文学翻译的历史有了全面的研究积累后，才会出现综合性的、集大成的、高水准的《中国翻译文学史》。
除了上述的三种研究形态之外，还出现了有关综合性的研究成果。那就是以“词典”即工具书形式出现的百科综合性、集大成的成果。需要提到的有两种。一种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收录了古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近一千位翻译家的生平资料，分“古代”和“现代”两部分编排。其中现代部分的大多数为文学翻译家。该词典为翻译史及翻译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入门书和工具书，填补了一个空白。1997年，由林煌天先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长达二百回十多万字的《中国翻译词典》，收录词条三千七百余，内容涵盖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术语、翻译家、翻译史话、译事知识、翻译与文化交流、翻译论著、翻译社团、学校及出版机构、百家论翻译等各个方面，其中与文学翻译有关的条目占了大部分篇幅。书后还附有《中国翻译大事记》《外国翻译大事记》《中国当代翻译论文索引》等七种附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翻译及翻译研究的集大成，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翻译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出版几年来自然得到了翻译圈内的不少肯定和赞扬。如许钧教授认为：“这部《中国翻译词典》可作两种解释：一是一部有关‘中国翻译’的词典，二是一部‘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翻译百科全书，有资料积累意义上的兼收并蓄，更有学术探索意义上的开拓进取。”他说：“译界几位有幸先读到这部词典的同行与我有一个同感，都觉得这是译学建设的‘一项真正的基础工程’。这样的评介，不知译界的其他朋友是否赞同，但我相信历史会给这部词典充分的肯定。”许钧教授的翻译评论文章一向十分严谨，给予这样的估价是相当难得了。但是，由于该词典工程浩大，还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不尽如人意和令人遗憾的地方。它既然是开创性的，就难免带有相当程度的草创的印记。尽管如此，《中国翻译词典》的出版还是从一个角度集中展示了中国翻译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标志着我国的翻译研究及翻译文学研究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也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翻译研究及翻译文学研究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展现了中国翻译、翻译研究及翻译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