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前的甲骨文被发现与认识已逾百年，甲骨学尚年轻。然而，百年沧桑，对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而言并不短暂。从对“龙骨”的辨识，到文字考释、历史研究，经历了种种坎坷的探索，一批学坛上的出类拔萃之辈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对甲骨文研究史作百年回眸似须从图书文献浏览入手，或抚物思旧，得前辈学者治学精神；或仔细研读，为古文字研究再建新功。
百年来有关甲骨文的图书文献卷帙浩繁，除去学术研究价值之外，内中也不乏收藏价值的珍本文献。
一、从《铁云藏龟》到《契文举例》
刘鹗（1857-1909，一说1850-1910），原名盂鹏，字云搏，后改为鹗，字铁云，又字公约，江苏丹徒人。刘鹗为人所知大多是因为他的小说《老残游记》。该书言词偏激，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被后人誉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文笔颇佳，写景状物，往往引人入胜，至今仍有大量读者。
因为这部小说，刘鹗成了清末著名的小说家。
其实，刘鹗远不只是写写《老残游记》的小说家，他喜欢博览群书，在古物收藏研究及与之不相干的数学、水利、医术等方面均有建树。我国甲骨学上第一书——《铁云藏龟》就出自刘鹗之手。他在金石方面的著作还有《铁云藏陶》、《铁云藏封泥》等。
刘鹗性嗜金石，早在甲骨文发现以前，他就大量收藏青铜器、碑帖等古物古书。甲骨文发现后，经王懿荣介绍，刘鹗也开始多方设法收购有文字的甲骨。王懿荣死后，其子王翰甫为还旧债而出售家藏古物，于1902年将王懿荣生前所藏大部分甲骨卖给了刘鹗。另外，刘鹗还和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联系，经赵执斋之手购到三千余片甲骨，友人方若也把所藏三百余片转让于他，再加上刘鹗之子往河南收得的一千余片，这样，刘鹗总共收得甲骨五千余片，成为当时著名的甲骨收藏大家。在朋友罗振玉的建议、帮助下，刘鹗于1903年11月（清光绪二十九年）出版了《铁云藏龟》。此书从其所藏中取用一千零五十八片，由罗振玉亲自选拓。其中伪刻五片，自重三片。
倒置十二片，甲骨反面有字未录者四十片，骨臼有字未录者四片。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是书作为第一部甲骨文资料集，弥足珍贵。
《铁云藏龟》版本并不复杂。初版即刘鹗抱残守缺斋墨拓石印本，线装六册，不分卷，共二百七十页，无著录片名。自题“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有罗振玉、吴昌绶和刘铁云本人《序言》各一篇。
其次是1931年5月上海蝉隐庐出版的石印翻印本，线装六册（与《铁云藏龟之余》合刊），有吴昌绶序和刘铁云自序，另附鲍鼎释文和凡例。
翻印时拓片为鲍鼎重新描涂，甲骨文字失真，释文多不确。
第三个版本是1959年台湾艺文印书馆重印“三序本”，精装一册，增加严一萍跋，拓片旁附摹本。
刘鹗去世后，所藏甲骨又有散聚，好在许多文字已被墨拓保存，学者利用这些拓本又续编了几本资料。这些续编是：罗振玉1915年出版的《铁云藏龟之佘》，系从刘鹗所遗数千纸墨本中选取未刊者影印而成；叶玉森1925年出版的《铁云藏龟拾遗》，载前二者所未刊布者；李旦丘1939年出版的《铁云藏龟零拾》。严一萍所编《铁云藏龟新编》于1975年问世，对《铁云藏龟》重新整理、分类编排，计四十八类，著录甲骨文拓片一千零四十三片。这样，基本上把刘鹗所藏的甲骨文都公布出来了。当然，其中意义最大的，还是《铁云藏龟》问世本身。
刘鹗本人因条件所限，没有进一步研究甲骨文，但他以金石学家的敏锐眼光，收藏了有字甲骨，并在罗振玉的建议下首次刊布于世，对甲骨文研究起了开创性的作用，功不可没，《铁云藏龟》遂成为划时代的著作。
光阴荏苒，甲骨文已发现了一个世纪，《铁云藏龟》的出版也近百年。如今的图书馆、博物馆乃至私人手中收藏的《铁云藏龟》，完好如初自不可能，稍工整、完秩者应注意保护，至少该入藏“准善本”之列（甚至可归入善本）了。要查甲骨文，已经有了《甲骨文全集》那样的巨作及各种索引、目录、影印本，不必再惊动刘鹗先生的初印本了吧。从甲骨学角度说，这书本身已是一种标识，一件文物，该人藏专门的甲骨文博物馆的。
刘鹗《铁云藏龟》的出版，标志着甲骨文研究的开始，影响较大。但《铁云藏龟》还只是部资料集，刘鹗在《序》中试释四十余字，一半是干支和数字，另误释不少，所以接下去得有人做考释研究工作，这人就是清末有名的学问家孙诒让。
孙诒让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宇仲容，一字仲颂，号籀广顷，一名徵君，晚号越东逸民，浙江瑞安人，同治举人。他是我国清代晚期著名的经学家、校勘训诂学家、古文字学家。与刘鹗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孙诒让的一生在读书、做学问中度过，相对来说显得平淡和安静，但学术成就更显著。
孙诒让出身于官宦家庭，父孙衣言曾任市政使。少年时期的孙诒让性情迂拙，不谙世事，惟一的嗜好就是读古书。在父亲的积极支持下，尽情购求古籍，十余年间，积累了八九万卷。光绪十四年（1888）春，在瑞安城建了五间书楼，因仰慕宋代学者王应麟的学问，故以王氏所著《玉海》作为藏书楼的名字。玉海楼是我国至今保存完好的清代著名藏书楼之一，现以收藏名家批校本、孙氏父子手批手校本及一些乡土文献为特色，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诒让一生致力于学问，无意于仕途，他于同治元年（1867）十九岁上乡试中举后一直科场不顺。
他主要的成就集中在两大方面：古籍整理和古文字研究。古籍整理方面的著述主要有《周礼正义》、《尚书骈枝》、《大戴礼记补》、《墨子间诂》等，尤以二百三十万字的《周礼正义》最为著名。古文字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籀庙述林》，《契文举例》、《名原》等。
孙诒让在甲骨文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是写了《契文举例》。1903年《铁云藏龟》的出版，引起了孙诒让的浓厚兴趣。在看到甲骨文之前，孙诒让已对金石文字研究了近四十年，写过《古籀拾遗》、《古籀佘论》等金石学方面的著作。他以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底，用了两个月时间，对《铁云藏龟》所著录的甲骨文资料作了考释，完成了《契文举例》这部甲骨学上的第一本专著。此时，他已经五十五岁。
《契文举例》分上下两卷十篇，约五万宇，按甲骨文内容进行分类考释，上卷为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等八篇，下卷为文字、杂例两篇。论证时，首先引用古籍以说明甲骨文中的内容，再用字形比较和偏旁分析法作考释，正确解读出贞、乘，射、羌、去、省、若、兆、易等一百八十余个常用字。这种以文献资料为工具来证明出土实物资料的论证方法在当时尚不多见。
《契文举例》开古文字研究之先河，至此，古文字研究在乾嘉学派对经学、小学（文字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基础上渐渐纳入科学的轨道。孙诒让是较有系统地初步认识甲骨文字的第一人，他考察了书契之初轨、省变之原和流变之迹，把金文、龟甲文、石鼓文、贵州红岩石刻，与《说文》古籀互相比较，找寻异同，从而总结出基本符合古文、大小篆沿革之规律的古文字字形比较和偏旁分析法。孙氏在《铁云藏龟》出版才一年，只是靠了辞句残缺的印本而未接触实物的条件，即释对了一百八十多个常用字，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字形比较法和偏旁分析法以及将史料按事类分章，已是古文字分类研究的雏形，与现在的科学研究方法已很接近，所以有学者认为，孙诒让提出的研究古文字的思想，至今还是人们普遍应用的科学途径。
《契文举例》完稿后，孙诒让又写了另一本考释古文字的书——《名原》，对原始汉字及其演变作了探索，并总结了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着重在偏旁分析和字形变化方面作了探索。他的成就可以说达到了清代古文字学的最高水平。
由于条件所限，孙诒让写《契文举例》与《名原》时，甲骨文资料还很少，他本人也于1908年过早地去世，否则，以孙氏的治学精神来研究更多的甲骨文材料，当能取得更大成就。也正因为如此，《契文举例》中的谬误在所难免。罗振玉和王国维都对《契文举例》评价较低，说书中“谬误十之八九”，甚至“实无可取”之处。若从考释成就讲，此话虽尖刻却也符合事实；若从整个甲骨学发展史讲，尽管罗、王成就后来居上，远远超出孙诒让，但孙诒让创始“考释之业”（郭沫若语），有筚路蓝缕之功，《契文举例》与《铁云藏龟》一样，作为甲骨学上的标志性著作，都具有自身的意义。
《契文举例》写成于1904年初冬，但迟至1917年才发表。在发表之前，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已出版（1914）。就在《契文举例》发表的同一年，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因此，称《契文举例》是第一部甲骨文考释专著，依据的是其成书年份。
据记载，《契文举例》完稿后，孙诒让曾将书稿誊抄几份分寄罗振玉、刘鹗、端方，其中，寄罗振玉的那部经罗初阅后又寄还孙氏本人；王国维于1916年末或1917初在上海购得另一个稿本，他将此稿本寄罗振玉，这次受到罗氏重视，于1917年影印出版，作为《吉石庵丛书》的一种。此外，孙诒让自己留了份底稿，今藏杭州大学图书馆。这样看来，如果不重复的话，有据可查的该是五个稿本。而今，这五个稿本中有明确去向的仅两个：杭州大学藏孙氏底稿、北京大学藏王国维购之沪肆并寄罗振玉的《吉石庵丛书》底本（罗氏于1928年将此书连同一批古籍售于燕京大学），孙诒让原寄罗振玉（罗又寄还孙、刘鹗、端方的三个稿本尚不知何在。
《契文举例》版本情况如下：
1.《吉石庵丛书》初印本，石印，线装一册，1917年出版。
2.上海蝉隐庐翻印本，石印，线装一册，1927年出版，又台北艺文印书馆1963年出版的《孙籀廎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出版的《罗雪堂全集初编》，均据蝉隐庐本影印。
3.曾昭燏《读》校订本，刊金陵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班《小学研究专号》，1936年出版。
4.白玉峥《契文举例校读》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90年出版（原刊《中国文字》第29-37、39-49、51、52册，1968年-1974年）。
5.楼学礼点校本（据杭州大学所藏孙氏原稿本点校），齐鲁书社1993年版。
二、“甲骨四堂”与他们的成就
在甲骨文的研究历史上，成就最大的首推“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其中罗振玉年纪最长、最早接触甲骨文且成就突出，因而列为“四堂”之首。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又称永丰乡人、上虞人、仇亭老民等，晚号贞松老人。原籍浙江上虞。
罗振玉一生提倡弘扬国学并身体力行，在国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刊布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所处的时代，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不断发现重大的新史料，如甲骨文、敦煌写经、汉晋木简、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等，这些大事都与罗振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说罗氏在学术上有五大贡献：一是内阁大库明清史料的保存，二是甲骨文字的考订传播，三是敦煌文卷的整理，四是汉晋木简研究，五是古明器研究的倡导。
罗振玉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很大。甲骨发现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内出版了三部甲骨学著作，除《铁云藏龟》和《契文举例》外，就是罗氏的《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铁云藏龟》的出版与罗振玉的积极劝说和参与分不开，并且还于1916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之余》；《契文举例》的出版则是罗振玉1917年亲手操办的。他于1910年开始研究甲骨文，指出甲骨发现地不在汤阴，而在安阳小屯附近，纠正了前人的错误。他不仅调查古文物的出土地，而且还收集共同发现的其他遗物，这是收藏家不曾做过的事，它为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殷商贞卜文字考》于宣统三年（1911）正月编成，这是继《铁云藏龟》之后第二部著录甲骨的书。全书共收拓本二千二百二十一片，其中选收刘鹗和日本三井源右卫门的甲骨拓本一百二十一片，每卷把内容相关卜辞的拓本按顺序编在一起。该书资料丰富，基本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至今还是研究商代社会的重要资料。在甲骨文著录方面，他还编有《殷虚书契》（1911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1916年出版的《殷虚书契后编》，收一千一百零四片拓本，是研究殷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极为可贵的史料。1933年出版的《殷虚书契续编》比前编、后编更系统而明确，收拓本二千零十六片，按内容编排，读者翻检查找更为方便。1914年出版的《殷虚书契考释》及1927年出版的《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连同《殷商贞卜文字考》等著作，解决了甲骨文早期阅读方面的问题，使甲骨文的研究由单纯的辨识进入以甲骨文为工具研究礼制及商代历史的更高层次。
罗振玉的治学方法，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及国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罗振玉1919年自日本回国，当时的现代考古学尚未在中国确立。他把古籍的搜集、传布和古器物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即把纸上和地下（甲骨、金文等古文字）的资料互证来研究古史，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罗振玉传刻的古籍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注重宋刊、正史资料，又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保存了很多长期不受重视却很有价值的古文献。他搜集研究的文物范围很广，包括：青铜礼器、兵器、度量衡，货泉、符牌、玺印、古玉、古陶等。他的收集、研究与传布古物的主要目的是为古史研究服务，这与一般意义的收藏不一样，只要是文字有价值，有益于学术研究的，即使是残物碎片也重金收购。
罗振玉与王国维长期合作，两人在治学方法、学术观点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的学者把他们在甲骨、金文和其他新资料方面与古籍相结合，创立古史和古文献研究的新方法，称之为“罗王之学”。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将“罗王之学”归纳为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熟悉古代典籍；二是承受有清一代的考据、小学、音韵学和经学；三是整理地下的新材料；四是结合古地理作研究；五是以二重证据治史学和经学；六是完成史料之整理与历史记载之修正的任务。甲骨学是“罗王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振玉开了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史之先河。
“罗王之学”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祯，改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
生于浙江海宁。
王国维五十年的人生历程虽然短暂，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有学术著译六十多种，另外亲手批校古籍近二百种。王国维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是许多新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他在汉简、甲骨文、金文、敦煌学、魏石经考，古器物、蒙古史、元史、美学研究等方面都有奠基之作，对国学研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11年，王国维与罗振玉一起举家东渡日本，在罗振玉的影响和劝说下，他由哲学、教育、美学等方面的研究，改攻经学、小学、历史等，协助罗振玉整理，编辑、考订所藏的大批甲骨、金石等文物资料。1916年，王国维由日本回国，在上海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刊》并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与罗振玉合作整理研究古物，出版了《流沙坠简》，又撰写了《魏石经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及其他关于敦煌、音韵、金石方面的著作。
王国维的治史新方法就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得益于甲骨文资料的发现，反之又促进了甲骨学和史学研究。所谓“二重证据法”，一重是地下的甲骨文等文物材料，另一重是“纸上之材料”，指的是古籍记载。他重视文物新材料的发现，井对之进行研究和整理。他利用甲骨文、金文等新发现的材料去与书上记载的东西互相对照。这个方法是王国维对历史研究的经验总结，是一个新的考证方法，是他对史学研究传统的“宗经”、“疑古”等提出的挑战。
新的研究方法，使王国维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仅在甲骨学和殷商史方面的成就即令人注目。
在甲骨文著录和考释方面，王国维有《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及《考释》（署名姬佛陀，实为王国维编），于1917年5月由仓圣明智大学出版。拓本石印，题为《广仓学窘丛书艺术丛编》。无著录片号，共二册，著录六百五十五片拓片。此书的出版，又为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重要资料。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年3月出版，石印一卷，编人上海仓圣明智大学的《学术丛书》。1923年收入《观堂集林》卷九（乌程蒋氏密韵楼仿宋聚珍本），1927年收入《王忠悫公遗书》，1940年又收入《王静安先生遗书》。1959年6月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观堂集林》影印本，对它和《续考》作了校订。王国维在文中考证了报丁、报丙、报乙等商代先公先王，证明了史书所载世系大体不误，并改正了报丁，报丙、报乙等世次。文中第一次缀合记载世系的一版甲骨，开了甲骨碎片补缀之先例。同年4月，他又写了《续考》。这两篇文章，达到了甲骨文早期研究中的最高水平。其中，王国维凭着过人的聪明和记忆力，把破碎的甲骨连缀起来，使之更完整以利于研究，他是第一个应用这种甲骨“补缀”法的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后来，经过郭沫若等甲骨学家的努力，甲骨缀合成为甲骨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和重要课题之一。
王国维利用出土的地下甲骨资料去研究和考证商代历史和典章制度，标志着甲骨学研究史上由纯粹的“文字时期”向以甲骨为史料考证历史的“史料时期”的发展已经出现。
与罗振玉、王国维的含蓄、内敛相比，郭沫若是热情而外露的。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诸如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甲骨金文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是我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史学家，也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甲骨“四堂”之一。
郭沫若（1892-1978），1892年11月生于四川省乐山沙湾镇。学名开贞，号尚武。因乐山是大渡河（古名沫水）和青衣江（古名若水）的交汇之处，故而在1919年郭开贞改名为郭沫若，1925年始号鼎堂。
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史，首先从甲骨文人手。
他在日本东京上野图书馆查阅了罗振玉编的《殷虚书契》，也第一次读到了《殷虚书契考释》。这一年郭沫若已经三十七岁，研究甲骨文倍加努力。在东洋文库，他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钻研了库中所藏的一切有关甲骨、金文资料和有关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记载，收获很大。在日本期间，他首先出版了译作《美术考古发现史》（上海乐群书店出版），之后编撰了《甲骨文字研究》1929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卜辞通纂》、《古代铭印汇考四种》（均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1933年），以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东京文求堂书店，1935年）和《殷契粹编》（东京文求堂书店，1937年）等重要学术著作。在罗振玉、王国维之后，郭沫若继续着甲骨文资料的搜集和刊布，推动了甲骨学和商史研究的发展。《卜辞通纂》共著录甲骨九百二十九片，《殷契粹编》则是从大收藏家刘体智的二万八千万多片甲骨中精选一千五百九十五片编成，二书体例基本相同，甲骨选择都较精，且有独到的文字考释，是用唯物史观研究甲骨文字的开创性著作，直到今天还是这一学科的重要参考书和入门必读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在从事行政、社会活动之余，坚持治学，且十分关心《甲骨文台集》等有影响的大型历史学、文字学著作的编写出版。《甲骨文合集》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录。该书搜集了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四十个城市的九十五个机关单位和四十四个私人藏家的九万片甲骨材料，选入了甲骨四万一千九百五十六版，书中各期甲骨文按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于1978年开始出版，至1982年全部十三册出齐。该书的编纂、出版等一系列工作都得到了郭沫若的全力支持，并且还得以从上海请到了被遣散的珂罗版印刷老工人，恢复和抢救了这一传统工艺，保证了《合集》的质量。《甲骨文合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甲骨学研究的重大成就。
郭沫若对我国甲骨学的贡献，除了搜集、刊布外，还在于对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郭沫若的甲骨文字考释新思想，体现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考释》和《殷契粹编考释》等书中。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郭沫若在诸如分期断代、商代卜法复原、甲骨文例研究、甲骨文系统的缀合和校对重片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提出了新方法、新思路，并使之成为甲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甲骨文研究的早期，王国维也是利用甲骨资料来研究历史，但只是接触了商代的世系和一些礼制、郭沫若的研究，则涉及到了商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王国维更进了一步。在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方面，他是我国第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指导古文字和古代社会研究的学者，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础。郭沫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史料与观点统一，占有资料而不被资料所占有，不断修正自己，向更完美进步，从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到《奴隶制时代》和《中国史稿》等，我们看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从产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郭沫若学以致用，由研究甲骨文入手，进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希望能够探索到人类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以达到他救国治世的目标。因此，总结郭沫若的一生，他实是一个富有激情、真诚、坦率的作家和学者，是具有强烈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一代史学大师。
最后要介绍的“四堂”之一是董彦堂。
董作宾（1895-1963），1895年3月出生于河南南阳。原名作仁，后改作宾，字彦堂，又字雁堂，别署平庐。
董作宾出身贫寒，但通过自身努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与甲骨文有关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中，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等方面都很有造诣，成为我国近代甲骨学、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
1928年，是个对董作宾和甲骨学而言都值得纪念的年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筹备处于广州成立，董作宾被聘为通信员，暑假时，他受“史语所”之命赴安阳调查甲骨文字出土情况。通过调查，他认为甲骨尚未挖掘完，紧急呼吁不要再使国宝受到损失，也不能再让国宝流散到国外，正式发掘刻不容缓。董作宾的报告终于促成了大规模科学地发掘殷墟。这年10月，董作宾主持了殷墟试掘工作，得甲骨七百八十四版。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史语所”共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董作宾是第一、五，九等三次发掘的主持人，第二、三、四、六、七等次发掘的参加者，并监察了第十一、十三次发掘。其间，董作宾于1930年又参加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第一次发掘城子崖遗址的工作。这些考古实践，大大丰富了董作宾的治学材料，形成并拓宽了他在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方法，从而不断取得学术上的新成果。
自1928年科学发掘殷墟之后，大量甲骨新材料出土，近代田野考古方法被引入甲骨学领域，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这一切使得甲骨学从“金石”阶段逐渐向历史考古学方向发展，这是与董作宾等甲骨学者的长期努力分不开的。
在参与发掘的工作中，董作宾将殷墟发掘所得的甲骨文辑为《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二书共著录甲骨一万三千余片，开创了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新体例。董作宾为甲骨文的刊布作出了贡献，丰富了甲骨学研究的资料。
在史语所的发掘过程当中，董作宾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他的甲骨文断代学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1933年，董作宾出版了著名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是一篇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董作宾在书中订立了甲骨文五期分期法及十项断代的标准体系，虽然该体系不够完善，但却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董作宾还另辟研究领域，以大量甲骨文材料为基础，在1934年到1943年这十年间，投入了对殷代历法的研究。1945年，巨著《殷历谱》的出版，就是这一研究的总结。董作宾在《殷历谱》中使用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也即是把大量见于同一片和不同片甲骨上的有关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研究，并整理出了“五种祀典”制度。他复在“分期”基础上提出了“分派新法”，这也是对“分期”的改进和补充。董作宾的结论尽管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他推动了甲骨文的断代和礼制等的研究。
尔后，他又完成了《西周年历谱》（1952年）和《中国年历总谱》（1959年）等年代学著作。
董作宾把一生精力献给了学术事业，给后人留下了十多种专著和二百余篇论文，内容涉及甲骨学、古文字学，历法、殷商历史及语言学等方面，文集有《董作宾学术论著》（世界书局，1962年）和《平庐文存》（艺文印书馆，1963年）。董作宾的专著和绝大部分文章都收入了《董作宾先生全集》（艺文印书馆，1978年）中。
三、从诗人到古文字学家
陈梦家（1911～1966）是我国古文字学史上又一位大师。早年他曾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之后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陈梦家1911年生于南京的一个牧师家庭，祖籍浙江上虞。他十六岁时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并且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他跟从著名诗人徐志摩、闻一多学写诗，1931年初，成名作《梦家诗集》出版时，诗人尚未满二十岁。他还是后期新月诗派的中坚力量。
闻一多不仅是陈梦家的文学导师，也是陈梦家走上古文字学研究的引路人。1932年，陈梦家随闻一多赴青岛大学任教，开始对古文字学产生兴趣。
他由研究古代宗教、神话、礼俗而转向古文字学研究，又由古文字学而转入对古代历史的研究。次年，陈梦家在安徽芜湖任中学语文教师。1934年至1936年，陈梦家回燕京大学攻读容庚教授的古文字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助教，继续研究古文字学和古代史。抗战期间，陈梦家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主要从事青铜器和古代史的研究。1944年，他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文字学，并搜集了流散在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欧美国家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祖国文物的大量流失，使陈梦家深感痛惜，也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毅然放弃留美定居的机会，回到清华大学，继续讲授中国文字学和从事甲骨文研究，并为清华筹建了文物陈列室，陈梦家于1952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也是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之一。
陈梦家对殷周铜器进行过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他接触实物多达四千件，在同辈学者中是最多的。
另外，他在汉代简牍以及年代学方面的研究也都颇有建树。陈梦家在这些方面的著作有：《西周铜器断代》、《中国铜器综录》、《汉简缀述》、《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等。
陈梦家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956年7月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这部七十多万字的巨著是陈梦家对甲骨文六十多年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也集中反映了陈梦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成就。该书内容非常丰富，不仅包括了甲骨文本身和研究的历史，还整理了前人、近人的各种可取说法，并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已有的甲骨文资料进行补充和修正，特别对甲骨断代作了深入的讨论。这部继往开来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既可作为初学者的入门书，也可供专门研究的学者作参考，仅这部书，就足以使陈梦家成为世人公认的古文字学大师。
陈梦家最初从事甲骨文研究的时候，注重的是文字的分析和卜辞中的礼俗，后来他从铜器断代工作中得到启发，意识到应该从断代入手，才能全面地研究卜辞。陈梦家从1949年开始研究并写作了著名的《甲骨断代学》四篇。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对董作宾提出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作了补充与修正，提出了分期断代的“三个标准”和“九期”分法。
陈梦家对卜辞中的贞人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整理，为更准确地判断甲骨文的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的贞人分组说的提出，促进了分期断代研究的深入，是李学勤等提出的卜辞分组和分期断代“两系说”的起点。特别是他关于“午组”、“自组”、“子组”卜辞属于武丁时期的考订，为学术界“文武了之谜”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于甲骨文字的考释，特别是涉及古代礼制方面的内容，陈梦家也有许多创见。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和《祖庙与神主的起源》等。
《甲骨断代学（甲篇）——祀周与农历》，《燕京学报》第40期（1951年）；《甲骨断代学（乙篇）——商王庙号考》，《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甲骨断代学（丙篇）——殷代卜人篇》，《考古学报》第6册第1、2分册（1953年）；《甲骨断代学（丁篇）——甲骨断代与坑位》，《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第l、2分册（1951年）。后经过修正，均收入《殷虚卜辞综述》。以《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二号由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日本东京大安书店1964年出版翻印本，台湾大通书局1971年出版翻印本，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重印本。
四、甲骨学的集大成者
胡厚宣是继“四堂”等前辈学者之后又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甲骨学宗师。
胡厚宣1911年12月生于河北望都。1934年，胡厚宣从北京大学毕业，进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参加了殷墟的第十一次发掘和整理工作。1935年胡厚宣在南京协助董作宾编纂《殷虚文字甲编》，负责撰写释文，并作考证。在1939年到1946年间，胡厚宣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中文系主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社会学系主任等职，并为学生开授“甲骨学”、“商周史”、“考古学通论”等课程。授课之余，胡厚宣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学，笔耕不辍，发表了海内外著名的甲骨学著作《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九册，该著作收入论文共三十三篇。此后，1947年到1956年，胡厚宣执教于复旦大学，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为中文系和历史系开授“古文字学”、“甲骨学”、“史料学”、“考古学”、“先秦史”等课程，并为暨南大学历史系兼课一年。在此期间，胡厚宣陆续发表了《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殷墟发掘》等甲骨学论著。1956年起，胡厚宣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主任、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并开始为《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做前期准备工作。《甲骨文合集》的编纂于1961年正式启动，1982年全部出齐。
胡厚宣从1935年参加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到1995年逝世，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与甲骨文息息相关。他专心致志于甲骨和与甲骨相关的历史研究，发表沦文一百六十佘篇，他把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甲骨学研究事业，正可谓是“人生漫漫为甲骨”，对推动甲骨学的发展和深入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61年4月，《甲骨文合集》编纂工作正式开始，但在文革时期时断时续，直至1978年才编成付印，1982年十三巨册全部出齐。全书收入甲骨四万一千九百五十六片。在此之前，有不少刻辞甲骨分散于国内外，未被著录；而已经出版的著录也因为时间较早、印刷技术落后等原因，数量既少质量又低，有的还汉藏于国外图书馆，国内藏书很少；还有的收了下少伪片。《甲骨文合集》的出版，改正了以上这些缺点。作为总编辑的胡厚宣，为该书的编纂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空前的成绩。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认真探索研究，对十几万片甲骨中每一片的来源、著录和现藏等情况了如指掌。因此《合集》尽可能地把材料搜集齐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最完备的甲骨著录。《甲骨文合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集中整理甲骨文材料取得的最大成就。它的出版改变了甲骨学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推动了甲骨学、殷商史、考古学等各种学科的发展。该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前人提高了许多，成为甲骨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集大成之作。另外，《甲骨文合集》还体现了胡厚宣关于甲骨学著录编纂的“先分期，再行分类”的新体例。即先以卜辞所属时代为序，一为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二为祖庚、祖甲时期，三为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四为帝乙、帝辛时期；而每期卜辞再以内容分为气象、农产、祭祀、田猎、征伐等类别。早在1946年，胡厚宣在《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一思想，并在其后出版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书中部有所体现。这一新体例科学性强，思路清晰，对后来大型甲骨著录的编撰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厚宣在对甲骨考释研究方面，也有许多创见，特别是对董作宾的学说，或有所发展或有补充和深化。他在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商史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代表作为《甲骨学商史论丛》。
该书涉及了甲骨学有关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解决了不少商代历史研究上的重大问题。他倡导应用最科学的方法去统计、分析、解释，去做精密研究，进行全部而彻底的整理，他的新方法一经运用于甲骨学研究，即有很多建树。胡厚宣利用甲骨文资料对商代的经济、社会生活、社会性质、体制、宗教信仰、图腾甚至医学等方面的历史都作过研究，论文如：《说贵田》、《殷代农作施肥说》、《释“余一人”》、《说“我王”》、《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等等。胡厚宣堪称利用甲骨文史料对商代社会历史进行全方位系统、深人研究的第一人。
另外，胡厚宣在大学教授古文字和古代历史课程。带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为发展我国的甲骨学研究事业培养了接班人，壮大了我国甲骨学者队伍。他还为保护殷墟遗址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的奔走倡导下，殷墟博物苑于1987年8月落成，他亲自为“设墟甲骨文展厅”的陈列内容和设计提方案，保护了国家文物的完整，并使之起到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
五、新一代甲骨学者——李学勤与裘锡圭
新中国成立以后，老一辈甲骨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年轻有为的甲骨学事业接班人。这些青年学者勤奋刻苦，不但继承了老学者的优良传统。而且为甲骨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成为甲骨学研究上的又一代栋梁。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由于有了这些年轻后继者的加入而呈现出一片繁荣和勃勃生机。李学勤和裘锡圭就是这一代后起学者中的佼佼者。
李学勤（1933～）于1952年入中国科学院号古研究所工作。1973年以后，把研究重点转向古文字学、考古学和中国古代史，参加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帛书、竹简的整理工作。
李学勤治学严谨、著述丰富，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和秦汉简帛以及先秦史等方面都有研究，尤其对古文字学及其相关领域内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甲骨文献整理方面，李学勤于五十年代同郭若愚、曾毅公一起合编了《殷墟文字缀合》一书。而1985年出版的《英国所藏甲骨集》，则是李学勤与齐文心、艾兰等将分藏英国十一处公私藏家的甲骨文墨拓汇编而成的。
李学勤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的研究也做出了贡献。在当年“文武丁时代卜辞之谜”的讨论中，他发表《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一文，提出讨论中的一部分甲骨是非王卜辞，这有益于分期断代研究讨论的深入发展。他还主张甲骨和青铜器的研究遵循考古学的方法，从分期分组人手，提出“历组”卜辞时代应上移到“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看法。后来，又提出甲骨分九组的意见，力图用“两系说”取代传统的分期断代法，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促进了甲骨学分期断代研究“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李学勤在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历史和方国地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对商代亲族制度做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亲族称谓的最复杂形式可以分为区别字、亲称和曰名三种。他的《殷代地理简沦》是我国较早研究商代地理的专著。
西周甲骨是甲骨学研究领域上的一个新分支。
李学勤第一个明确指出山西洪赵出土有字甲骨为西周初期之物，他为西周甲骨这一新的分支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此打破了甲骨与殷商固定联系的传统看法，为甲骨学研究打开了新视野。
在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李学勤是首席科学家。他为甲骨学研究的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途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对夏商周年代的多学科研究。该工程首先要普遍收集历代文献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做成便于检索的资料库，然后以历史、文献、天文历法、考古、古文字等多领域的学者密切配合的方式进行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把现代天文、考古手段引入甲骨学领域，试图在甲骨断代上取得新的突破。它在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方面作了有益的初步尝试，这不仅对年代学，而且对天文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也都有所促进。
李学勤治学的成功得益于他的开拓精神、勤奋的态度和会通的方法。他不迷信权威也不囿于旧学，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方法。比如，在甲骨文断代方面，他力图找出更合理的分期断代法而不拘泥于传统的董作宾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李学勤还提倡比较考古学，把中国古代文化放到世界文明的大环境中去思考，以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将甲骨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较进行研究，李学勤的《比较考古学随笔》堪称这方面的开拓之作，该书中有专节讨论《甲骨占卜的比较研究》，比较了东、西方的占卜特点类型，从而为古文字、甲骨学的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李学勤还主张考古与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真正的古文字学者必须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多方面的功底与素养。他自己的成功实践给了我们许多的启迪。
另一位蜚声海内外的新一代甲骨学者是裘锡圭。
裘锡圭（1935～）于1952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毕业后做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的研究生，专攻甲骨学和殷商史。后随导师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研究生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4年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文献研究室主任。
裘锡圭在古文字学的不少领域，诸如甲骨学、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方面同样也很有研究，出版的著作有《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等。
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裘锡圭于1961年发表第一篇文章《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他以扎实的功底，精到的考证，严密的逻辑，考释出许多长期困扰甲骨学界的难字、疑字，从而把甲骨文字的考释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方面，裘锡圭支持李学勤等学者的观点，写了《论“历组卜辞”的时代》一文，对“宾组”、“出组”和“历组”卜辞中同见人名进行了整理，全面论证了“历组卜辞应该属于武丁、祖庚时期”，对促进有关“历组卜辞”年代的讨论和分期断代研究的深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裘锡圭还发表了《关于殷墟卜辞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对卜辞是否为问句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并引发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热烈争论。
与其他学者一样，裘锡圭也利用甲骨材料研究殷商史，比如，他的《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对商代农作物进行了考证，认为当时主要种植禾与黍。又对当时的生产工具、耕作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研究》一文认为，“田”、“牧”、“卫”等几种诸侯名称起初是职官名称，由原先的官员逐渐变为诸侯，最后被中央王权所承认，并以此名称授予某些属国君主。他还对商代社会的宗族组织、刑罚等问题进行了深人研究。
六、国外甲骨文的收藏及著录情况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一部分甲骨文至今尚流散在海外，入藏国外一些文化机构或私人收藏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各色人员可以自由出入。来华最早的是外国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一定认识，因此最早收藏并研究甲骨文的外国人就是那些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传教士和外交官。他们有宗教和西方科学知识的背景，对甲骨文中的祭祀和动物的内容发生浓厚兴趣。在收藏之余，他们还发表论著。殷墟甲骨文经过他们的宣传，很快为世人所认识，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新知识。他们从报道新的发掘、研究文字结构和王室谱系发展到对商代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等方面进行广泛的研究。但是在甲骨文本身的研究方面却少有大的突破，甚至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处。
英国驻安阳长老会牧师、加拿大人明义士于1917年出版的《殷虚卜辞》是外国人编撰的较早的甲骨文论著。其他如英国的金璋、库寿龄和美国牧师方法敛等在甲骨学研究上都有专著或论文。法国巴黎大学文学科的中国博士生张凤，著有《河南甲骨之研究》，是西学环境下最早的中国人所撰甲骨文研究著作之一。日本的甲骨学先驱是林泰辅。俄国的甲骨学起步较晚，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有布那科夫的《甲骨学的新贡献》，这时中国的甲骨学研究已进入文字考释的第二阶段。
国外收藏的我国殷墟甲骨文，以日本为最多。日本各公私藏家收藏甲骨的情况已经明了，共有三十一个公家收藏单位，甲骨七千六百六十七片。私人收藏三十一家，甲骨四千七百七十六片。公私共收藏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三片。
日本学者中最早收藏、研究甲骨文的林泰辅，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他在东京文求堂购得甲骨数版，开始相信确为古代文物，于是边收集边研究，于1909年发表《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之龟兽骨》；以后又著《龟甲兽骨文字》二卷（1921年日本商周遗文会影印本，二册，附抄释。又北京富晋书社翻印本，二册），收甲骨一千零二十三片，此书是日本学者编纂的第一部刊布我国殷墟甲骨文的著录书。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篇，贝冢茂树纂辑，195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二册。共收入甲骨三千二百四十六片。该书为收录日本所藏甲骨最多的一部著录。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篇，松丸道雄纂辑，1983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共收入甲骨一千三百十五片。此书印刚较精，并且将甲骨拓奉与实物照片相对校，既可据拓本识读文字，又可据照片认识实物原形。此书著录甲骨的方法不多见。
日本学者考据甲骨文的代表作应推岛邦男撰《殷墟卜辞综类》，该书是对殷墟甲骨文进行全面整理的大型辞例索引工具书。该书把从1903年出版的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到1967年出版的《殷墟文字丙编》之间六十多年间所著录的甲骨文，按刻辞辞例集中梳理，充分总结以往甲骨文著录成就和文字考释的成果。全书将当时公布的听有甲骨文材料加以分解，按片、条、字摹写出原形。在此基础上，再综合归纳，按甲骨文字形分为一百六十四个“部首”，同时为读者设计了几种索引，极便查找。这是一部对甲骨刻辞进行第一次彻底整理的大型工具书。它的出版，不仅充分反映了六十多年来甲骨文字考释所达到的水平，而且不惑于旧说，有自己的见解，有所创见和前进，且实用性很强，开大型甲骨文总结性索引工具编纂之先河，极大地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
加拿大收藏的殷墟甲骨文数量仅次于日本，在世界十二个收藏国中占第二位。这个地位的获得，与明义士的努力寻觅有很大关系。这位明牧师常骑着一匹老白马，往来于洹水两岸，收去不少甲骨。在上过几次奸商的当之后，他对甲骨辨伪颇在行，终于成为欧美人士中最著名的甲骨文研究者。
明义士纂辑有《殷虚卜辞》，1917年3月上海别发洋行石印摹本，一册。本书共著录甲骨二千三百六十九片，为欧美学者出版的第一部甲骨著录书。此书所收甲骨由明义士所购藏并选摹，原物现藏南京博物院。明义士所藏甲骨，现大部分在我国，除南京博物院外，也见于山东省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还有一部分现藏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明义士收藏甲骨》，加拿大籍华裔学者许进雄编辑，1972年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铜版影印，二册，第一册为图版，第二册为释文。全书共收录甲骨三千一百七十六片，先将甲骨分期，每期再分类编纂，所收甲骨以第一期武丁时期为多。
美国现有甲骨文收藏单位二十一个、私人藏家九个，共藏甲骨一千八百八十二片。山东潍县牧师、美国人方法敛从1903年开始购藏甲骨，是欧美收集和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他把与英国人库寿龄在山东潍县购得的甲骨编成《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白瑞华校，1935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摹本，一册，共收甲骨一千六百八十七片。又有《甲骨卜辞七集》，由方法敛摹，白瑞华校，1938年美国纽约影印摹本出板，共收甲骨五百二十七片。还有《金璋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摹、白瑞华校，1939年美国纽约影印本一册，共收甲骨四百八十四片。流散到欧美各国的甲骨，近年也分别以拓本或照片著录发表，并且比《库》、《金》、《七》三书著录的材料增加了许多。
近年出版的美国所藏甲骨著录有：
李琰：《北美所见甲骨选粹考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三卷二期（1970年）严一萍：《美国纳尔森美术涫甲骨卜辞考释》，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年出版。
饶宗颐：《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南洋大学学报》第四期（1970年）。
周鸿翔：《美国所藏甲骨录》，美国加州大学1976年出版，共收录甲骨七百片，从卡内基博物馆、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等十一处藏品中选拓而成。
英国所藏甲骨共有三千零八十九片，分属十一处公私藏家。主要的著录有：
《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饶宗颐辑，1070年出版。
《英国所藏甲骨集》上编上、下册，李学勤、齐文心、艾兰纂辑。此书是根据中英文化协定，将英国各家所藏甲骨全部墨拓编成，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共著录甲骨二千六百四十七片。本书所录甲骨，先行分期，分期采用五期分法，各期之内再按内容分为二十类。所收甲骨来自英国十一个公私藏家。该书不仅收入了很多重要材料，而且对原摹作了补拓和纠正。更有意义的是，发表了有关甲骨的彩色照片、拓本及部分文字的显微照片，以供学术界讨论和进一步的辨伪与研究。
另外，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甲骨文的收藏，它们是：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院、俄罗斯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瑞士巴赛尔人种志博物馆、法国法京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南洋大学文物馆、比利时皇家艺术博物馆、韩国汉城大学博物馆，共计十二处，收藏总数二万六千七百片。
这些国家或地区收藏的甲骨文有些已经著录：
法国——饶宗颐：《巴黎所见甲骨录》（1956年），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1985年）。
瑞士——饶宗颐：《海外甲骨录遗》（香港大学《东方文化》四卷一至二期，1957年、1958年）。
苏联——胡厚宣：《苏联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甲骨学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总之，在甲骨学发展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有一批外国人士参加到这项寻寻觅觅、上下求索的工作中来，为甲骨文的探索与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的成就已成为甲骨学成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