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为官者能得到皇帝的亲自褒奖，是莫大的殊荣。殊荣背后是为官者鞠躬尽瘁、舍身忘己、勤敬为民换来的。清朝康熙年间的于成龙是一位廉洁自律的好官，始终以造福于民为己任，被康熙称为：“天下廉吏第一”！
客观地说，在清朝近300年的历史中，出了一些以廉洁著称的官员，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曾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
必须交代一下，清代历史上有两位叫于成龙的官员，而且都是为民办事的好官。一位就是本文要说的于成龙，另一位于成龙(1638～1700)，字振甲，号如山，镶黄旗人，为了区别开来，后人称他为“小于成龙”。“小于成龙”在于成龙手下做过知州，而且还得到过于成龙的保举，后因政绩升任江宁知府。康熙南巡至江宁，亲自召见他，勉励他向于成龙学习。这的确可以算是清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本文要介绍的“大”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出生，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去世，终年67岁，谥号“清端”、并追赠太子太保。
于成龙的先祖和父亲都在明朝做过官，也算是出身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在乡里倡导孝义之道，颇有长者之风。受家庭熏陶，于成龙从小性格端庄，不苟言笑，又才智过人，是个崇尚实干、不屑空谈的人。并以“为学务效实行，不屑于辞章之术。”、“学者苟识得道理，埋头去作，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为求学做事之信念。
于成龙属大器晚成型，清顺治十八年（1661），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派，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当县令。
罗城地处偏僻的边陲之地，刚刚隶属于清廷统治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混乱，两任知县一死一逃。罗城万山相连，沟谷纵横，所以交通落后，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十分贫穷。不仅如此，此地还盛行瘴疠，被人们视为绝境。明朝时，常有朝廷重犯被流放到这里，一旦被流放这里，就很少有活着回去的。另外，这里还是少数民族居住区，瑶、壮等少数民族都居于此地，由于被汉人欺压惯了，所以很难相处。
于成龙来到罗城，眼前的景象是：荒草遍地，数间茅屋，六、七家居民。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草房，而且也破烂不堪。无奈，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这种情况下，随行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意志，抱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于成龙心里清楚得很，要想把罗城治理好，首先要取得当地百姓的信任，要想取得当地百姓的信任，就要为百姓做些实事，为此，他有条不紊一件一件地落实。第一，宣传朝廷政策，整顿社会治安，打击抢劫、盗窃事件，保护百姓安居乐业；第二，体察百姓疾苦，多次请求上司放宽或减免当地百姓的赋税与徭役，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经过整顿，罗城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农业生产也得到了保障。等到人民生活稳定之后，他筹建了一处学馆，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还创设了一座“接济院”，收留那些衣食无着的穷人和鳏寡孤独的老人，使他们有个稳定的生活。经过于成龙的整治，死寂般的罗城开始有了生机。
于成龙在罗城当了7年知县，全县面貌大有改观，他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情同家人般的关系，深受全县人的爱戴。百姓们每当缴纳赋税时，总要留出一点钱，放到于成龙的办公桌上。开始，于成龙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些人，他们回答说：“老爷不额外征收赋税，又不谋取衣食，这些钱是给老爷买酒用的。”于成龙深受感动，再三推辞后，只留下购买一壶酒的钱，其余全部退回。
由于于成龙为罗城百姓办实事，所以，罗城百姓很尊敬他，每天早晚都给他请安问好。有时，百姓们还自发地凑些钱送给他，于成龙拒绝不收，百姓们说：“自从老爷到罗城来，我们才过上好日子，我们知道老爷一个人在这里清苦，凑了些钱，是给老爷买酒的。”于成龙却笑着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一个人用不了这么多钱！把它拿回去自己用吧，你们用钱的地方多。”
于成龙是独自一人来上任的，家人仍留在山西。有一天，家人要来罗城探望他。消息传开，罗城人奔走相告。他们以为于成龙的家人来此取钱，便又凑了不少钱给他。于成龙婉言谢绝，笑着说：“从这里到我家六千里，路上带了钱财也不安全。”这些人跪伏地上，感动得痛哭流涕，于成龙也忍不住哭了。但他还是把这些百姓劝回去了，没有接受馈赠。
于成龙在罗城的突出政绩，受到广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的榜样。康熙三年（1664），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刚刚上任的金光祖就把于成龙找来，就如何治理地方征询于成龙的意见。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实际情况，于成龙很坦诚、很大胆的谈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五条：第一，澄清地方吏治，避免政府机构臃肿；第二，消除强抢案件，稳定社会秩序，慎用刑法；第三，推行“抚”字催科；第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第五，缓和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等等。就当时清政府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建议是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三年后，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市）知州。离开罗城时，他连赴任的川资路费都没有，罗城百姓更不希望于成龙走，于是，出现了“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
康熙是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二代君王，因此，有些地方还没有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四川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战乱，全省人口锐减。于成龙赴任的合州下辖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各种赋税、徭役使百姓苦不堪言。目睹地方荒芜，于成龙决定以招抚百姓为当务之急，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
合州土地严重荒芜。而流民不愿耕种的原因是，一旦开垦，原主便前来索要。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明令各县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耕种。经过于成龙治理，合州“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促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比清廷明确规定要早，由于于成龙妥善解决了合州多年沉积的问题，不到两年，合州人口骤增，土地不再荒芜，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由于政绩卓著，于成龙于康熙八年（1669）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在黄州任上，于成龙任同知四年、知府四年。于成龙每到一处上任，首先摸清这一地区的痹症在什么地方，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到黄州时，于成龙发现这里的盗匪非常猖獗，于是决定先从治盗开始。
由于历史的原因，“盗”是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更是猖獗，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劫财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为了彻底打击盗贼的嚣张气焰，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亲自访察。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间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
对捕获的盗贼，如果不是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他主张慎用刑法，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断案、决狱方面颇有一套方法，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排解过许多重大疑案、悬案，使很多错案得到平反，被百姓呼为“于青天”。在清人野史和民间传说中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于成龙破案、察盗方面的故事。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于中丞》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深得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被举为“卓异”。
于成龙在黄州还干过一件大事，就是两次平乱。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不料，这时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很快，贵州、湖南皆被叛军占领。为了尽快占领湖北，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持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以“通贼”罪开始大肆滥捕滥杀，搞得人人自危。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接受了“副将伪札”，并乘机联络东山一些山寨发动暴乱。紧急关头，于成龙挺身而出，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张贴告示，陈述朝廷的政策，使绝大多数胁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独闯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枪手（猎户）放下武器，弃暗投明。仅10天时间，一场动乱顺利平息。
八月，朝廷委派于成龙为黄州知府，哪知，于成龙刚到任，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叛军奸细潜入黄州府，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麻城县的叛乱。形势险恶，有人劝于成龙放弃黄州，于成龙力排众议，制订了组织乡勇以防为主、相机进剿的策略。在确定了暴乱分子的老巢后，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仅20余天，就彻底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于成龙官职逐渐做大，但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直没改。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开湖北去福建上任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开船前，他命差役上岸买了上百斤萝卜。有人感到奇怪，便问：“萝卜是不值钱的东西，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很认真地说：“这些东西是我路上的口粮。”
于成龙刚到福建上任，就为当地渔民做了一件好事。当时，清廷与台湾郑氏正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在福建沿海地区实行“海禁”政策。当地一些官吏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大肆滥捕，使许多沿海渔民蒙受不白之冤。于成龙在审阅这些案卷时，发现牵连人数极多，有时一次处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有的还殃及妇女和孩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朝廷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死不能置百姓的性命不顾！”在他的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没有钱的还发放川资路费。
第二年，于成龙得到福建巡抚吴光祚的赏识，吴光祚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录用。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帝下旨，委任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第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两江总督。
总督是封疆大吏，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在赴江宁（南京）上任时，于成龙不住驿站，更不住各地用于迎来送往朝廷命官的公馆。他自己买了一辆车，身上带了些零用钱，供投宿住店用。日常食用极为简陋粗疏，每顿饭以青菜为主，从没有鸡鸭鱼肉，江南人称他为“于青菜”。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生活依然如故，每天蔬菜粗粮，遇有荒年，还要降低生活标准，用屑糠杂米做粥喝。他说：“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米，用来赈济饥民。”在他的倡导和率先垂范下，当地大小官员的浪费之风都有所收敛，不敢讲排场，一改以前的奢侈之风。
总督是一省百官之首，所以，于成龙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针对各级官员贿赂、请客、送礼之风盛行，他决心煞住这股风气。刚巧，中秋节来临，一位官员向他行贿，于成龙决定拿这个官员开刀，惩一儆百。
不仅如此，于成龙还微服私访，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的状况，甚为堪忧。为了整治这一状况，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从弊约颁布之日起，所有积弊必须彻底革除。与此同时，又制订了《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具体内容包括：“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由于方法得当，整个江南地区，“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闻后大喜，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在用人上，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只要廉洁有为，就可以破格录用，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才。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封建社会，科举之路是出人头地的唯一路子，在文化发达的两江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家子弟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明令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不仅如此，于成龙走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哪里，即使是在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
康熙二十三年（1684），一心为民的好官于成龙死于任所，卒年68岁。地方的各级官员都来吊唁，只见室内空空荡荡，并没有值钱的东西，床头放着一个陈旧的竹制容器，里面装有一件绨袍；还有几只瓦罐，有的盛了一点粗米，有的盛了用盐腌制的豆豉。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来，江南的百姓罢市，聚在一起痛哭。康熙帝闻听于成龙去世，破例亲自撰写碑文，表彰于成龙廉洁刻苦的一生。后来，康熙皇帝多次巡视江南，一直怀念着于成龙，并勉励各级官员向于成龙学习。
封建社会像于成龙这样的好官不多，更幸运的是，他又遇上了康熙这样的明君。话又说回来，即便是遇不上明君，相信历史也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