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的名称最初见于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一“文丞相祠”条:
今顺天府学,因宋文丞相义尽之柴市,祠丞相学宫中,曰教忠坊。丞相庐陵人,庐陵人祠丞相学宫外,曰怀忠会馆。教忠,长上志;怀忠,臣子志也。
其实,若舍名而论实,则会馆绝不始于明代,南宋早已存在;虽没有明说是“会馆”,但从外郡人在杭州所干的事情与后来会馆的事业无异这一点看来,我们实不能否认有会馆这一回事。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恤老济贫”条:
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数中有好善积德者,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怜贫,每见此等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或死无周身之具者,妻儿罔措,莫能支吾,则给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
而且,杭州的同乡者又有组织会社来敬神的事迹,这也可见当时都会里同乡相互间不是没有建设的。同书卷十九“社会”条:
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
据日人根岸佶的研究,汉代京师的郡邸,不单为同郡人所共用,而且是同郡人的公产,实与现今的会馆无异。按郡邸,《说文》:“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可是郡邸实不单是同郡官员的寄宿舍,除政治外尚有商业的意义,盖当时共同组设此种郡邸的太学生并不专去读书,还要去做买卖,那就是各自本郡的土产之出售。《三辅黄图》(按:今本《三辅黄图》并无下面引文,该引文实出于《太平御览》卷五三四《礼仪部十三·学校》引《黄图》)云:
元始四年,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
会馆的过去历史既明,现请更就某特殊会馆的本身述其沿革。广东人很早就与汉口通商,而位于汉口广东间的湖南湘潭更是贸易的要冲,故广东人与汉口贸易即以此为根据地。清初,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四县来湘潭做买卖的人乃合建会馆,其内祭祀关羽,初本四县人共同祭奠,后则分开。南海有粤魁堂,番禺有禺山堂,顺德有凤城堂,新会有古岗堂,各自设立规约,处理同县人事务;其与同县人有共同利害关系者,则取一致行动。他们往汉口贸易时,亦如在湘潭那样,于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建立会馆,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又复增建。式样仿湘潭,后堂正中供武帝,即关羽。当时建筑用的瓦是从远隔三千五百华里的广东运来的,一切湖北省的材料都不用。其建筑之费力可想而知。四十余年后,堂宇荒废,乾隆五十四年遂又改筑,且增大其规模。但长发贼乱后,又复破坏不堪了。幸而咸丰以来,汉口因外国贸易而开放,商业大盛,故协四县人之力,又于同治年间重修成功。再后,汉口贸易更为发展,该四县人之来此经商者日益增加,乃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各人醵款,并对他们的输出入货物加以若干课税,以作改筑增设之用,完成于光绪十七年。这就是岭南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