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郭沫若挑起了两次著名的学术争论。一是1959年蔡琰（文姬）《胡笳十八拍》真伪之争，二是1965年王羲之《兰亭序》真伪之争。前者由《文学遗产》主持，后者由《文物》主持。
（一）1959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了《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以郭沫若及赞成其观点的文章（即肯定《胡笳十八拍》为蔡琰作）为一类，共九人、十四篇，置于前；以持相反意见的文章为一类，共十一人、十二篇，置于后。编者在《前言》中表示：“从这些讨论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们在写作之前，是经过一番认真的探讨和研究的，因此这些文章大都掌握了一定资料，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不管结论如何，感想式的空话都比较的少，这不能不说是学术讨论中的一种良好的现象。”
（二）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了《兰亭论辨》，以郭沫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文章（即否定《兰亭序》）为上编，共十人、十五篇，置于前；以持相反看法的文章为下编，共三人、三篇，置于后。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表示：‘兰亭’真伪之争……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
我为什么要比较1959年、1965年两次学术争论呢？有比较才能鉴别。通过比较才能说明两次学术争论的气氛是不同的。1959年的《胡笳十八拍》真伪之争，《文学遗产》未作结论，“只是要求讨论走向更深入更提高的阶段”。而1965年的《兰亭序》真伪之争，文物出版社严肃地批判：“《兰亭序帖》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后……对《兰亭序帖》的极度迷信，一直占统治地位；影响之深，远及今日。”歌颂郭沫若及其支持者“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指责持相反看法者为“唯心史观”，这在当时是一顶很沉重的大帽子。可以说，1959年的学术气氛是正常的，1965年的学术气氛是剑拔弩张的。再分析一下《兰亭论辨》下编的三篇文章。章士钊的《柳子厚之于兰亭》，是编者从1971年出版的《柳文指要》中摘录的，不是1965年公开发表的。商承祚的《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是在《中山大学学报》1966年第1期发表的。只有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是1965年发表的第一篇与郭沫若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
今披露《驳议》问世的内幕如下：高二适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弟子，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郭沫若于1965年6月11日、12日《光明日报》（《文物》第6期）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书法界、文化界、学术界为之震动，虽有不少人不同意郭的观点，大都沉默不语，个别人私下议论，没有人敢写文章反驳。远在南京的高二适奋笔而成《〈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当年7月8日寄请章士钊指教，随即遵照章的指点，修改定稿，于7月14日再寄给章，求助发表。7月16日章写信给毛主席。7月18日毛主席致章函，云：“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据《毛泽东书信选集》，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日，毛主席又有信给郭沫若，云：“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据《毛泽东书信手迹选》，1995年西苑出版社出版）7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二适《驳议》，《文物》1965年第7期又据高手稿影印，争论便展开了。但文物出版社所谓的“热烈讨论”，只是支持郭沫若观点者“热烈”，以郭沫若为首的阵营，声势浩大。
8月7日郭沫若写了《〈兰亭序〉与老庄思想》，8月12日又写了《〈驳议〉的商讨》，两文都在《文物》第9期发表。值得注意的是，两文除了谈《兰亭序》外，还涉及崇拜帝王将相问题。郭把高否认《兰亭序》为伪的观点，归结为“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郭问高：“毛主席《沁园春？雪》里的名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是脍炙人口的吗？”又进一步发挥：“如果他（唐太宗）生在今天，多接触些新鲜事物，并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玄鉴’和‘睿赏’无疑是会深入一层的。”这些话，今天的青年读者看来似乎与讨论《兰亭序》真伪无关，必须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气氛才能理解郭之用意。8月20日毛主席亲阅了郭沫若两文校样之后，写信给郭，称赞“文章极好”，并说：“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现在还不乏其人。”回顾7月18日毛主席“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指示，是同意将高二适的文章发表，不意味着支持高的观点。8月20日的信，毛主席对争辩双方的态度可以窥见。所以在一个时期内，支持郭沫若观点的文章颇多，有些文章的标题（如启功《〈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都带有浓浓的政治气息。
1972年《文物》第8期郭沫若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是《兰亭序》为伪的旧话重提。10月21日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无处发表，1982年《书法研究》第1期才将此文刊出，高已去世。
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印了《兰亭论辨》，《出版说明》强调：“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三篇与郭沫若见解不同的文章，定为唯心主义，供批判之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阳光灿烂，《兰亭序》的讨论也呈现出蓬勃生机。从1977年《南京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后，各种报刊不断发表讨论的文章，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探索得更加深入细致。1981年浙江绍兴、2003-2005年山东临沂、浙江嵊州所召开的几次书法研讨会上，“兰亭论辨”都是热门话题。绝大多数人反对郭沫若的观点，连1965年支持过郭的人也转向了。如：昔日侈言破除《兰亭》迷信的启功，在2002年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上赋诗：“岱岳巍峨孰比高，山阴笔法自南朝。兰亭遗矩今仍在，万古云霄一羽毛。”此诗证明，在不同的政治气氛下，启功不再支持郭沫若了，不再破除对《兰亭》的迷信了。
2005年11月28日，“纪念兰亭论辨四十周年――中国（泰州）高二适书法艺术高层论坛”在泰州举行。书法界、文化界、学术界数十位人士欢聚一堂，各抒心得。提交会议交流的三十几篇文章，已汇编出版。因我与高二适同门，又曾在北京章士钊身边，对“兰亭论辨”亲见亲闻，推我撰序。
（二）
围绕“兰亭论辨四十周年”进行讨论，不可避免地要评价《兰亭论辨》上编的十五篇文章。我发现这些文章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略举数例：
（1）谁是《兰亭序》的作伪者？
郭沫若：“《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宗白华：“唯《定武兰亭》是否智永所能书，尚待进一步推敲耳。”（《论〈兰亭序〉的两封信》）
李长路：“我意伪帖是仿智永而不及智永手笔，也不过是一个连怀仁也比不上的初唐书法家所书写的。何时写作早则陈、隋之际，晚则唐初唐初的可能性较大。”（《〈兰亭〉辩妄举例小补》）
赵万里：“《兰亭序》的楷法，显然主要是唐人的成分，还有宋人的成分。”（《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
史树青：“在‘御府’伪造《兰亭序》的活动，我看这就是唐太宗、欧阳询、褚遂良几个搞的一套鬼把戏。”（《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
以上说明，郭沫若与其支持者，支持者相互之间，对谁是《兰亭序》的作伪者，意见不一致。
（2）《兰亭序》“暮”“禊”“畅”等字是不是作伪之证？
徐森玉：“关于禊――，畅――，虽然还不能像‘暮’字原著应为‘莫’那样肯定，但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和今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兰亭序〉真伪的我见》）
于硕：“晋代已有‘畅’字，前已查出。今又查出‘暮’字的使用远在三国时代，先于永和九年者九十年……六朝人写字，示旁每讹为禾旁，《兰亭序帖》禊作，大概是出于有意的‘拟古’。”（《东吴已有“暮”字》）
以上说明，郭沫若的两位支持者，对于《兰亭序》“暮”“禊”“畅”等字是不是作伪之证，意见不一致。
（3）东晋书体是怎样？
龙潜：“在晋时的书法是处于隶书阶段，到齐梁之间才逐渐产生了正书。”（《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
徐森玉：“行、草书和接近成熟的楷体在西晋初年（当然，不自西晋初年始）就有了真正成熟的楷法要到隋、唐之际才完成。”（《〈兰亭序〉真伪的我见》）
以上说明，郭沫若的两位支持者，对东晋书体应是怎样，意见不一致。
（4）隶书笔意是怎样？
郭沫若：“王羲之的笔迹应当是怎样，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具体地说来，是在使用方笔，逆入平出，下笔藏锋而落笔不收锋，形成所谓‘蚕头’和‘燕尾’。南北朝人的碑刻字或写经书，虽已收锋，仍用方笔；凡一点一划，一起一收，笔锋在纸绢等上转折如画三角形。这样的用笔法，就是所谓隶书笔意。”（《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启功：“我体会郭沫若同志所谈，是说东晋时期书法必定带有隶书笔意，不是说《兰亭》的字必定要架子严整，撑满方格，而指它应该具有唐以前的古意。”（《〈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
以上说明，郭沫若与其支持者启功，对于“隶书笔意”的解释，实际上是不一致的。“隶书笔意”应是怎样？郭沫若作了十分具体的解释，表达得很清楚，不含糊。启功却把郭沫若说明很清楚、不含糊的一段话，改为模糊的“具有唐以前的古意”一句话。可见启功不完全同意郭沫若对“隶书笔意”的具体解释，但不能明白地说出来，只有改用模糊的解释，为他日表述自己的具体意见留有余地。
（三）
高二适《驳议》针对郭沫若观点所提出的意见，以及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针对郭沫若及其支持者的观点所提出的意见，本文均不重复，只举例说明郭沫若及其支持者在运用材料方面，未能“去伪存真”（这是做学问的方法，也是毛主席的指示）。郭沫若、史树青认为，刘《隋唐嘉话》所述《兰亭序》流传经过“翔实”。今按：此书，《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列入小说类。小说的内容，不应一概否定，但必须识别其中有传闻失实、夸张、虚构成分。据《隋唐嘉话》卷下：“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这两句话，与郭沫若等的观点，完全相反。既然是“梁乱出在外”，可见至迟梁时《兰亭序》已进入宫内，郭沫若等相信此书“翔实”，却又认为“《兰亭序》是梁以后人依托的”，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又，既然《兰亭序》从梁宫流出后才为智永“所得”，智永就不是第一个拥有《兰亭序》的人，郭沫若等相信此书“翔实”，却又认为“《兰亭序》依托于智永。”岂不又是自相矛盾吗？
《隋唐嘉话》卷下又云：“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刘所说辩才得《兰亭序》的经过，曲折离奇，几个主要环节不详。既然智永得到《兰亭序》这件稀世之宝，怎会轻易地“献之宣帝”？怎能不在献出前摹拓一本？又是谁人从陈宫中得到《兰亭序》献给晋王（隋炀帝）？智果是智永弟子，当日向老师借拓是很方便的，怎会等到物归晋王后，才向晋王“借拓”？辩才是智永弟子，智果怎会不把《兰亭序》传给自己弟子而传给辩才？总之，疑问很多，不能轻信。
刘说《兰亭序》“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这个时间也有问题。据《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武德三年）秋七月壬戌，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卷一八九《唐纪五》：“（武德四年十二月）丁卯，命秦王世民、齐王元吉讨（刘）黑闼。”李世民正进行统一战争，怎有闲情逸致访《兰亭序》？据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引《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唐徐浩古迹记》：“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卷四引《唐张怀二王等书录》：“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唐韦述叙书录》：“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武平一、徐浩、张怀、韦述四位唐代名人，皆云李世民即帝位后，始寻访王羲之书迹，合情合理，在具体时间上虽有贞观初、贞观中、贞观十三年之差别，皆在即位之后是一致的，足以证明《隋唐嘉话》所云《兰亭序》“以武德四年入秦府”之误。（参阅《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下册拙作《王羲之〈兰亭序〉墨迹是怎样从佛寺进入宫廷的》，1997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再举一例。宗白华《论〈兰亭序〉的两封信》的第一信，引用甘熙《白下琐言》记载阮元曾云“唐太宗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云云，认为与郭沫若“所见合”。但此“跋”不载于阮元《经室集》，如非甘熙伪托，则是阮元编集时，感到此“跋”不妥而删去，不留痕迹。宗白华回避这个事实，在第二信中说：“阮元《经室集》，因手边无存，未暇检阅”，但他明明在这封信中引用《经室集》正集、续集的文章，可见所谓“手边”无此集，是谎言。如果披露《经室集》中无此“跋”的真相，也就暴露此“跋”不可靠，阮元与郭沫若“所见合”也就不能成立了。郭沫若也未说明《经室集》中有无此“跋”。
“兰亭论辨”并未结束。40年来，关于《兰亭序》的讨论，已超越了书法的范围，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探索，涉及文学、哲学、文字学、考据学、考古学、版本学等领域，从一件书迹的真伪之争，扩大到学术文化及其时代审美风尚的综合性立体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我相信，在正常的学术气氛下，开展“百家争鸣”，参加争论者，平等对话，充分研讨，重证据，讲道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定能达到真理越辩越明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