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处的日子总是短暂的，美好的日子也是短暂的，但鲁院结下的情意却是无限的、幸福的、永恒的。
记得在鲁院分手的前一天中午，我在一家商场闲逛，正好遇到了张懿玲和《钟山》杂志的晓红两位女同学。我说请你们两位美女同学吃个饭吧，这两个大大咧咧的美女爽快地答应了。我执意去豪华餐厅，她们坚决拒绝，就在快餐店内吃了个“匹萨饼”，我也跟着“洋气”了一把。多好的同学啊！时时想着为别人节省，时时想着替男人节约。我在想，哪天再给我个机会呀，让我再请她们吃一顿重庆的“匹萨”、美国的“匹萨”、英国的“匹萨”、世界的“匹萨”，但愿我们还能品尝到同学即将分别时的依依不舍……
去西安，我想到了我的鲁院同学杨莹。那天是《美文》的副主编请客。主人很客气，问我西安还有没有朋友，邀他一起过来。我说出杨莹的名字时，全桌皆大欢喜，欢呼雀跃。杨莹如沐春风般出现在大家面前时，让我感到十分有面子，尤其她美丽动人且谈笑风生，更让那顿饭吃得有滋有味，没齿不忘。杨莹很忙，著作颇丰，文字和她的容貌一样撩人心魄，自然人气很旺，经常在书店看到她的新作，我是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遗憾的是，2006年7月的一次重庆文学活动，她没能来参加，让我和《滇池》的张庆国、《北京文学》的王童，还有《飞天》的马青山，还有刘俊、王山、董力勃等同学唏嘘不已。为此，刘俊和张庆国还为杨莹写了一首诗，在同学面前朗诵，《中国文化报》的红孩同学在他编的副刊上发表了出来。
2011年夏天，我和重庆的几位商界朋友去了兰州。在兰州一家颇具特色的羊肉店，见到了马青山、张春燕、向春这三位同学。两位美女和一位帅哥，喧闹的大厅，风景这边独好。叙旧话新，感慨无比。张春燕当时在外地出差，听说老同学相见，推掉了一切应酬，专程赶来，让我十分感动。那天晚上，马青山特意安排了丰盛的晚宴，并请来了著名女诗人那夜等知名作家。呼啦啦一帮人，文心相通，没完没了。晚宴不够尽兴，又干脆把战场转移到了歌厅包厢，红酒、白酒、洋酒全面开攻，直到凌晨四点，方才罢休。那天，马青山醉得诗仙飘飘，居然把随身带的手机等物品遗忘在了歌厅。好在歌厅老板是他朋友，第二天才还了回去。向春同学说，哎呀，巴一，我们都是为你而醉啊，你的到来让我们同学都特别高兴。我说，我们是为鲁院而醉，我们是为鲁院的情谊而醉。马青山是一位衣着和自身形象很讲究的文学绅士，做编辑严谨认真，为朋友慷慨仗义，难怪他当选为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是其名至所归、顺其自然的事了。
2012年的冬季，我和顾建平先生一起去了昆明。下了飞机，便见到了《大家》杂志的韩旭先生。张庆国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消息，带着一位云南电视台的美女主持出现在了酒桌上。老同学的意外相见，让我对昆明之行有了依赖。庆国兄的小胡子依然茂密乌黑，一看便能让外国女人特别宠爱的那一类性感男人。他不仅是《滇池》的主编，且是昆明市作协主席，其文学成就全国瞩目。那位美女主持人既是他的作者，又是他的崇拜者，英雄美女，才子佳人，让我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误认为他俩是“绝配”。庆国兄一本正经起来说，不能乱开玩笑，我也只好欲言又止，就此打住了。庆国兄那性感的嘴唇女人忘不掉，男人更是羡慕不已。
在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王怀宇、徐虹、唐韵、张艳茜、施晓宇、王静怡、郭文斌、姜俐敏、王童、王山等同学。聊不完的话题，永远都与鲁院有关。好不容易的一天晚上，王童把大家从各个省市代表团约到了一起，一顿羊肉涮火锅，让大家的情绪又拉回到了多年前鲁院同学的美好的日子。
多年不见，各自成绩斐然，音容笑貌，由记忆中的底片活生生地印在眼前，又回到了同窗的岁月，又回到了年轻十岁的光阴，又回到了人生新的驿站。
贾兴安，男，毕业于河北师大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学员，河北小说艺委会副主任。现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邢台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散文百家》主编，曾任河北临城县挂职副县长。
§§记忆里的一些面孔
2003年，有幸成为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的学员，当年4月10日报到，1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但当月就发生了“非典”，于是休学至9月份复课，12月份结业，经历了将近9个月的时间，比任何一届高研班的存续时间都长，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情意。今年，是这个班结业的10周年，10年如白驹跳隙短暂，曾经一张张熟稔的面孔，依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以下纪录的，是翻阅通讯录时，活跃在自己面前的一些同学们的记忆片断，不存在任何企图，只是个人粗浅的直觉，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同学见谅和笑纳——
王童，热心，直率，值得信赖，是这届同学们的“公仆”，他乐此不疲地愿意为大家做任何事，但有原则，执拗，总忘不了他在一些无聊的晚上，倚仗“北京人”的便利，从家里带来一张张光碟在教室里给我们播放，挨着宿舍喊大家观看，哪怕只有一个人或者只剩下了一个人，他也要守候着放完，此后几年中在他主持的同学论坛里，他的帖子和留言最多也最及时，对人对事对物的“一根筋”，乍看有点“严肃”，其实是爱，是大爱和可爱。
王爱英，这位“老三届”的下乡知青，曾在内蒙古插队，因此他身上总有一股家中“老大”并且是“哥”的味道，他曾拉我们去北京由内蒙古人办的饭店里吃莜面，马头琴响起，草原歌声传来，他会情不自禁迎合，演唱时眼眶里浸满着泪水，刻骨铭心的知青经历让他勤奋刻苦和努力并且有厚重感，让大家容易走进他的内心。
张春燕，这届同学中来自军营“三朵花”之一，文静，低调，不事张扬，两年前忽然有一天，邮箱里收到她去庐山归来后撰写的一篇万字有余的随笔，激情荡漾，大气磅礴，一反那种柔弱女子的婉约形象，当即编发，她有点激动，我却窥视到了她的另一面，女军人的藏而不露，外柔内刚。
巴毅，如果说他是商人或者说是一位企业家，那倒真是不可小觑了，他对文学的热爱或者说执着，并不是他这种人追求的终极目的。他完全可以在制药行业里“玩”出大事，并且可以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但他没有这样，却与我们“混迹”在一起来景仰文学和写作；而且，他还用成果来证明自己，不断获文学奖，好像是前年的《人民文学》增刊吧，还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
刘阳，在我眼里算是一位重庆美女，因为我不认识别的重庆美女，小巧，爱说爱笑，大眼睛，眉里含情眼里含笑，因此小嘴角总是翘翘着，像个长不大的女孩儿。几年前在北京开作代会看到她，还是那个样子，像是塑料做的娃娃。她主编刊物，还是书法家，我开玩笑要她书法，她说你到重庆去，毕业后我去过重庆，专门抽出时间看了她，那时，我怎么就忘了求她的字了？原来，她的字并不重要，重要是能看到她。
鲁顺民，上课时的同桌，宿舍住的隔壁，那时离得最近，现在他一个山西，我一个河北，中间只隔了一个太行山，距离也最近，毕业后，我们至少见过四次，有两次我是开着车去太原的，就把车停在他家楼道的门口，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他都是个活跃的人物。当然，这不仅仅是他的山西民歌唱得好，“拉着妹妹朝那山旮旯里走”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还在于他平时的风趣和幽默，和有趣的人交往，单纯，安全，放心，开心。
王剑冰，似乎心事重重，沉默寡言，但真正走近他，才能发现他内心原本的丰富和火热。他是一位携带着学术气息的跋涉者，在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颇有建树，他的稳重和貌似的老成，其实是在掩饰普遍的浮躁之气，我与他是双重意义上的老乡，出生在河北为河南服务，我则反之，因此我更容易理解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有在某些时候的一些情绪上的蜷曲和倦怠。
杨晓敏，一个大器英武的男人，也许还有点霸气，也可以说成是领袖风范，为此注定他在事业方面是个成功者。小小说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平台借他展示而已，倘若换成另一个领域，他依然能做得风生水起，让人刮目。班长非他莫属，要不大家喝不上他从郑州带来的一后备箱茅台酒，班里不数他年龄最大，但他是“大哥”，是“主心骨”，够朋友，讲义气，说得来可以两肋插刀，说不拢却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人，有一点曹操的特质。这些年，他有诸多的不易，换别人可能就趴下了，但他却不断战胜自己，不断拆除周围的樊篱。我有次会议，他来捧场，他有活动，邀我参加，尽管不能像在鲁院那样彻夜畅谈，但我们会时不时通个电话，算是互报平安，愿他锐气不减，继续逐鹿中原。
刁铁军，长发飘逸，疾步如风，整个人似乎在飞着，貌似不羁，其实有自己的规矩，说得热闹，做得却有板有眼，十分开放却不一定十分放纵，表面新潮内在里并不与传统决裂，与他的小说如出一辙。这就是笔名为“刁斗”的刁铁军，相处久了，既不“刁”，也不好“斗”，很轻松很好相处的一个人，起码我的感觉是这样。
杨莹，如同她名字最后一个字，她晶莹，聪明，灵秀，仿佛一位邻家女孩，心里几乎是透明的不设防的。三四年前去西安开会，打听她时却听说她被摔伤了，连忙叫上朋友带着找到她家里去探望她，见她的脚和腿上打石膏缠着绷带，不由鼻子发酸，心生怜悯。她依然那样开心，乐观，可爱，说了那么多的写作计划，又是要挂职出书什么的，张罗着忙忙碌碌一大堆的事。而前年又去西安，她这些事基本上都变成了现实，由于时间倒腾不开，我们只是通了电话没能见面，但她却在我有活动期间，让服务员放到我房间里两盒陕西的土特产，着实让我感动了半天。
刘宏伟，年龄最小的一个小兄弟，还存有几分的天真，因此路上的颠簸再正常不过了，安定之前的奔波，应该成为他经历中最大的财富，所以我在他传给我的许多散文随笔，看到了他的履痕处处。他对文字的敏感和纯粹，还有那满腔热情的对故乡和大自然的眷恋和挚爱，然而，最重要是的，他还有激情，因为他年轻。
姜琍敏，真诚而可靠可敬的老兄，这倒不是因为我们都主编都写作而且都在各自的刊物上相互发表过作品，重要是我能从他身上学习到许多经验。两年前我们在常州有个笔会，我特意让他过来一趟，没有任何事，只是见见面，聊聊天。我们有许多的共同话题，他的为人和城府，都令我敬慕。
施晓宇，早就知道他的名字，那时他的散文写得很有书卷气，因而喜欢，他为人为文都是洒脱的。大概是在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去福州县里看望南下的老干部，见到了他。他那时已经去大学教书了，我感到有点惊讶，但他轻松地说这并不影响写作，这里环境更好一些。在鲁院的“非典”期间，他是“留守”者之一，邮箱里，隔三差五会收到他传来的邮件，通知、问候、问安、每个同学的消息等等，基本上都是从他那里发布的。他人缘好，有才华，知识面宽，教书也许更适合他。
温远辉，念旧、珍惜、好客、热心，是他的禀性，个子小胸怀大，话稀少情谊长，但凡同学在北京相会，他都要张罗着特意安排去外面坐坐，当然是远道而来的他埋单，他几乎都在为朋友做事，一年多前，他忽然离开了多年的工作单位换岗晋升新的职位，特意打电话祝贺，感觉到他踌躇满志之后的些许无奈，相信他的为人处世，在哪里都会是出色的。
王雁翎，一个标准的职业女性，有学识，有内涵，有风度。由于她的故乡距我才几十公里，只要有机会，她都会从海口飞过去探望她的母亲，因此在心理距离上就近了许多。三年前在海南，亲自体验到了她的热情和细致，这些年为刊物所付出的努力，还有她同事及其文学爱好者谈及她时的诸多溢美之词。
张庆国，一个勤奋、高产、有才华的小说家，入学后不久“非典”肆虐，鲁院休学大家暂时回家，他没走，才几个月就写了一部长篇和两三部中篇，之后都陆续发表了，着实让人惊讶。几年前在昆明见到他，谈起小说，依然那么兴奋，说是也去挂职了，对小说的酷爱和迷恋，成为他生命中不能割舍的重要部分。
董立勃，乍看是个粗犷而憨厚的汉子，但他是细腻的，丰富的，这不仅仅体现他的文字上和语言叙述风格上，还表现在他的情感上。我感觉，他小说里大量精彩细节的展示与组合，佐证了他生活的认真和严谨。那年去乌鲁木齐，无事在大街上徘徊时给他打了电话，他正有活动并接待着客人，让我九点赶到什么地方吃饭。我说这么晚了还吃什么饭，他说我们都是这个时候吃饭，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里和内地是有时差的，他怎么安排，你就听他的，如同他的写作，周到、细致，不会漏掉什么。
郭文斌，与我有着十分相似的职业经历，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主编，写小说也写散文，但我每一件事都做不过他。毕业后有几次和他一块参加笔会什么的，听他讲文学，道的是“安详文化”甚至“安详主义”，说的是写作中的“温暖”。他办的刊物里，特意加印着精美的《弟子规》，对中国传统文化顶礼膜拜，是个非常纯粹的“素食主义”者，他对一草一物感念，对一事一人感情，感恩与反省，成为他为人为文的主旋律，他的行为和主张，注定他的特别珍贵和稀有。
唐涓，端庄而淑秀，甚至有时候有点羞涩，不爱说笑，总是那么平静，不喜形于色，是一种冷静和安详。她的散文亦如此，总是娓娓道来，让人放心。那年去西宁，她来宾馆看我，还带着礼品，几年不见还是那个样子，抿嘴一笑，其状态一如既往，于是感觉再过十年，她还会是这个样子，像平静的小溪，哪怕是从唐代流淌过来，依然是涓涓的，一如她的名字，幸福而吉祥地生活着。
任向春，我私下里称她是“假小子”，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接受。她有豪气，而且大气，能喝酒，能侃大山，不管是谁都可以和她是哥们朋友，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这样的女子一般能成大事，所以直到有一天，看到她的长篇《河套平原》出版并且有了反响，我才明白她的勇气和壮阔最终成就了她，甚至让我从内心里折服，是个具有男人气概，能写大东西的女人。
刘俊，煤矿系统文学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系统的很多作家和作者跟我很熟悉，有机会了总向我谈及他，说他人好，特讲朋友，是的，他诚恳，真实，规矩，不活跃的人大多踏实，一步一个脚印，无事不好事，有事了可以鼎力相助。
盛丹隽，常常想起这个来自中原南部的小伙子，毕业后几乎没有他的消息，他腼腆中带着一点点狡黠，那时我们时常开几句玩笑，不知他现在一切是否安好？
陈宝红，没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但大家都知道“红孩”，他可是名人，特别是在散文圈子里，是个真正的“红孩”，有着不计其数的拥趸者和“粉丝”，他操持的散文学会其分支机构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哪儿都是高接远送。他不但是个出色的文学组织者，社会活动家，还是个报人，编辑出版者，评论家，他热爱事业，为文学奔波，广交朋友也特别够朋友，他心直口快，疾恶如仇，有时候会藐视权贵，但偶尔也会随波逐流。
方文，喜欢酒的人，大多是性情中人，没酒他不会和你好好聊天，跟他喝酒或者聊天，是惬意的，安静的，让人想起旧时文人的雅致和狷介，但他并不孤傲，也不清高，更不颓废。他似乎在坚守什么，但什么也不在他的守候之列，在乎之列。他说他要的是自由和放松，因此我羡慕他的洒脱和慢慢呷酒时朦胧迷离的状态，因为那原来是心灵自在的呼吸啊。
张新芝，这位朴实的大姐，突然远离了我们，是任何人没有想到的，据说她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本来可以歇一歇了，怎么就永远长眠了呢！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北京的作代会上，她在会上搞服务，手里拿着一叠材料，在大厅遇到了我，说我看到你的名字了，回头咱们再聊，匆匆忙忙就走了。之后同学聚会，也没见到她，说是忙着，来不了。她这一走，就再没有见着她，在此，只好带上我沉痛的哀思了。
鲁二届学员程绍武，曾任《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曾多次获得《小说月报》优秀编辑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编辑奖；所编发的作品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作者现为《中国作家》副主编。
相识刘宏伟
与宏伟的相识，说起来还是缘于鲁院。2003年鲁院受中宣部委托开办了一期文学期刊主编班，但开班没多久就碰上“非典”，大家在一起没待几天就暂时散伙各自回家去了。等几个月过后“非典”结束重新复课时，我发现班上少了几个人，又多了几个人。少的几个是有些人回去以后不再回来的，如《小说月报》的副主编董兆林和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雁等等；而多的几个人里呢，其中就有刘宏伟。
开始我对宏伟的印象不深，感觉他年龄很小，是个毛头小伙子，当时我又不常住校，来往的机会自然不多，只是偶尔有几次在校园里看到他和几个同学喝完酒回来，脸庞红红的，艳若桃花。见面时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我也一笑，算彼此打个招呼。宏伟笑的时候牙很白，再加上他头发乌黑茂密，所以当时给我的整体印象就是一齿白唇红的美少年。如此而已。
真正熟悉、了解、交往起来，反倒是在这个主编班结束以后。其他同学亦是如此，在校时没怎么说过话，结业后却你来我往，酒局不断，过从甚密。离开鲁院后，我经常能在一些饭局上见到宏伟，席间他总是话语滔滔，热情奔放，意气风发，俏皮话、段子层出不穷，很能烘托气氛。的确，在那段时间的酒局上，只要有了宏伟，气氛就热烈，情绪就高涨，就有欢声笑语，就不停的有些小高潮。也是从那时候，我才知道宏伟在搞写作，而且很有成绩。
我是做编辑的，平时老有人寄稿子，宏伟也给我寄，但不是为了发表，因为开始他寄给我的是长篇，而那时候我们不发长篇，当然后来陆续寄来的也有一些散文、诗歌。但我知道他的意思，不是发表不发表，而是想让他老哥我，绍武兄，一则给他提提意见，二则作为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他的劳动成果。感谢宏伟的信任，通过拜读他的这些作品，使我得以走进他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你会发现宏伟是个很阔大的人。对，阔大，就这个词儿。开阔，大气。这是总的感觉。有句话叫作“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确，从宏伟的人生轨迹来说，他的舞台，可以说是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从贡嘎山到泉州，从泉州到西藏，又从西藏到北京。小小年纪，二十出头，就在中国的大地上纵横驰骋，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只为了人生的更加辉煌壮丽，充实圆满，没有一颗“大”心，是很难这么大手笔的。看他的长篇小说，你也会觉得很大气，结构布局，人物关系，对情感的挖掘，时时有一些大的气象在里边。
另外，心的大小，不仅决定着人生舞台的大小，还决定着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决定着一个人如何和这个世界相处。这点，在宏伟的散文《我的平房生活》有很深刻的体现。刚到北京的时候，宏伟住过几年平房。住过北京平房的人都知道，平房、大杂院意味着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意味着吵嚷喧闹的邻里环境，意味着庸俗世故的农民工小市民等等。但面对这一切，宏伟的心态是，没有愤愤然，也没有焦虑不安，更没有认为自己是身处逆境、是公子落难，而是平和的，乐观的，善意的，亲和的。他始终以一种亲善的态度对待着周围的一切。我都能想象得出宏伟在出入那个环境时，见了街坊大妈大婶大爷大叔露齿一笑的样子。文章里最让我感动的是写到和“病人老施”饭后散步的情节。那个无人理睬的病人老施，那个连自己亲属都不愿意多和他接触的老施，那个宏伟在他眼里读到了“太多孤独寂寞”的老施，每天黄昏宏伟带着他去小河边的散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这样一颗面对众生的亲善的“大”心，这样一种面对世界的广大亲切的态度，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吧。
鲁三届学员鲍十，原籍黑龙江省，现居广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广州文艺》主编。
在“鲁院”喝酒
前几天，我接到了浙江青年作家钟求是发来的一则短消息，他说：“想念‘鲁院’是从回家开始的，下午一个人在办公室，想起鲁院，想起同学，眼泪突然流了出来——我到底没有忍住……”
我的眼泪也没有忍住。其时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街上是喧闹的市声。可这并不能影响我。不能影响我此时的心境，不能影响我的伤感，不能影响我对同学的怀念。我坐在那里，任眼泪肆意地流啊流……
有人说，一个人年纪越大，对某些事情留恋越深，越容易感伤。这话真有道理啊。
2004年3月到7月，四个多月的时间，我生活和学习在鲁迅文学院。我们这个班叫“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班上一共50余名同学。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每个省每个直辖市每个自治区都有一到两人，还有一些是中直系统的。只消打开地图，立刻就会想到谁在这里，谁又在那里。
这样的班以前办过两届，第一届也是作家班，第二届是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主编班。据说这个班是中宣部委托“鲁院”来办的，学费和住宿费都由国家承担。正因如此，对学员的选择便非常严格，课程的安排也十分紧张（每周要上三次课，每次课都要记签到）。
尽管学习紧张，同学间的友情还是迅速地滋长起来。
增长友情的第一个方式是喝酒。
因为大家都在文坛上“混”，各种刊物上经常露脸，尽管人不曾谋面，名字却早就熟悉了，如今终于见了面，自然会有一份亲切，也有一份欣喜。而表达这份亲切和欣喜的主要方式，就是喝酒。
据我事后回想，同学们喝酒一共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开学之初，另一个高潮是行将毕业。记得在开学后的第二天中午，就有同学打来电话，说，中午别上食堂了，咱们喝酒去！然后，一行十几个人，便来到了“鲁院”旁边的昭阳湘菜馆，喝起酒来。开始还很文雅，待几杯酒下肚，气氛很快便热烈起来……
第一个高潮自此开始。从那以后，几乎每天都要聚会，都要喝酒。今天你做东，明天我做东，几天下来，大家就充分地熟识了，也充分地了解了。而友情，也在这个过程中滋长起来，并且是那样的蓬勃，那样的茂盛。
我对此充分理解。班上的同学大多都是当下创作上有一定实力又有一定成绩的中青年作家。这个暂且不论。总之大家都是搞创作的，既有写小说的，也有写诗歌的，都是所谓的文人，都有一颗文人的心，而且心地都很单纯，都很容易激动，平日的生活都很孤寂，如今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会很兴奋也很放松的。
有一句话叫作文人无形。当然，无形并非无德，无形可以，无德则万万不可以。
我说的德是大德，它指的是作家的操守，包括如何看待你所热爱的文学。简单说就是，你是把文学当作一种精神活动呢？还是仅仅把它当成一种卖乖讨巧的工具——没有自己的灵魂，也不要自己的灵魂。
这话说远了。
就像前边说的，大家喝酒的第二个高潮是在毕业前夕。这时候，经过四个多月的相处，大家早已特别熟悉，而且已经处出了感情，现在就要毕业了，大家即将各奔东西，即将回到自己的生活之地，即将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不免难分难舍。
不必说，这一轮的酒是告别的酒。
和刚来的时候不同，到这会儿，大家对喝酒本身已经不那么起劲了，更多的内容，是在表示依依惜别，是在互道珍重。就是说，和刚来的时候相比，喝酒的气氛已经没有那么热烈，似乎大家都变得深沉了，也变得脆弱和敏感了。
酒在一次一次地喝，今天是这几个人，明天是那几个人。那些天，一到晚上——包括中午——大家就一拨一拨地走出校门，分赴“鲁院”附近的几家饭店，比方前面提到的昭阳湘菜馆，此外还有老五饺子馆和郭林家常菜。至夜方归。
也许没有尽兴吧，除了喝酒，大家还去喝茶。
不论喝酒还是喝茶，有人喝着喝着，突然眼睛就湿了。他一个人湿了不要紧，别人也会跟着湿……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我儿子这年高考，最后录了“北航”。消息下来那天，我给一个同学发了一则短消息。就这么一个短消息，立刻就引来了那么多同学的祝贺，一个一个短消息发过来，几乎要把我的手机胀破了。记得那天我正在从化开会，差不多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忙着回复他们的短信……
“鲁院”的学习结束了，很有可能，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正儿八经的学生生活。想到这一点，心里不免立刻生出一阵尖锐的刺痛，就像针扎一样。
在“鲁院”喝酒，这是我今生最特别的体验。
鲁三届学员徐迅，男，1963年生，安徽潜山县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阳光》杂志社社长、主编。
曾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过若干散文、中短篇小说作品。
还我一个春天
“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在我们开学典礼上，白描副院长很是热情洋溢，他说：“随着报春的燕子，你们走进鲁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你们也是一只只小燕子……”听到这话，我寻找燕子似的，把视线立即转向了窗外。窗外，春天不知不觉地莅临。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我突然就有了一种怀抱双重春天的感觉——我想，如果说2003年春天的SARS，曾给我减少了一个春天的话，那么我被选择在2004年的春天进入“鲁院”，算是上苍还了我一个春天吧？！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让你惊喜、缅怀和感恩！
在这样的春天，就觉得“鲁院”的每个角落都异常的明亮和亲切。浅浅的草坪、粗壮的雪松、冒出绿芽的依依垂柳、那题写着“风雅颂”的假山石、红漆青瓦的亭阁，甚至那可爱的小黄花猫儿……面前的一切，似乎都有一种温馨，荡漾一种浓浓的文学气息，让人深深迷恋和陶醉——在这儿，我几乎目睹了2004年春天演变的全过程，感受到“鲁院”的暖暖春意。春风化雨，这“雨”就如甘露滴滴倾洒在我们的心灵。关于文学艺术与人生，对于世界观和人生观业已形成的我，当然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但更多的也存在一知半解、困惑与无知。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戏剧、音乐、舞蹈、电影、电视……我集中而系统地听课，做着笔记。思想的张扬与对话，艺术的交汇、撞击和融合，让我的心塘激起涟漪，脑海不时驱散着种种迷雾。四个多月，我们不仅开拓了视野，获得了知识，廓清思想，学会思考，还目睹了外交家与军事家的风采、学者的风范、艺术家的神韵、作家和诗人们的谦逊……比如，外交家吴健民先生的儒雅、音乐评论家金兆均先生的诙谐、舞蹈理论家欧建平先生的激情，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2003年春天，在SARS病毒肆虐的时候，困在北京这座“危城”里，耳边呼啸而过的经常是救护车的尖叫声，手机上此伏彼起的是关于SARS的谣言，身边的朋友或龟缩在居室，或陆地天上的如行云流水，全作鸟兽散——而在这个春天，我一下子拥有了许多老师，来自天南海北、四面八方的同学和朋友。雷抒雁老师抱病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和晚会、白描老师不辞艰辛地和我们一起采风，胡平老师给我们上课一丝不苟，王彬老师的踏实、秦晴老师的无微不至，张小峰老师的小心呵护，以及操着不同口音的同学在创作与思想上的相互交流与切磋，生活上的彼此照顾和提携……洁净的标间、敞亮的教室、宽松的环境、真挚的感情、无私的友谊，十分奢侈的思考与写作，让离开校园多年的我，重新找回了作学生的幸福、同学间的友情。我觉得，这个春天对我而言，是对减少的那个春天的双倍馈赠与回报。胡平副院长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家班”。这“独一无二”，我想不仅是物质上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在这春天里，鲁院召开的小说和散文等几次小型研讨会，无论是清风斜雨，还是似燕子呢喃，都让我看到“鲁院”在倡导“鲁院风格”研讨会时所持有的真诚与严谨；江西大山与内蒙古草原愉快的社会实践，让我感受到“鲁院”让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良苦用心！
我想，我们师生在演奏一曲“春天的故事”！
在许多个晚上，我和同学们在鲁院一排排冬青拱就的甬道上漫步、谈心，轻拂着凉爽的晚风，我们会感觉“鲁院”小了点儿，四个半月的时间短了点儿，但局促在这巴掌大的地方，我又情不由己地想起福克纳美国南部那“邮票大的乡村”……我知道，就是鲁院这“邮票”大的地方，已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走出了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在我的心中，鲁院将是我永远心仪的一座圣洁的文学宫殿！十分感谢“鲁院”在这个春天里接纳了我——还给我一个春天，赋予我终生为之自豪和回味的许多日子。
——我会好好珍惜的。
赵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著有纪实文学《第一视角——与中国航天员朝夕相处》，被列入中小学课外读物。创作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曾发表在《十月》《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小说界》《北京文学》等报刊。现任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干事、文职上校。
§§疏离与回归——我在鲁院的日子
我不知道鲁院的日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寻找着师兄姐们的口中“梦一般美好的日子”，我来到鲁院。
一位可爱的女同学在开学感言中说道，来到鲁院让她感到“晕眩”，“幸福”。
我也努力体会着鲁院对我的意味：一堂堂美轮美奂的讲座，那些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授课专家周身聚拢着魅力的光晕，几乎每一堂课的结束，都让我心生怅惘，好像握在手中的珍宝又少了一颗。每天都要经过的一楼大厅，常常令我驻足。那些声名贯耳的文坛巨匠环绕着我，甚至抬手就能抚摸到。他们令我仰望不敢造次，让我嗅着文字的芬芳，对那些凹凸感的文字心存敬畏。
但鲁院对我的意味不仅如此。
是鲁院让我的世界一点一点暖起来。
我生长在西北大漠军营，颜色灰黄，横平竖直，简单枯燥。枯燥的让人失去了举目四望的欲望。除了短暂的夏季，戈壁滩的风总是如影随形。这里的风强劲炽烈，可以瞬间吹走生的迹象。在越来越多的描述中，我安于在西北风呼啸而至的时候，躲在屋里。体验着无以言说的安全幸福等诸多情感，同时也有了对外部世界的疏离。
六岁的一场大病，把我如笼中鸟儿一样投入病房。看起来我与常人无异，只在下午和晚上会低烧不退，整个人像从水中捞出来的，虚汗淋漓。我的血液里幼稚淋巴白细胞异常，医院诊断白血病。
我被隔离在病房，每天被各种各样检查和治疗包围。不能上学，没有小朋友陪伴。病房和护士站挨着，那近乎半面墙的扩大的玻璃窗成为我了解世界的出口。每天来往穿梭的医生护士和病人，都能落在我的眼睛里。我就在那里认识我的好朋友小朱。那是一个和我同病相怜的孩子。因为怕交叉感染，我们平时很少见面，即便见到也是在各自病房阳台放风时，望上一望，说说话。隔着口罩，面容看不真切。他是一个乖巧的孩子，我隔着病房也总能听见他的笑声。在他的笑声里，我揣摩着他的欢乐。
一个个孩子康复了，又有新的小病友加入。而我和小朱总在那里。我隔着玻璃窗感受着这一切，世界也像蒙上一层透明、冰凉、易碎的玻璃，我在那里悲伤着自己的悲伤。
小朱没了，那个爱笑的孩子没了。我活着。
那扇玻璃窗依旧横亘在我的心上，即便成年，我依旧无力穿过。我想那就叫疏离吧！
我生活的地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是保密单位。我们从小就在父母、老师和周围人的教育中被这样灌输：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许多本来可以问，可以听，可以看的，统统掩盖在不能问不能听不能看的限制下，我一颗探究的心，终归是怯怯地安放下来。以为，身边的世界除了枯燥，再无趣味。
工作后，我来到北京。来到这座文化殷实，一张口就是文化的道白，一投足就踩着文化沙龙的城市。
一直在苦苦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在生活的瀚海中检索着属于自己生存需要的那一页。困惑已久的我决定在现实的夹缝中左突右奔。渐渐地，我发现自己错了。这里的良辰美景，繁华如梦实在与我无关。
我毅然选择了沉默，也关上了向外的那扇窗。
疏离，是我给自己套上的枷锁。
在疏离中，我走近文学。
我的文学梦生发的并不确切。可以确定的是，因为我的母亲。母亲有一架子别人眼中的闲书——各式各样的小说。《青春之歌》《家》《春秋》《基督山伯爵》《铁道游击队》《安娜卡列琳娜》《聊斋》《悲惨世界》《人民文学》《译林》《收获》《世界电影》《第二次握手》《啄木鸟》……书的数量种类总在变，新旧不一，总是藏在父亲的一堆政治类书籍和母亲医学业务书的背后。要想偷偷看到这些书，那些挡在前面的书总被我拿上拿下，免不了摔摔打打。最惨的就是那本《家庭生活日用百科大全》，被我摔得散了架，书脊上贴上了厚实的胶布。
小的时候，还不能很好地阅读这些书。但有一点我是证实无误的：这些书可以让暴躁的母亲变得温和。但凡在我惹她生气，遭她训斥的时候，我最盼望她去看书。工作家务让母亲很忙碌，但每天躺在床上，不管多晚，她都要读书。尽管床头灯光已让母亲调整得非常柔和，我还是常常会被光线打在我脸上的暗影挠醒，我在迷迷糊糊中靠紧母亲，再迷迷糊糊睡去。
看书的母亲美丽安静。
我喜欢这样的时刻，因为我离母亲很近，我离世界很近。
走近文学，是因为我想洞悉那种让母亲变得美丽温和的力量。
当笔下的文字一点一点变成铅字，我在寻找靠近文学的理由：温暖。
文学确实带给我无尽的安慰。我孤独时我失意时我失去前行的勇气找不到方向时，那些自然生发的，挡也挡不住的文字，全然像了我的挚爱，我的亲人，团团包围着我，安抚着我。你会觉得世界离你是那么的远，文字是如此紧密地贴伏着你的灵魂。
我也任性妄为地对待文字。当我觉得世界被拉近的时候，就淡漠了文字。没有文字的陪伴，就失去了方向的辨识。我盲目地看，盲目地想成为这个光怪陆离世界的一员参与者，像随风飘着的小草，左右摇摆，完全丧失立场。
我想那不是对文字的淡漠，而是一种无能，一种无从把握。
无奈地发现，文字疏离了我。
每逢生活有重大变故以后，便是我所谓的创作的最佳状态。可我怕这样的最佳，我怕这样的旺盛，都是些撕皮连筋的疼痛，说不上撕心裂肺，也疼得百转千回。我在文字中释放，也在文字中抑郁。我想，那些文字不是健康的。
果然，几年书写下来，我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从前的文字不管是大情感小情感大体验小感悟。我的支点就是“我”。所有的所谓深入开掘，就从“我”开始。我像脚上戴着镣铐的囚徒，悲哀的在巴掌大的自由领地中兜圈子，瞳仁中映出的世界越来越小，越来越窄，最终化为一条线，我的眼睛不再明亮。
一个人的胸怀有多宽，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就能走多远。胸怀在我看来已成为判断创作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返回头看，疏离让我失去了包容世界的胸怀。
在疏离中，我来到鲁院。
我要从这里回归。
回归从交流开始。
鲁院是一个绝佳的交流场所。作家犀利的视角，锋锐的思想，独具姿态的生命耦合，让我在那里自由呼吸，汲取养分，驻足流连。我一点点化得柔软，探究的勇气也在一点点回归。
回归还是从“我”开始。
这时的“我”已不是自我，而是我熟悉的周遭。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不仅仅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也是关照我们心灵的必由之路。
我要冷静安抚住“自我”，令他安静。尽可能阻止他的参与，客观地看待身边的那些人，身边的那些事，不再一个视角解析真相，不再用一种声音解读世界。
曾经熟悉的一切，如同重新排列组合的数字，风速变换，幻化出不同以往的新面孔，新体系。曾经陌生的变得熟稔，曾经讨厌的变得亲切，曾经漠视的开始珍惜，曾经拒绝的，今天可能就是亲近。我的世界在一点点打开。
其实对一件事物批评拒绝厌恶非常容易，接纳它理解它发现它的别样之美包容它，客观阐释才是成熟。
从前坍塌的在一点点重建，修补。文字就像最高明的电影剪辑师，让死去的重又复生，让冷漠的附上色香味声光电的美艳灵动。
我试图从一个自以为熟稔的领域跳出来，把原有内存的程序重新解构，重新审视。
其实，所有的外部秩序都没有被打乱。只是，视角变了，眼界变了。
也许，我的兵营不再僵硬乏味，你看到的横平竖直只是表象，其中的沟沟壑壑，弯弯折折很可能是抵达军人丰饶内心的根本。
今天理解到的航天也许可以跳出科学领域范畴，打破国家的界限，少数人的限定。他关乎人性，关乎我们与无尽世界的联系，不仅有有形的物质世界的联系，甚至暗物质——一个重新可能的世界也会和我们有联系。将天地融合，大敞大开，开合自如，成为我们和宇宙关系探秘的出发点。
玻璃窗将不再成为我了解世界的阻拦。勇敢打碎它，我不仅要看到外部世界的形，我还要触摸世界嗅闻世界。经历了死亡不要紧，关键是我还活着，还要继续更好地活着。
限制不要紧，也许所有的限制最后会变成我们独有的资源，新型的景观。今天限制不要紧，我们还有明天后天……
错误失败丑陋也不要紧，生活让你失望不要紧，重要的是，我还活着，活着就意味希望。
让我们周围的事物多一种声音多一种形态，两种，三种，四种……我们的世界会变得生动许多。
不轻易对事物下结论。人很复杂，世界多元。创作的魅力在哪里，就是去试图号准多元人生的脉动。
让笔下的世界再丰富一些，让所有更为接近本源。
只有关照世界，世界才给你温暖。
我将为此努力。
我希望这样的认识不晚，我现在出发还不晚。
日子在不同的空间流逝，文学的理想却在相同的灵魂中生根发芽。
文清丽，女，1986年入伍，陕西长武人，中国作协会员。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大学艺术系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现为《解放军文艺》副编审。
§§那年春天，我在八里庄度过
八里庄、十里堡、朝阳北路……在迟子建、徐坤等知名作家的笔下，我牢牢记住了这些普通的地名。因为走近这些地方，鲁迅文学院就不远了。鲁院从此在我的心中就千般风情，万缕气象，缠绕其中，驱之不去。恨不能一夜之间，就成为它青青校园中的莘莘学子。
做了七八年梦，终于等到了2004年春天。无意中得知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招生，我着急上火，嘴角起泡，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不惜一切，要上鲁院。那时我刚到新单位不久，工作还没有进入情况，再加上单位恰遇几十年不遇的庆典，事务杂多，贸然提出脱产上学肯定不好，我思来想去，决定除了爱好，将一切置之身外，好在领导理解我的心情，同意我可以报考。一个省只有一个名额，全解放军系统也不过就三个人。我扳着指头，细细过滤了一遍三军将士五十岁以下的还没上过鲁院的作家，才觉关山重重，越过哪个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钢枪擦亮，行装背上，鼓足干劲，过五关斩六将，其间硝烟弥漫，炮声不绝于耳，好在执着之心，终于感动上苍。双手捧起金边红底的校徽时，才感到灵魂终于要在鲁院这个梦想的圣殿安顿下来。一想起将要遇到享誉全国的同辈作家，想起他们荷花一样鲜嫩的才思，想起将要在此度过如水的日夜，我禁不住高声大唱。我想在这春天的岁月里，我一定要让自己灵魂的叶子上跳动着本真的神灵。我庆幸自己36岁还算年轻，还能抓住青春的尾巴。在美丽的校园里，就让我给青春做个精彩的注解吧。
五十二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除了三四位未婚，大多不是父便是母，肩上挑的手里拿全是琐碎的责任。人到中年坐进课堂，虽没了青春的笑脸，可是痴情之心，确如园中磐石，坚硬如铁。
我住411室，单床依墙而放，书桌、电脑、衣柜、空调，电视、卫浴，一应俱全。室内虽不丝竹萦耳，却也高朋满座，你说我聊，皆为文章。多少个不眠之夜，挑灯夜战，或写，或读，或交谈，电话网络，说过来道过去，皆离不了一个词，情趣。又怎么能忘记我们几个女生对几个常在一起谈论诗文的男生起了别名槐树竹子水杉，里面有多少情致，几多眼泪几多欢笑，只有当事者多年才会在文字里悄悄地流露。我走过似水年华，想来能超越俗世之牵绊，盖因缪斯指路，才使儿女情态，跃然纸上，虽不能落笔千钧，经国大业，但觉寻常百姓酸甜苦辣，寄于笔端，也是其乐无穷。
最忆讲台师长神态各不相同，纵横四野，领我感悟文化之深蕴，观尘世无不在微孔之野，走进走出，感觉洞天世界，浩渺无穷。九十高龄的红学专家周汝昌四十多分钟的《大观园里的丫头们》听得我们只恨时间太短，要不是怕老人太累，真想拉着他的手不让离开教室。评书皇后刘兰芳的“说书说扣，听戏听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李敬泽在《底线与极线》讲座中讲，把世界放在一个独特的角度，重点和焦点偏移，重新绘制一幅地图，改变我们的视角，展示和解释世界独特的面貌，这是文学最基本的独特的视觉，文学就是要捍卫人性真实性和复杂性。还有黄宏的《小品的创作和表演》，邵大箴的《现代艺术的美学思考》，欧建平的《世界舞坛精品导读》，金兆钧的《中国音乐的亚文化》，吴福辉的《今日研究海派文学的意义》，张胜友的《文学与市场》，马刚的《关于绘画的欣赏和实践》，谢飞的《影视导演漫谈》，徐有渔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现状分析》，武和平的《谈谈犯罪》，可谓琳琅满目，不一而足。
又怎么能忘记在内蒙古锡林郭勒采风时的醉舞，倾听井冈山黄洋界的炮声，也想极力拨开庐山往日迷雾；又怎么忘记观影课上，欣赏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等二十几部好电影。
茶余饭后，文园里五六知己，水果三两盘，啤酒一二箱，席地倚桌，旁有白猫逗趣，上有星辰灿亮，下有芳草鲜美，纵横驰骋，神思荡漾，不管世俗名利地位，不操心一家三口的起居就餐，像单身贵族般的过着神仙生活。院落虽小如锅勺，倒也五脏俱全，聚雅亭前，翠竹环绕，观桃李暗香浮动，凝玉兰紫薇芳心渐醒。三国红楼，绕梁其中。月上柳梢，翩翩走来谁家女子，棉布长裙，轻移莲步。似是莺莺再世，不知来赴何人约会。夜半时分，话机旁边，又是哪家郎君，情语绵绵？
有次不知是哪位女友提议，反正十六位女生齐聚学校附近的一家饭店，因为席间没有异性，大家放浪形骸，不顾往日的斯文，手抓吃肉，大杯喝酒，不觉间个个面目绯红，意醉神迷。饭毕你拉我靠摇摇晃晃走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无所顾忌地放声歌唱，引得路人纷纷侧目，烤羊肉串的小贩侧头对媳妇说，这些女人是不是从神经病医院出来的？他媳妇撇撇嘴，边串串边说，你真是无知，那是一帮城里的女人搞腐化。我们听了哈哈大笑，管他是神经病，还是搞腐化，反正今宵最是痛快。我们在班里年龄最大，心态最年轻的支部书记大姐的带领下，排着一列竖队，走进我们的教学楼，边唱情歌边敲每个男生宿舍的门，男生吓得不敢开门，等我们走远了，才敢从门缝里偷偷观望。第二天九点上课前，众女生仍如往常高傲地走进课堂，男生纷纷相问，昨天晚上咱们班女生敲你的房门了吧。众女生冷眼一瞪：做你的大头梦。
没过多长时间，十六位女生接到了众男生的邀请电话晚上六点在到某饭店聚会，因为饭局有了异性，女生就不像上次草草出发，打扮得可是够漫长得了，从下午两点半开始，就一个个地翻箱倒柜，一件件地试衣描画，直到大街上华灯初上，女生才一个个仪态万方地走下楼，勾肩搭背地出现在饭店，却被一面面目俊朗的男生挡在了包间门口。男生手里拿着一只大肚子玻璃瓶，让每位女生从里面抽出一个纸团，女生不解，抽出一张，发现写着：今夜你是我的新娘！署名是班里某个男生的真实姓名，正纳闷间，那被抽到的男生拿着一朵玫瑰从包间微笑走出，伸开左腕，示意女生挽着他步入餐厅。于此类推，十六位女生坐在被抽的男生旁边，还有20位没有被抽的男生坚决要求重新洗牌。被尊为上宾的女生也不高兴，因为坐在旁边的大多都不是自己心仪的人。酒足饭饱，大家纷纷离席，有人笑称，可以带着新娘自由活动。可是结果，只有一位写诗的女生接受了男生的邀请，两人手挽着手走过五块十块的小杂货店，走过一条臭水沟，边走边唱：“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再沙沙响/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幽静的晚上/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明月照水面，银晃晃。”
都言日子颇长，不觉间，大把大把的时光就从手指溜过，举手间，春花已静落于泥土，夏天悄然而至。分别在即，往日轻盈的步子，今日才知灌铅般沉重。是呀，怎么能快呢，走出门去，茫茫人海，已成过客。
再顾回首，十年岁月一晃而过，鲁院高研班从第一届已办到第二十届，院址也从八里庄搬到了现代文学馆院内。学员一届比一届年轻，一届比一届让我们陌生，然而我在车水马龙、纷繁杂乱的日常生活中，总渴望逃离出来，想寻找桃花源一样密切关注着鲁院的动静。感谢报刊，感谢网络，我不出屋子，就能了解鲁院高研班的课程安排，课外活动，学员们发表的优秀作品。在这些图文并茂的信息里，我好像仍是他们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目睹那些诗意生活中精彩的瞬间：院子门前的荷池睡莲开了，落满地的桑葚汁就像一幅泼墨的山水画，三个穿着白衣蓝裙的学生装的21世纪的女作家秀服装，端午节诗歌朗诵会上的眼泪，兰亭曲水流觞前新一代的《兰亭集序》，北戴河海滩上的老鹰抓小鸡，三峡甲板上的歌声，延安窑洞前的九零后的反思，好似听到了千岛湖竹林深处著名的花儿乐队在演唱，细细琢磨离去的同学给新室友留的一根头发的深意，也跟着他们一起拄着拐棍行进在攀登黄山的队伍里……每每看到这些，我一颗向往的心就蠢蠢欲动。好在，来上鲁院的大多都是文朋诗友，大家总在各种书刊上相会，即使不曾谋面，也似亲人一般。天遂人愿，我总能经常被这些可爱的师弟师妹约着跟他们一起去看演出，去听讲座，真想就这样一直到白发苍苍，只要鲁院还在办，我就永远是她不倦的学生，追随着她，快乐地度过一生的春夏秋冬。
小岸，女，巨蟹座，一个游走于自由与逃离，边缘与梦想的文字舞者。著有小说集《桌上的咖啡已冷》、散文集《水和岸》、长篇小说《在蓝色的天空跳舞》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
§§最后推开这扇窗
这段时间，每天早晨醒来，拉开窗帘，推开窗户，我心里都会迅速计算一下，这个动作，还能再做几次？而今天，终于到了尾声，只剩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
在这之前，我无数次想象过离别之后的情景，将无法再堂皇地进入这个院子，进入这幢楼，进入这间屋子。我们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同学，就像风尘仆仆奔赴一场盛大宴会的食客。如今，曲已终，人已散，宴席结束了，我们的内心杯盘狼藉，怀着惆怅与满足，怀着忧伤和幸福，各自天涯。而这里，复归原位。它的清澈，它的安静，它的别样的奢侈与华美，与我，与我们，再无关系。
我没有流泪，离别在心里已经预演了多次，就像彩排好的一出戏，我最适合的角色是一件安静的道具。我就像来时一样，拖着沉重的行李离开这幢楼，离开这个院子，离开这里。
这间朝夕为伴的房间将会住进新的主人，桌子、椅子、床、被子、枕头，墙上的画、床头柜上的灯、茶几上的水壶……一切的一切，不再是我的了。它们，其实从来就不是我的。我只是时常忽略自己是个过客，恍惚以为真得天长地久。
周围的街巷、饭馆、超市，我惯常去的地方，我热爱的这些地方，也要从我的生活中隐去了。
比如那家隐藏在小区内的面馆，那里有拉条子、拌面、炒饼、烤肉串。店主是甘肃人，一个长相清秀的回族妇女，头上总是裹着一顶帽子。春天的时候是深色碎花帽，到了夏天，变成了紫色的麻纱帽。她的眼睛像那个著名的法国女星苏菲玛索，闪着异族人的光泽。我喜欢面馆里卖的拌面，有土豆丝的，醋熘白菜的，茄子豆角的，麻辣豆腐的，各种各样的口味都有。吃时淋几滴醋，浇一勺辣椒，再要一碗店里免费送的面汤——面汤也与别处不同，里面撒了浓浓的孜然和焦盐，喝一口，舌尖便溢出遥远的西域沙漠的味道。
距离学校不远，有一家名叫物美的超市。那里卖的米凉皮，吃过一次便忘不了。曾经在某个大雨倾盆的午间，怎么也压抑不下吃凉皮的冲动，冒雨打着伞特意去买一份回来。我在那里买过很多东西，像本地居民一样，谙熟那里的一切。日用品，零碎小吃，熟食，蔬果。我的目光亲昵地抚摸它们，它们装在购物袋里跟着我愉快地回家。家，是的，我的房间就像一个小小的“家”。
哦，还有校门口那条长长的街道，每到下午，小商小贩挤满路边。卖菜的，卖花的，卖廉价衣物的，卖臭豆腐的，卖烤肠的。我无数次迈着轻快的脚步从他们身边走过，爱极了这喧嚣市井里的红尘世界。
——可是，终于要离开了。最后去看了一眼教室，空荡荡的，桌上的坐签收起了，摞成两排，扔在角落。我逐一翻捡，那些曾经陌生，如今已然熟稔的同学名字，仿佛一张张面孔，在我的指间闪过。我找到了自己的坐签，印着我名字的粉色纸张。我把它折叠起来，塞进学生证的夹层。上面清晰的字迹就像一枚虎视眈眈的证据，我需要它为我作证，证明我无比鲜活地在这里存在过，学习过，生活过……
别了，芍药居；别了，文学馆路45号；别了，我的鲁院！
杨晓敏，1956年11月生于河南豫北平原乡村。曾在西藏部队服役14年。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主编。著有《当代小小说百家论》等7部，主编有《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等60余种。时为鲁二届班长。
§§清水塘祭
我的故乡在豫北的获嘉、新乡和原阳三县的交界处，应属平原中的平原了。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入伍离开故乡，至今已二十年了。故乡可爱，故土可亲，真正令我梦牵魂绕的，该是那一环像青萝带一样，镶在故乡裙边的一湾清水塘了。
不知从何年月开始，乡人为保护村子的安全，由人力挖掘成“寨壕”。浅则一米，深则两三米，宽十米左右。兵荒马乱的年代，如遇到土匪抢劫或其他险情，呼啦地吊起寨门。这种简易而实用的防范措施，宛如护城河一般。我记事时早没了寨门，路口处的水塘由涵洞相通，水多了任它从路面上漫过去。整个村子的地形南高北低，偶尔大雨滂沱，满塘儿乃至满街里水波漾动，向北边蜿蜒流去。这时候塘里的鱼儿、泥鳅和蝌蚪们钻进来，逆水而行，在浅浅细流里穿梭，处处可见。我和我的伙伴们光着脚丫子，踩着飞溅的水花儿，追逐那些活泼可爱的小精灵，别是一番情趣。
清水塘常年不枯，绿水涟涟，水量随季节发生变化。塘两边有水柳、苦楝、刺槐和茅草，仿佛小小的防风林。20世纪60年代，我度过了四岁至十四岁的少年时代。混沌初开，尽管周遭世界曾经几度沧桑，饱经忧患，我仍能够在宽厚得能包容一切的故乡里，在父老乡亲的庇护下，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把欢乐和幸福、思索和憧憬，播植在人生启蒙的旅途上。
有清清的一泓水塘作证。
满塘儿蓬勃茂盛的芦苇、蒲条，一溜儿过去，构成景色宜人的风景区。还有一种节生的水草，我至今也不太叫得上名字。它稀疏错落地点缀其中，每节犹如长长的小葫芦，泛着粉红的颜色，风摆杨柳似的扭动美人腰。田田的荷叶，层次分明，遮住水面上的杂草和苔藓。时有顽皮的鱼儿，炸起一簇脆响，跃上紧贴水面的荷叶儿，闪一团白光，又匆忙蹦入水中，漾起一串串水旋儿，影儿没入草底。浓荫下，塘边儿，满目青翠。树上鸟儿啼啭，水中鱼儿跳跃，该是人类寻觅的天籁了吧。
许多年后，我才从一本书上，读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阔佬问渔人，你怎么把钓竿插在塘边，悠闲地睡大觉呢？渔人回答，不可以这样吗？阔佬说，你应该不停地钓鱼，多挣钱。渔人说，多挣钱干什么呢？阔佬说，你有钱了，可以像我这样享受生活呀。渔人问，睡觉和散步，你觉得哪样更闲适呢？阔佬无奈，只好回答说，当然，睡觉的确是美好的。渔人说，你说得对，我已经像你说的那样做啦，你不觉得是吗？阔佬无语。假若我们排除渔人思想中的懒惰因素，如果能够随意地度过一个轻松、恬淡的人生，不也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吗？许多年过去了，也许是我经历过太多的坎坷和奔波，觉得太疲倦的缘故，每每要想起故乡的清水塘。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令人眼花缭乱地变化着，人的欲望还有什么不能满足呢？你还希图拥有什么呢？试问，你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静谧的氛围吗？每当我回忆起童年的欢乐时光，梦里都要陶醉几回。
尤其雨后新晴，一时塘满为患，水漫金山似的，荷叶儿面临灭顶之灾，那副摇摇欲坠的模样，让人陡起无穷怜意。待水势骤下，满塘儿又沐浴一新，景色依旧。盆儿大小的荷叶上，托起蓄积的些许雨水，折射出粲然的光彩。一阵风掠过，荷冠倾斜，积水次第抖动滑出，满塘的击水声，随风远逝，哗啦哗啦地倾入水中。我猜想，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诗句，必是由此景吟成。
十岁大小的童稚，自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塘边儿流连忘返，无形中被一种诱惑导引着。一条大鱼的穿梭，一只青蛙的跃入，一条水蛇的蓦现，你喊不出声来却按捺不住突突的心跳，独自沿着杂草丛生的塘边儿溜达，平添了几多探险的勇气。
春暖花开时，故乡的清水塘里，一夜之间，变戏法儿似的会冒出青黄的莲角、芦尖和蒲条来。乍出水时仿佛一派刀枪剑戟，尔后一天天舒展出各自的独特模样。水鸟栖身，蜻蜓迷恋，塘边的草丛中蚱蜢蹦跳，清水塘又开始展示自己的魅力了。
由于先辈家境贫寒，父母均不识字，让我5岁入学，自有其良苦用心。如遇星期天节假日，下地挣工分吧，生产队嫌小，父母亦不忍心，家务又轮不到我做。去塘边儿玩耍，成为第一选择。塘边儿有牛犊儿羊羔儿啃草，时而把蹄子踏入浅水里，探头去咬鲜嫩的芦尖。我玩累了，会把书包枕在头下，仰卧在草坡上，一只腿曲蜷在另一只腿上，口里咀嚼一枚小草棒，让白云托起一环环天真的彩色梦幻，荡得远些再远些。回家路上，拧一管柳笛，哇哇地吹奏唢呐般的曲调；切一片芦叶，模仿啾啾的鸟音；顶一张荷叶，挖两个眼洞蒙在头上。谁说我不是天下最惬意的少年呢！
炎炎的夏日，清水塘无时无刻不荡漾在故乡人的心田。我们那儿把午间休息叫“歇晌”，不安分的青壮年们，吆一声，咱们去蹬藕吧。即刻会呼啦起一群，扑通扑通地下塘了。在水中既可避暑，又可调剂生活节奏，何乐而不为呢？一般都从淤泥松软的地方下水。蹬藕人一手扪着一茎莲藕，用一只脚丫尖儿凭感觉向污泥里搜寻，脚脑并用，着实有一种令人心旷神怡、奇妙无比的况味。塘边儿观者一溜儿助阵。满塘的蹬藕人，像鱼漂似的在水中耸动，漾起一圈圈涟漪相撞。在蹬藕过程中，每个人从面部表达出来的怪姿态，天然一幅滑稽图。一会儿有人捏着鼻子没入泥水里，咕嘟嘟冒一串气泡。出水时猛甩一头泥浆，抹一把面颊，手中便舞动一挂雪白的藕节来。“嘿！接住！”藕节飞向岸上，引来一阵忙乱一片啧啧的赞叹。不会蹬的，尽是小藕和断节，得到的是嘘嘘的嘲弄。
大概是七八岁的那年，我第一次下水塘里蹬藕，非但一无所获，还引起一场虚惊。因为蹬藕是一项挺讲究技巧的劳动，脚爪子要不停地在淤泥中小步移动，才能成功。倘若不小心把莲茎踩断了，脚下便失去依据；如果中途换脚，又不容易找到位置，只好宣告报废，另觅新穴了。踩得不到位，速度太慢，则成效甚微。我初入此道，竟连连告败。更为糟糕的是，我的腿肚子上被带刺的莲茎挂破了，隐隐渗出血丝来。我沉浸在初次蹬藕的亢奋、欢愉中，有点忘乎所以了。后来觉得腿肚子痒痒的，伸手在水里摸了一把，感觉滑腻腻的，内心一阵恐惧。顾不上已蹬到的藕节，匆忙到塘边一瞧，禁不住哇一声哭了。腿肚上的伤口处，紧贴着一条雄赳赳的大蚂蟥。我一把没捏下来，眼见得它已钻入肉中一大半了。大人常讲，大蚂蟥能顺着血管，钻到人的身体里生存，慢慢地把人的血吸干。这是多么可怕的后果，人还能活吗？大人说唯一的办法是，一旦发现它尚未完全钻进肉里，便抡圆鞋底狠命打它。人要咬牙忍住痛苦，直到把它揍得自行退出来。我嘤嘤地抽泣着，抓起鞋子便抡了上去。
这时候，一直蹲在塘边凑热闹似的看我蹬藕的邻居爷爷踅过来，扬手挡住我的胳膊。他慈祥地用烟锅敲了一下我的头，讥笑道：“傻瓜蛋，太笨！”他按我坐下，折一草棒从烟锅里剜出一团污黑的烟油，三两下涂抹在蚂蟥身上。只一瞬间，奇迹发生了，正拼命吸吮血液向肉里钻动的蚂蟥开始痉挛，缩卷身子从我腿上掉落，继而失去知觉不再蠕动了。
爷爷望着我怯怯的、疑惑的眼睛，告诉我说，蚂蟥吸血，但钻不到人身体里。用鞋底打，是大人怕孩子下塘玩水，弄出事来，编出来吓唬人的。现在懂了吧，我可是再也哄不住你了。
从此我不再惧怕蚂蟥，对大人们说的话，也时不时在脑海中打个大大的问号。
鲁二届学员董兆林，1963年生。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已发表作品《一九四六年的那支枪》、《车过台儿庄》《对影》《讷言笔记》《金沟抒怀》《当小说成为一种影像》《小说如何才能“好看”》《我爱比尔，米妮呢？》《寻找感动》等。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任职。
星空下的露天电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看露天电影，还可以看到满天的繁星。洁白的银幕在正前方悬挂着，你不知道过一会儿它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惊喜。虽然大家都知道，当时能够放的电影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部，但人们还是充满了憧憬和渴望。也许有画面有声音就是一种享受，至于今天放什么片子，倒在其次了。碰到有风的天气，银幕还会如风帆一般前后鼓动，放映机投射上的影像就会变形，画面上的山川河流或人物的五官就会变得很怪异，常常引起观众的傻笑。夜幕四合的晚上，那块银幕带来的神秘和欢乐，给当时贫瘠枯燥的心灵以怎样的抚慰，恐怕只有经历过其情其景的人才能够感悟到。
当时的露天电影主要放映这么几类影片，一是以《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为主的战争片，其次就是“八个样板戏”了，什么《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之类，第三则是从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进口的外国影片，如《宁死不屈》《回故乡之路》《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等等。电影翻来覆去地放，一些经典段落的台词人们已是耳熟能详，常常是电影中的人物尚未开口，那些台词已经通过黑压压的观众脱口而出了。人们说完台词，往往还要互相会心地笑笑，显出十分开心的样子。正片之前，照例是要放映《新闻简报》或《祖国新貌》的，当时叫“加片”。《新闻简报》《祖国新貌》一般是由四五段新闻或国内见闻组成，大概七八分钟的样子，诸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内日新月异的经济建设，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祖国壮丽的大好河山等等，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这短短的七八分钟的时间里，我们能够了解一些国家大事，了解那些远离我们的地方会是一种什么样子。虽然现在看来，当时看到的不一定多么真实，但《新闻简报》《祖国新貌》毕竟为当时的人们，打开了认知社会别处生活的一扇窗口。
我们当时看露天电影，应该叫“蹭露天电影”更准确。在离我们住的厂区宿舍不远，驻扎着隶属于北京军区空军的一支地勤部队，我们习惯称之为“北空”。虽然属于空军，但我们并没有见过一架飞机。部队驻地的营房整齐划一，营房的中心区域是一片空地，战士们训练、出操都在这进行，放映电影也在这片空地。每当获知部队要放电影了，你瞧吧，那一天家家的晚饭都会异常忙碌，紧赶慢赶地做好了，比平时都要早一些时间开饭。孩子们最是心急，常常是三口两口地吃完饭，胡乱抹抹嘴，拿着小板凳，招呼着同院的小伙伴，就要去“北空”占地。其实那刚接近傍晚时分，天还亮着呢。
不是每次都能很顺利地遂愿。部队毕竟是部队，哪能让老百姓随随便便出入，尤其是晚上。一般是这样，部队军营的大门紧闭，哨兵荷枪站岗，但人们都知道那枪里面是没有子弹的。随着夜幕降临，大门外聚集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嘈杂声也越来越强烈，人们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听着里面不远处战士们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响亮的口号声，间或还有此起彼伏的拉歌声；再透过大门的缝隙，隐约看到调试放映机投射到银幕上的光束，外面的人们心情更加焦虑。往往是战士们都按照自己的区域坐好了，电影即将或已经开演了，大门这才缓缓打开。有时候，大门硬是被外面汹涌的人群挤开的。霎时，门外聚集的人们像潮水般地拥进去，大人孩子都争先恐后地往前跑，都想占个好位子。很快，奔跑的人们在战士们周围迅速聚拢，摆好自己随身携带的板凳，急忙坐下，双眼便被前方的银幕吸引住了。大人们还想看护着自己的孩子，前后左右张望着，但黑压压的人群很快让他们失望了。银幕正面再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坐了，有的人就会坐到银幕的背面，看反片。电影就是那部电影，但画面中人的姿态却都是反着的，让人感觉怪怪的。
在我少年的大部分时光里，在这个被我们称为“北空”的部队空地上，镌刻了对露天电影太多美好的记忆。在这里，我们看了那么多次的电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电影都看了几遍了，但仍乐此不疲。
战斗片最吸引人，当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徽，那个光芒四射写有“八一”字样的峻拔的五角星出现时，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威武雄壮的乐曲时，我们的心中总是一阵激动。看样板戏时，虽然大部分唱段我们几乎都会唱，但还是耐着性子往下看，我们最希望看到戏的结尾，因为这时候革命就要取得胜利，伴随着大段的武打戏，或眼花缭乱的翻跟斗，看着很是过瘾。也许是受到电影的影响，夏季的晚上，我们院子里的小伙伴们，就时常聚在一起，找块松软的土地压腿、抻筋、下腰，练习侧空翻、前空翻、后空翻，有模有样还挺像那么回事。那时候孩子们的体质真是好，就这么无师自通，照葫芦画瓢地练，还真能翻出漂亮的筋斗，也没听说谁因此受了伤等等。一方面是当时的孩子皮实，不怕磕不怕碰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人的某些潜能，是需要被激发的，否则这些机能就会慢慢萎缩。
那时候看了多少电影啊，想一想，童年的美好时光，看露天电影算是其中值得回味的重要内容。
也有失望而归的时候。不知谁得来的谎信，说今晚上“北空”要放电影了，晚饭后街坊四邻纷纷提着板凳马扎往北边赶。谁知到了部队营房，从大门往里一看，就知道受骗了。只见营房里面的操场上黑乎乎的一片，静悄悄的毫无动静，众人只得一边自嘲一边往家走。虽然有些失望，但一行人夜色下的行走，谈天说地也是一种快活。
有一次例外了，失望变成了另一种惊喜。那次是父亲带着我和二姐，和几个邻居匆匆赶到“北空”，只见营房大门紧闭，里面阒然无声，自知白跑一趟便悻悻地往回走。众人抄了近路，从父亲上班的构件厂里的一条小路斜插回来，夜幕四合，空旷的厂区只有几个人沙沙的脚步声。朦胧中，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我隐约觉得东边远处厂房的一侧有些动静，仔细一瞧，那好像还有一束光在闪烁。我大喊一声：“爸，那有电影！”众人扭头去瞧，因为距离有些远，在那儿矗立的银幕也只有邮票般大小，喇叭里的声音也忽强忽弱地传过来。果然是在厂房旁边，架起一块银幕在放电影，可能是慰问加班的工人们吧。众人嗷嗷大叫马上呼啦啦地向那跑去，那种兴奋难以抑制。本来是失望而归，却不料半路有了意外惊喜，谁不高兴。好像是初秋了，夜里起了寒意，坐在小板凳上依偎在父亲的怀里，父亲用外衣的大襟裹着我，感觉很温暖。那天放映的是阿尔巴尼亚影片《海岸风雷》。不知怎么的，我一直觉得这部电影有些恐怖，本能地产生抵触，或许也是看过多遍有些疲倦，便在父亲的怀里不知不觉睡着了。
电影《侦察兵》是在一九七四年拍摄的，由帅气十足的影星王心刚主演。在“视察”敌人炮兵阵地时，他不动声色但长官派头十足的那句经典台词：“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让我们竞相模仿，成为玩打仗游戏时的口头禅。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几乎是在家门口了，我记得那是离家最近的一次露天电影。我们那片宿舍区隔着一条马路，是一家食品厂的子弟小学。现在这个厂子还在，已经改名为肉联厂了，响当当的红玫瑰火腿肠就是他们的名牌产品；而那个子弟小学早已和别的学校合并，已经不存在了。知道学校晚上要放电影，是看到靠着学校的围墙，挂起了一块洁白的银幕，但放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看到银幕就没来由地兴奋，还管他放什么呢。因为离家近，仅隔着一条马路嘛，晚上去看电影时，我就把家里的一把高高大大的实木靠背椅搬过去了。往常看电影都是坐着小板凳，挤在人堆里，这回是坐着宽宽大大的椅子，有点君临天下的意思，那种感觉不亚于如今电影院里的豪华座椅。当时看《侦察兵》觉得真是出人意料的精彩，我们也是看得如痴如醉。玩打仗游戏时，谁都想当一名侦察兵，当一名侦察兵是每一个少年的梦想啊。那天晚上，坐在舒服的靠背椅上看电影，晚风习习，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惬意。
一九七四年还上映了一部影响非常大的影片《闪闪的红星》。那年我十一岁。伴随着这部电影的横空出世，对电影主人公潘冬子的各种神奇传说，也不胫而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这是一部彩色故事片，对于看惯了黑白电影的人们来说，这部电影的色彩似乎显得尤其鲜艳。当时区武装部的大院刚刚落成，新铺的柏油地面还散发着刺鼻的沥青味，《闪闪的红星》就在这显得有些空旷的大院子里上映了。夜幕降临，四邻八舍、远远近近闻讯赶来的人们，很快就将院子挤了个水泄不通。原本宽敞的大院，几乎没了立锥之地，人挤人人挨人，甚至远处的围墙上也坐满了人，举目四望黑压压的人群将大院围成个铁桶阵。我们几个小伙伴因为去得早，在场地中央占据了一个好位置，满心高兴。电影迟迟没有开演，开始我们也不着急，坐在小板凳上做着自己的游戏。渐渐地随着时间越来越晚，等待的煎熬也开始让内心变得焦虑不安。更主要的是，我们几个都想出去上趟厕所，晚上喝的稀饭此时也消化得差不多了，但看着周围望而生畏的人墙，我们知道从人缝中挤出去，是多么的艰难；更关键的是，即使你挤出去了，怕再难挤回来，而你的座位也许早就被别人蚕食掉了。等待电影开演的焦虑和内急的迫切，让我们不知所措。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主意，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地解决。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看看周围挤坐在一起的人们，想想好不容易占据的座位，谁都不想离开了。我们开始悄悄地实施解决的办法。两个人相向而坐，不动声色地解开裤门，扯出自己的家伙，悄无声息地朝对方的板凳下面“放水”。开始有点紧张，不太流畅，但卸下包裹的轻松很快就让我们自如了。这事是不能朝前做的，和前面的人挨得太近了，搞不好就会惹麻烦。有时听到某处一声惊呼，估计就是操作不慎，导致事情败露了。等啊等，当听到一阵由远及近的摩托车声响，知道跑片的终于把片子送来了，内心的煎熬才结束。呵，《闪闪的红星》真是好看，我们想象着自己就是“潘冬子”，这不免让有些人热血沸腾，全然忘了刚才随地撒尿的事。电影结束后，偌大的武装部大院的柏油地面上，斑斑驳驳全是一块一块的“湿地”，像是一个个湖泊，这成为当年观看电影《闪闪的红星》相伴而来的一个印记。
那个时候，人们都很朴实真诚，很容易就相信了电影里的事情，也很容易被电影所打动。比如去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邻里之间就会互相关照，嘱咐着多带条手绢，这个电影会多么地让人伤心落泪等等。大姐还真听话，带着我去看这部据说让人哭成泪人的电影时，做足了准备，带了两条手绢，还给我准备了一条。我记得我也没怎么哭，看着大姐盯着银幕在那伤心落泪，我还有些自责，怎么自己就哭不出来呢。主要是当时年龄还小，对这部电影还有些看不大明白。
如果我告诉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曾经看过一部当时只存在于人们传说中的电影时，你相信吗？那就是《小兵张嘎》。情况就是这样。当时能够看到这部影片，不啻于一次巨大的惊喜，心灵上获得了一次极大地满足，当然，还有在同龄伙伴中产生的优越感。
一九七五年，二哥到近郊的新兴村插队当知青，每到周末他都要骑自行车回家，拿些换洗的衣服，改善一下伙食。虽说是近郊，但毕竟是农村，吃住肯定不如在家里。那年的夏天，二哥照例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往家赶。新兴村离我们家有二十几里地，出了村骑一段土路，拐到铁路线边上的小路，沿着铁路线一直往西走，等过了一个铁路小站——张贵庄站，再往前骑行一段，左拐上一条柏油路，就离家不远了。已是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掩映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二哥骑着车沿着铁路线边的小路往家走。路过张贵庄车站时，路旁的一个景象吸引住他了。张贵庄车站是个小站，除了简陋的站台、几间道班工人的站房，和码放在路边的一些废弃枕木外，再无他物。旷野中陪伴孤零零小站的，是铁路线旁那一排耸立的杨树，和路基坡道下纵横交错潺潺流水的河汊。此时，在站房旁边，几个铁路工人正在竖立两根木杆，一块洁白的银幕正在被高高地挂起来。二哥停住自行车，一脚撑地，探过身去向他们打听晚上要放什么电影。一个工人故作神秘欲言又止，但又明显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一股喜悦。二哥一再追问，他拗不住二哥的一脸诚恳，低声嘀咕了一句：《小兵张嘎》。什么？二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会看到这部电影。当时，这只是一部存在于人们传说中的影片啊，虽然没有人看过，但人们口头相传的嘎子堵烟筒、和胖墩儿摔跤、烧鬼子炮楼的片段，那是多么诱人的故事啊。二哥闻听，立刻耸身上车，紧蹬几步，车子在颠簸的路面上疾驰而去。
再没有像那天的晚饭更让人心急火燎的了。等着晚饭的时候，二哥前院后院忙着去告诉别人这个消息，但没有人相信。那些半大小子们还聚在一块起哄，觉得这是个恶作剧。首先他们觉得放被禁映的电影《小兵张嘎》是不可能的事；其次，从来没听说过那个铁路小站演过什么电影啊。二哥有些气急败坏，他解释得越认真，别人越觉得可疑，还被嘲笑一番。二哥有些生气了，最后只有他的好朋友费家老二愿意相信，其实也是将信将疑。三口两口吃完晚饭后，二哥骑车带着我，费家老二骑车带着他弟弟，我们一起往北而去。二哥把车骑得飞快，因为天已经黑下来了，电影很可能已经开演了。
夜幕已经降临，拐下柏油路之后，已经没有了路灯，我们只能在淡青的月光下，依稀辨认着道路，沿着铁路线往前行。颠簸的小路，震得自行车叮当乱响，坐在后衣架上硌得屁股生疼，但一想即将要看到的电影，便什么也不在乎了。
泛着青光的铁轨笔直地伸向前方，远远地已经能够看到那个铁路小站的轮廓了，几间孤独的站房矗立在夜色的旷野中，更显出四周的寂寥。我们渐行渐近，已经看到站房旁银幕上的光影了，伴随着画面的闪烁，声音也隐隐约约地传过来。电影果然已经演上了。我们的速度更快了，自行车的颠簸也更加剧烈，真如箭一般地飞奔过去。
十几个铁路工人坐在用枕木排成的座位上，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影，对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他们只是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然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银幕上。我们把自行车扔在路边，也抬了一根枕木，放到最后一排，急忙坐下来去看这部传说中的电影。此时，银幕上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嘎子，正准备去堵胖墩儿他们家的烟囱呢。
第二天，我和费家弟弟把昨天晚上的事一说，立刻引来伙伴们的一阵惊艳和羡慕。我俩俨然成为孩子们的中心，我们也愿意把电影中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因为在讲述中，我能体会到一种优越感，同时我也知道了，过去竟然还会有这么好看的电影，那画面映射在银幕上的质感，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只是那天晚上没有看到影片《小兵张嘎》的开头，多少有些令人失望。
弥补这个遗憾，是在一九七七年的春节前了。那年区政府将陈旧且破损严重的内部礼堂拆除，在原址盖了一座规格挺高的影剧院，当时一批老影片也开始陆续复映。这年的冬季征兵，二哥应征入伍了。
那年的冬天有些寒冷。临出发的那天晚上，即将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二哥，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棉军装最后检查着行囊。母亲这一整天都有些魂不守舍，此时坐在床头暗自落泪哭红了眼睛。家里的亲朋好友和街坊四邻挤满了一屋子，人们说着话，劝慰着难过的母亲，男人们抽着烟，等待着到区武装部集合的时间。集合的时间是晚上八点，为配合欢送新兵入伍的热烈气氛，那天晚上，影院要免费放映电影《小兵张嘎》。
还没到集合的时间，区武装部大院已是人声鼎沸。四周围彩旗猎猎，墙上的红纸标语，伴随着锣鼓喧天，气氛已经是有些热气腾腾了。夜幕下，亲人们和即将入伍从军的孩子叮嘱着，依依不舍，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乱糟糟的人群，让我无所适从；而《小兵张嘎》的诱惑，对我的吸引力更大。就这样，我离开了这种既热烈又有些伤感的送别气氛，来到一路之隔的电影院，挤进去找到一个座位，终于如愿以偿，把《小兵张嘎》完完整整地看了一遍。
晚上回家，感觉家里的气氛与往日有了很大的不同，哥哥姐姐们说话也都是轻声细语的。睡觉时，听着母亲辗转反侧，父亲偶尔的叹气声，我一下子想到了二哥骑车驮我去看《小兵张嘎》的那副情景，再想到二哥离家从戎，我的眼眶禁不住有些潮湿。
自从有了电影院，买票看电影成为那时候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选择，看露天电影的日子便渐行渐远，最终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如精灵般舞动
喧嚣、浮华几乎充斥着我们周边的每一寸空间。物欲的诱惑，如果失去节制，就会像一个蛮横粗野的恶兽，肆无忌惮地在我们周围横冲直闯。迷惘、困惑、茫然、不安、焦虑、彷徨……仿佛如空气一般，在逐渐侵蚀着我们的肌体和灵魂。趋同、默认，甚至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变得习以为常。人们只需默默地将自尊、人格、良知等天智，暂时寄存在心灵一隅，便可一时忘记痛苦，品味俗世的快乐。虽然这种快乐如过眼云烟般稍纵即逝，但环顾四野世事大抵如此，便也顾不得许多了。
然而，我们的心灵是需要抚慰的，我们的内心是需要滋养的，这就如同花蕊需要雨露的津润，甜蜜的爱情需要用心去呵护一样。其实每个人的心灵都很娇贵，也很脆弱，如果人类的心灵干涸得如同旷远的沙漠，那么便离枯萎不远了。所幸，事情还没有那么糟。
拜伦给路边盲人乞丐身前牌子上写的那句话：“春天来了，可是我看不见。”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也许这只是一个传说，但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传说啊。遮蔽外部世界的喧哗，书写内心世界的宁静，营造精神世界的家园，这是文学的本质。优美的文字，在文学圣洁的精神家园，会在不经意间添置一砖一瓦，再涂抹一瞥温暖的色彩。如同精灵在舞动，这些原本安静的文字，在此时却有了另一种意蕴。她们构筑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大千世界。
优秀的散文作品，离不开写作者思想层面的深刻，笔触的深邃往往体现出的是人性的光辉；情感真挚，反映人的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生活和时代脉动的发展变化，才会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而文采飞扬，意境幽远的美文佳作，便如抚慰读者心灵的甘露，绵远悠长。
优秀的散文作品，会将深厚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人生体验传递给读者，它会根植于生活，让读者深切体会到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在海阔天空的大地上不断探索和寻求艺术创作的新视野。那些精美的散文不仅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还有着文学的庄重、纯净、沉稳和清新。
品味着优美的文字，体验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的是别样的色彩。美文品之，如沐春风，亦如清冽甘甜的泉水滋润着灵魂。匆匆忙忙的人生之旅，总要有一个宁静的港湾，让疲惫的心灵休养生息；孤独的行者需要一个可以托付身心的栖息地，以拂去身上的尘埃。品味着那些或朴素，或灵动，或真挚，或沧桑，或激扬飞舞，或婉转隽永的文字，无疑是一次身心的洗涤。在心灵驿站稍作停留，卸去的是无尽的羁绊。
优秀的散文作品，除了自我情感的释放外，更多的似乎是如何感动别人。文学作品表现的是人类情感的本质，是个体生命对于客观世界的感悟，要有与他人心灵沟通的穿透力，调动读者的共鸣，以饱含自己心血的文字，和读者共同构建艺术世界的图景。这是对优秀散文的祈愿，也是一种向往的境界。
马青山，1963年生于甘肃陇西。1981年毕业于庆阳师专中文系；1987年毕业于甘肃教育学院中文系；2003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主编班）；2008年毕业于甘肃省委党校文化与社会发展学研究生班。2006年、2011年两次参加中国作代会；2011年参加以色列第11届尼桑国际诗歌节。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作协副主席，《飞天》主编。
白云浩荡，岁月吉祥
回到渭水上游的谷地，回到群山环抱的村庄。一夜秋雨过后，我又来到熟悉的山头。我的村庄白云浩荡。还在青涩时光，空着肚子唱歌的年代，我就有高山看云的习惯；无数次，我和伙伴们爬上山头的大树，眺望远处的风景。
岁月流金。三十年时光恍如白驹过隙。其间，我不断地奔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寒来暑往，甘苦自知。方寸之间，亦怜亦痛，却少有游子的疏离和隔膜之感。正是在不断的来去、或长或短的停留和驻足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白云苍狗，什么叫世事变迁。
伫立山头，长久地注目山下的村庄，村庄中心较为开阔的平地上绿树掩映下的红色砖房，以及绿树红墙之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最深的感受是：知识改变命运。是的，早年的我就是在这所乡村学校里接受最初的启蒙，土台作凳、土炉取暖，和同伴们一起粗识了真诚、善良、祖国、人民这些朴素的字眼，进而走向山外的世界。1979年，我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走进省内一所普通高校，懵懵懂懂吃上公家饭，从此有了与父辈不同的命运。如今，这座数百人的村庄已有四五十人通过高考、中考跳出农门，在各自的命途上苦恼奋斗、演绎人生。
渭水上游的谷地，这样一座浅草护持的村庄，乡民们的日子山路一样延伸，流水一样波动。看着从前灰不沓沓的土坯房大都被一砖到顶的新房子取代，我有一言难尽的感慨。云含古意，情由境生。三年来我不惮书艺的浅陋，为乡民们敞亮的屋宇欣然写下这样那样的黑墨大字，祈福纳祥，横竖归为一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倚石得奇想，看云多远怀”，“众鸟高飞疾，孤云独去闲”，“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偏爱使然，我在古诗中邂逅的这些句子，令我无端陷入旷古的悠然和深切的感念之中；“云横家园”，“水竹云山”，“白云山主”，“闲云野大”，“云水襟怀”，“万古白云”……我从书本上、人们的言谈里和对生活的感悟中，从故乡的山头路径，不经意捡拾到的这些佳词丽句，则令人自喜不已，颇有心属白云、云我两忘之玄机。
村庄因白云而意趣悠远，白云因村庄而意味深长。一朵云下一种命运：或春荒围困，母子相守；或独倚苍茫，短笛轻吹。一朵云下一段人生：是白茫茫铺向白云之远的甘南；是万鸟播撒滔滔烟云的青海；是西藏古老的神话高挂珠峰边定日的蓝天。高山看云，我从少年步入中年。
而今在我的伫望里，一朵沧桑的云轻舒漫卷着，装点故乡的清秋。夕晖下，似曾相识的蚂蚱不时从草棵间蹦上我的衣衫和脚面。我有一种久违的亲切和闲适的惬意。四野青青，杂花生树。在陇西文峰通往漳县贵清山的必经之地，白云深处人家，不再以传统的柴火为主要燃料，畜类们被适度圈养，使得长期遭受刈伐和重创的草木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草木有情，植被可期。随着机械、电器、太阳能、沼气和现代化通讯技术的广泛使用，随着雨水集流、新农合改革、劳务输出和农民工培训等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古老的乡村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乡民们的日子是有福的！这期间，许多在外工作的人带回了城里的媳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的婚姻做主。他们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在逐步改变和深深影响着村民们固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不堪回首，已然远去；扒火车去陕西、四川背粮的往事，已成村庄永久的记忆！
作为进步的代价，自然免不了种种苦累和屈辱。比如，超常的付出往往得不到等量的回报，伤残和悲剧时有发生，抑或又经不起诱惑的误入歧途。生为农人，这些都是要时刻面对和坦然承受的。在庄稼和病根同在的故乡，至今仍有一些人年年为土地下跪，为简单的生计奔波和挣扎。打我醒事起，村庄的每一分收获都实属来之不易，因而令人倍加珍惜；村庄的每一步前行都与艰难的劳作和汗水有关，因而使人喜怨交集。无论丰歉，人们对土地都不致有所轻慢和懈怠。
在渭水上游的谷地，村庄抱泉，白云悠悠。母在兄弟健，乡亲们随意往来；当此雨水丰沛之秋，随处可见金黄的向日葵、暗红的花椒果、矮墙上旁逸斜出的枝条……简单的农事历历在目。细数流年，来去匆匆。其间总有一种难言的情愫牵心扯肺，让我一次次回到乡愁无眠的黑枕，回到一座屋檐黑黑的院落。是的，屋檐黑黑！因为家门中多人在外工作，我家的老屋已年久失修，成了村子里典型的陋室寒舍。这正好见证了村庄面貌的巨大变迁。
想一想，勤劳善良、一生艰难的母亲当此84岁高龄的本命之年，仍在黑檐旧瓦的院落里头顶白云，清贫度日，安享太平，作为人子，作为草根的一脉一支，我没有理由不爱这仁慈的乡土！
山下的黄泥小屋，我把红宣纸上素心净手写下的“牛”，献给吉祥的岁月。
高山看云，早年清浅的诗句我依稀记得——
羽白的云。
你的子孙
忧乐参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