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毫无疑问，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恐怖分子紧张了，分裂分子紧张了，极端分子紧张了。总之，那些企图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紧张了”。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乃国际“惯例”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发展，国家内涵不断扩大，不仅来自外部的传统安全威胁会影响到国家安全，来自内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会冲击国家安全。对此，世界各国普遍采取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制度应对，国际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早遇到这一问题，设立该机构的时间也越早。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形成有效调节机制，应对全球各种不安全因素，也是世界各大国通行的做法，美国、俄罗斯、法国、印度、巴西、智利、南非、土耳其、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都设立了类似机构，日本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已经启动设立类似机构的程序。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United States（U。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简写NSC）是美国总统幕僚机构之一。根据《国家安全保障法》1947年7月成立，同年还成立了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CIA）。当时美国和苏联在全球范围的冷战态势已经逐渐酝酿成形，美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在这种背景下，时任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单凭外交努力已经无法有效牵制苏联，故创设国家安全委员会用以协调军队（包括海、陆、空以及海军陆战队）及国内情报及国家安全机构，制定统一的外交安全政策。与作为主要情报机构的中情局不同，国安会是一个整合全国军事安全资源，并且对国家战略和外交决策进行长远规划的机构。
NSC由总统任委员会主席，其成员有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紧急准备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发展至今，NSC拥有200名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法律、通信和讲稿起草办公室。
美国的NSC并非一开始就被钦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的决策机构。最初杜鲁门总统将其定义为“提供意见和建议的机器”。在其诞生的最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身上完全看不出其在未来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中枢”。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国安会成了白宫依靠国务院来压制在军事预算上屡屡挑战总统权威的五角大楼的有效机制。在1947年的最初版本中，美国国安会没有设置主席而仅仅只有一名负责上传下达的副部长级别的行政秘书长，其属员由国务院和新成立的国防部各出一半组成。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既没有领导也没有下属的跨部门委员会，由行政秘书长来监督各部门的行为完全符合总统的政策。马歇尔的后任、杜鲁门的最坚定支持者艾奇逊在评论二战时组建的形形色色的协调委员会时就说过，这类委员会毫无意义。事实上，杜鲁门治下正是国务院而不是国安会或者任何其他部门大放异彩的时期。这套机制被证明在二战中能够有效应对战争，而杜鲁门只是将其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
但杜鲁门并未想好如何应用这套班子，从其建立伊始就存在一些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往往和国务卿的角色存在重叠，在美国NSC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斗争，甚至还出现过合流现象。例如尼克松总统初期，基辛格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期间，基于基辛格本人强大的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几乎成为仅次于总统的决策层，并且实际上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脑，在其任内NSC吸纳了上百名官员成为委员，内阁在国家安全事务上与之相比都相形见绌。1973年，基辛格甚至兼任了国务卿的职务，事实上他就是当时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最高决策人，而尼克松仅仅为名义上的元首。
NSC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最高决策机构，自成立以来一直支配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决策。
在美苏冷战、朝鲜战争、中东战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中，到处都渗透着NSC的巨大影响。而基辛格对中国的出访，也被美国政界誉为NSC“积极运作”的典范。
美国历届总统大多很倚重NSC，特别是处理重大危机时，常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成为美国政府讨论和研究重大战略决策的核心组织。由总统任委员会主席，其成员有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紧急准备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日常事务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管。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亦称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是对总统负责的顾问，因此直接由总统任命，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根据英语维基百科，近年来该委员会决策过程中的形式主义部分（如会议时间、地点、参与者等）越来越淡化，但在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
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当其时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此次全会宣告成立的两大新部门之一，也是最大的亮点。公报将该内容放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段落里，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在“大安全”背景下诞生的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预示着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路逐步显现。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预示着崛起的中国有了国家安全事务新标配。这是一个带有战略性、全局性、创新性的重大决策，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大胆变革求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战略影响。
作为一个大国，其安全标配既有硬件上的，如航母、核潜艇、新一代战机，也有软件或者说机制上的，如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看，拥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成了大国标配。
中国已经进入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时期，三中全会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并未超过外界此前的预测。相关专家指出，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当其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现有体制基础上，安全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下应运而生的。
综观全局，国际形势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发生深刻、剧烈变化，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环境存在形形色色的风险和挑战，发展进程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国家安全的概念早已从传统的外交、国防和军事领域延伸到经济、金融、能源、科技、信息、文化、社会等领域，国家安全的主体也日益增加，国家安全事务早已不只是外交、安全和国防部门三家的事。此外，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包括经济、金融、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较量，也体现在大国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决策、协调、实施能力的较量。
中国原有国家安全事务体系和机制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现有的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反恐怖等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带有非正式、临时性的特征，难以作为国家安全事务的核心机构去跟踪、分析和协调日常事务，也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来应对重大突发性应急反应，以及制定、协调、监督实施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国内为对付“三股势力”的猖獗活动和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为新的一轮改革保驾护航，对外为应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挑衅行动，捍卫中国国家安全，以及应对美国的亚太遏制政策，中国亟须一个超部门、权威性的机构，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来协调国内多方力量，高效工作，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机构。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人员的往来非常密集，技术手段非常发达，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各个国家对中国的各种活动也大幅度增加，所以国际安全形势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国家安全的挑战也是更加的严峻。这样就形成一种多元的、立体的，而且是一种跨时空的安全局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更加有力地整合国内关于国家安全的资源，来协调国内的相关职能部门或地区，来提高国家安全方面工作的效率，来提高决策的层级，这样才能够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家安全局势。在当前国际局势非常复杂的情况下，组建这样的机构是完全必要和及时的。
2013年11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毫无疑问，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恐怖分子紧张了，分裂分子紧张了，极端分子紧张了。总之，那些企图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紧张了”。
中共中央一直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直注重外交创新、策略运筹和顶层设计，这是中国从着眼国家发展到给力国家安全的一个必然过程。
据国防大学教授李大光透露，高层考虑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来已久，一直在酝酿和筹划。以前负责安全的部门分散在各个领域，涉及军事、安全、经济等多个部门，这种状况不利于最高层掌握情况。以往在有突发事件时，相关多个部门往往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协调小组，但这种临时性组织协调性、效率往往达不到最优。据传，1997年中国就提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方案，后因故未能实施。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指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目前，我们与美国已经建立起大国关系，从主席、总统一级已经开始进行磋商合作，这是国家公共产品。
国际问题专家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映了中国新时期的战略自信、战略清醒和战略稳健，将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添一道新保障。这一举措不是为了谋求世界霸权，而是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充分利用和积极主动塑造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确保国家安全，从而更好地和平发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只是第一步。
中国版NSC的成立预示着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从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发展改革体制，改为以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为主的经济发展为辅的新决策体系。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对于国家安全的把握不再是条块分割，将避免部门间不通气、不沟通、不协调甚至扯皮推诿的现象，有效整合各部门力量，提升外交与安全决策协调和实施能力，树立国家安全一盘棋意识，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聚焦高度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综合性和紧迫性的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强调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协调性，成为在中央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专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外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为国家安全发展制定长远的顶层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体系也将由此全面升级。
日本版“NSC”首会针对中国
2013年6月，安倍内阁正式决定设立日本版“NSC”（国家安全委员会，日语叫作“国家安全保障会议”）。2013年10月7日，随着“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NSC）”法案通过国会众议院审议，安倍全力推行的意图渐渐明朗。NSC的领导决策机制如下：最上层是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安倍；次之是与首相组成“四大臣会议”决策层的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此后依次是内阁官房副长官、国家安全保障局。国家安全保障局目前大约由60名官员组成，实行垂直领导机制：最上层是局长，次之是局次长若干名，分别由外务、防卫系统官员担任，然后是审议官若干名，分别由外务、防卫、自卫系统官员担任，最后是由综合、战略、情报、同盟与友好国家、中国与朝鲜、其他地区六个组成部门。其中综合、战略及其他等三个部门的主官由防卫系统官员担任，情报部门的主官由警察系统官员出任，同盟与友好国家、中国与朝鲜两个部门的主官由外务系统官员担任。据此，安倍的NSC构想对于日本军事系统的倚重可见一斑。
其实，安倍所推进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新机构，早在1954年，日本首次制定“防卫厅设置法”的时候，就规定政府可以设立“国防会议”。1956年正式设立“国防会议”后，还在总理府设立了这个机构的办事机关“国防会议事务局”，这应该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起源。到了1986年中曾根康弘内阁时期，日本把“国防会议”改为“安全保障会议”。新设的“安全保障会议”由首相和相关大臣参加，主要由总务、外务、防卫、国土、财务、经济产业大臣以及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和内阁官房长官构成，首相是议长。会议主要讨论有关国防基本方针、防卫计划大纲和其他与国防有关的问题。自卫队的最高领导人统合幕僚长不是会议成员，但是可以参加会议陈述意见。
2006年，安倍第一次任首相期间，为了加强首相官邸的权限，他设想参照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把日本的“安全保障会议”改名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这就是所谓的日本版“NSC”。日本在野党普遍认为，战后日本并不适合设立这样的机构，他们反对安倍的激进主张，不想让邻国回想起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认为日本应该继续执行低调的防卫政策。甚至在自民党内，安倍也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同，最后，安倍提出的这个法案没有获得国会批准。后来福田康夫上台后撤销了这个决定，理由是现有的“安全保障会议”已经足够了。
如今，安倍第二次执政，推行“积极和平主义”，内容包括修改宪法，修改内阁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解释，试图把日本自卫队派出去参加武力行动，目的在于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在此背景下，安倍再次提出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问题。安倍提出的这个构想，与以前的“安全保障会议”有一些区别，主要表现在，权力进一步集中，新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主要支柱是“四大臣会议”及其制度化，即首相、外相、防卫大臣和官房长官四巨头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有关日本外交与安全的重大问题。可见，安倍主导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虽然与中曾根康弘内阁时期设立的“安全保障会议”只有两个字之差，但是安倍的目的在于强化首相官邸在外交和国防政策制定方面的权力，尤其是克服了以前政府各部门之间互相牵制、争权夺利的弊端，使日本外交、国防问题的决策更进一步集中到首相官邸统一指挥之下。
日本版“NSC”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就是日本的情报收集能力将大幅度提高和加强。新设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获得与分析情报，首相官邸对情报的掌握和分析尤为重要。本来，日本政府内部一直设有“内阁情报调查室”，它一向被称为是日本版“CIA”，由日本警察厅主导，构成人员也多数属于警察厅，其主要任务是收集国内情报，而且还常常与防卫省、外务省的情报部门发生摩擦，条块分割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它只是内阁下设的一个调查室，缺乏协调能力。安倍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目的就在于加强对国外情报的分析，特别是强化首相官邸对情报的掌握、集中与协调。安倍称，日本的外交与安全保障的司令塔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为了保证这个机构能够准确判断形势，必须依赖高质量的情报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和做出正确的决断。
2013年12月4日下午，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司令塔——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首次会议。会议集中分析了如何对应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和朝鲜高层人事变动问题。
日本NHK报道说，安倍政府计划在2014年初设立其事务局——“国家安全保障局”（简称“国家安保局”），包括：总括、战略、情报、同盟友好国、中国·朝鲜和其他地区6个部门。“总括”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工作，被列为各部门之首；“战略”部门负责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制定；“情报”部门负责对外交防卫领域的情报进行汇总分析；而“中国·朝鲜”部门则是唯一指明专门应对中朝两国的部门，这个部门主要是负责研究和把握中国与朝鲜的军事动向。NHK指出，强化与防卫省的合作是日本“国家安保局”的一大特点。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指出，“中国·朝鲜”部门的设立更加露骨和直白地显露了安倍对中国和朝鲜的对抗姿态。此外，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安保局”将作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秘书处来开展工作，如此核心的部门，安倍决定由内阁官房参事谷内正太郎出任“国家安保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一直跟随安倍，是安倍信任的嫡系，其在外交和安保问题上的态度也与安倍比较接近，赞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在对外态度上也显得非常强硬。
中美NSC相似但不相同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是从此次三中全会公报中才开始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名词，网络上有不少人将其混同于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不少网友认为这是一个级别更高的国家情报机关，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仿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机构，也有观点认为此前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已经等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因此并不需要再设立新的架构去重复建设等。
从专家分析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性质与国际同类机构有相似之处：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划定国家安全红线；整合国家的有效资源，协调各方力量，积极维护国家安全，推进相关对外政策；全面升级中国思想库和智囊团体系加强其参谋作用；在国家安全应急反应中扮演重要角色，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和速度；高度关注反恐、应对网络安全和周边安全，制定完整相应的有效措施等。以此而论，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但专家指出，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能会借鉴美国的一些有益经验，但不会照抄照搬，而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模式。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曾经在提案中设想，该机构应由国家主要领导人领衔，包含军事、安全、公安、外交、经济、金融各方的大安全体系，其结构将是“小核心，大外围”，即核心机构精干、权威，但辐射面广，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安全”是指传统安全，也就是中国应对外部威胁、外敌入侵时的国防安全。与传统安全相对应的是“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涉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恐怖主义等。相比之下，传统安全概念相对单纯，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则不断扩展。按照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的表述，这是一种大安全。在安全领域空间变化和拓展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更好地统筹维护国家安全。不言而喻，这里所谓的安全是广义的安全。在这种理解范畴内，安全涉及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应该进来。按照其重要性，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应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担任。
从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务院体系并无太大关系。属于中共中央的核心机构，这个机构显然不应该和过去的常委决策机制产生冲突。外媒分析称，在常设机构中，该委员会将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成为中国第五大国家机构。成立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内容之一，也许是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该委员会把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扩大，将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一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成为总管军队、公安、外交、情报领域的强有力的机构。
在中国国家机构体系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是一个统筹内外、协调各方的高层次国家安全机构，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层次高、范围广、能力强的国家安全系统，标志着中国步入以顶层设计开辟中国大安全格局的新阶段。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赵可金认为，顶层设计开辟中国大安全格局。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场事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系统工程，必须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着眼于建立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涉外各部门牢固树立外交一盘棋意识，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有力改进和加强了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
要统筹内外，转变内外有别的传统安全观念，确立国际国内一盘棋的战略思想，将国防、外交、情报、公安、经济、社会、科技、舆论等众多领域的安全资源整合起来，主动将中国发展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巩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战略基础。
要统筹部际，转变部门分立的部门主义观念，把所有参与外事的行为体纳入国家安全共同体，合理划分职能权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遵循“统筹协调、规划部署、指导检查、形成合力”的方针，构建中央统一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综合协调、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大安全”格局。
要统筹央地，转变安全事务专属中央的观念，充分调动地方服务国家安全的积极性，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一规划和部署下，引导地方合理有序参与国家安全事务，尤其是在海洋、海外事务上，地方要根据本地在国家安全整体战略布局中的任务，将自身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安全和发展战略之中。
要统筹官民，突破“官民分离”的安全思维，转变政府保卫安全的片面安全观，探索“官民结合”新平台。尤其是加强和完善党对安全事务的领导，积极思考拓展社会组织体系以改善党的领导的新办法，营造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人民参与的立体安全格局。
但也有分析认为，从客观条件上来看，在中国未曾出现法理意义上的情报总管之前，国安会未必能完全发挥其预期的作用。美国1947年成立NSC之后，直到里根政府后期NSC的工作模式才算发展成熟。中国的国安会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段时间，现在对其作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亮相，首提国家安全11大关键词
自2014年4月9日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视察、调研军警部队，整整一周时间内三次重点强调“国家安全”。先是4月9日上午，习近平来到位于北京市郊的武警特种警察学院。他观看了反恐课目训练演示，详细询问了特战队员教学训练和生活情况，并且为"猎鹰突击队"授旗。在视察过程中，习近平强调，武警部队作为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要坚决有力打击各种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习近平勉励特战队员，要保持高度戒备，真正成为特战精英、反恐尖兵，努力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反恐特战劲旅。
五天以后，4月14日上午9时15分许，习近平专程到空军机关，就空军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进行调研。他来到空军机关指挥楼，了解部队战备值班情况，同指挥所值班官兵亲切握手，向他们询问值班工作情况，并观摩空情处置课目指挥演练。在接见空军机关副师级以上干部时，习近平说，空军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要求空军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快速有效处置。
这一周的视察调研中，习近平始终强调军警部队要保持高度戒备，始终强调要“忠诚”，特战队员要“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部队要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
终于，在这一系列的准备和铺垫之后，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亮相。当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央国家最高安全领袖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对过去提出的“综合安全观”的升级，从战略高度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视角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指导思想和原则，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战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可以期待，在新的国家安全思想理念的指导下和新安全机构的领导下，中国国家安全工作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了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结合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同时，它还提出了国家安全战略的宗旨、内容、重点、方法、要求等要素。这些基本思想将对国家安全战略的产生发挥重要指导性作用。
早前的201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决定，习近平任国安委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随着国安委第一次会议召开，国安委常务委员和委员人事安排也已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也正式亮相。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联播》昨日播出国安委首次会议，只见文字不见画面。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的另两个机构即中央深改小组、中央网信小组，在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新闻联播》都播出了会议画面，得以了解这两大机构的基本人员架构。
将国家安全明确列为头等大事，是这次会议传递出的最鲜明的一个信号。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而这一表述，在习近平对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亦有体现。他说，“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习近平还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集中统一的国家安全体制，在这次会议上也得到强调。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由此，外界分析认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最高层级的应对国家安全及突发事件危机处理的机构，并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制定顶层战略。此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有国防动员委员会、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等数十个中央及国务院层面的议事协调机构，安全管理职责多有交叉。另外，在这之前，专司国家安全议事协调工作的是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该小组于2000年9月由中共中央组建，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直接负责统筹协调国家安全工作领域重大问题，办事机构成员目前均为外交工作背景官员。对此，军事专家岳刚分析认为，以往安全决策势单力薄，以外交口主导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牵头负责，面对综合性的安全威胁，难以将国防、经济、公安等力量握成一个拳头，打出组合拳。
从十八大至今，中央一直强调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事务。国安委从决定成立到正式落地，最大的决策背景是“大安全观”的建立。针对这一点，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11种安全”等概念，都是第一次系统地被提出。其中透露出的信号是：统揽和协调将成为国安委的运作特点。同时，由于目前我们面临的安全形势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此，在当下复杂的安全形势中，单靠外交部或者军队都无能为力，多样的安全威胁必须用多样的手段应对；而多样的手段需要一个领导机制从中进行统筹协调，提高效率、明确责任，复杂的安全形势逼着我们不得不采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形式。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安委的职能不是具体的办事机构，而是在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方面，做顶层的战略设计和统筹指挥的机制设置。从这个角度说，国安委解决任何问题，都是从全面的、全方位的、综合性的，绝不会从单方面来考虑问题。以经济安全为例，经济安全出了问题，可能和诸多问题，包括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就业问题、进出口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交织在一起，就属于国安委范畴。为此，国安委能够尽量避免部门利益冲击国家利益，这也是优化资源、高效率利用国家资源。又比如，“11种安全”中包含了“信息安全”，在这方面，国安委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职能有所交叉。而这两个小组都由习近平任组长，但各自侧重不同，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内涵，涉及别的领域，包括国内意识形态的考虑，广播电影电视等信息传播渠道的管理，还有个人隐私信息和商业利益等。国安委可能更多负责涉及对外、国际环境的信息安全问题。
对于总体国家安全、“11种安全”等概念，凤凰卫视4月17日《时事开讲》中，评论员郑浩分析认为，协调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由各个部门（我们虽然不知道由哪些部门构成，但是由多个部门）构成的一个集体，在中央下达有关的指示甚至命令之后，各个部门都要服从指示，协调展开行动，不能够拖泥带水，更不能拖拖拉拉，必须要非常精准的、非常高效的来完成相关的一些任务，所以这个就已经说明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基本的职能。而“11种安全”，标明了或者是表明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命门，这些命门是非常重要，哪一个出事都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利益，甚至对国家的安全构成非常重大的一些威胁，这些命门必须要解决好，必须要认真地加以对待，因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总体的要求，要把这个国家安全体系建立健全起来，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奋斗要工作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非常的明确。具体到这11个已经涉及的安全内容，很多可圈可点，比如政治安全放在了第一位，就是要确保中共执政党的地位不能够改变，确保中国所选择的政治制度不能发生变化，中国所确定的宪法制度不能受到任何的挑战，这就是政治安全。如果政治上不安全，有人想要篡党夺权，我们通俗地来讲，或者要颠覆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那么就是要对国家安全问题提出挑战，那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这个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先要确保的，就是政治上的安全。
另外，还有分析指出，中国特色安全观的关键特点，即“人”的安全观。就是要把民众安全与国家安全有机统一在一起，以群众为出发点，推动军民融合，这也正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方面提出的一项重点改革任务。同时，国家安全体系覆盖全面，很多内容相互关联，比如网络、军事、国土等领域的安全就交织在一起。国安委提出的国家安全体系，是一种顶层设计，下一步或将针对这11大重点安全领域发布细化文件和规定。
最后，在这次会上，习近平还为国安委确立了“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五项原则。有分析认为，五项原则既有“科学谋划”，也有“协调行动”，足见其既负责决策设计，又负责部署执行。而最后一条原则是“精干高效”，则被认为既保证权威，又注重效率。目的就是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
国家网络安全率先提上日程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这是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以来，中央在现有架构外“突然”设立的第三个“超级机构”。说它“突然”，是因为此前的两个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提前公布，而这个小组事前并未透露更多信息。对此香港《南华早报》就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未提及要设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一事，现在却突然由习近平出任组长，令人意外。“是什么原因推动成立这样一个小组？”美国《福布斯》杂志提出这样的问题，并认为，外界往往认为中国的网络安全政策是中心驱动的战略行为，但事实上政策的制定却是碎片化的，至少有6个不同的部门——公安部、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家保密局、国家安全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解放军——在制定网络安全政策。新领导小组的成立意味着部门之间的竞争将得以解决。而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正式出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也正式将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再次体现了中国最高层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的意志，显示出中央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上的决心。外电分析认为，由于网络安全涉及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以及社会安定的问题，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任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及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担任副组长，可以兼顾到国防军事、国务院系统及意识形态三个安全战略规划。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也表示，“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有助于组织协调政府各方资源，一致应对国际上越来越严重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
按照新华社的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习近平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一个国家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资料显示，全球前5市值的互联网公司，3家是美国公司，2家是中国公司；前7中，有4家是美国公司，3家是中国公司。互联网已经渗透军事、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网络不安全，国家就不安宁。因此，当务之急是把互联网纳入国家战略。同时，从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上明确的“11种安全”的角度看，“11种安全”的几乎每一种都与网络信息安全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些传统手段，近年来也纷纷借助网络转换了方式。因此，网络安全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事实上，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对于“网络安全”的讨论就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同时，有关“网络安全”的内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舆论普遍认为此举体现了中国最高层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的意志，显示出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决心，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拥有6亿网民的网络大国加速向网络强国挺进。因此，对于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公众就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尤其是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虽然我国互联网和信息化工作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网络走入千家万户，网民数量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网络大国。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还相对落后，区域和城乡差异比较明显，特别是人均带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国内互联网发展瓶颈仍然较为突出。
早在2010年，美国就成立了网络领导部门。当时“中国是否要成立网络相关部门”还曾经在网络上引起热议，9成的民众表示赞同。而2013年，由斯诺登引爆的“棱镜门”事件客观上形成了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网络和信息安全对话的倒逼环境。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尤其是随着信息化网络空间的争夺日趋激烈，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战略利益拓展的新制高点。中国必须加强网络空间战略预警，以确保及时感知预警，积极防御。对此，习近平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标不断前进。习近平强调，要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下大气力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要出台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让它们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成为信息产业发展主体。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按照不久前发布的一份联合国裁军机构报告称，世界上有46个国家建立了网络作战部队，100多个国家在发展网络战装备。这两年，周边国家韩国、日本、印度以及朝鲜都开始有所动作。美国、英国、日本、以色列、法国则正式宣布开发进攻性武器，提高网络攻击能力。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在网络空间里不可能当一辈子租客，必须在关键技术和重点防护手段上有所突破，构建自主可信的国家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同时，把战略管理的着力点放在“跨域融合”上。立足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平衡好利益冲突，融合好利益诉求，研究解决好信息化发展和管理中那些跨部门、跨领域、超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瓶颈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甚至提出攻防结合，培育“进攻性”的网络防御能力的设想。他认为，作为拥有6亿网民的网络大国以及信息窃取、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我们应该用全球化的思维审视我国的信息安全形势，制定“攻防结合”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迅速部署实施。其三点建议是：
第一，将被动防御的网络安全应对战略，调整为攻防结合的威慑型安全战略。
第二，积极推动建立全球网络环境“联合国”，并推动相关国际公约的达成和实施。
第三，积极倡导自主知识产权网络产品的开发，有目标、有步骤地提升重点领域网络产品的国产化率。
另外，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则提出建议，加强网络安全，首先要进行顶层设计，把政策制定好并落实下去；进一步完善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以便在出现网络信息安全事件时可以有评判的依据。其次，要注重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域立法，使对网络的管理有法可依，管理机构的运行才会更加高效。我国网络安全立法还存在很明显的不足，从总体上看比较分散，立法层次较低，尚未构成信息安全法律体系。因此，加快网络安全立法研究，推动国家网络安全立法进程，迫在眉睫。
当然，网络生活目前已成为无数社会成员现实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由于网民数量庞大，网络能够极其方便地实现跨地域、跨国界沟通，使得网民的范围远远超出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和舆论场所，与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也紧密相关，这些事件往往伴随大量虚假信息、网络谣言的飞速传播。对此，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指出，要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习近平强调，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程度决定着信息化发展水平，要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更好惠及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