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十月以后，他开始处于经常性的昏迷状态，靠输液维系生命。梅魁姊妹再也听不到他说什么了。可是有一天，梅魁又听到了他在痛苦中微弱地呻吟，便握着他的手连声呼喊：“伯伯，伯伯……”他睁开了眼。一个医生问他：“你听见了吗？谁在叫你？”
正当梅魁发出无望的号哭声时，伯伯竟然发出了嘶哑的，然而清晰的声音：“我听见了，是我的大侄女梅魁，我的亲人，我的女儿，我的同志在叫我。”
“伯伯，你觉得怎么样？”她见他在咂着焦枯的嘴唇，又问：“伯伯，你渴吗？饿吗？你想吃点什么？”
他断续地说：“我要吃……要吃，梅魁，我想吃白兰瓜……我们西北的白兰瓜，过去，我渴的时候，就想吃，想吃，白兰瓜，可好吃呀……”
梅魁欣喜地对医生喊起来：“医生，医生，他说，他想吃白兰瓜……”
医生摇摇头，告诉梅魁，他的时间不多了。
这以后，他又醒来过一次。一字一顿对梅魁吩咐：“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不要和人家说，不要打扰人家。你们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此后，又是一连多少天，他人事不知。梅魁和弟妹们不能成天守在他床前，他们要上班。梅魁曾提出由专案人员陪她一同向本单位领导请假。专案人员说需要报告请示。梅魁单位的党委书记同情她，但说有关部门不来证明，我怎么准你假，这个政治责任太重。梅魁趁休假日再去时，一位护士告诉她，他又曾醒来一次，问起：“有谁来过吗？”护士向他摇了摇头，他侧过头，在枕上留下了一摊泪。
临死，可能是常说的那种“回光返照”吧，他特别地清醒了，指着糊在窗户上的报纸，挥动他干柴似的手臂，喊叫：“撕了，撕了！”专案人员没有理会他的这一最后的要求，他狂怒地喊叫起来：“啊——！啊——！”他挣扎不起，因为他的全身都瘫痪了。他只得用他的牙齿咬着被角，用他仅能活动的右手撕扯着被面和棉絮，一直把它扯得粉碎，一直扯得他自己牙床流血，嘴唇撕裂，一直扯得他泪尽力枯！
啊！我们的彭老总啊！这个五十八年前洞庭湖区的挑堤工，那时他曾运足十八岁这个年纪上的正当旺盛的火气和力量，一拳将一个克扣堤工血汗钱的工头打得趴地不起。然后将自己仅有的一床破棉絮包上卵石，沉到湖底，当着他的穷朋友们跪下对天盟誓：“我彭宗伢子找不到一个叫你们扬头见天日的地方，我就像我的破被一样沉到湖心，永不回来见你们！”从那时候起，将近六十年来，他没有一时一刻背弃自己的工人农民兄弟，背弃自己对天盟下的誓言，跟着党为工农劳苦大众夺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新中国！虽然他自己在临终前没有被应允看到一丝阳光，他依然是爱憎分明的。护士对他说：“你不要这样，不要怪我们，我们是普通群众……”他说：“我谢谢你们！我撕的是国民党特务……”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四时五十二分，这位曾经名扬中外的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将永远引为骄傲的忠诚战士终于停止了呼吸。其时，他的亲人们正好不在他身边；其后，只有梅魁在他的遗体旁恸哭过片刻，遗体便被紧急运走，秘密地火化了。
那一天，不仅在全中国，即令在他死去的医院，人们也毫不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天，一家报纸登载的一篇批林批孔的文章上，还点了他的名字，说他和林彪是“一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