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初夏，彭总的病情突然起了变化。据医生告诉梅魁：七三年十一月开始发现了癌转移。
有一次，专案人员又来通知梅魁去医院，动员她伯伯接受输血。和前几次一样，她发现伯伯的身体在急剧地消瘦、虚弱下去，她的心就像被乱箭穿透着。但她忍住哭，一进门便说：“你怎么啦，又不听医生的……”
他说：“他们又向你告我的状啦。你来也是空的，人血，我不输，我的身上不能流着别人的血！”
梅魁急了，说：“这有什么，必要时我们的血也可以输给别人嘛！”
“那就让准备给我输的血也输给别人吧！我不需要了，免得浪费。”
梅魁说不过他，觉得他的话的确无可非议。他的生命已无法挽救，梅魁是明白的。听了他的话，她倒是想起了他的一生：什么时候都是把自己的一切给予别人，却生怕别人为他浪费了一点什么。她说不出自己对他多么了解，多么崇敬；她只能抱住他，把头贴在他的胸口，放声大哭。
“梅魁呀，不要这样！对于这条命，我曾经有几十次都准备不要了。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很可以了。我能做的都做了，只是做得不好。我不欠别人什么，别人对我的误解我也不计较了。我仔细地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尽到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因为，中国革命到底是成绩巨大的，国家得到了独立、统一，不再受人侵略欺侮了；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胜利；人民生活虽然还不算富裕，总是比旧社会强多了……这中间，也有我们的一点点工作，想到这些，我就高兴。”
在这以前和以后，梅魁的弟妹们也多次来过医院探亲，伯伯对他们说了许多话。
他说：我们这个党好啊，世界上再找不到我们这样好的党了！过去我们党一声喊，要多少人来多少人。我们干成的事都是别人听了也害怕的，不敢干的。
我们这个党坏事就坏在林彪这个反革命分子。这个人，我过去没看透，以为他是真病。没想到他东山再起，大乱天下！还有国民党特务，在我们党里兴风作浪！你们要记住，我是被国民党特务害死的！
毛主席是我的老师，教给了我革命的本领。一九六五年我去西南，他对我说了许多话，说庐山会议把我批评错了，真理可能在我一边。我相信他那些话是真心的。可惜后来林彪、国民党特务又把我们隔开了。
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对同志没有两手，我从没有搞过哪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我不能再工作了。在这样的黑屋子里，我住一天嫌多，想到工作，我觉得再活七十年才好哩。你们年轻，要努力工作，要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添砖盖瓦；不要去追名求利，搞那些吹牛拍马、投机取巧的事。
“有时间的话，可能的话，你们给我去看看我的老朋友：黄克诚、王震、肖胡子……”
彭总在病中，尤其到他临危前夕，常常连声呼喊他战友的名字。他向他的侄儿侄女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味着他们的战斗情谊。
他说：“我的监房隔壁，住着黄克诚，他也病了，半夜咳嗽，在屋子里来回走。可惜，我不能见他一面（其实黄克诚并没有住在他隔壁，可能是由于他思念之深而产生的幻觉吧）！”“王震，他对我很好，可惜我总是对他不客气。他要我吃点好的我骂他，他拉我进掩体我也骂他。他好就好在不计较我的态度。他也不怕我，有时我骂他也骂，骂完就完。人家说，两头湖南骡子拴到一起就又踢又咬的，可不知这两头骡子拉车的时候，可合心合脚哩！”
每次，他讲完一个人，总要说：“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他也要和你们一样，守在我面前等给我送终啊！”
后来，还发现了一份“彭德怀临终前的谈话记录稿”，说明我们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曾派人去看望过弥留时刻的老战友。记录上写着：
根据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我们今天下午去解放军医院十四病室与彭德怀接触。
彭德怀近来病情急剧恶化，左侧肢体瘫痪，左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舌头发硬，说话不清。
他断断续续说了以下的话：
‘中国革命胜利了，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
‘林彪歪曲马列主义，一贯右倾，是个反革命分子。他的罪行，是我们党内从没有过的。’
‘周总理，我们共事三十年了。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主席思想和策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胜利。’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点上我是清白的。’
‘我们的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作出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