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家把宋金之间的三次战争——完颜亮的南侵、张浚的北伐和后来韩侂胄的北伐——称为儿戏的战争，事实上这是完全有根据的。这三次战争，陆游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是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明了这些战争的性质。
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间即位，改第二年的年号为隆兴元年。隆兴二字把太祖“建隆”和高宗“绍兴”的年号结合，用意在于把开国的事业和争取存在的意图，适当地联系起来。孝宗在即位之初，不同于高宗，他确实有振作一番的本意，这一点不能忘却，但是也必须记清孝宗之上还有一位偷生苟安，不恤以任何手段换取生存的太上皇，他虽然放弃了帝座，但是还能随时提出主张，使这一位尊重封建礼教的孝宗，不能不迁就。所以我们对于孝宗的决心，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不过在即位之初，孝宗还是有所作为的。
绍兴三十二年的冬间，宋金双方还在淮河的两岸对峙着。女真部族的内部，经过一年的整理，已经稳定下来，完颜雍是一位善于掌握时机的统治者，《金史》称他贤明仁厚，可是事实上他是非常的坚强，在国内团结契丹、女真等北方部族，加强对于汉人的监视和统治；对于南宋，他一边在河南屯结十万大军，进行威胁，一边向南宋要求割让唐、邓、海、泗、商州等地。南宋方面在泗、濠、庐三州和盱眙驻扎军队，女真一时也不敢妄动。
十二月，孝宗召集张栻和陈俊卿到临安。张栻是张浚的儿子，陈俊卿是张浚的参赞。孝宗问起张浚的健康情形和他的动静饮食。
“魏国公是国家的万里长城，朝廷的依靠，任何的浮言都不能动摇对于魏国公的信任。”孝宗说。
“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张栻说，“力图振作，这样的存心，就是天理所在，陛下只要益加省察，一边以古人为鉴，一边依靠当代的贤臣，今日之功，可以立成。”
隆兴元年正月，以史浩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建康、镇江府、江阴军、江州、池州屯驻军马。江淮东西路指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从江阴、镇江、建康、池州直到江州的军队都由张浚指挥，东南一带的军权，完全由他掌握，对于女真构成强大的震慑力量。
这一道命令发出以后，陆游对张浚提出收复中原的要求：
仰惟列圣之恩，实施中原之俗，耕田凿井，举皆涵养之余，寸地尺天，莫非照临之旧。岂无必取之长算，要在熟讲而缓行，顾非明公，谁任斯事，不惟众人引颈以归责，固亦当宁虚心而仰成。其获预执鞭，欣闻出，斗以南仁杰而已，知德望之素尊，陕以东周公主之，宜勋名之益大，虽不敢纪殊尤于竹帛，或尚能被一二于弦歌。
南宋方面，从中央到地方，从陈康伯到张浚，都决定收复沦陷区，意见统一了。要收复失地，必须争取外援，陈康伯的计划，是和西夏取得联系，牵制女真的右臂。正月二十一日，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领导在中书省集合，定策以后，他们召陆游起草给西夏的统治者，略谓：
昔我祖宗与夏世修盟好，岂惟当无事时，共享安平之福，亦惟缓急同休戚，恤灾患，相与为无穷之托。中更变故，壤地阻绝，虽玉帛之聘，弗克往来，然朝廷未尝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祸，舆图寖归，会今天子绍登宝位，慨然四顾，宣谕大臣曰：“夏，二百年与国也，岂其不念旧好而忘齐盟哉。”某等恭以国主英武聪哲，闻于天下，是敢辄布腹心于执事，愿留神图之，惠以报音，当告于上，议所以申固欢好者。
当时的西夏，也受到女真的压迫，对于联宋抗金的提议，原则上当然是欢迎的，但是在宋人的实力还没有充分表现以前，西夏不会给南宋以具体的协助，何况这次的通书，由陈康伯等出名，称西夏的统治者为国主，没有给西夏以平等的地位，从当时的国际关系看，是不会得到结果的。
二月中，二府又约陆游到中书省，他们接受李信甫的主张，发动北方人民起义，因为他们的水平受到时代的局限，只知道分封的老办法，没有知道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南宋初年，在女真向南扩张的时候，宋人曾经有过类似的主张，没有实现，正是一个例证。这次还是要陆游起草。
除相度于唐、邓、海、泗一带置关，依函谷关外，应有据以北州郡归命者，即其所得州郡，裂土封建，大者为王，带节度、镇抚大使，赐玉带、金鱼，涂金银印，其次为郡主，带节度、镇抚使，赐笏头金带、金鱼，涂金铜印，仍各赐铁券、旌节、门戟、从物。元系蕃中姓名者仍赐姓名，各以长子为节度、镇抚留后，世世袭封，永无穷已，余子弟听奏充部内防、团、刺史，亦令久任。将佐比类金人官制，升等换授。其国置国相一员，委本国选择保奏，当降真命，余官准此，七品以下听便宜辟除。土地所出，并许截留，充赏给军兵、禄养官吏等用，更不上供。每岁正旦一朝，三年大礼一助祭，如有故，听遣留后或国相代行，天申、会庆节只遣国官一员将命。应刑狱生杀，并委本国照绍兴敕令，参酌施行，更不奏案，合行军法者自从军法。
从这里看到，当时的计划，是把唐、邓、海、泗以北建立若干的独立国，它们有军权、财权和司法权，除了对于南宋皇朝，每岁朝见一次的义务以外，没有其他的负担，甚至连这一点象征的负担，也可以委人代行，所以实际上他们是独立国。问题在于南宋沿边建立的这些小独立国，它们没有强有力的中央，而相互间又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协作，即使有了协作，也谈不到统一的指挥。南宋的力量在对金作战中，还不能取得胜利，那么小独立国的树立，可能只是供给女真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与夏国主书》和《蜡弹省札》都是陆游起草的，是不是他完全同意呢？我们不知道，不过他在诗中曾经不止一次提到，可能他对于这两件事是感到高兴的。
三月间，下诏修太上皇帝圣政，这是一种类似实录的记载，因为太上皇还活着，所以不称实录而称圣政。陆游调圣政所工作，当时同官的还有范成大，这是南宋的一位有名的诗人，后来淳熙二年（1175），成大任四川制置使，陆游曾在他的幕府。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和严武、杜甫的关系相同，所不同的是严武是能臣，而范成大是诗人。
陆游调圣政所工作，不久以后，他就离开临安了。在临安的时候，陆游和右丞相史浩来往很密，史浩和他谈起宫内的琐事。
孝宗一次内宴，史浩和曾觌都在座。曾觌是孝宗没有立为太子以前的门客，他在孝宗的内廷，原来是时常出入的。饮酒中间，一位宫娥拿出一幅手帕来请曾觌题词。宋代的文士在使女或歌女的手帕上题词，本来也是一件平常的事，可是最近当中，德寿宫的一位专管果品的内臣和宫娥有些来往，发生问题，交给法司讯问。因此曾觌说：“不敢，不敢，没有听到德寿宫的公事吗！”
这件事史浩告知陆游，陆游和参知政事张焘很熟，顺便告知张焘。
正在这个时候，孝宗准备把从前的门客龙大渊、曾觌提拔起来，可是给事中、中书舍人反对，认为这两个人招权纳贿，不能进用。孝宗下手诏痛斥，认为言官议论群起，鼓动生事，太上皇在朝的时候，谁敢这样。恰巧张焘进见，孝宗指望张焘为他撑腰。
“陛下初即大位，”张焘说，“不宜和臣下燕狎，一至于此。”
经过张焘说明以后，孝宗很感到惭愧，他问：“参政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
张焘坦白地说：“从陆游那里听到，陆游从史浩那里听到。”
“陆游，”孝宗说，“是一个反复小人，久已应当离开临安了。”
经过这一场无原则的纠纷，陆游在五月间调任镇江府通判，事实上直到隆兴二年二月，他才到任。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回到山阴去了。在山阴，他看到他的同堂兄弟陆升之（仲高），这一位比陆游大12岁的哥哥，年少时二人同以诗文得名，在秦桧当权的中间，因为秦桧和李光发生矛盾，升之曾经对李光狠狠地踢了一脚，因此做了官。秦桧死了以后，升之受到贬窜，现在放回山阴了，他把书斋题名为复斋，陆游替他做了一篇《复斋记》，记中说到“某自念少贫贱，仕而加甚，凡世所谓利欲声色，足以败志汩心者，一不践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学道者，然从事于此数年，卒无毛发之得。若仲高驰骋于得丧之场，出入于忧乐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于性命之理，其孰能之。某盖将就学焉。”
九月间，他曾到青山去，在山阴这只是一座不很著名的小山，山下有罗汉堂。陆游因为和住持奕公相熟，所以去了。陆游在山水之间盘桓，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笠泽渔隐”。陆游对于这一年的离开临安，是充满愤闷的。出都的时候，有诗一首：
重入修门甫岁余，又携琴剑返江湖，乾坤浩浩何由报，犬马区区正自愚。缘熟且为莲社客，伻来喜对草堂图，西厢屋了吾真足，高枕看云一事无。
——《诗稿》卷一《出都》
从这首诗看，他的感情自然流露，诗的创作方法开始转变了，但只是一个开始。
在陆游还乡的中间，南宋和女真之间，爆发了十日的战争，以宋人的仓促出兵开始，以他们的大败于符离县而结束。
完颜亮部下大军退出淮水以后，南宋和女真之间，虽然维持了表面的和平，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和平。完颜雍掌握政权，随时要威胁南宋，而孝宗初年，也的确还存在着作战的企图。张浚都督江淮兵马的发表，《蜡弹省札》的提出，都为后来的战事铺好道路。张浚是主战派的一面旗帜，但是他在战争中的几次表现，在川陕杀大将曲端，和在富平战役中的大败，都不很得人心，这一次的表现，也使人感觉到准备的不充分和在战事进行中的轻率。四月间张浚入奏，决定进兵，当时的左右丞相陈康伯、史浩都兼枢密使，对于军政大事，共同负责，他们坚持不可。但是在张浚的坚持之下，孝宗决定用兵，不再征求陈、史两相的同意，造成“帷幄上奏”的局面。当时发兵六万，号称二十万，由淮西招抚使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分统，显忠由濠州（凤阳）直趋灵壁，宏渊由泗州（今沦入洪泽湖）直趋虹县（泗县）。在发动之初，战事很顺利。五月十四日，两位将领渡淮，十六日进围宿州，很快地就把宿州拿下，可是宿州刚刚拿下，李显忠、邵宏渊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邵宏渊提议把宿州的库藏发出犒军，李显忠坚持军队驻扎城外，只以现钱犒军。这一下在兵士当中发出了不少的怨言。这里正看到南宋军队的弱点。南宋的兵士虽然也有爱国的情感，但是究竟因为只是雇佣的军队，这一种情感是不巩固的。邵宏渊充分地加以利用，在李显忠的部下，播撒了不和的种子。这一切南宋的小朝廷都不清楚，他们满足于目前的成就，以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
二十三日女真将领纥石烈志宁从睢阳引兵进攻宿州，李显忠刚刚把他打败以后，孛撒又从汴州率领大军十万到了。李显忠正在苦战的当中，要邵宏渊发兵支援。邵宏渊的答复是“暑热的天气，摇扇子、趁风凉还来不及，哪能再被铁甲上阵打仗”。这一夜，人心动摇了，部队不断地从宿州开出。李显忠只得领导自己的直属部队守城，战争的情况完全恶化了。邵宏渊甚至发出敌人的生力军二十万就要开到的消息，他指出倘使宋人再要恋战，就会变生不测。在这个情形下，李显忠决定退却，二十四日至符离县（符离集）。纥石烈志宁夺回宿州以后，发兵追击，杀死宋兵四千余，夺去甲三万副，军资器械无数。
张浚当时还在盱眙，李显忠见了张浚，纳印待罪。张浚渡过淮水，入泗州，抚慰将士，随即退到扬州，请求致仕。孝宗降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七月间复召汤思退为右丞相。经过群臣指出措施失当以后，他才恢复了张浚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职权。汤思退是主和的，张浚是主战派。孝宗作战的信心动摇了，当时的政局便呈现了一种可战可和，且战且和的局面。
近代史家把宋金之间的三次战争——完颜亮的南侵、张浚的北伐和后来韩侂胄的北伐——称为儿戏的战争，事实上这是完全有根据的。这三次战争，陆游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是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明了这些战争的性质。
张浚是一位爱国的领导者，但是对于这一次的失败，不能不负有重大的责任。准备不充分，发动更不全面。在建炎初年的战争中，张浚在西北发动战争，支援东南，虽然他以准备训练都不充分的军队，和女真大军作战，以致有富平之败，但是南宋所以能够保全东南，正因为他吸引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他是有牵制之功的。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他只发动了东南一隅呢？前敌的军队，应当有统一的指挥，为什么李显忠不能指挥邵宏渊，到后来只能以直属的部队抗敌呢？作战之中，有胜有败，甚至败中可以求胜，败只是求胜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一败之后，李显忠就要缴印，张浚也随即发表刘宝的都统制的命令呢？作为一位大帅，当然应当持重，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争取最后的胜利，为什么又请求致仕，要以一跑了事解除自己的责任呢？从我们今天的认识看，张浚对于这次的失败，是应当负责的，但是也不能完全责备张浚。腐朽的病菌弥漫在封建社会的中间。主和的是腐朽了，且战且和的也腐朽了，甚至主战的也不免或多或少受到这种病菌的袭击。张浚主战，但是他脱不了孝宗的手掌；孝宗是皇帝，可以独断独行，但是皇帝的上面还有太上皇。在十天的北伐战争失败以后，太上皇屈己求和的阴影，时时呈现在南宋的朝廷里。
从这一年的八月起，和议已在进行了。女真的要求是：（一）宋帝对金称侄，（二）割唐、邓、海、泗四州，（三）献岁币，（四）归还叛亡俘掠之人。经过往复的磋商，到十一月间，和议的大体确定了。孝宗把和议的经过，向太上皇陈述。太上皇很高兴，并且说起他自己还有一番体己的礼物，送给女真。张浚在扬州听到这个消息，派他的儿子张栻入奏，认为四州决不可弃。孝宗又动摇了，吩咐侍从台谏集议。十一月十五日，丞相等上奏，略谓“群臣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之重，岂同戏剧？今日议和，政欲使军民少就休息，因得为自治之计，以待中原之变。”这时陈康伯已经病了，主要还是汤思退的主张。这是“待变论”，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投降论。“待变论”出来以后，孝宗派王之望、龙大渊为通问使，和女真人联系，保持直接的接触。一边发表汤思退的左丞相，张浚的右丞相，同时又下令川陕荆襄做好准备，但也不得先事妄举。战事随时有复发的可能，但是汤思退手中，还有最后的一张王牌，他对孝宗提出“国家大计，必须面奏上皇而后从事”。孝宗在他的奏章后面批道：“敌无礼如此，卿犹欲和。今日敌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不若。”在封建时代，这是一道申斥的上谕，汤思退不得不请求罢相，但是没有得到批准。他的地位保住了，这就再从王之望、龙大渊身上打主意，要他们奏称兵少粮乏，器械未备，斥堠未举，战争委实没有把握。孝宗作战的意志又动摇了。可是这时户部侍郎钱端礼进言，认为兵者凶器，愿以符离之败为戒，早决国是。三月间，孝宗下诏张浚巡视江淮。从符离之败以后，孝宗的思想，徘徊在主战主和之间，反复讨论，没有得到一个决策。在这个时期之中，张浚基本上是主张对敌作战的。
陆游的通判镇江军府事，在上年五月就发表了，但是直至隆兴二年二月间才到任。他自己曾经提到他和张浚幕府的关系：
隆兴甲申，某佐郡京口，张忠献公以右丞相督军过焉。先君会稽公尝识忠献于掾南郑时，事载《高皇帝实录》，以故某辱忠献顾遇甚厚。是时敬父从行，而陈应求参赞军事，冯圜仲，查元章馆于予廨中，盖无日不相从，迨今读敬父遗墨，追记在京口相与议论时，真隔世事也。
——《文集》卷三十一《跋张敬父书后》
陆游到达镇江在隆兴二年二月，三月初一日张浚奉命巡视江淮，四月初六日张浚奉召还朝，十四日罢江淮都督府，二十四日，张浚罢右丞相。从这一系列的布置看，张浚巡视江淮，是主战派的一个胜利，但是在胜利中已经安排下失败的种子。奉召还朝，因为张浚是以右丞相都督江淮路军马，还朝只是意内之事，可是接下便安排了都督府的撤消，张浚的罢免。这里看得清楚是一个政治上的阴谋，在这个阴谋中，太上皇和汤思退的合作，完全可以看到，实际上只是绍兴十一年（1141）故事的复演。那一年不杀岳飞，和议不成，高宗和秦桧合作，完成了那一次的勾当；这一次又要签订和议，不罢张浚，和议不成，所以有这一次的布置。
但是在奉命巡视的当中，张浚是欣然而去的，从建康到扬州，往来镇江，对于这一位初到任的通判，张浚固然是“顾遇甚厚”，而幕府中人，下榻通判衙门，也“无日不相从”。他们往来中间的诗词，没有什么留下来的，但是从二十二年后陆游《书愤》的诗句看：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这里是有具体事实的。“中原北望气如山”，正指出收复中原的意图，随即以夜雪楼船，秋风铁马，充实第二句的内容。所以后来台谏，认为陆游“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不正确的，但是所举的不能说是不符事实。
张浚罢斥以后，幕府中人都星散了。首先受到劾罢的是冯方，不久以后，查籥也调到四川去。陆游的生活沉闷极了，有诗一首：
逍遥
台省诸公日造朝，放慵别驾曰逍遥，州如斗大真无事，日抵年长未易消。午坐焚香常寂寂，晨兴署字亦寥寥，时平更喜戈船静，闲看城边带雨潮。
寂寞呀，陆游真感到苦闷。七月间，他想起他的高祖陆轸。这一位曾经做到西京分司，在当时以朴直著名，据说遇到仙人施肩吾，经过仙人的指导，自己也成了仙，留下一部《修心鉴》，大约是学道的手册。好在官闲无事，陆游把《修心鉴》刻出来，还附上一篇跋，说什么“庶几笃志方外之士读之，有所发焉”。
张浚解职，政府还给一个名义：“少师、保信节度使、判福州”，总算是给他一些面子。张浚准备回家，八月间在途中死去了。国家的前途失去了一个依仗。这个消息由当日幕府中的王质告知陆游，陆游诗中曾说：
张公遂如此，海内共悲辛，逆虏犹遗种，皇天夺老臣。深知万言策，不愧九原人，风雨津亭暮，辞君泪满巾。
王质的万言策上去了，这时陆游也有《上二府论都邑札子》。所谓“二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隆兴二年中书省的丞相先后三人：张浚在四月间已经去了，陈康伯的复相还得迟到十一月。《札子》上去的时候，当时的丞相只有汤思退一人。陆游和汤思退的私人关系，还是好的，因此他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在这里他还是继承张浚的看法，请求建都建康。他说：
伏闻北虏累书请和，仰惟主上圣武，相公威名，震叠殊方，足以致此，而天下又方厌兵，势且故从之矣。然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吴尝都武昌，梁尝都荆渚，南唐尝都洪州，当时为计，必以建康距江不远，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复毁，居而复徙，甚者遂至于败亡。相公以为此何哉？天造地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也。车驾驻跸临安，出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凛然常有意外之忧，至于谶纬俗语，则固所不论也。今一和之后，盟誓已立。动有拘碍，虽欲营缮，势将艰难。某窃谓及今当与之约：建康、临安，皆系驻跸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临安。如此，则我得以闲暇之际，建都立国，而彼既素闻，不自疑沮，黠虏欲借以为辞，亦有不可者矣。
宋人南渡以后，对于建都，本来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主和派主张建都临安，一则不至引起敌人的猜疑；二则在敌人南侵的时候，可以随时逃跑，以免屈己投降，还有措手不及之势。主战派极力反对建都临安，他们主张建都关中、南阳，最低限度也得建都建康，认为从建康渡江，通过皖北，可以随时收复东京。隆兴元年十二月间，张浚在失败以后，还请孝宗进驻建康，正是主战派的一贯的主张。在张浚已死，和局已定，张浚幕府受到罢斥以后，陆游还向汤思退提出建都建康的主张，我们必须认识到陆游爱国的热诚，和他那不怕失败，坚决地提出正确主张的勇气。陆游和主和的史浩、汤思退都有关系，甚至和奔走和谈、不恤诬告张浚跋扈的尹穑也有相当的友谊，但是他的主张对外作战是坚决不移的。
这一年闰十一月间，许昌韩元吉到镇江来了。元吉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在陆游调任镇江通判告假还乡的当中，元吉在临安作诗送他：
前年边马饮江水，烽火瓜洲一水间，正使楼船多战士，要须京岘作重关。平戎得路可横槊，佐郡经时应赐环，把酒赋诗甘露寺，眼中那更有金山。
一年而后，调任江西的元吉因为母亲在镇江，到镇江来了。陆游和元吉盘桓两个多月。陆游有词：
浣溪沙和无咎韵
懒向沙头醉玉瓶，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忙日苦多闲日少，新愁常续旧愁生，客中无伴怕君行。
从最后的一句，我们看到陆游的寂寞。这和半年以前的“中原北望气如山”，是何等强烈的对照啊！元吉说的“平戎横槊”，是谈不到了，“佐郡赐环”，更不知在何年。两人的唱和诗，《剑南诗稿》里虽然仅存一首，但是事实上是很多的，陆游曾说：
隆兴二年闰十一月壬申，许昌韩无咎以新番阳守来省太夫人于润。方是时，予为通判郡事，与无咎别，盖逾年矣。相与道旧故，问朋游，览观江山，举酒相属，甚乐。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无咎以考功郎征，念别有日，乃益相与游，游之日，未尝不更相和答，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思，念人事之无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宁相戒以穷达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辞多宛转深切，读之动人。呜呼，风俗日坏，朋友道缺，士之相与如吾二人者亦鲜矣。凡与无咎相从者六十日，而歌诗合三十篇，然此特其略也。或至于酒酣耳热，落笔如风雨，好事者从旁掣去，他日或流传乐府，或见于僧窗驿壁，恍然不复省识者，盖又不可计也。润当淮江之冲，予老，益厌事，思自放于山巅水涯，与世相忘，而无咎又方用于朝，其势未能遽合，则今日之乐，岂不甚可贵哉。
隆兴二年以后，年号改为乾道——结合了宋太祖乾德（963—967）和太宗至道（995—997）两个年号。年号的转变当然表示政策的转变。“隆兴”体现了建国的意义，“乾道”多分只是体现统治。前二年孝宗的主张是对外作战，收复沦陷区，现在和议既成，当然要换一换年号，把对外作战的口号缓和一下。
这一年的夏间，陆游调隆兴府通判军州事。官衔还是一样，但是因为隆兴在现在的江西南昌，离前线更远了，显见得不够重要。从镇江到隆兴，途中经过建康，七月初曾游定林庵。
从建康向上，经过繁昌、铜陵，一路遇着逆风，船行很迟，辛辛苦苦，才到达阳山矶，天气热得透不过气来。船停下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向晓的时候，从东北方面一阵风起，雨点子直泼下来，大风大雨都来了，船在风雨中急速地开过去，傍晚的时候，直达雁翅浦。
“长年，”陆游问着船家说，“今天船走了多少路？”
“官长，怕不有三百多里路吗。”
陆游这一天作诗一首：
夜宿阳山矶，将晓大雨，北风甚劲，俄顷行三百余里，遂抵雁翅浦五更颠风吹急雨，倒海翻江洗残暑，白浪如山泼入船，家人惊怖篙师舞。此行十日苦滞留，我亦芦丛厌呜橹，书生快意轻性命，十丈蒲帆百夫举。星驰电骛三百里，坡垅联翩杂平楚，船头风浪声愈厉，助以长笛挝鼍鼓。岂惟澎湃震山岳，直恐洞连后土，起看草木尽南靡，水鸟号鸣集洲渚。稽首龙公谢风伯，区区未祷烦神许，应知老去负壮心，戏遣穷途出豪。
陆游的诗句是壮丽的，但是心境不够开朗。到任以后，他曾经说到自己的心境：
佐州北固，麦甫及于再尝，地易南昌，瓜未期而先代，虽千里困道途之役，幸一官在部封之中。伏念某学本小知，器非远用，昨侵寻于薄宦，偶比数于诸公，除目虽频，不出百僚之底，骇机忽发，首居一网之中。谓宜永放于穷阎，犹得出丞于近郡，复缘私请，更冒明恩。超超空凡马之群，实非能办，默默反屠羊之肆，其又奚言。侥幸非常，惭惶莫谕。
这是他在南昌到任以后的途述。“除目虽频”四句，说明自己在镇江的地位，只是一个通判，却想不到在张浚幕府遭到打击之后，自己也落到同样的命运。
在南昌的当中，陆游仍旧恢复书生的生活。秋天夜长了，每夜总得读到二更以后，好在通判只是一个闲官，本来不必多管闲事，也不宜于多管闲事。这正是他所说的“默默反屠羊之肆，其又奚言”。
这一个时期中，陆游的思想很苦闷，正和他在镇江的后段一样，他又把精神寄托到道经里去了。江西是有名的道教基地，南昌有一座玉隆万寿观。他有时到道观去谈道，有时也借一些道经看看。他在一篇跋里说起：
司马子微师体玄先生潘师正，体玄师升玄先生王远知，升玄师贞白先生华阳隐居陶宏景。故体玄语子微曰：“吾得陶隐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
这时他所读的有《坐忘论》、《高象先金丹歌》、《天隐子》、《造化权舆》这一类的著作，陆游准备作一位学道的人了。
但是，在旧时代的政治斗争中，胜利者是不会轻易放过一个可能的敌人的。张浚的幕府已经星散了，但是陆游还在南昌，没有得到他们估计中应予的惩戒。乾道三年（1167），他们提出弹劾，认为他“交结台谏，鼓唱是非，为说张浚用兵”，终于在这一个名义下，把他免职了。在屈辱求和的当中，连主张作战也成为罪状，这是什么话？但是封建时代，本来是无理可喻的。
这一年三月初，陆游从南昌出发取道还乡了。他有一位朋友李浩，字德远，临川人。陆游到临川去拜访李浩。在途有《上巳临川道中》一首，他说及：
平生怕路如怕虎，幽居不省游城府，鹤躯苦瘦坐长饥，龟息无声惟默数。如今自怜还自笑，敛版低心事年少，儒冠未恨终自误，刀笔最惊非素料。五更欹枕一凄然，梦里扁舟水接天，红蕖绿芰梅山下，白塔朱楼禹庙边。
李浩家住临川秫陂，陆游到达的时候，李浩的知靖江府的命令刚刚发表，因此耽搁一两天以后，陆游取道玉山，仍回山阴的故乡。道中有《寄别李德远两首》，中间说起：
李侯不恨世卖友，陆子那须钱买山，出牧君当千里去，归耕我判一生闲。中原乱后儒风替，党禁兴来士气孱，复古主盟须老手，勉追庆历数公间。
经过玉山的时候，当地的一位检详官芮烨送他一些路费，这是一位老友，陆游去后寄他一首诗，托他便中问候韩元吉。端午陆游在临安，恰恰逢到尹穑，这是旧日的同僚，现在走了不同的政治路线。尹穑是主张和议的，他曾经弹劾张浚，认为他是跋扈。从此他一连升官，做到侍御史、谏议大夫，他对不肯主张割地撤兵的人，一连弹劾了二十几位。是不是陆游也在其中呢？我们不知道。这一天陆游和尹穑一同去看竞渡，临分手的时候，陆游作诗一首：
楚人遗俗阅千年，箫鼓喧呼斗画船，风浪如山鲛鳄横，何心此地更争先。
他和尹穑划清界限了，但是他也通知尹穑，在政治界的惊涛骇浪中，自己没有和人计较的兴趣了。
陆家在山阴是一个大家，陆宰在城里有别墅，陆游在云门山也有一宅房屋，他自己曾说：“游有庵居在云门，流泉绕屋。”罢官还乡以后，他着手经营三山的住宅。从此以后，他就在这里长期定居下来。三山在山阴县西九里，那里曾经发掘到吴永安（258—263）、晋太康（280—289）的古砖，因此有人疑为这里曾经有过古代的寺观，可是在陆游进行建筑的时候，遗址已经看不到了。
陆游的这一宅房子，据他自己说是乾道二年开始经营的。
乾道丙戌，始卜居镜湖之三山，今甫三十年矣。
——《诗稿》卷三十二《幽栖》自注
曩得京口俸，始卜湖边居，屋财十许间，岁久亦倍初。蓺花过百本，啸咏已有余，犹愧先楚公，终身无屋庐。
——《诗稿》卷五十六《家居自戒》
乾道二年，陆游自镇江调南昌，中间未回山阴，因此可能他的计划在二年肯定下来，到三年才开始建筑。这一次的建筑费，正如他所说的，是镇江通判任内的积蓄。在南昌时间很短，而且途中来往，所费不赀，因此他不去提及了。
宁宗加泰三年（1203），陆游在临安时，怀念山阴故居，有诗一首：
吾庐烟树间，正占湖一曲。远山何所似？千髻绿。近山更可人，连娟两眉蹙。涧蟠偃盖松，路暗围尺竹；海棠虽妍华，态度终不俗；最奇女郎花，宛有世外躅。虽云懒出游，闭户乐事足。年来殊失计，久耗太仓粟，淖糜不救口，断简欲满屋，兀兀不知春，青灯伴幽独。
这一宅房子，最初只有十余间，以后逐年增加，到后来竟成为一所大宅院了。从乾道三年直至六年的夏间，陆游的生活都消磨在这里。究竟他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在乡间买了田，有时派他的儿子出去分稻。旧时代地主对于佃农收租。有些是按照定额收租，有些是按成分配，陆游是按照后一个办法的，所以说他的儿子“出裹一箪饭，归收百把禾”。
对于农村的生活，陆游是充分欣赏的。有时他和农人一样，吃一碗芋羹。天冷的时候，燃起晒干的葑草，可以取暖。他的诗中充满了农村的气息：
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雨霁出游书事
十日苦雨一日晴，拂拭拄杖西村行，清沟冷冷流水细，好风习习吹衣轻。四邻蛙声已阁阁，两岸柳色争青青，辛夷先开半委地，海棠独立方倾城。春工遇物初不择，亦秀燕麦开芜菁，荠花如雪又烂熳，百草红紫那知名。小鱼谁取置池侧，细柳穿颊危将烹，欣然买放寄吾意，草莱无地苏疲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