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才
李德裕不仅是中晚唐时期著名政治家，而且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李德裕一生最重要的军事活动主要有三次，即唐宪宗元和年间任西川节度使期间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以及会昌时期主持讨伐泽潞及回鹘的战争。正是在这三次军事活动中，德裕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军事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特别是会昌时期，作为实际的执政者，李德裕为指挥当时的两次重大军事斗争写下了大量的诏敕政令，这些论著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其军事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从总体上来看，李德裕的军事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军事谋略、军事与外交、情报信息等各个方面。以下即分几个方面，对李德裕的军事思想加以剖析。
一军队建设思想
李德裕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首先表现为他充分认识到军事斗争能力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保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他说：“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然《书》有猾夏之戒，《传》有修刑之训；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无悔，非德教之助欤！”“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可见，在德裕看来，军队乃是“明德除害”、“德教之助”的保证，这个认识正是他总结自己多年政治生活的经验而得出来的。正是在政治舞台上的几经沉浮，让李德裕直接感受到，建设一支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的、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乃是维护君主权威、实现国家治安的首要条件，因为无论是对内征讨不驯藩镇的军事斗争，还是对外抵御边境外敌的入侵，都必须有一支服从命令、作战能力强悍的军队为根本保证。
众所周知，封建专制政治的核心是君主，其国家机器的运转围绕君权来运作，因此就必须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威（在某种意义上，亦即中央政府的权威），而要确保君主的权威，就必须保证君主（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权和领导权。基于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李德裕加强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就表现为：确保君主（中央政府）能够直接掌握军队。为了确保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李德裕采取了如下两个措施：
其一，谨慎选用将帅。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因此德裕认为治军首在选将。他说：“古者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人，欲立奇功，实在谋帅。”在授李丕晋州刺史制书中，他再次申述了选将治军的思想：“晋谋元帅，必有佐军；汉制出师，皆立副贰，所以重戎事而肃王命也。”有史实表明，德裕在其军事活动中，很好地践行了“治军首在选将”的军事思想。会昌年间他推荐和拔擢了石雄、刘沔、张仲武、李彦佐等一批忠诚于国、颇富军事才能的将帅，德裕对于他们或是提拔、或是劝勉、或是优待，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指挥才能，结果这批将帅均在征讨回鹘、泽潞的战争中建立了功勋。再如会昌元年八月，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欲出击回鹘以立军功，由于当时边境形势还不明朗，因此德裕力排众议，认为武力讨伐回鹘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他主张先以“恩义”安抚回鹘，同时调兵选将，为武力讨除作好准备，会昌二年正月遂派出兵部郎中张拭为巡边使，“察帅能否”，所强调的也首先是“选将”。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贾林注云：“国之强弱必在于将，……择人授任，不可不慎。”因此，德裕认为，必须选择那些忠于国家、忠于君主的人出任将帅。考察一下德裕主政期间所选拔的将领，可以明确看出其首要条件就是忠诚。为了确保所选将领能够听命于中央，德裕除了用“法术”对其进行驾驭外，还非常注意培养将帅对君主的忠诚，如为了增强将帅的荣誉感，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体会到“皇恩浩荡”，德裕不但经常向唐武宗建议给他们以“加官”外，还特别调整、修订了“开元军功格”，以调动将帅及军队作战的积极性。
其二，充分发挥“中使”的监军作用。监军制度由来已久，唐代中前期，监军一般情况下均由御史台官员充任，用宦官充当监军，始自唐玄宗。玄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自己掌控军队，而从唐宪宗元和时期起，监军则几乎全部由“中使”担任。对于“中使”监军之弊端，从唐代起，就屡屡有人加以指斥，如监军“中使”对军事主官干预过多或干预不当，常常会堕败军政，有时甚至激成兵变，这种情况在唐代中晚期愈加明显。但是，我们对于这项制度的积极意义，仍不能全盘否定。从某种意义来说，监军“中使”实际上是代表皇帝对军队实行监视，他们有权过问军中事务，并对军事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也可以随时把军中情况传递给朝廷，可以说“中使”乃是皇帝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确保军队控制权的重要环节。作为君主掌控军队的主要手段之一，若说“中使”监军制度全是弊端而无积极意义显然不妥，因为任何一项制度，可能都是利弊兼有，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在发挥这项制度积极作用的同时，尽量减轻其弊端。李德裕在会昌时期的做法，就十分可取。首先，他十分重视“中使”的监军作用，最明显的例证是，在对回鹘和泽潞战争期间，他多次派出“中使”到作战部队，其目的既是为了提高军队作战士气、督促军队积极作战，同时也是为了随时了解前线军情，以供决策时参考。其次，对于监军“中使”的权力加以限制，尽量减少“中使”对军事事务的干扰，从而保证了前线军事主官的自主权。李德裕对于“中使”监军的弊端，有着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他在会昌四年八月曾专门就此事上奏论列。更为重要的是，他并不是仅仅流于空洞的议论，而是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中使”监军对军务的干扰，史言“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上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它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另外，在给前线军事主官的许多诏敕、命令中，德裕都特别强调将帅要注意“权便”，将帅可以根据形势变化自行处置，不必先请示朝廷，以免贻误战机，如在给刘沔的诏令中，就要求他“自度便宜，临机应变，不得过怀疑虑，皆待指挥。朝廷既假以使名，令为诸军节制，边境之事，皆以责成，向后或要移营进军，一切自取机便，不必皆候进止。”在给张仲武的一封命令中，德裕也要求他“每事与（何）清朝商量，务从权便。应机在速，不更待奏闻。”可以说，给将帅以充分的自主权，即充分体现了李德裕驾驭将帅之术的高超，也是会昌时期军事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确保军队控制权这个核心内容外，李德裕军队建设思想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赏罚分明，从严治军。中国兵家之鼻祖——孙子曾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杜牧解释曰：“……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孙子还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贾林注云：“常修用兵之胜道，保赏罚之法度，如此则常为胜，不能则败，故曰胜败之政也。”可见，从严治军、以法治军乃是孙子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纵观中国军事史，大凡杰出的将帅或军事家，均非常重视严明军纪、从严治军，李德裕也是这样一位军事家。早在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德裕就十分注意整饬军备、严格军纪，而在会昌主政时期，更是通过赏功、罚过两手策略，加强军队的纪律建设。德裕认为，统帅军队除了要做到令出必行外，还必须注意严格军纪，对于尊令有功者赏，而对于违纪堕军者罚。在会昌时期的两次军事行动中，李德裕曾反复、多次强调了军纪问题，在给前线将领的许多诏敕命令中，德裕均要求他们注意安抚民众、整顿军纪，如会昌三年五月的一道制书中，明确要求：“其诸道进军，并不得焚烧庐舍，发掘丘墓，擒执百姓，以为俘囚。桑田麻苗，皆许本户为主。罪止元恶，务安生灵。”同年十二月给王宰、石雄等人密诏中，要求攻击部队不能进入潞州，“并不惊扰村闾，即当秋毫不犯”，会昌四年四月给王宰的诏令中，要求他“大布诚信，且务绥怀，不得焚其室庐，翦其桑梓”。同年八月给石雄、王宰的诏令中，也要求他们“到彼不令侵扰军人百姓。如秋毫有犯，便按军法”。
客观地说，无论是赏功还是罚过，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确保军队能够拉得出、打得赢。李德裕除了强调军纪、从严治军外，还非常注意利用赏功的手段，激励军队的作战积极性，会昌期间所发布的许多诏敕政令，均专门提到对一线作战部队的奖赏问题。如会昌三年正月，德裕就建议唐武宗悬赏三军，以便早日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他说：“……陛下若欲早见功效，须激劝人心。自古用兵，皆悬赏格，以此誓众，人必轻生。……如兵马使已下大将取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将军及大郡刺史，赏钱一万贯；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赏钱五千贯；若是小将军长行取得，白身授兼御史中丞，赏并准此。今可汗与宰相只有四人，直依此酬赏，祗用二万五千贯文，比一月供军所费五分之一。如此即得义勇知劝，黠虏难逃。……”会昌四年正月，对于讨伐泽潞诸军，德裕也建议“兼许三军重赏，傥立殊勋，必比诸军倍加赏赐。……”而会昌四年六、七月间，德裕主持修订开元二年“军功格”，更是试图从制度上确立对军队的奖励机制。
第二，加强后勤保障。在当今世界，后勤保障能力已成为考量一国军事斗争能力的重要指标，而中国古代也早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说，这表明军队后勤保障工作从来都是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后勤保障的重要性，李德裕有着深刻认识，在会昌年间指挥讨平泽潞和驱逐回鹘的战争过程中，李德裕从始至终都十分留意于军队的后勤保障，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加强军队后勤保障工作，乃是李德裕军事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为了确保作战部队的后勤供给，李德裕不仅从国家财政上拨出专款作为战争开支，还派出最有力的财臣专职负责军饷的筹措，如卢商就是在平泽潞的战争中表现出杰出的军供才能。其间由李德裕草拟、颁发给前线军事主官的一系列诏敕、命令中，都把后勤保障工作，特别是粮草的供应问题摆在突出的地位，如会昌三年二月在命令张仲武出兵的诏书中，就明确告诉他“缘卿师旅众多，费用尤重，其出界粮料，已令所司依前支给”；会昌五年二月给前线将领的诏书中，也明确要求他们“宜选练师徒，多蓄军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尽无虚数”；会昌四年八月的一份奏状中，则提及以内库货财充当军需及运输的有关事宜，并要求召回诸道供奉官，以免妨碍前线的军事指挥。为了确保边防前线的粮草供应，除了强化转运使职能、加强军需转运工作以外，李德裕还要求在边防驻地积极开展军屯、“和籴”，增强边境军事储备，从而有效保证边军的生活需要，如在会昌二年八月的一份奏折中，针对回鹘在云州一带的活动情况，德裕除要求“速令度支差使于河西路，潜为备拟”外，还“望令度支拣干事有才人充和籴使，及秋收就此和籴，于所在贮蓄，兼令与节度使潜计会设备”。
既然后勤保障对于战争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因此打击和破坏敌方的后勤保障体系，就成为克敌制胜的一个有效战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经典性战役，如西汉时周亚夫打败吴楚七国联军的荥阳之战、曹操击破袁绍的官渡之战，都是通过切断敌方粮草供应或摧毁敌方粮草基地的战法而大获全胜。史实表明，李德裕在会昌年间的军事指挥过程中，也特别重视对敌方后勤供给进行打击和破坏，如会昌二年八月给前线军事主官的“密诏”中，除了要求他们对回鹘作战时，要“坚壁清野，不得与战”外，还要“别选骁将，潜出兵掠其家口辎重”，并明确指出“此最是制胜之术”。再如，在讨伐泽潞的军事行动中，王逢所部负责进攻固镇寨。固镇寨“四面悬崖”、易守难攻，如果强行攻击，必定会造成官军重大伤亡，但是固镇寨没有水源，吃水完全依靠寨东南一里外的山泉。针对固镇寨水源供应上的这个特点，德裕要求王逢，“但逼贼寨三两日，绝其水路，贼军无水可吃，即须拔寨退走，官军便可进取固镇”。另外，固镇东面十五里处的青龙寨，情况与固镇差不多，因此，德裕指示王逢可以如法炮制，“绝其取水路即得”。在这个战术指导下，官军的这两次军事行动不仅获得了胜利，而且都有效地避免了较大伤亡。
第三，加强骑兵建设。在传统战争条件下，与步兵相比，骑兵不仅在速度、机动性等方面要优越许多，而且冲击力、杀伤力也大大强于步兵。纵观中国古代战争史，中原政权在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战争中经常处于阶段性的劣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原政权的军队以步兵为主，因此在战争中往往很难抵挡少数民族骑兵的冲击。而大凡中原政权有能力对北方游牧民族展开反击作战，也都是在拥有一支足以和他们相抗衡的骑兵之后，如西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实施大规模的反击作战，就是在经过汉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汉帝国已经建立起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骑兵部队。因此，凡是有见识的政治家、军事家，在考虑北部边防时，都无不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李德裕也是如此。
李德裕对于骑兵部队建设十分重视，首先基于他对北方游牧民族军队的构成特点有明确认识，如他在一篇分析回鹘军事情况的奏章中，就指出：“回鹘皆骑兵，长于野战，若在碛卤，难与交锋，虽良将劲卒，无以制胜。”因此，他在指挥对回鹘作战的过程中，除了要求作战部队扬长避短、采取“守城”、“斫营”等相应的作战方略外，还致力于建设一支可以与之对垒的骑兵部队，这一点可以从会昌时期所发布的一系列诏敕中找到明证。如，在嗢没斯降唐后，德裕多次起草诏敕，对他及其部属进行优待，目的就是为了有效笼络嗢没斯所部骑兵队伍以为大唐效力，即所谓“取士殊邻，秦能致霸；得贤异壤，晋实用材”。会昌二年九月，德裕还曾专门下令在边境“市马”以“备边”：“……朝廷比来所乏，最在戎马，因此收市，深得事机。宜收壮马，充入东厩，保无散失。……如收市得后，旋送楼烦监牧收管。”而当会昌三年八月，李思忠（即嗢没斯，归唐后赐姓名）表示愿意留在京城时，德裕决定取消其“归义军使”的使职，同时将其所部骑兵分给诸道团练使统帅，并“给本道衣粮，稍加安存，务令得所”，原因就在于“此将健久工骑射，颇出常伦；列于牙旗，足壮戎阃”。另外，其间所颁布的《请契苾通等分领沙陀退浑马军共六千人状》、《李思忠下蕃骑状》、《河东奏请留沙陀马军状》、《请何清朝等分领李思忠下蕃兵状》、《请发河中马军五百骑赴振武状》、《请更发山外邀截回鹘状》、《请发陈许军马状》、《奏晋州刺史李丕状》等奏章，则涉及到骑兵队伍的配置、管理、使用等多方面内容。
二国防建设思想
重视国防建设，也是李德裕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个有全局眼光的政治家，李德裕国防建设思想首先表现为他能够从战略的高度看待边防问题，如在论及中原政权防御周边少数民族的策略时，德裕指出：“自古御戎，祗有二道：一是厚加抚慰，二是以力驱除。”纵观中国历史，中原政权对付周边少数民族的方法，确实也只有这两个，而从历史的经验看，无论是“厚加抚慰”，还是“以力驱除”，这两种途径不能偏执一端，应该综合敌我双方的情况，选择应对的策略，德裕认为，即使决定以武力驱除，也应该首先将对方稳住，以为己方赢得准备的时间，即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如果把这个思想同对处置回鹘的一系列诏敕政令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认识：积极的防御政策乃是李德裕国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所谓积极的防御政策，也就是边境防御与军事斗争相结合、防御随时可以转为进攻的策略，其特征是以武力为基础，在确保边防安全的前提下，遇有适当的战机，则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以彻底解决边防上的隐患。
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既是李德裕对自己政治、军事活动进行总结而得出的认识，也是对其父李吉甫军事思想的继承。从唐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就任西川节度使时开始，他就开始将这个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付诸实施。对李德裕在西川任职期间为整顿军备、稳固边防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资治通鉴》、两《唐书》均有详细的记载，这些措施大致包括以下方面：一，加强军队整训，提高军队战斗力，具体做法是将蜀中土著兵员与招募的北方兵士相结合，使之“转相训习，日益精练”；二，改善武器装备，鉴于川中所造兵器“徒务华饰不堪用”，转而从其他地方聘请工匠打造武器装备，“又请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锐”。三，完善边防工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调整消极的防守策略。德裕就任西川节度使以后，不仅“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加强关防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虽走卒蛮夷无所间，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由于掌握了蜀中地形、关隘、城邑、道路交通等第一手资料，因此德裕指出：要防范吐蕃和南诏，不能单靠填塞关隘道路，因为这只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措施，而应当控制战略要地、修筑防御工事，并充实防守的兵力。
作为唐武宗会昌时期的实际执政者，李德裕在指挥对回鹘战争的过程中，再一次展示了他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在回鹘初入北境，形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李德裕一方面严令边将不得主动出击，同时派出使节以安抚回鹘为名，对其详情进行观察，一方面积极部署边境防卫，要求边将作好战争准备。如，会昌元年八月在接到田牟请求出击回鹘的奏章后，德裕上书唐武宗，“伏望具诏太原、振武，排比骑兵于边上，严防侵轶，待犯国家城镇，然（后）以武力驱除”。德裕进而指出，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做好战争准备，只要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武力驱除回鹘并非难事，即“回鹘在边，切须有备，边备既壮，制置不难”。可见，李德裕在边防问题上的着眼点乃是以我为主，只要我们自己准备充分，就可以应对边境上任何突发的事件。那么，备御回鹘的具体部署又是怎样的呢？据诸史籍，李德裕备御回鹘的具体部署，是以三受降城为核心，迅速修复北方边防体系，并增兵关键性的战略要地，同时强化各战略据点之间的交通联络、信息传递工作。如，会昌二年二月、四月间，德裕接连发出两道命令，对北方边备进行部署，德裕指出：第一，“云州之北，并是散地，备御之要，系把头峰”，对于这个在北方防线中具有战略性地位的据点，此前苻澈虽然已经将其修复，但把头峰并未增添兵力，因此仍然“事同虚设，恐不应机”，因此德裕要求巡边使与前线军事主官苻澈商量，立即从太原城及其他闲处，抽兵增援；第二，三受降城之间相距四百里，自设置天德、振武二节度使后，中、东受降城均兵力寡薄，且城防残破不堪，一旦回鹘从阴山中部南下，天德、振武之间立即被分割，因此德裕要求，立即从太原、振武抽兵修复、镇守中受降城；第三，近年新修之东受降城没有水源，饮水依靠城外的河水，一旦被敌人包围，“即须困蹙”，因此，德裕要求立即修复张仁愿所筑之旧城，以确保这个战略要地；第四，为了对抗回鹘骑兵的冲锋，德裕还要求从浙西、宣州等地紧急抽调“劲弩”，把守关隘、丛林等“要处”。
事实上，李德裕关于国防建设的思想远不止上面所论述的几点，他不仅能够从战略的高度去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能够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来改进国防建设工作，提高国防能力。比如，李德裕能够根据不同地区在地理形势、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变化，在确保军队控制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促进军队的“乡土化”，以适应当地作战的需要，如他接任四川节度使时，蜀中刚经历南诏的侵袭，民心不稳、军无斗志，因此德裕就任后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民心，特别是恢复军队的士气与战斗力，但是“蜀兵脆弱，新为蛮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若军队尽用蜀人为兵，则军心士气很难振作；如果全部用“北兵”，则会出现前任刺史杜元颖时的情况，因为无法驾驭从而导致“蜀中不保”的情况。李德裕是怎么做的呢？他首先是将蜀兵中的羸疾老弱者精简掉，重新召募少年体壮者入伍，并召募一部分“北兵”，然后把他们混合编队，使之“转相习训，日益精练”，这样既提高了蜀地本土军队的战斗力，又有力的制约了“北兵”；此外，他还寓兵于民，每二百户取一人，“使习战，贷勿事，缓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在经过一系列的整训后，不仅有效地改善了蜀中军队的构成，还大大提高了蜀中军队的作战能力，史言“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锐”。再如，在部署北边防务时，考虑到北方少数民族以骑兵为主要作战手段的特点，李德裕除了加强骑兵队伍的建设外，还非常注意笼络退浑、沙陀、党项等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利用他们的骑兵为北方边防效力。总之，包括改善军队构成、加强军事储备、建设关防要塞、加强各关隘之间的交通联络与信息沟通、构筑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等在内，较为完整地构成了李德裕国防建设思想的体系。
三政治攻势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思想
孙子曾说：“上兵伐谋”，意思就是说，不使用军事斗争的手段而实现战争的目标，乃是最高明的军事谋略。“上兵伐谋”的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已经开始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战争了，几乎已接近于现代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认知水平。李德裕对于战争的认识，虽然还没有能够达到现代人的认识高度，但他对“上兵伐谋”的军事思想，却领悟得十分精湛。因此，他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在强调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十分注意政治手段的运用，试图从“伐谋”的角度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在战争中充分重视政治手段的运用，把政治攻势与军事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也是李德裕军事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绥抚相结合、政治手段优先于军事斗争的军事方针。史实表明，尽管李德裕对军事斗争一向十分重视，但并非武力至上主义者，对于那些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尽量避免使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武力。如在解决幽州兵变、讨伐泽潞及对回鹘战争的过程中，都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他的这一主张。如，会昌元年幽州兵变发生，作为实际上的执政者，李德裕在积极准备军事斗争的同时，加强了对幽州的政治绥抚工作，希望不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写给刘约的书信中，德裕诚恳地希望他“审更筹度，早施方略，必不可费国家财力，致他日兴师”。会昌三年泽潞事件发生初期，李德裕同样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他或以朝廷执政的名义或代前线将帅主笔，接连致信泽潞，劝他们早日归降，如在以石雄的名义写给刘稹的书信中指出：“倘能自新，必舍罪衅。……若不早决大计，束身归降，更欲迁延，即无所及。”会昌二年四月，德裕就处置回鹘问题上奏唐武宗，要求田牟先行招降，德裕指出：“回鹘既乏粮食，又累年劳苦，人心易动，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许以优赏。……”同年八月，在论回鹘事宜奏章中，德裕再次强调：“纵要驱除，祗可出于边将，常令曲在于彼，未要便与交锋。望更诏刘沔，令遣使邀约，若事非获已，驱逐不迟。”可见，德裕强调的是，即使准备运用武力解决问题，也首先要“常令曲在于彼”，使己方处于政治上的有利地位。
第二，高度重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将帅在军事指挥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军事斗争的辅助作用。如前所言，李德裕对于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事斗争能力的工作始终非常重视，并认为这是维护君主权威、保证国家治安的基础，可见，李德裕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十分重视的。我们要指出的是，李德裕并非片面地强调军事斗争的重要性，他同时也十分重视政治工作对军事斗争的辅助作用。如他在指挥讨伐泽潞及对回鹘的战争中，不仅要求将帅奋勇作战，还要求他们充分运用攻心战术，对敌进行政治策反，争取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如，在写给王宰的诏书中，就要求他“申以恩威”，不能一味依靠军事立“威”，而要同时施之以“恩”，要注意绥抚民众：“卿宜大布诚信，且务绥怀，不得焚其庐室，翦其桑梓。”再如，会昌三年五月发布的《讨刘稹制》，明确宣布：“其昭义军旧将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并赦而不问。昭义军旧大将等，如能舍逆效顺，以州郡兵众归降者，必厚加封赏。如能擒送刘稹者，别授土地，以报勋庸。其村乡百姓，如所在团结归顺者，亦加爵赏。……如能感喻刘稹束身归朝，必当待之如初，特与洗雪；尔等旧校，亦并甄酬。”通过这种“攻心”的战法，不仅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而且可以节约战争成本，加速战争的进程。综观讨伐泽潞和平定回鹘的战争全程，李德裕始终把“攻心”战法摆在重要位置，对于主动归顺朝廷者，全部予以优待，如对主动归顺的回鹘嗢没斯部及泽潞降将，朝廷不仅给以官爵，还多次下制书予以表彰，这样做不仅可以招徕更多降人，对于动摇瓦解敌方的军心、士气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众所周知，心理战在现代战争中特别受重视，而舆论宣传乃是进行心理战的主要手段，近代以来的许多经典战例证明，通过加强舆论宣传对敌实施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仅能够大大减少己方的伤亡、节省军费开支，更可以有效地摧毁敌方的意志、加速其溃败，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史实表明，李德裕在指挥对泽潞及回鹘的战争中，也非常善于运用心理战法，真正做到了“上兵伐谋”。在此期间他或以前方将帅的名义，或以执政者的身份，给敌方发出了多封书信，通过这些书信对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在这些书信中，德裕既有动之以情的诚挚劝导，也有晓之以理的严正告诫，既有对敌我双方军情的对比分析，也是对官方军事实力的正面展示，如《代石雄与刘稹书》中，先是向刘稹说明朝廷的宽大政策，劝其自新改过、归顺朝廷，接着指出泽潞内部存在的矛盾，最后严正告诫刘稹：“弓劲马豪，视险如砥，粮储丰足，器甲精坚。并是诸道强兵，近方抽到，士皆宿饱，人百斗心。大兵一交，立见焦烂。”他如《代（何）弘敬与泽潞军将书》、《代（李）彦佐与泽潞三军书》、《代李石与刘稹书》、《代卢钧与昭义大将书》、《代李丕与郭谊书》等，都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说明归降朝廷与顽抗到底的两种不同后果，均体现出李德裕“上兵伐谋”的用兵思想，有力地打击了泽潞叛军的军心士气，为后来的军事讨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四外交活动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思想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见“伐交”在战争中具有战略性的意义，高明的军事家可以运用“伐交”的方式去赢得战争。史实表明，李德裕也是一个“伐交”的高手，在其军事活动中，德裕非常善于运用“伐交”的策略。
早在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李德裕就将“伐交”的谋略运用到军事活动中。为了加强西川地区对吐蕃的军事防御能力，他除了采取措施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事斗争能力外，还主动改善了与南诏的关系，进而与之建立军事同盟，这样就打破了南诏与吐蕃之间的联盟，从外交上孤立了吐蕃，此后直到唐朝灭亡，吐蕃在西川地区基本没有形成威胁，与李德裕在西川时期的“伐交”所造成的唐—南诏—吐蕃之间的关系构成，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讨伐泽潞及平定回鹘的战争中，李德裕再一次成功地运用了“伐交”的策略，取得非常显著的效果。如在泽潞事件初起，李德裕在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军事讨伐的同时，对河北三镇进行劝谕绥抚，有效地孤立了泽潞镇，朝廷最后之所以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与河北三镇“不敢有异志”就大有关系。不过，最能体现李德裕“伐交”军事思想的，还是对回鹘的战争。
在对回鹘的战争初期，由于对回鹘的动向尚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裕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连续派出使节，对回鹘进行“安抚”、“晓谕”，这样既为军事斗争的准备赢得了时间，也可以通过使节探听回鹘内部的详细情况。会昌二年李德裕起草了多封赐回鹘可汗及宰相书，在这些书信中，不仅有李德裕关于唐与回鹘外交关系、唐对回鹘外交政策的认识，也涉及唐与黠戛斯、党项、室韦、退浑等部族的关系，既有他对唐朝外交政策的阐述，也体现出他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回鹘“扰边”问题的政治意图。
在作出武力征讨的政治决策后，李德裕一方面进行军事斗争的准备，一方面展开更大规模的外交攻势，加强了对黠戛斯、室韦、党项等部族的联络，其中与黠戛斯的联络，成为当时外交工作的重点。会昌三年至五年，德裕先后撰写了《与纥扢斯可汗书》、《与黠戛斯可汗书》、《赐黠戛斯书》等，对黠戛斯进行笼络。与黠戛斯结盟的目的，在这些诏敕中均有反映：其一，李德裕认为，在决定军事讨伐回鹘之前，必须先搞好与黠戛斯的外交关系，进而与之建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回鹘；其二，李德裕认为，唐与黠戛斯结成军事同盟，就可以借黠戛斯的力量消灭回鹘残部，从而避免唐军劳师远征；其三，李德裕认为，利用与黠戛斯在西北地区的同盟关系，可以有效扼制防范吐蕃可能发动的侵袭。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唐与黠戛斯之间的结盟，在征讨回鹘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黠戛斯出兵攻击回鹘，不仅加速了回鹘残部的灭亡，节约了唐朝的战争开销，也使得唐朝西北边防进一步稳固，唐朝西北边境在战争期间始终没有遭受吐蕃的袭扰，除了吐蕃内讧、实力衰弱等原因外，唐与黠戛斯结盟及其对吐蕃的牵制，也当是原因之一。
五灵活多变的战术思想
李德裕从来都没有挥戈上阵，甚至没有亲临过前线战场，但是他在会昌时期的两次重要军事斗争中，均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不仅能够从战略的高度筹划全局，还对前线的军事斗争进行具体的指挥，可以说，李德裕不仅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能够庙算决胜的谋略家，还是一位具有良好战术素养和卓越指挥能力的战术家。因此，即使撇开战略不谈，单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李德裕依然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我们可以用机动灵活、随机应变两个词来概括李德裕的战术思想。具体如下：
第一，对天时、地利、人和等影响战争的客观因素有充分的认识，能够根据三者的变化，作出相应的战术安排。“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大凡领兵作战的将领，莫不要对这三者进行综合考虑之后，才能够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
李德裕在指挥对泽潞及回鹘作战时，对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均进行过详细的思考。如，针对回鹘骑兵作战的特点，会昌二年八月在给刘沔的命令中，要求他“待来春回鹘羸困之时，计会驱逐，则汉兵免冒寒苦，易为施力。……若虑冰合后回鹘更有驰突，事当及早驱逐，即须速为计会。至十月已后，寒冻转甚，恐施力不得，须决在三五日内方及事机”。会昌三年二月给前线将帅的命令中，除要求刘沔、张仲武等军协同作战、加强配合外，还要求他们“须及塞草未青，虏马羸弱，便令蕃军掩袭，必见成功”。同年七月的一道敕旨，指出：“成德、魏博皆出兵甲，俯临贼境，秋气已至，攻取是时。”这些都是要求前方军事主官要注意利用“天时”，选择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时机展开军事行动。
李德裕曾说：“兵家之法，地有必争”、“用兵之难，在于过险，既收要害，便合成功”。可见，他对于“地利”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是有充分认识的。验诸史实，在对泽潞及回鹘战争期间，在发给前线将帅的命令中，几乎每一份都与“地利”有关，并要求他们注意对这些战略要地的争夺。如，会昌三年设置孟州，主要就是出于“地有必争”的角度考虑，“……盖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轮之险。左右机轴，表里金汤；既当形胜之地，实为要害之郡。令所制置，岂限常规？积万庾于廒前，尤资地利；列二矛于河上，须壮军声”。联系当时讨伐泽潞的战争，可知孟州之设，不仅仅是为了拱卫东都、增强中央对河南地区的控制，还在于孟州可以居中协调讨伐泽潞诸军的行动，并为增援前线的兵马提供战略基地。它如，会昌三年九月的一份奏状，指出“冀氏去潞州最近，才二百里已下，最当要害。翼城亦是大路，须备贼奔冲”。会昌四年二月给石雄的命令中，指出：“晋绛密迩王畿，地当襟带。自卿与将士等扼其险要，勇冠诸军，捍彼奔冲，为吾砥柱。”同年三月任命李丕的制书中，则提到了“玉璧重地”；五月的一份奏状，则言及魏城，“访闻魏城绝当要害，向南十二里至狗脊岭，虽有小山，并无险阻。”而《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状》、《条疏应接天德讨逐回鹘事宜状》、《论振武以北事宜状》、《要条疏边上事宜状》等，则是为防御、征讨回鹘而在北方边境以三受降城为核心进行整体布防，其中涉及到许多战略要地，德裕要求前方将帅务必抢先控制这些地区，如会昌二年八月，德裕就要求刘沔“于云伽关及边界要害添兵，严加警备”。
在天、地、人三者中间，“人和”最为重要。在战争期间，特别是讨伐泽潞的军事斗争中，协调诸路征讨军队的行动，对于李德裕来说，乃是首要任务，因为从各地征调来的军队，尤其是河北三镇与泽潞镇之间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要求他们能够心甘情愿、毫无保留地为朝廷效力并不容易。如果诸军之间不能实现有效的配合，甚至发生相互抵牾的情况，则必然重蹈以前讨伐藩镇劳而无功的覆辙。对此，李德裕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是以自始至终他都着意于协调诸军行动，努力争取“人和”的政治局面。考察其间的诏敕政令，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许多就是专门为协调将帅关系或嘉勉将帅而发布的。如，会昌二年九月的赐李思忠（即嗢没斯）诏书，主要就是为了协调李思忠、何清朝、契苾通、李弘顺诸军之间的关系，诏书明确告诉李思忠：“今令左卫将军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领蕃浑部落，取卿指挥。朕已切戒何清朝等，令其协尽心力，副卿忠诚，进取之时，一切取卿方略。卿宜每事与（李）弘顺等商量，审度事机，勿为轻进。”会昌四年正月，在给张仲武的诏书中，德裕要求他“速与卿本道都头密意动静，与（何）清朝计会，犄角相应。……每事与清朝商量，务从权便。”四月，为协调李克勤、李丕两军的行动，德裕专门派出“中使”，陪同李克勤到晋州与李丕“面议机计”；闰七月，为避免王宰与石雄之间产生误会，德裕曾专门上了一道奏状。
第二，对情报信息收集工作高度重视，并根据所获取的信息，迅速及时作出军事决策。所谓“兵贵神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说，要尽可能详细地掌握敌方的情况，并根据所了解的信息迅速作出决断。古今中外的杰出将帅，莫不重视对敌方情报的收集，并能够根据这些信息迅速调整军事部署。
史实表明，李德裕对于情报工作非常重视，在指挥对泽潞及回鹘的战争中，不仅要求前线军事主官注意收集敌人的情报，他本人也始终注意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战况，并根据所掌握的信息，迅速作出军事决策，在最快的时间内传达到前线作战部队。如，会昌五年二月赐缘边诸将帅的密诏中，德裕要求他们必须详细了解敌人的情况，包括边境地区的关津通道、敌方驻守地点、敌方驻兵数量、敌方将领姓名等，同时要求唐军将领整顿军备、多蓄军食，并注意保密工作。再如，会昌三年十月延英集议上，德裕要求派遣“中使”详细训问降将薄重荣，因为薄重荣乃是“贼之心腹，必尽知谋计”，训问的内容则包括“贼中兵马多少，诸界布置防备何处？今欲入兵，何处最当要害？兼问贼中人情，还思归顺否？”等；会昌四年闰七月，德裕在向河中留后任畹详细了解前线战况，并通过他转问李丕进兵方略之后，进奏请求唐武宗下令，让何清朝、李义忠等人改变进军路线，“潜移兵取黄泽路，掩其不备”，这是根据了解到的最新战况，及时进行战术调整。另外，在当时所发布的一系列诏敕命令中，有许多份都标有“访闻”、“访知”、“近访闻”、“近访知”等字样，这表明李德裕经常向前线来朝使者了解前方情况。除了通过向前线来使了解情况外，德裕还经常向前线派出“中使”，“中使”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前线战况及时汇报至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