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要保持一个恒量。
五四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在斗争中负了盛名，但因此也遭了艰险。终于，陈独秀被捕入狱了，《新青年》随之停刊。1919年年底，杂志同人决议将编辑部转移到上海。
在沪出版的《新青年》，仍由出狱后的陈独秀负责编辑。这时，他变得更为激进，决心赋予手头这个复活的杂志以一种战斗的政治色彩。8卷1号，劈头就是他的《谈政治》，同期还开辟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革命后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紧接着，针对研究系利用《改造》进行的反动宣传，他又发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推动的作用。
所谓“研究系”，是一个麇集资产阶级政客的集团，狡猾善变是他们的共同性格。辛亥革命后，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别成立民主党、联合统一党、共和党，袁世凯时代合并为国会中的第二政党——进步党。尔后，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领袖人物又提出“不党”主义，自行取消了进步党。由此分化为宪法研究会和宪政讨论会。这两个派别不久统一为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这班政客依附北洋军阀，其中不少在北京政府中担任要职，此外还豢养些帮闲文人，共同窃食革命的果实。
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却过起了流亡生活。1916年，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在孤立无援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宣布恢复曾经一度取消的国民党，亲自奔赴广东，领导护法运动，试图捍卫共和政体和民元约法的尊严。但是，由于南方军阀的背叛，再次遭到失败。1919年，国民党改称为中国国民党。次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在护法的旗帜下成立非常政府，任非常大总统。从此，广州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一个新的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了。
空间的距离，往往带来心理上的隔阂。本来，《新青年》的同人们是为共同的全面反传统的意识所集结起来的，各自的世界观很不相同，随着政治季候的急遽变化，其中的差异性便作为深刻的裂痕出现了。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人事变动成了事情发生的诱因。
陈独秀赴粤前，先后给北京同人和胡适、高一涵发出两封信，报告编辑事务移交陈望道办理，以及编辑部人员的变动情况，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做了检讨，希望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以使杂志日后仍然趋重于哲学和文学。信中特别提到南方关于胡适和陶孟和接近研究系的传闻，希望他们有所警惕。
信是温和的。可是，在胡适看来，却不免有着虚矫的成分。目下的《新青年》，难道可以指望其改变色彩吗？在上海同人的主持下，任北京同人怎样抹淡也没用。鞭长不及马腹。他心里有一种亡失阵地的焦急与悲哀。虽然，他认为很有必要就接近研究系一事进行辩正，最后还是被当作私人问题给按下来了。他毕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有着相当涵养的人。《新青年》何去何从，成了他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提出解决《新青年》问题的三个办法。语调同样的温和，可是看得出来，里面极其深隐地表示了他的不满。
或者传阅原信，或者通知内容，同人们都知道了胡适提出的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趁此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由北京同人于9卷1号内发一个新宣言，略根据7卷1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术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三、暂时停办。
最后接到通知的是周氏兄弟。
这时，周作人得了肋膜炎，在家静养。鲁迅来到后院，同他商量过后，立即执笔回复。
思想革命始终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目标。当此新思潮汹涌而入的时候，他们认为，完全有认真加以研究和介绍的必要。只要有助于古老传统的崩解，就不应加以排拒。几年来，无论在思想革命或是文学革命方面，《新青年》都建立了很大的功绩。可是，作为在手的惟一一份杂志，如果它一旦被改造成单纯的政治性质，则无论如何是可遗憾的。他们同胡适一样认为，要上海同人改变目前的方向相当困难，因此应当把编辑部迁回北京。这样，不但可以催促同一战阵的伙伴多做文章，充实杂志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北京既是旧垒中最坚固的部分，又是文化新军最早出现的地方，因此杂志留在北京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鲁迅个人，对胡适信中“不谈政治”的声明颇不以为然，于是，在陈述了两人的意见以后，对于这点特别做了说明。政治这东西，也并不为官场所专有，我们自说自的话，又何须告诉他们，乞请他们恩准呢？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胡适读罢，觉得鲁迅关于不必声明不谈政治的主张是对的，便立刻在第二天寄给陈独秀的信中补入了。
真是一个可敬畏的朋友！这几年，他一直是《新青年》中的一员健将。胡适记得，自己写了《贞操问题》，他就写了《我之节烈观》；自己写了《我的儿子》，他也就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几乎都是同时进行的。在他，也许并非出于有意的配合，但在自己方面总觉得是一种有力的声援。他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深入一层，但因此顾虑也就特别多；不过，倘以为不成熟的意见是决不会随意说出来的。
胡适的信发出没几天，李大钊就转来了陈独秀给同人们的复信。他没有想到，他的三条办法会激怒他的老朋友。
陈独秀对胡适将《新青年》“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的建议分外不满，他指出，提出另办杂志的主张，纯然是为了反对他个人；因而郑重声明，如果另起炉灶，将与《新青年》完全无关。
接着，胡适收到陶孟和转来的又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警告说，必须考虑与研究系接近的后果，不然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的末尾，还用了“言尽于此”的字眼，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味。
事情竟发展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在这个时候，周氏兄弟收到钱玄同的来信，并附李大钊等信札三件。钱玄同明确表态支持胡适，认为陈独秀说胡适追随研究系是神经过敏所致。信中集中攻击了中国社会，以为中国社会决不会比政府好，要改良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虽然，他不同意胡适反对谈“宝雪维几”，却认为马克思、“宝雪维几”、“安那其”、“德谟克拉西”，所有主义中国人都讲不上，只好请几位洋教习来教大家“做人之道”，等到有些“人”气以后再行推翻政府。
钱玄同的意见虽有偏激和颓唐之处，而重视国民根性的改造是不错的。鲁迅不解，陈独秀何以要把另起炉灶看做是反对他个人，另起炉灶有什么不好呢？要是反对个人而有利于大伙的事业，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考虑和讨论的余地？……
鲁迅给李大钊写信说，对于胡适提出解决《新青年》问题的三种办法，还是以第一种为好。应当有一个哲学文学性的杂志，而且，还须减少点特别色彩。
李大钊把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的意见及时通知了胡适，并且表示，有必要给陈独秀写一封信，辩明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
过了两天，胡适写了一封颇长的信，由北京同人传阅。送到鲁迅手上时，已经先后有五个人看过了——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
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和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始到。）我回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增补叙入。此条言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会。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像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
十、一、二十二
慰慈赞成此议。适。
一涵赞成此议。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王抚五。
我还是主张以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适注。看来分裂确是不可避免的了。
其实，早些时候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其所以发生在《新青年》内部就绝不是偶然的。陈独秀们热衷于政治，胡适们却作超政治的构想；陈独秀们要做政治的实行家，胡适们侧倾向于走进研究室。既然信仰各不相同，难免有分裂的一天；现在连行动都已经颇不统一了，为什么还要强调统一思想？倘按照“中庸”的老法子，勉强凑合在一起，那结果恐怕比分裂还要坏！……
兄弟俩商议过后，鲁迅在胡适的信末以作人的名义写下这样一条意见：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写罢，再将胡适和各人的意见看了一遍，觉得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十分注重《新青年》这个名目。他想，问题不在于挂什么招牌，倘使有一个杂志，其内容抵得上《新青年》的充实，为什么就非用“新青年”三字不可呢？何况，时代天天进步，新书刊也当层出不穷，难道其中就不可以产生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为什么一定要抱住一个旧有的名目不放，把它当成为既定的权威，不让有任何更改的余地呢？
过于看重名分没有什么意思，甚至他觉得有点无聊了。于是，在作人的意见下面，他又加了这么一条：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看上一遍，心里忽然感到了一点寂寞、一点悲哀。《新生》与《新青年》。盲诗人与独弦琴。钱玄同黑色的大皮夹。会馆之夜。狂人。墓地。乌鸦。传过去又传过来的各种信函……凌乱地塞到一起，但一时间也没有怎么细想，便把信转到钱玄同那边去了。
分裂已成定局。
北京方面的来稿越来越少，而上海方面对胡适等人也不存什么奢望。在最后的僵持阶段，陈望道和陈独秀都曾先后写信向周氏兄弟约稿，希望在艰难中取得支持。
对于他们，鲁迅是颇怀好感的。特别是陈独秀，他对自己的创作，是《新青年》的所有同人中催促最力而且奖誉最多的一人。《域外小说集》的再版，也是经由他几度接洽的；此外，建议自己将发表在《新潮》和《新青年》的小说剪辑订正，准备付梓的仍然是他。对于朋友的恳求，自己还能说什么呢？
很快，他寄出了小说《故乡》。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周作人系发起人之一。从这时候开始，《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这个新生的文学团体的机关刊物。
孙伏园主编的《晨报》第七版，由鲁迅命名为《晨报附刊》，带有一定的独立性，开创了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先例。
这两家报刊，同《新青年》一起，同时成了鲁迅创作的催生婆。
他说过，他自己并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然终不免呐喊几声，无非是出于一种“自害的脾气”，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而已。他自比为一匹“疲牛”，无妨废物利用，所以无论张家李家，也无论耕地挨磨，甚至做乳牛的活广告，也都可以任由别人拉去。
他写信给周作人说：“我们此后译作，每月似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果有不均之诮。”有时被友情拉拽得苦，为了应付，也就不能不动用一点“世故”了。人间鲁迅（上）
他来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既要反抗实有的黑暗，又要反抗内心的绝望，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从此，他也就成了一名“圣战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才是最强大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