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不但清廉，而且刚直不阿。他的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融为一体，因此显得更加悲壮、荡气回肠。“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是于谦清正廉明的写照；“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于谦性格的剖白。治国，他是一位能臣；冶军，他是一位儒帅。这样一位铁骨诤臣，却落得个冤死的结局！
在封建社会，忠君与爱国的内涵密不可分，尤其在民族矛盾尖锐、国难当头的时候，忠君与爱国更是表现得尤为突出。于谦很仰慕苏武、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书斋里曾悬挂文天祥的画像，并写了“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等词句称赞、颂扬文天祥。历史往往如此，一个王朝的覆灭，幕前总是站着一个昏聩的统治者，一群卖国求荣的奸臣，几个铮铮铁骨的忠良之士：屈原为楚怀王自投汨罗江，他对面站着卑鄙的上官大夫；岳飞为南宋王朝呕心沥血，也难抵秦桧的恶意陷害；文天祥有心报国，可权奸贾似道一手遮天。这其中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的较量，实际是精神境界的较量，于谦也不例外，明英宗是一个没主见的君主，继位之初，明朝政治渐趋黑暗，官僚中正邪两派的斗争尤为激烈。英宗年幼荒嬉，没有主见，没有志向，宦官王振专政，擅权纳贿，骄横日甚。
当时，于谦任山西巡抚，朝廷上下一片黑暗，一心为国的于谦忧心忡忡，为明朝的命运担忧，恨透了那些作威作福贪赃枉法的权贵。他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赠送权贵。有人劝他多带点著名土产，而于谦“独不持土物贿当路”。他对阉宦的作威作福本来就是极其痛恨，因此他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并且还作了一首《入京诗》来讽刺这些劝他的人：
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这首诗在当时广泛流传，成为一时佳话。这就是秉性刚直、不阿权贵的于谦。
于谦的声望很高，作风又清廉刚直，虽然得到人民的赞许，但却引起朝廷宠贵的不满，太监王振更是嫉恨于谦，总想寻找机会来打击他。
王振大权独揽，不仅控制了不少朝臣，同时也操纵了皇帝，跋扈专断。他又勾结奸臣，树立党羽，手下的爪牙遍布各地，到处欺压人民，谁要惹了他，就会遭他的毒手。一般昏庸腐败的大臣，不仅不敢触犯他，反而对他邀媚逢迎，有的称他“翁父”，向他跪拜，其权势真是炙手可热。
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到京师奏事，举荐参政王孙来、孙原贞任晋豫巡抚，王振就唆使他的走狗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诬蔑他“因长期不升官心怀怨恨，随意荐举私人自代，不合大臣的体统”。于是把于谦关进监狱，由三法司锦衣卫审讯，受尽折磨，并判了死刑。这是王振向于谦下毒手的开端。当时山西、河南的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下狱的消息，都纷纷到京师，上书申请释放于谦。王振虽然专横，也知道群情愤激，众怨难犯，只好将坐牢3个月的于谦释放，并降官为大理寺少卿。可是山西、河南的百姓仍然不满意，又集合了10000多人，伏阙上书，请求命于谦再巡抚河南、山西。同时，明朝皇族河南、山西的藩王周王、晋王也请求还让于谦做河南、山西巡抚，明朝政府只得命令于谦仍任原职。
官职的存与不存，在这里似乎无关紧要，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于谦刚直不阿的个性和他宁折不弯的气节。
由于于谦政绩卓著，英宗将他调至京城任兵部侍郎。虽然明王朝一蹶不振，如破屋漏船，但以于谦为首的正直朝臣仍苦心孤诣要重振朝纲。就在明王朝衰败的同时，瓦剌贵族迅速崛起，对明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并且多次发兵挑衅。软弱无能的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挟持下，发兵50万亲征。朝中不少大臣极谏不可亲征，他不听，并命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务，守卫北京城。英宗这次亲征，由于指挥不当，十五路大军全部溃败，英宗做了瓦剌的俘虏。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顿时朝野一片混乱，北京城人心惶惶，于谦挺身而出，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皇帝，是为代宗，稳定了大局。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所谓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瓦剌军直驱北京。留守北京的于谦组织军民坚决抵抗。十月，瓦剌军抵达北京城下，于谦临危不乱，力挽狂澜，率兵出城迎敌，然后派骑兵在郊外埋伏出击，连北京西郊的居民多登屋掷砖瓦助战。瓦剌军屡战不利，被迫退却，明军乘胜追击，杀死瓦剌军数万人，取得北京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战后，明朝论功行赏，升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不允。”于谦此话，表明他保卫国家的赤诚之心。
此时于谦的“忠心”已不是对一个君主的愚忠，而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效忠，在他心目中的忠字，是忠于国家，不是“臣事君以忠”，并不是因为瓦剌手里有英宗而放弃抵抗，去追随英宗，英宗虽被俘虏，但江山还在，明朝还在，刚直的个性，没有让他随英宗而去，而是另立新君，誓死保卫国家。他深知，自己背负着明王朝的命运。
京师保卫战取得胜利之后，明朝的边防在于谦的整顿下，日益严密，瓦剌以武力进攻不能取胜，而诱降、反间等手段也不能得逞。此时，英宗在瓦剌手中，已失去了任何的诱惑作用，也先决定把英宗送归回朝。代宗不愿接英宗回朝，怕影响自己的皇位。于谦认为，英宗在瓦剌手中，毕竟对明朝不利，如果瓦剌送英宗回来不是诡计，对明朝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毕竟没有把柄在瓦剌手中。于谦便对代宗解释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愿理当速逢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代宗同意了于谦的意见，派人去把英宗接了回来，但为了提防他复辟，就把他软禁在南宫，切断了他与外面的联系。
景泰八年（1456）正月，代宗病重不能临朝，石亨、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等，在夜里秘密将英宗拥上皇位，当时正是正月十七日，天方破晓，百官都在朝房内等候皇帝临朝。即入朝，听到南宫大殿上呼噪声，都不知何故？徐有贞大声说：“太上皇帝复位矣，趋入贺。”百官震骇，各就班列。英宗在殿上宣告复位，命百官“任事如故”。英宗复辟成功后，废掉代宗，没过几天代宗就死在西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成功后，当即传旨逮捕于谦。
英宗为什么要马上就逮捕于谦呢？原来英宗被俘以后，希望明朝和瓦剌讲和，能把自己赎回来。于谦坚决进行抗击瓦剌的斗争，使他在瓦剌吃了不少苦头，便对于谦恨之入骨。于是他复辟之后，马上下令逮捕于谦，其实，于谦此次被捕与复辟的主谋人徐有贞和石亨有着重要关系。
徐有贞是副都御史，因在瓦剌入侵时，倡议南迁，被于谦所驱斥，为舆论所讥笑，后来他想当国子监祭酒，也没有得到于谦的支持，所以一直仇恨于谦。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功，景泰三年（1452）任京营总兵官提督十团营，佩镇朔大将军印，职任极重，但骄纵枉法，结党营私。于谦屡次对石亨的罪行加以奏劾，石亨本来嫉妒于谦的才智和地位在己之上，至此更积恨在心。
徐有贞、石亨因为复辟有功，都得到英宗的信任，掌了大权。于是，英宗、石亨、徐有贞等首先诬陷于谦、王文等谋迎立襄王朱赡的儿子做皇帝。石亨扬言：“虽无显迹，其意则有。”廷审时，徐有贞当众喝令法司把于谦等严刑拷打。王文不堪怨怼，激辩不止。于谦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遂被判处谋逆罪，死刑。抄没家产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货，萧然仅书籍耳！”独有正室稍微严密，查抄者以为内中所藏的一定是金银财物，即将房门打开一看，原来里面珍藏的是代宗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于谦的清廉忠正更得到明证。于谦被杀时，英宗尚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徐有贞秘密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夺门）为无名！”遂下毒手。
于谦死了，但他留给了后人许多东西，尤其是他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人格。
爱国英雄、清白一生的于谦，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政变中，惨遭杀害，于谦当时已是60岁的白发老人。于谦遇害时，史称“行路嗟叹，天下冤之。”京城百姓无不失声痛哭，切齿痛骂奸佞小人。不论男女老少，“论公事业则颜开，谈公怨怼则色变”。就连出自曹吉祥部下的指挥朵儿，也携酒前往祭奠，虽遭曹吉祥毒打，但次日祭奠如故。由此可见，于谦光明磊落的一生已形成一种民族的感召力。于谦悲壮的命运是由其刚直不阿的性格所致，在那个乌烟瘴气的时代容不下他这种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