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山《瘗鹤铭》是中外瞩目的著名石刻，但它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尚无定论。今从鹤与文学、碑版署名、干支纪年、文章内容、书法风格五个方面，对流传的王羲之、陶弘景、隋人、颜真卿、顾况、皮日休、王瓒七说，进行审核，纠其讹误，补其阙漏，提出新说。
鹤与文学
在中国文学作品里，鹤的出现频率很高。《诗？小雅？鹤鸣》描写过鹤的叫声。班固《西都赋》、左思《吴都赋》都提到鹤。历代诗赋笔记小说以鹤为题材者，不胜枚举。这里只介绍一下古典文学作品中鹤与神仙的关系。浮丘伯《相鹤经》称鹤为“仙人之骐骥”。传说中的神仙往往驾鹤，如王子乔乘鹤的故事，见于蔡邕《王子乔碑》、王粲《白鹤赋》、孙绰《游天台山赋》、湛方生《风赋》以及《列仙传》等。还有修道之人化鹤的故事，旧题陶潜《搜神后记》所载丁令威“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之事最著名。又有鹤化人的故事，见于《晋书？陶侃传》、刘敬叔《异苑》、戴君孚《广异记》等。总之，鹤被神化了，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云：“人言鹤胎生，所以赋云胎化仙禽也”。《瘗鹤铭》就是把鹤当做仙禽看待的。
虽然谈鹤的文学作品多得可以汇集成一部书，但却找不到唐朝以前有瘗鹤刻铭的迹象。这是探讨《瘗鹤铭》时代无可回避的问题。然而自宋至清争辩《瘗鹤铭》时代的许多文章中，只有一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孙矿《书画跋跋》卷二上《碑刻？瘗鹤铭》云：“鹤死而瘗之铭之，此等好事，亦近唐人所为。”他从社会风俗的角度，探索《瘗鹤铭》的时代，很有见地。可惜他没有进行考证，尚不足以服人。
本来，墓碑铭、墓志铭都是施于真人实事的。富于创造性的古文大家韩愈才破了例。李观之砚，坠地而毁，埋于京师，韩愈为撰《瘗砚铭》，把为死人撰铭推广到物。在韩愈之前，虽有为器物撰铭的悠久传统，但把毁坏了的器物，视同死了的人，瘗之铭之，是没有前例的。中唐的李观、韩愈开风气之先。
韩文的影响很大。写过《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的晚唐皮日休，即是韩愈的崇拜者。皮日休瘗鹤撰铭的举动，与李观、韩愈之瘗砚撰铭，是一脉相承的。程嗣章《张力臣瘗鹤铭辨书后》云：“皮日休……诗集内有《悼鹤》诗，云：‘却向人间葬令威’，此瘗鹤之证也。又一诗，序云：‘华亭鹤闻之旧矣，及来吴中，以钱半千得一只，养之殆经岁，不幸为饮啄所误，经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继以诗。’陆鲁望和云：‘更向芝田为刻铭’……此撰铭之证也。”程嗣章主张皮日休书《瘗鹤铭》，论证欠精密，不能成立（详下）。但他提出皮日休有瘗鹤撰铭的举动，比孙矿的推测，进了一步，应予肯定。
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书、陶弘景书的人，既未考虑东晋、南朝萧梁有无瘗鹤刻铭的风俗，更未考虑王、陶是否爱鹤。今按：《晋书？王羲之传》云：“性爱鹅。”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云：“陶隐居云：学道之士居山，宜养白犬、白？，可以辟邪。”把瘗鹤刻铭的举动，强加于爱鹅的王羲之，养白犬、白？的陶弘景，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碑版署名
书碑是苦事，唐以前，达官贵人不屑为之，大多出于书佐、小吏手笔。唐太宗重视书法，亲自书碑，并常名家书碑，书碑者不以为苦，反以为荣了。我们所看到的地上及出土的魏晋南北朝石刻，大多不署撰者、书者姓名。到了唐代，石刻上署撰者、书者姓名才逐渐形成潮流。《瘗鹤铭》当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此《铭》的撰者、书者，顺应时代风气，不能不署名，却又不愿留下真姓名，所以用了别号，前人探索此《铭》的时代，不从由汉至唐石刻署不署名的历史现象中求答案，却在“华阳真逸”“上皇山樵人逸少”两个别号上进行曲解和武断。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十《瘗鹤铭》说：“或云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又说：“疑前后有人同斯号者也。”赵明诚在《金石录》卷三十《跋尾？瘗鹤铭》说：“题华阳真逸撰，真逸未详其为何代人。欧阳公《集古录》云，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余遍检唐史及况文集，皆无此号，惟况撰《湖州刺史厅记》自称华阳山人尔，不知欧公何所据也。”欧阳修的猜测被赵明诚驳倒了。
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瘗鹤铭后》说：“弘景自称华阳隐居，今曰真逸者，岂其别号欤？”蔡绦《西清诗话》进一步说：“余读《道藏？陶隐居外传》，号华阳真人，晚号华阳真逸。”今按：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第五册，有《华阳陶隐居内传》三卷，“薜萝孺子贾嵩撰”。卷上有一段话：“仲尼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我今日义达无复其方，请从求志之业，乃自称华阳隐居。”贾嵩又引：“《本起录》云：人间书疏皆以此号代名。”《本起录》是陶弘景“犹子”陶翊撰，所言可信，与史传碑志亦同。蔡绦把“内传”误为“外传”，把“华阳隐居”误为“华阳真人”，又捏造了一个别号“华阳真逸”。由于《道藏》是一部大书，不是人人都能阅览的，蔡绦所谓“华阳真逸”即陶弘景的谬论，曾蒙蔽了许多人，今予以彻底拆穿。
古人别号中带华阳地名者，如华阳子、华阳生、华阳君、华阳山樵、华阳散人、华阳道人、华阳居士、华阳老人、华阳处士、华阳逸者、华阳洞叟、华阳山外人等，不胜枚举。“华阳真逸”是一个完整的别号，怎能丢掉“真逸”，只用“华阳”去牵强附会呢！
“上皇山樵人逸少”也是一个完整的别号。王羲之、皮日休都字逸少，但都无“上皇山樵人”之称。丢掉“上皇山樵人”，只用“逸少”进行猜测，当然是徒劳的。上皇山在哪里？前人或云在会稽，或云即降真山，或云在镇江，但都举不出王羲之、陶弘景、皮日休自称“上皇山樵人”的证据。
《瘗鹤铭》的署名是：“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书”“山征士、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立石”。分明是五个人。主张陶弘景书《瘗鹤铭》的吴东发，继承陶弘景号“华阳真逸”的谬说，但“华阳真逸撰”不等于陶弘景书，（郝经《陵川集》卷二十《瘗鹤铭辨》云：“矧于铭中书华阳真逸撰，不书其并书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竟然把几个别号一齐加在陶弘景头上。他在《瘗鹤铭考》中说：“……‘征君’‘外仙尉’皆隐居自寓其衔，‘上皇’‘降真’皆自寓其栖隐之地，而‘丹阳’则纪其故乡也。”这样就把撰者“华阳真逸”、书者“上皇山樵人逸少”、立石者“山征士、丹阳外仙尉”（除“江阴真宰”外）都曲解为陶弘景一个人，是猜测《瘗鹤铭》署名之谜的最武断者。但吴东发无法解释陶弘景为什么要在《瘗鹤铭》石刻中用四个别号这一特殊现象，按照惯例，署“华阳真逸撰并书”不就行了吗？
翁方纲主张陶弘景书《瘗鹤铭》的意见虽不可取，但他在《瘗鹤铭考补》中还有一段话：“以理论之，则华阳真逸、上皇山樵、江阴真宰、丹杨外仙尉之类，皆无姓名可考。自以阙疑为是。”这段话是清醒的。
干支纪年
《瘗鹤铭》序云：“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探索此《铭》的时代，应将壬辰、甲午两个干支，与王羲之等人的行踪，进行对照，是否符合？
晋咸和七年壬辰（332）
晋咸和九年甲午（334）
黄伯思《东观余论？跋瘗鹤铭后》云：“王逸少以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岁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则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岁，年四十九，始去会稽而闲居，则不应三十二年已自称真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以是考之，此铭决非右军也审矣。”今按：王羲之的生卒年，有几种不同的推算。推算生于西晋大安二年为最早，生于东晋大兴四年为最晚。黄伯思是按照王羲之最早的生年推算，如按照最晚的生年，则“甲午岁”瘗鹤之年为咸和九年，王羲之才十四岁（虚龄），决无书写《瘗鹤铭》之理。黄伯思判断王羲之“未官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是正确的。王羲之“不在华阳（茅山）”，更不在焦山，决无书《瘗鹤铭》之事。
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所书的郝经，在《瘗鹤铭辨》中反对黄伯思：“是大不然。其铭之年月，作文之年月也，非书之年月也。鹤瘗文成之岁，则甲午岁也，书之之岁，焉知非永和之末、升平之初乎？”他假设作文在前，书写在后，拉开距离，以自圆其说，是徒劳的。因为：《瘗鹤铭》中有王羲之卒后的事（详下），难道是王羲之鬼魂写的吗？
梁天监十一年壬辰（512）
梁天监十三年甲午（514）
《东观余论？跋瘗鹤铭后》又云：“壬辰者，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驻会稽。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十四年乙未岁，其弟子周子良仙去，为之作传。即十一、十三年正在华阳矣。”黄伯思此考，似是而非。茅山非焦山。如陶弘景是鹤的主人，为什么不把鹤留在茅山喂养，而让鹤死于焦山，将鹤葬于焦山呢？
吴东发感到黄伯思说法有漏洞，他企图弥补这个漏洞，在《瘗鹤铭考》中说：“按隐居《许长史旧馆坛碑阴记》梁天监七年往永嘉。十年涉海。十一年夏还木溜屿。其年十月有敕迎还旧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是年岁在甲午。则所谓‘甲午化于朱方’者，乃自会稽奉敕还茅山时也。于时适过焦山，因瘗鹤镌铭于此，不然何不瘗于华阳而于焦山耶？”暂且不说吴东发所谓《碑阴记》是否可靠，据《道藏？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会上使司徒慧明迎还旧岭。道中书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晋陵，辞以疾，乃还华阳。”可见陶弘景的路线是会稽―晋陵―茅山，未经焦山。吴东发弄巧成拙，他自以为弥补了陶弘景将鹤“不瘗于华阳而于焦山”之漏洞，却暴露了陶弘景由会稽还茅山的路？与《瘗鹤铭》内容之不可调和，可谓欲盖弥彰。
隋蔡襄说《瘗鹤铭》“当是隋代书”。隋起开皇元年辛丑（581），终义宁二年戊寅（618），无壬辰、甲午两个干支。蔡襄说不能成立。
唐天宝十一载壬辰（752）
唐天宝十三载甲午（754）
据殷亮《颜鲁公行状》、令狐《颜鲁公神道碑铭》、留元刚《颜鲁公年谱》、毕沅《颜鲁公官阶考》、黄本骥《颜鲁公年谱》等，颜真卿天宝十一载为武部员外郎，十二、十三载为平原太守，与焦山如风马牛不相及。
唐元和七年壬辰（812）
唐元和九年甲午（814）
董《广川书跋》卷六《书黄学士瘗鹤铭后》云：“顾况卒于贞元末，当元和七年为壬辰，九年为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岁为天宝十一载，况当儿，其号华阳乎？”今按：《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唐诗纪事》卷二十八、《唐才子传》卷三，均云顾况至德二载进士及第，当天宝十一、十三载时，正准备应试，与《瘗鹤铭》求仙思想不合。顾况卒于贞元末或元和初，董云元和七、九年“良不及也”，是。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书张处士瘗鹤铭辨后》云：“证为顾逋翁书。盖逋翁故宅虽在海盐之横山，而学道句曲，遂移居于此。”今按：皇甫《顾况诗集序》云：“为江南郡丞累岁，脱縻无复北意，起屋于茅山。”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叙历代能画人名？唐朝下？顾况》云：“贞元五年贬饶州司户，居茅山，以寿终。”顾况居茅山是贞元后，非天宝十一、十三载，朱彝尊不考顾况居茅山之时代，已误，更何况茅山非焦山。
唐咸通十三年壬辰（872）
唐乾符元年甲午（874）
程嗣章《张力臣瘗鹤铭辨书后》云：“袭美为唐懿宗咸通八年进士，崔璞守苏，辟为军事判官。自叙以九年从北固至姑苏，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袭美正在吴中。其年相合。”此考不确。皮日休《破山龙堂记》云：“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襄阳皮日休记。”《河桥赋》序云：“咸通癸巳岁，日休游河桥。”可见皮日休咸通十三年在常熟，十四年已北上。《新唐书？艺文志三？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注：“皮日休，字袭美，咸通太常博士。”（《唐诗纪事》卷六十四同）《河桥赋》即咸通十四年皮日休入京为太常博士“游河桥”时作。乾符元年皮日休不在吴中，何能有焦山瘗鹤刻铭之事？
文章内容
《瘗鹤铭》如是王羲之所书，就应是东晋人所撰，从文章内容进行鉴定，是必要的。李之仪《姑溪题跋》卷一《跋瘗鹤铭》云：“世以为右军书，或谓其语不类晋人，然卒不能辨也。”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云：“世传以为王逸少书，然其语不类晋人，是可疑也。”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六《瘗鹤铭》云：“今考《铭》引雷门故事，按《临海记》：昔有晨飞鹤入会稽雷门鼓中，于是鼓声闻洛阳，孙斫鼓，鹤乃飞去。恩起兵攻会稽，杀逸少之子凝之，盖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时，岂复有羲之谁肯遽取以为引证哉？然则非晋人文，不辨可知矣。”刘昌诗末考王羲之卒年，发言微误。孙恩杀王凝之时，王羲之已卒，《瘗鹤铭》“雷门去鼓”的典故，决不会出现在王羲之的笔下。
陶弘景是道教茅山宗的创立者，被尊为“百代之名师”，他自称“身有仙相”，十分自信。而《瘗鹤铭》序云“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夺之遽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修道之人的口吻。两人身份不合。《南史？隐逸传下？陶弘景》记载陶弘景的政治地位：“武帝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二宫及王公贵要参候相继，赠遣未尝脱时。”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描述陶弘景的隐居生活：“养志山阿，多历年所。摄生既善，冥祥亦降。猛兽不据，魑魅莫逢。庭无荆棘，远同阙里。阶吐神泉，迳动疏勒。于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鸾凤游集，芝英丰润。”这样一个声势显赫、养尊处优的地上活神仙，死了一只鹤，算什么呀！何能对前途丧失信心，竟然悲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呢？
皮日休虽有瘗鹤撰铭之事，仔细推敲，仍与《瘗鹤铭》内容不合。皮日休《华亭鹤闻之旧矣，及来吴中，以钱半千得一只，养之殆经岁，不幸为饮啄所误，经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继以诗，南阳润卿博士、浙东德师侍御、毗陵魏不琢处士、东吴陆鲁望秀才及厚于予者，悉寄之，请垂见和》首句云：“池上低摧病不行。”从诗题、诗句看出：一、皮日休的鹤，是在“吴中”“池上”喂养，与华阳真逸的鹤，在焦山大自然中喂养，不合。二、皮日休的鹤，“养之殆经岁”即死，与华阳真逸的鹤，“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不合。三、皮日休对友人，入仕者称官衔（“博士”“侍御”），未仕者称“处士”“秀才”，与华阳真逸对友人，皆称“真侣”，不合。陆龟蒙《和袭美先辈悼鹤》诗有句云：“但掩丛毛穿古堞。”翁方纲《瘗鹤铭考补》指出：“则当日袭美所葬之鹤，乃依城隅葬之耳，非在焦山下江流乱石之间，亦可知矣。”是。但必须补充：咸通十四年皮日休已北上，他葬鹤是咸通十三年以前之事。
《瘗鹤铭》虽非皮日休之作，而时代断限大致可定。因为：序与铭皆无骈俪之习，应在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取得胜利之后。
书法风格
从宋至清，否定《瘗鹤铭》为王羲之、陶弘景、顾况所书者，如董《广川书跋？书黄学士瘗鹤铭后》云：“然逸少、逋翁其书可见，不与此类，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贞白自书，与今铭甚异，则不得为陶隐君所书。”陈继儒《妮古录》卷四云：“黄伯思以《瘗鹤铭》为陶隐居书，谓以《朱阳帖》参之绝类，则余所不许。”杨宾《铁函斋书跋》卷三《梁陶弘景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记碑》云：“陶隐居书，见诸记载者，有《黄庭外景经》《大洞真经隐诀》《画版帖》《入山帖》《旧馆坛记》五种，而皆未之见。缘前人多称《瘗鹤铭》是隐居笔，遂以隐居书皆《铭》一例。今观此帖，中规中矩，沉著方严，全从《劝进》《受禅》等碑脱胎，似与《瘗鹤铭》别一结法。”
黄庭坚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所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题瘗鹤铭后》云：“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耶？”所谓“龙爪书”，黄庭坚没有见过，《瘗鹤铭》岂其遣法耶，乃是凭空想象，毫无根据，显然不能成立。鉴赏家认为，黄庭坚“大书酷仿《鹤铭》”，深得其变化之妙。如章法的对称、平衡，韵律的振颤、凝重，用笔的长横、长撇、长捺，都是从《瘗鹤铭》发展起来的。可见他主张此《铭》是王羲之所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书法渊源，抬高自己的书法地位。郝经佩服黄庭坚，在《瘗鹤铭辨》中提出《瘗鹤铭》“甚多《兰亭》笔法”的观点。任何人将《兰亭序》与《瘗鹤铭》对比一下，都能看出是两种书体。黄庭坚以人所未见的“龙爪书”立论，是狡猾的；而郝经以人人可见的《兰亭序》立论，是愚蠢的。
认为《瘗鹤铭》类似唐人书法者最多，其中又分为三派：
一、似颜真卿。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瘗鹤铭》云：“按《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字亦奇特，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黄庭坚既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所书，又认为欧阳修的意见正确。其《题瘗鹤铭后》云：“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贞碑》得《瘗鹤》法，详观其笔意，审如公说。”郝经既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所书，又认为：“其准绳意匠，后世唯颜鲁公书《中兴颂》《宋文贞公碑》为近之。”主张《瘗鹤铭》是陶弘景所书的翁方纲，其《山谷说大字无过瘗鹤铭辨》也说：“故或者遂以是铭为颜鲁公书，何者？为其中庄笔有近于《宋广平碑》也。”包世臣《艺舟双楫》既认为“可证《鹤铭》为隐居书”，又认为“杭州龚定庵藏宋拓《八关斋》七十二字，一见疑为《鹤铭》，始知古人《鹤铭》似颜书说有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四《余论》则云：“鲁公书如《宋开府碑》之高浑绝俗，《八关斋》之气体雍容，昔人以为似《瘗鹤铭》者，诚为绝作。”今按：二王书体是魏、晋式清谈的产物。初唐，从宫廷到社会，都摹仿王字。到颜真卿才“变法出新意”。应是《瘗鹤铭》的书者仿颜体，而非颜真卿仿《瘗鹤铭》。
二、中、晚唐人书。如安世凤《墨林快事》卷四《瘗鹤铭》云：“以为右军者，非。为隐居者，亦非。盖晋、梁二世字形尚古，今谛玩皆唐人笔意，明之乎非二公也……必唐中、晚之人无疑。”孙矿《书画跋跋？瘗鹤铭》云：“此铭佳处，惟在字画飞动。然笔势太纵，隋以前恐无此法，应是李北海以后笔。顾况虽无据，然唐人善书者多，如王士则《成德军》等碑笔法，与此略相似，大约唐人所书耳。”判断力最差的是郝经，他看到《瘗鹤铭》与“张嘉贞《北岳碑》……极形似”，而没有能像安世凤、孙矿那样，判断为唐人书。
三、疑王瓒。如赵明诚《金石录？跋尾？冬日陪群公泛舟诗》云：“在润州《瘗鹤铭》傍，其字画正同，盖一人所书也。”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书？答巩仲至》云：“焦山《瘗鹤铭》下有《冬日泛舟诗》一篇，句法既高，字体亦胜，与铭文意象，大略相似，必是一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记与刘无言论书》云：“予又云：焦山《鹤铭》，俗传王逸少书，非也然此山有唐王瓒一诗刻，字画全类此铭，不知即瓒书，抑瓒学铭中字而书此诗也。刘曰：尝亲至彼观疑即瓒书也。”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云：“余尝以穷冬至山中，观铭之侧近，复有唐王瓒刻诗一篇，字画差小于《鹤铭》，而笔势八法，乃与《瘗鹤》极相类，意其是瓒所书也。因摹一本以归，以示知书者，亦以为然。”今按：以上四家意见，还不能肯定《瘗鹤铭》是王瓒所书，因为：王瓒诗刻署名为“谪丹阳功曹掾王瓒”，而《瘗鹤铭》署“上皇山樵人逸少书”。如皆出于王瓒手笔，为什么一署官职姓名，而另一署别号，对姓名讳莫如深呢？又，据《旧唐书？地理志三》《新唐书？地理志五》，天宝元年曲阿县改名丹阳县。从王瓒官衔看出刻诗是天宝后之事，至于后到哪一年，有待考证。董云“诗在贞观中已刻铭后”，大误。黄伯思认为王瓒学《瘗鹤铭》，可取。
综合以上，《瘗鹤铭》的产生，应在受李观、韩愈瘗砚撰铭之影响而出现了皮日休瘗鹤撰铭之后，应在颜真卿新体书法风行之后，应在古文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具体时间为唐乾符元年（或五代吴国大和六年）。撰者、书者、立石者是几个普通的修道之人，没有留下真实姓名。
蔡绦《西清诗话》云：“丹阳焦山断崖有《瘗鹤铭》自晋迄唐，论书者未尝及之。”董《广川书跋》卷六《书瘗鹤铭后》云：“余尝怪唐人尚书学，而此名字特奇伟，宜世赏爱，而卒不见传于人。自张怀、张爱宾、徐浩论书，备有古今字法，亦不见录。”又《书黄学士瘗鹤铭后》云：“或疑梁以书传逮六百年，不应如新刻于石。”他们的怀疑，也给我们以启迪：焦山《瘗鹤铭》唐末才产生，所以东晋、萧梁、隋、唐人未提到它。经过五代乱世，到北宋才大显。北宋距唐末不远，所以石刻如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