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创立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的几十年中，该理论得到很快的发展，并出现很多观点不同的各种流派。但作为以劳动力质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就业作为获得人力资本收益的前提，作为理所当然的假定条件被研究者忽略了，因而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早期人力资本理论
早期人力资本理论，也称为第一代人力资本理论或主流派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以美国舒尔茨为代表。他在《人力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文，阐明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教育能够提高人的认知技能和劳动生产率，使人具有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受教育可以给个人带来更高的收入、更强的就业转换能力和迁移能力；对国家来说，教育水平的提高使个人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上升，国民收入也会由于个体收入的上升而提高，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所以，人口质量胜于人口数量、人力资本投资胜于物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而且这种投资收益率是可以测算的。政府应致力于人力资本，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投资。
人力资本理论虽然解决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的难解之谜，但对于就业问题的分析却是非常单薄的。从个人的角度，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收入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即受教育越多（一般用受教育年限表示），获得的收益越高，包括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其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教育投资？邛较高的生产能力？邛较高的收入”。处于连接阶段并起杠杆作用的是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收入是对较高生产能力的报偿。正如舒尔茨所说，“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家式的才能，这种才能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中，在家庭生产中，在学生分配自己受教育的时间和其他资源时，以及在向较好的职业机遇和生活地点的迁移中，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提高这种能力的开支也增加了人们劳动生产力的价值，因而他们将获得净收益”。明瑟也有类似的论述，“为什么一般来说，雇主确实把较高的工资付给受教育更多的工人呢？显然，人们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的生产率要比受教育较少的工人高”。换句话说，教育是劳动者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手段，而较高的收入是对有较高生产能力的劳动者的合理补偿，因为这样的劳动者对经济发展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其收入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在某种程度印证了早期人力资本理论的正确性。
但越来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构成了对早期人力资本理论的挑战。受教育年限更长，未必就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一旦失业，不仅无法获得回报，甚至无法收回已经支付的教育成本。同时，受教育年限或学历相同的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差异很大，包括就业地区、就业行业、就业单位性质以及单位承诺的月薪等方面的差异。这是早期人力资本理论没有涉及、无法解释的。
早期人力资本理论没有直接论述就业问题，但作为连接教育与收入的必备条件，就业问题被暗含其中，因为较高的收入必须以良好的就业状况为前提。没有良好的就业状况，是不可能获得较高收入的。而且，早期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更多的是以不同教育层次（不同受教育年限）的毕业生为研究对象，从而认为教育与收入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但对于同一层次的受教育者的收入是否存在差距，早期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深入研究下去。
早期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无法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做出解释，主要原因在于其假设前提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在“教育投资？邛较高的生产能力？邛较高的收入”的论证过程中，有两个假设条件：“教育投资？邛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生产能力？邛较高的收入”。事实上，第二个假设条件——较高的生产能力或生产率能带来较高的收入是没有问题的。这符合市场规律，作出更大的贡献将会得到更多的回报；从雇主的角度，受教育者的边际生产力较大，即他给单位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较大，按照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原则，单位应该支付给该雇员更高的工资（边际成本）。因此，问题只可能出现在第一个假设条件上。我们可以用数学中的“反证法”得出结论：因为“较高的生产能力？邛较高的收入”命题为真，如果“教育投资？邛较高的生产能力”命题也为真，则可以推导出“教育投资？邛较高的收入”的结论，这显然与现实是不相符的。对于雇主来说，成本—收益核算是铁的法则：支付更高的工资，必须要求对方作出更大的贡献。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对称，要在聘用之前考查求职者真实的生产能力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从而可能出现生产率与工资收入不符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即使存在也是暂时的，因为求职者一旦进入工作岗位，其真实才能就会很快显现出来，而工资的调整会很快使收入与生产能力保持一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作经验的积累，雇主会利用很多让求职者显示其生产能力的面试与考核方法。对于生产能力低的求职者，雇主要么不录用，要么给予更低的工资待遇，于是出现了同等学力的求职者收入不同的情况。事实上，教育并非是同质的，教育投资的量与生产能力的提高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对于等量的教育投资，有的学生获得了较高的生产能力，有的学生获得了较低的生产能力，有的学生的生产能力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二、筛选假设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产生了反主流派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也称为第二代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包括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社会化理论。
1973年史潘斯的《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成为筛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史潘斯认为，不同人的劳动生产率不同，但并不受教育的影响；受教育越多，成本必然越高，生产能力强的人的教育成本较低，个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但公司不能；教育资格可以免费观察到。公司考察不到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只能用学历来决定其雇用标准和工资的高低。公司能观察到整个劳动群体的总产出，便可以利用这种概率信息来检验受教育较多的个人生产能力更强的假设。只要收益超过了成本，个人就会投资教育。在合理的工资结构下，对高劳动生产率群体来讲，教育是有利可图的，但对于低劳动生产率群体来讲，情况则不是这样的。因此，教育可以有效地区分高生产力者和低生产力者。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信号，其主要经济价值就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将其安置到不同的职业岗位上，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运行。对于个人来说，“教育是保护某人‘市场份额’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防御性支出。受过教育的劳工阶级的规模越大、发展越迅速，这种防御性开支就越紧迫”。
筛选理论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如有些单位招聘时对学历的要求比较严格，某人即使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也可能由于学历不够而与好工作失之交臂。但这种理论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也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度。从教育与个人收入的视角，筛选理论也认为两者之间具有正向关系，但将过程描述为：“教育投资？邛较高的文凭？邛较高的收入”，证书或文凭把教育与收入联系起来。教育投资是为了获得较高的文凭，而较高的文凭可以带来较大的收益，尽管这里的文凭仅仅起到信号功能，并不提高生产率水平。所以，投资于教育是有利可图的。按照筛选理论，大学生都拥有高学历文凭，不管这些人本身是否拥有真才实学，都应该得到非常好的工作岗位。显然，这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实并不相符。
筛选理论无法解释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也在于其假设前提与现实不符。筛选理论的论述中也包含两个假定：“教育投资？邛较高的文凭”；“较高的文凭？邛较高的收入”。在现实中第一个假设一般都是成立的，但也不是绝对的，拿不到毕业证或学位证的情况就否定了上述命题。第二个假设的合理性更弱，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独立的经济主体在招聘时都是很理性的，拥有高学历文凭者并不一定适合某一份工作，也不一定能比别人做得更加出色。因此，雇主招聘时不会盲目相信文凭的分量。如2005年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召开的大型招聘会上，北京银行、中信银行等单位就拒绝招聘博士生。我们并不否认文凭与收入在某种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比如，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和精英化的高等教育阶段，文凭的信号作用可能会大于生产能力的作用。但随着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文凭要起作用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文凭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求职者的生产能力，这时，我们有理由认为较高的文凭可以带来较高的收入。但问题是，这样的假定前提在现实中不是总成立的，大量的研究也证明了筛选理论解释力度的有限性。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它强调劳动力市场是二元或多元的，如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待遇有根本的区别，而进入哪种劳动力市场、承担何种岗位的工作则是由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决定的。因此，教育水平不仅是不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标志，也是构成不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教育对个人的经济价值，在于它是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劳动力市场工作的重要因素；教育对整个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于它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有效的经济运行体。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与工资的关系是不同的。就主要市场而言，教育与工资确实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对于次要市场而言则不然。改变次要市场的工资收入和工作条件，有两条路径：一是减缓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压力，这是一种间接的办法；二是把次要市场的劳动力直接转移到主要市场中，这是一种直接的办法，需要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把穷人从次要市场转移到主要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可以解释很多经济现象，该理论在很多国家，尤其是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传播与发展。比如，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为青年及低下阶层失业者举办的培训并没有解决失业问题，用劳动力市场理论解释，是因为他们被困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训练的多少与就业机会和工资并没有关系，而且，“过量的教育”反而使雇员之间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但是，该理论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释力度仍然是有限的。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与收入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教育与个人收入是正相关的；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教育与个人收入则是不确定的，受教育越多，收入可能反而是下降的。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比较明显，城市可以近似地看做是主要劳动力市场，而广大农村可以看做是次要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作为总人口比例很少的社会精英部分，主要劳动力市场，即城市市场，应该成为其主要的就业场所。而事实上，城市，尤其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每年都存在一批找不到工作的“漂族”大学生。就城市市场而言，学历高也并不意味着更容易实现就业。比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单位招聘时，大部分要求硕士或本科学历，要求博士学历的职位很少。在目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很多博士生希望去这些单位，但机会很少。
与前面两种理论类似，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无法做出圆满的解释，也是因为其假设前提与现实存在差距。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及其他待遇条件确实比次要劳动力市场好，但问题在于高学历者未必就能进入到主要劳动力市场。生产能力较高者理所当然应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并得到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优越待遇。而事实上，大学生并没有全部进入城市市场。因为高学历与高生产能力不是一一对应的，“高分低能”就是一种例证，如果出现“文凭交易”，则“分”与“能”在本质上就没有必然的联系。
四、其他相关理论
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 of Education）认为，教育的功能，就整个社会来看是传播文化，就个人来看是使其形成社会需要的性格特征，即社会性格。英克来斯认为，学校不但是学生学习的场所，还是学生实现社会化的地方，人的社会化程度与就业密切相关，教育的过程就是使学生进入高度等级化、社会化和世俗化的社会的过程。这种理论侧重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在此只做简要的分析。这种理论也认为教育与收入是相关的，只是这种相关性是通过塑造社会需要的特征连接起来的。这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人们的职业选择和工作业绩，但有三点却削弱了其解释力度。一是社会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先天性，很多大学生都会从父母那里继承一些东西，尤其是性格特征。二是与社会工作和经验相比，教育对于人的性格和社会化特征的塑造的作用要小得多。三是社会化特征本身是发展变化的，比如，老实曾是优秀雇员的一个主要特征，现在却常常被灵活所替代。
描述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四种模式比较零散，只能解释某一个层面的问题。工资竞争模式和工作配置模型都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不会产生失业现象，因而无法解释当前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工作竞争模式同时考虑了教育与市场需求两个因素，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能否在求职者队伍中越靠前仍然值得怀疑，因为学历与生产能力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将就业难问题归咎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充分，这能够解释某些大学生暂时性失业的原因，因为失业是一种为获得更好工作职位的投资。但是，有些大学生的失业不仅仅存在于搜寻工作的过程中，而且失业的时间很长，他们找不到工作并不是为找到更好的工作而拒绝用人单位的邀请函，事实上，他们确实没有单位接收。
通过以上评析，我们发现，人力资本理论的各种流派都无法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原因在于为其理论假定条件与现实不符。受教育年限与人力资本存量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人力资本存量能否全部得到劳动力市场的承认也是一个疑问。本书试图放宽这些假定，从人力资本投资体现在大学生身上的实际效果探讨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