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中国改革一种形象的描述。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2014年是“十三五”规划制定的全面启动之年。在这两个规划相交的历史节点上，一个全面改革的新周期已经开启。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十八届三中全会则为中国改革第二季擘画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包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在内的一系列新提法、新亮点明确了改革的总方向，并且首次明确了2020年改革的总目标。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要啃的都是“硬骨头”，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以全面改革获取增长转型红利的关键，是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由此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创新动力、释放增长潜力，以形成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新格局。这些便是改革红利所释放的巨大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只有进行时，改革期待大担当，改革呼唤行动派。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到“决定”，意味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与市场关系将呈现新格局。
后十八大时代如何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习近平说，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
找准方向：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做出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富裕，这是“改革”二字总能点燃激情、催人奋进的重要原因。与三十多年前刚刚起步时相比，今天人们对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大到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小到异地高考、医保接续的方案，诉求不同、角度不同，所期待的改革路径也难免不同。面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新形势，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告诫全党：“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
讲方向，最根本的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包产到户到价格闯关，从依法治国到政务公开，各项改革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我们才获得了广阔发展空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也是今天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不管改什么、怎么改，都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恩格斯曾断言，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样的变化和改革，归根到底，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更适应中国国情、更符合人民期盼。适应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期盼，就需要将改革进行到底、让道路与时俱进。否则，谈不上完善制度，更谈不上方向正确。
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理论，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一系列郑重承诺引起全社会共鸣。
这是国家快速发展、走向强盛的十年，也是以人为本理念充分彰显、民生改善迈大步的十年。
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合乎党心民意，对当前和今后改革发展具有统领作用，是引领中国沿着正确道路不断前进的思想旗帜。回看过去三十多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亿万民众所焕发出来的创造活力，人们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无不印证着“发展是硬道理”这句名言。
实施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进而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对于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代中国已经找到了科学发展之道。下一步，改革如何体现正确的方向？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改革必须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什么是社会主义？人民幸福才是社会主义。我们推动改革、完善制度，目的就是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河北省考察时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居全球前列，以工业化、城镇化为重点的现代化建设生机勃勃，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没有变。
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210个国家和地区中仍处于百位之后，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经济社会面貌还很落后，农村还有3597万贫困人口，城市还有2347万最低生活保障人口，看病难、上学难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与此同时，还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劳动者报酬偏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这些问题说明，中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十分繁重。
创新路径：顶层谨慎设计，基层大胆摸索
三十多年前在安徽小岗村按下的指印，悄然掀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这场改变了世界1/5人口命运的改革大业，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摸着石头过河，成为贯穿改革进程的重要方法论。
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索和适应，我们已经逐渐学会了用市场的手段配置资源，用法治的方式治国理政，用通行的规则参与国际事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一系列发展使得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极大改善，这一切都是经济、社会、政府和政治改革的结果。这些改革都来之不易，是多方面推动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认为，用一句话来概括，“基层实践+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是改革的三种推力。
改革进入深水区，下一步怎么改？习近平给出了答案，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摸着石头过河，摸的是规律，激发的是实践热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市场机制和规则体系，这在我们以前的经验中是没有的。在历史的新变局中，试错是必要的，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破除旧体制，适应新规则的过程。
顶层设计，看的是全局，发挥的是制度力量。三十多年来，中国不但是实干家的热土，也是一个沸腾的实验室。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从制度完善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人们最初的创造热情。三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制度自信”不断提升。
向纵深的改革没有成例可循。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说完全掌握了改革和发展的规律。那种执一御万的想法和设计，是不现实的。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之中。
今天的改革，需要回答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需要向人们说明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河对岸的图景；需要给予多元利益以表达机制、协调机制，凝聚差异格局之下的认同感；需要勾勒何谓中国人眼中的美好生活、理想社会；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立场，体现大国担当。这是现阶段深化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来破题。
今天的摸着石头过河，摸的不仅是市场规律，还有执政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和风险弥散化的形势下，每一次日出都是崭新的，挑战面前，需要不断摸索。不但要摸经济形势，也要摸社会脉动；不但要摸中国国情，也要摸世界大势；不但要摸准摸对，还要顺势而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还需以顶层设计克服具体摸索中见木不见林的局限，发挥牵引机和路线图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比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城乡差异、地区差距，需要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予以解决。基层实践的单兵突进，需要宏观统筹予以整理和优化。在顶层决策与基层探索之间，亟待形成良性互动。
明确方法：协调推进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布局
“闯黄灯罚6分”的交规曾引起各界热议，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所持观点有何不同，人们越来越发现，如果信号系统不配套、取证手段不升级、安全意识没跟上，那么即使“黄灯罚则”再严，也难免陷入执行困境。
“黄灯困境”折射出更为宏大的时代课题。正如红、黄、绿三色灯各司其职，人员、设施、管理一起给力，才能撑起一个交通信号系统，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的当今时代，改革开放更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
全面改革是推进改革大业的“关键一招”。邓小平早就强调：“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今天，当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改革的议题非但不能淡化，反而更加凸显。
毫无疑问，社会越转型，就越是新旧问题交织、利益主体纷起，孤军奋战、单兵突进难以走远。改革越深入，就越要触及深层问题、体制弊端，从长远到现实，从宏观到微观的综合治理才能起效。面对发展起来后的问题，需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共同解决，这也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深意所在。
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明确了全面改革的方法论。搞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要求在深化改革中，要让政府与市场各归其位，权利与权力规范有序，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精神与物质相得益彰，生态与发展和谐共生。在这千帆竞发的时代洪流中，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就能形成强大合力，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国家建设的布局不断科学合理进步完善。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他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思想，并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步完善和发展这一总体布局。
1986年，党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由此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标志着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
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从新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上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明确提出“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更加完善、更加科学，而且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得到极大丰富和拓展。这一系列理论和观点的提出及其实践，意味着我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不断深化，意味着我党驾驭社会主义建设的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成熟。“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确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从“两手抓”到“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在发展中不断演变，为发展的内涵增添了新元素，为发展的品质赋予了新标准，为发展的方式确立了新坐标。从单纯地追求经济现代化发展到实现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更为全面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推进、全面协调，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阶段。
后十八大时期，必须牢牢把握“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认真落实相关部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五位一体”总布局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亿万人民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不仅对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期待。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要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牢牢把握“五位一体”总布局，就一定能推动当代中国全面发展进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生机勃勃。
把握“五位一体”总布局，必须深刻理解五大建设的丰富内涵。“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只有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才能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是党中央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落实这些新要求，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加倍努力。
把握节奏：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稳定三者要彼此协调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老话题，也是新命题。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当年的这些论断，指明了改革发展稳定与现代化建设的辩证关系。这三个论断深刻表明，改革、发展、稳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三个重要支点，缺一不可。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他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可以说，这一论断是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重要性的精辟总结。
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要求，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中央对当前深化改革形势的准确判断。
从理论上看，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实现长期稳定的基础；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最可靠的保证；稳定则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基础与保障条件，也是发展的重要要求。
改革是强国之路。不改革，中国就不能发展，稳定也就难以有保障。现在，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仍面临着许多体制性障碍，只有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才能把中国的发展大业推向前进，为人民生活幸福和国家长治久安构筑更加坚实的基础。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GDP跃居世界第二位；因为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发言权不断提升，在促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发展，面对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破坏，中国人民能够快速重建家园，信心不倒。
当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受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新矛盾新问题不断出现，此时强调“稳定是硬任务”，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定，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定，需要着眼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稳定，需要正视社会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稳定，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这是处理好三者关系必须坚持的逻辑前提。三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正是因为有改革推动，才实现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正是因为有发展成果，社会稳定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尤须看到，我们需要的稳定，是积极的稳定。不积极推进改革，不解决问题矛盾，稳定就难以长久；反之，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解决好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课题，改革就会有活力，发展就会有动力，稳定才能有根基。
在社会转型期，更好地实现和维护群众权益，不仅是社会进入稳定发展快车道的“通行证”，更是保证持续前行的“加油卡”。2012年7月召开的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会议，将“围绕产生不稳定因素的深层次原因，从推动科学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科学民主决策、公正廉洁执法、密切干群关系等方面加强源头预防”“把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等作为维稳的宝贵经验予以强调，深刻表明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群众权益的内在统一性。
形成合力：最大限度吸纳人民群众参与改革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也极大地推进了亿万中国人的思想解放。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待，对改革发展的参与愿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切。
群众的期待，也是我们党自身的追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一重要论断说明，我们党始终不渝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当家做主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习近平在集体学习时谈到进一步深化改革时强调，“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
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无论是包产到户的全面推开，还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无论是微慈善义举的蔚成风尚，还是志愿者行动的蓬勃兴起，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推动着中国社会步步向前。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和壮大，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改革关系人民利益，也是人民自己的事，不能没有人民参与，更不能少了人民创造。缺少群众基础、没有人民支持，再好的改革也不过是空中楼阁。今天，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社会转型复杂艰难，更需按照中央要求，通过制度创新和顶层设计，不断激发广大群众的参与激情，不断夯实改革开放的群众基础。
改革的推动方式有三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下而上改革的成功范例。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越来越需要采取上下结合的推进方式。在利益日渐多元化的攻坚阶段，改革更应该是一种参与式的改革，要把利益相关者容纳进来，金融体系的改革、政府治理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等，都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应该通过上下结合来推动攻坚阶段的改革。只有使人民群众成为改革的主体受益者，改革才能成功。
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个税起征点调整方案一个月收到二十多万条意见，重罚闯黄灯交通规则短时间引发全民大讨论，莫不因为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推进各项改革，必须充分吸纳群众不同意见，积极推动公众参与，形成利益协调机制，才能处理好各方面复杂的关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实现人民利益，公众参与热情是否高涨、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参与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关乎改革方向、改革效果、改革成败。
“十三五”将开启改革红利全面释放新周期
重大形势预测：重估我们的发展理念与价值导向
“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发展的时期，应清醒认识并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环境和严峻挑战，对可能发生的困难和障碍提前做好预案，力争做到未雨绸缪，以进一步强化各种危机、风险、挑战的应对措施。必须看到，“十三五”与以往的五年规划面临着明显不同的形势与政策背景。过去的五年规划虽然在发展思路上也有调整，但基本上是延续经济高增长的发展思路，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没有变，差别只是投资资源的多少。但是，“十三五”时期，我们必须进行理念与价值的重估。
首先，“十三五”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期，传统的发展理念面临重估。GDP低速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曾公开发表演说称，未来中长期增长速度是趋势性的放缓，经济下滑的拐点很可能是在“十三五”的开局。根据卢中原所在团队的测算，“十三五”年均增长速度大概在7%。而7%的平均增速对很多地区的“十三五”规划来说是个新挑战，很多发展中的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办法，靠GDP的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要素红利逐渐消退，如何持续释放改革红利需要进行仔细评估。传统的拼能源、资源和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走向末路，中国经济增长将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同时，在土地、资本等投入要素红利逐渐减弱，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延续的情况下，新的最大红利就是改革红利。正如2013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改革研究课题组在最新的为三中全会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提出：“要旗帜鲜明地亮出建立‘规范、高效、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根本目标，理顺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企业、社会的关系为核心，强化市场基础制度、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健全经济调控制度、建立成果公平分享制度。”
再次，结构调整、产业转型问题的迫切性必须重估，生态文明的价值必须在更高层面给予确立。结构调整的问题从“十五”提出，经过“十一五”“十二五”，到了“十三五”，已经是必须全面解决的时候了。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第十三次会议前夕接受外媒联合采访时指出，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良性调整的结果。而这种调整，也将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十三五”将是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期。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有成果仅仅是初步的，经验还很不成熟，因此“十三五”时期将适时推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重点包括通过优化开发格局，完善生态功能；推进转型升级，发展生态经济；加强环境保护，优化生态环境；树立文明理念，建设生态文化；强化顶层设计，健全生态制度等途径，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重大问题攻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最后冲刺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地必须瞄准“靶心”，与小康进程监测指标体系“对表”，关键是找到“短板”，拿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制定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线图。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监测报告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达到80.1%，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分别为88.0%、77.7%、71.4%，近两年实现程度又有较大的进展，而中西部地区实现进程比较滞后。因此，各地区根据各自实际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十三五”规划的核心任务。
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不大，重点是研究“升级版”的全面小康建设，着重研究人均GDP达到1万—2万美元面临的机遇、挑战及战略选择，并要研究如何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这方面，2013年5月江苏省正式发布修订后的“新版”《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试行）》和《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试行）》。全面小康指标体系由原来的四大类18项25个指标扩展到五大类22项36个指标，而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由原来的四大类30项44个指标扩展到五大类30项53个指标，并从2013年开始首先对苏南五市进行监测评价，这标志着苏南地区在“十三五”期间就开始进入现代化建设进程。
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很艰巨，关键是认清经济欠发达的特殊省情，清楚追赶型发展是不二选择，要跳起来摘桃子，实现超常规发展，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来居上。从整体上看，在23个监测指标中，中西部地区比较落后的指标集中在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单位GDP能耗等方面。由此看出，中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总量仍然比较小，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村比较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生态环境治理欠账比较多，扶贫攻坚任务仍很艰巨。为此，中西部地区在“十三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仍然是着力做大经济总量，实现新跨越，大力推进转型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进城镇化发展。要紧紧抓住城乡居民增收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攻坚，通过实施就业优先发展战略，不断优化居民收入结构。同时，要破解难点，加快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要补齐短板，在贫困地区大力实施以产业开发为核心的扶贫板块推进战略，整合资源、加大投入、强化举措、完善机制。最后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把健康安全小康建设列入重要战略。
重大课题研究：前瞻性、突破性研究是重中之重
各级各部门要及早部署“十三五”规划前期工作，尽快开展理论性、前瞻性、突破性重大课题研究。
第一，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的重大课题研究。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的解决对策和建议，主要是针对区域平衡、产能过剩等问题的研究，如加快促进民间投资的思路和对策研究；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下提升城镇化建设速度与质量相关问题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等。
第二，关于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课题研究。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加大社会管理创新等问题的推进力度，重点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及相关政策研究；加快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问题研究等。
第三，关于科技创新、教育现代化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的重大课题研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驱动，如将颠覆性创新列入“十三五”科技规划。在教育方面，要抓紧基础教育和教育资源均衡等问题研究。基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主要课题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与方法研究等。
专栏 “十三五”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五大特征
2013年9月2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上撰文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升级期”，中国经济升级版应具备如下五大特征：一是协调发展，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消费需求比重进一步上升，区域发展更加协调，中西部与东部经济发展进一步趋同；二是创新驱动，基本建成创新型国家，成为世界创新强国；三是绿色发展，低消耗、低排放和低污染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环境特征，逐步建成美丽中国；四是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明显提高，收入分配机制更加公平、更加完善；五是人民幸福，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管理水平和成效明显提高，群体性事件数量明显减少，社会凝聚力、向心力明显增强。
第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研究。首先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的研究，其次要分项目进行研究。环保部率先启动21项“十三五”规划课题研究，覆盖面十分广泛。
第五，关于全面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及职能转变的重大课题研究。“十三五”时期改革的重点应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研究的方向包括建立高效、稳健、安全的现代金融监管，有效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等。
专家眼中的三中全会与中国改革新愿景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的第一季，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为中国改革第二季勾画了宏伟蓝图，明确了改革的总方向，提出了2020年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对此，学界很多专家从不同层面给出了各自的评价和看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管理到治理体现执政理念转变
“管理”变成“治理”，最核心的变化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管理一般是从上至下的行政式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公报中多次提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其中“国家治理”比“社会治理”的概念更多一些。除了治理主体发生改变，治理的方式也相应改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我们完成了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身份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正式的提法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是党委、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以法律、行政、道德等手段，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很多人认为，社会治理就是“维稳”。事实上，维稳只是应急管理，社会治理需要更多强调日常的、基础性的工作。（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向春玲）
党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变化，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在党的全会正式文件中是首次出现，体现了党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变化，有了创新，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布局合理，权力结构优化，民主发展，法制健全。实现的途径就是改革和开放。从总目标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再到“有效的政府治理”等，公报中“治理”一词进一步取代了之前在正式文件中出现较多的“管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双轨制弊端很明显，已具备取消条件
中国采取双轨制发展的弊端到了今天已经非常明显。在原来的资源配置机制下，大企业可以获得廉价资金，而普通居民和小企业获得资金相对困难，但他们是储蓄者，一定意义上是在补贴大机构。在资本短缺时期，这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资本并不缺乏的时期，这时候仍继续由普通居民补贴大企业则明显扭曲。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的优势已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和机械行业。中国已经具备了消除资源配置扭曲的条件，而这意味着深化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三中全会已对配套政治体制改革作部署
这次全会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从全会公报看，对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部署，其中很多内容对打破特殊既得利益藩篱、切实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全会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这些方面都是有利于抑制各级政府力图掌控市场的过度干预活动，都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政府和市场关系：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
过去人们常说“小政府，大市场”，并且以为这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比较好的处理方式。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改革深化需要一个更高组织总体协调
过去，我们的改革是把某一个领域或某一方面进行改革，由某一个部门或机构牵头做已经可以推行，但现在，随着改革进入全面和深化，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和层次都要兼顾协调到，这样，就需要一个更高的组织和部门总体协调和把握，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坚强的领导、权威的组织机构，才能有真正全面和深化的改革。（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恰逢其时
过去我们讲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的改革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搞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是要统筹规划、通盘考虑，加强各方面的协调。改革进入深水区，矛盾盘根错节，要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协调推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恰逢其时。三中全会不仅总体部署，提出系列改革任务，而且注重在落实方面下功夫。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组织保障。提出任务、提出目标，得有一个机构去抓落实、去领导，组织保障非常关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
发改委并不适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头者
中央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于以下考虑：即便改革有顶层设计，但如果没有高层强力推动，恐怕政策依旧很难落实，毕竟很多改革涉及了政府自身改革。这一次中央下了决心，都要一一落实，监督检查。此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由国家发改委负责，但其实发改委也是改革对象，改革自己肯定会触及利益尤其是审批权，发改委并不适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头者。（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个都是”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清意识形态障碍
公报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两个都是”是在党的文件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空前肯定，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意识形态上扫清了障碍，也为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平等竞争，公平地使用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保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政府间转移支付上
在新一轮改革期当中，财税体制改革会位于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就是一个突破口，这一轮改革也会延续这个传统。在新一轮改革中，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首先集中在政府间转移支付问题。这也是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最主要的切入点。这是因为，地方税制的改革及支出责任划分，虽然也很有必要，但暂时难有太大的动作。将转移支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则会有比较大的作用和空间。（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
改革税制、稳定税负
完善地方税体系
下一步税制改革应和地方税体系建设相衔接。尽量减少共享税，切实增加各层级的专享收入规模；同时扩大直接税和地方税，如考虑做大资源税、环境税、房产税和其他类型财产税，增加直接税比重，支持地方税体系建设。目前在地方税收收入中，大宗税种原来仅有营业税，而由于营业税易重复计征，不利于产业分工细化，在“营改增”全面推开后，设置和培养地方稳定税源、构建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迫在眉睫。将增值税作为中央税，由中央政府统一征管，以切断地方政府分享收入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关联，避免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不正当干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财政改革简政放权同时上收部分支出责任
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分需要做双向调整：一方面将部分事权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因为地方更了解实际情况，能做出更有效率的决策；另一方面将部分事权的执行权上移到中央，扩充中央政府的规模，这可能牵涉到部分事项的“垂直管理”，部分事项可能仍要委托地方代办。有很强外溢性的事项，其执行权和支出责任应该上移到中央，比如大江大河的治理、边防等。同时，地方内部的财政关系也要调整。（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尚希）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农村建设用地要和城市同权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要改变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不能公平同权的问题。这一问题导致不少地方在农村征地过程中损害了农民应有的财产权利。当前农村土地市场和城市是处于隔绝的两个市场。地方政府往往以非常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获得农村建设用地，转手后又用城市建设的市场价格售出。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或者“以地套现”，使得农民被动上楼，被城镇化。这样的不良倾向，值得高度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农村学院院长温铁军）
土地制度改革须破解六大误区
当前，土地制度改革中存在六大误区：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集体土地应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集体土地应当允许直接入市，以后城市化发展不必先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城市中可以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权利平等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交易，形成统一市场；农村土地自由流转、抵押、交易买卖最符合农民利益；小产权房是农民要求自主城市化的抗争，有其合理性，应在交纳一定的土地出让金后合法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解决了城市用地指标的不足和乡村建设用地的闲置，是土地改革的重要途径。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跳出土地行政指标层层分解严格控制的思维惯性，突破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紧紧围绕人口城市化这个主线，才能真正走出符合人口流动和市场规律的全新大格局。（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
劳动力土地住房三位一体格局明朗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无疑将大大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不言而喻的作用。中国未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逐步将趋于统一，在此基础之上，劳动力、土地、住房三位一体的市场化格局也会更明朗。实际上，围绕着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意味着土地资源的市场化又将向前迈出一大步。（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珏林）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需要制度统一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就要积极探索和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特别是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五省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这个试点方案在2008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出台，五个省市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出台正式实施方案，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改革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反映了这个问题难度很大。需要通过采取相应的一些政策措施推动地方上的试点，逐步实行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双轨制导致的养老金待遇上社会不公平问题。（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
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建设
提升“党领导改革的能力”
公报绘制了全面改革的蓝图，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改革的任务。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改革能否按照预期目标推进，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的能力是否适应。所以，全会要求，要加强和改善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能力。紧紧围绕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这样一个主题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