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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孔子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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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说理散文:所谓先秦说理散文,也称为先秦诸子散文,是指先秦时代,尤其是战国以来诸子百家阐述个人或学派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的著作。这些著作中有些属于弟子后学对先师言论的记录,有些是个人的著述加上弟子后学的补充,有些则完全是个人的著作。其中重要的著作,代表儒家的是《论语》、《孟子》、《荀子》;代表墨家的是《墨子》;代表道家的是《老子》、《庄子》;代表法家的是《韩非子》。春秋战国之际,说理散文逐步由产生走向了高度繁荣的局面,开创了我国思想学术以及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2)语录体:语录体是先秦说理散文最早的文体形式,所谓语录体,即是对人物的言论、谈话、对话的简短记录或简明议论的短章,故也称之为记言文。《论语》、《老子》和《墨子》等著作都是语录体的代表作品。它们还不是成熟的说理文,但也为后来说理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促使先秦说理散文发展繁荣的原因有哪些?

2.说说先秦说理散文发展的基本概况。

3.先秦说理散文有哪些突出的成就和特色?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其先世为宋国贵族,后来没落,又因变乱迁鲁。至孔子父亲叔梁纥时,家境已经衰落。孔子年少时身处贫贱,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曾任鲁之司寇,仕途不显。继而周游宋、卫、陈、蔡等国,其思想未被采纳,到处碰壁;终而返鲁,从事教学和著述。相传《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典籍都曾经他整理修订。

孔子授徒甚众,“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他的后学们继承和发扬了他的学说和思想,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儒家思想流派。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统治思想,并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对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论语》概况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散文集,共20篇,它是孔子的门人和再传弟子所辑录的孔子的言行录,全面地反映了孔子的哲学、政治、文化和教育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宋儒把《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合称为“四书”。

《论语》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论语》之名,乃编纂者所定。一般认为,“论”即论次编纂,“语”指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语经论纂,故称《论语》。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是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从《论语》全书看来,班固这一判断和解释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论语》的流传受到了影响,到西汉时期仅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以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即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每篇又分若干章,共492章,其中直接记录孔子与弟子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最短的章节不到10字,最长的不过300多字。

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论语》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及道德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孔子看来,通过“克己复礼”,可使“天下归仁”,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孔子的政治倾向。这一政治倾向从家庭出发,遵循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原则,体现了孝、悌、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秩序。因此,过去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来巩固其政治,孔子因而也被尊称为“圣人”。

《论语》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例如,《学而》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节用而爱民。又如仲弓问政,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体现了孔子对人才的态度。孔子对老百姓也充满了同情,冉求为季氏聚敛,他就严厉地谴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孔子在教育理念、学习态度和方法方面也有不少的至理名言,如“有教无类”(《卫灵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等。孔子生平最重诗教,曾对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对《诗经》价值的认识和诗歌创作的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受语录体体例的影响,《论语》的体例并不严格。一般说一条就是一章,集章成篇。每篇各章并无严密联系,只是大致以类相从,由首章首句中取两字作为整篇标题,通观全书,其论述方式并不完整、系统,感想随事而发,显得比较零星、散乱。

另一方面,《论语》也显示出了语录体著作的独特魅力。言简意丰,含蓄凝练,往往能体现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表达的思想深度,折射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反映的人物个性和环境情趣;在记言的同时,传达了人物的神情态度;在某些章节的记述中,还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言论成为人们习用的格言和成语,对后来的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同时,《论语》灵活的编纂形式也使该书的表现内容大为增加,多方位、多视角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性格、才能、趣味、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来评价,《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著作。

二、孔子的思想

孔子是中国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三岁时,其父亲叔梁纥去世,他便和母亲去了鲁国的都城曲阜。鲁国在春秋时期仍保留了浓厚的周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培养了孔子对周文化的浓厚兴趣,这对孔子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孔子又去周王朝的都城洛邑学习礼仪,这使他不禁感叹周王朝的礼仪制度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孔子称“三十而立”,到三十岁时,他已经在思想、学业、做人、为政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周游列国失败之后就开始兴办教育。在孔子以前,文化教育都被贵族垄断。孔子不但兴办私学,而且还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不分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可以受教育。因此,孔子也成为我国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40多岁时,已经具有了渊博的知识和成熟的思想,所以他说“四十而不惑”。51岁时,孔子出任了鲁国的中都宰。任命后,他就开始推行礼制,即推崇周朝以来一切礼仪制度和生活规范。后来被提任命为鲁国的大司寇,掌管司法。

孔子于55岁时辞官离开鲁国,他先后到卫、陈、曹、宋、郑、蔡等国,宣传自己的德政教化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与当时激烈的社会斗争不相符合,显得不合时宜,未被各国君主采纳。孔子经过14年的奔走游说,68岁时再度回到鲁国,他把自己的余力专注于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的工作之中。他在晚年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鲁哀公16年,孔子去世,终年73岁。

孔子在政治上推崇周礼文化,积极维护西周制度,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下,他倡导“仁”“礼”学说以治天下。《论语》中“仁”出现的次数达109次之多。“仁”在孔子看来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孔子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他说“仁者,爱人”,主张以“爱人”的思想调解社会阶级关系,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性。《颜渊篇》较集中地记载了孔子关于“仁”和“礼”的看法: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对于颜渊的问题,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即以“礼”来规定“仁”,依礼而行就是“仁”的根本要求。所以,“礼”以“仁”为基础,以“仁”来维护“礼”。“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二者紧密结合。“克己复礼”就是通过人们的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定。对于仲弓的提问,孔子回答“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事君使民时要严肃认真,二是要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做到了这两点,就向仁德迈进了一大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成为后世遵奉的信条。对于司马牛的提问,孔子说“仁”即说话慎重,行动认真。

孔子还把“孝悌”作为实现“仁”的一条根本原则,其目的是维护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孔子主张通过“爱人”以实现“仁”,“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孔子还提出以“忠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与人”(《颜渊》)。虽然在孔子看来,“仁”是君子的德性,小人是不可能有的,显示出鲜明的阶级性,但在“畏天命,敬鬼神而远之”的时代,孔子提倡“爱人”的确是一大进步,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萌芽。同时,他还提出了与“仁”相关的许多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并把“仁”推演为恭、宽、信、敏、惠以及“中庸”等具体的道德要求。

从“仁”出发,孔子又强调“礼”,以礼让为国,“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积极维护奴隶制社会秩序。但是,他谴责奴隶社会“苛政猛于虎”,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表现了对社会的批判。

在文艺创作及欣赏上,孔子也提出了“兴、观、群、怨”的艺术思想。《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所谓“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是说诗对读者的思想感情有启发和陶冶的作用;所谓“观”,即“观风俗之盛衰”,是说诗能够帮助读者了解风俗的盛衰;所谓“群”,即“群居相切磋”,是说诗能够帮助人们互相切磋砥砺,提高修养;所谓“怨”,即“怨刺上政”,这是说通过学诗可以学会批评政治,表达民情。

孔子第一次全面地分析了诗的作用,在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的同时,也提出了诗歌的艺术情感特征。不过,从本质上来讲,孔子的艺术观仍然是功利性的。他强调通过情感去陶冶个体,使社会规范成为个体自觉的行动准则,从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总而言之,提倡诗的“兴、观、群、怨”作用,是为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政治目的。孔子还提出了“文质彬彬”的创作原则,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些思想观点,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后世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常常用它作为反对文学脱离社会现实或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的武器。但这一理论对后世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后世文人常常只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艺术本身的特点和规律。

三、《论语》的艺术成就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在文学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并对后世散文有深远影响。

1.言简意赅、隽永有味的语言

《论语》是记录孔子与弟子的言行,阐释深刻义理的一部书。《论语》不仅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基本资料,而且在古代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它以当时明白晓畅的口语为主,同时吸收了书面语典雅洗练的长处,形成了言简意赅、隽永有味的独特艺术风貌,不愧为古代语录体散文的典范,代表了我国古代散文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论语》三言两语便可讲述一个深刻的道理。后人受其影响,也有不少语录体著作,较为著名的有朱熹的《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但文学价值远不能与《论语》相比。

因此,对《论语》文学价值和散文艺术成就的认识,首先是从其语言特征开始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就指出了“儒者崇实”、《论语》“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的语言艺术特色。蒋伯潜认为《论语》作为“最早之记言体”,“章既简短,辞已质朴”。可见,质朴的语言风格与《论语》成书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论语》无论是叙事说理,还是描写人物,无不是三言两语而尽情穷貌,评议简洁凝练,语约义丰。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仅七个字便从花言巧语、伪善面孔和缺少仁爱的言语、情态、品德三个方面,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伪君子的丑恶面貌。

孔子评价文学作品也是言简意赅。如评价《诗经·关雎》这首爱情诗时,孔子只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个字,概括了这首诗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评价了此诗既有男女欢爱的恋情,又没有放荡过分的因素;既写了相思不得的愁苦,又没有使人陷入痛苦之中,评价可谓合情合理。既简明扼要,又深刻精辟!

《论语》描写人物也善于用简洁的语言塑造丰满的形象。《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关于曾晳形象的描写,只用了九个字,“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曾晳不慌不忙、文雅潇洒的独特个性,既不同于子路的豪爽轻率,也有别于冉求的谦虚大方,又异于公西华的谦恭礼让。

此外,《论语》中出现了许多含义深刻、令人回味的格言、成语,千百年来为人争相传颂。这些至理名言,既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又富有深邃的哲理;既具有思想家的鲜明性,又具有哲学家的深刻性;既表现了教育家的生动性,又具有文学家的形象性。如: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

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

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

这些格言或谈及学习态度,或总结学习的方法,或提倡个人品德的培养,或言说做人的原则等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概括力和思想表现力。

此外,诸如此类闪烁着哲理光辉的格言及成语,不胜枚举。如温故知新、过犹不及、既往不咎、尽善尽美、巧言令色、文质彬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道听途说、述而不作、举一反三、任重道远、循循善诱、欲罢不能、欲速不达、怨天尤人、以德报怨、杀身成仁、当仁不让、患得患失、三思而后行、不耻下问、后生可畏等等。在众多古籍中,《论语》的成语率之高,实属罕见,这不能不说是《论语》语言的一大特色。这些话语准确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反映了深刻的道理,语言简练却发人深省。

2.形象生动

形象化是文学的精髓,《论语》善于运用具体的意象表现深刻的道理,阐释得明白、生动,甚至富有诗意。

如《公冶长》记载孔子批评宰予: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以前曾信誓旦旦地说要努力学习,但却又在白天睡觉。孔子用朽木和粪土之墙来说明人的不可救药,表达了孔子对学生宰予的严厉批评和失望的心情。同时,用宰予的行为教育学生不能轻信他人的表白,还要看他的行为,即判断一个人的时候,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又如,在《为政》中,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以北极星比喻当时的国君,希望国君能够以德治国,使天下归之。还提出“君子不器”的要求,希望“君子”不要像“器皿”一样,“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而应该博学多能。

再如,《述而》篇中所记孔子自述志趣的一章常为人所提及: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段文字用“浮云”比喻“不义而富且贵”,用朴素的笔调勾勒出孔子安贫乐道的心境。同时也使得全章超凡脱俗,亦使读者心胸开朗。

再如,《子罕》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在这段文字里,孔子自比“美玉”,“善贾”则比喻赏识者,“沽”则是比喻出仕。当子贡询问孔子有一块美玉是保存起来呢?还是卖了呢?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一语双关,把自己比作待价而沽的美玉,幽默的回答表达了希望被贤君重用的愿望,也婉转地表达了孔门弟子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也表现了他与弟子谈话时亲切、委婉而又富于风趣的情态。

有些形象化的表达还非常富有诗意。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用河水的川流不息来象征光阴的流逝,主张自强不息的精神,意味深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用松柏来赞颂人的不屈精神,给后世文人无穷的创作灵感,后世所歌颂的“郁郁涧底松”“松柏有本性”,都是从孔子这一观察中得到的启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以“日月之食”比喻君子的过失。

3.浓厚的感情色彩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感动人,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情感力量。《论语》是记言的语录,谈的又都是做人、治学、治国的大道理,但又不是干巴巴的说教,在人物的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感情色彩。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可以说是一个性情中人,对于不满的人和事,或者喜欢的人和满意的事,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情感表现出来。

《先进》篇中有几章写孔子与颜回的感情,非常感人。孔子喜爱自己的弟子颜回,把他当作自己的知音及道德学问的传人,他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他: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孔子领着弟子周游列国,在匡地被围困的时候,颜回走丢了,最后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孔子见到颜回,又惊又喜,说:“吾以女为死矣。”(回)曰:“子在,回何敢死!”两位夫子的言语中传达着热烈而深挚的感情。颜回深知老师对自己的钟爱、器重,自己死了,老师不知会怎样地悲痛,因此逃难时他一心要回到老师身边,见到老师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不幸的是颜回早逝,孔子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伤心欲绝: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先进》)

这种表达深厚感情的语言比比皆是。后来,孔子还与人深情地提及颜回,表现出对颜回英年早逝深深地惋惜: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颜回对老师也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孔子的得意弟子路去世,孔子经受不住打击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子罕》记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这段话如诗如歌、如赞如颂,强烈地表现出对孔子无比崇敬的心情和无限爱戴的感情。阅读这些对话,我们又怎能不为这其中包含的深深的师生之情所打动呢?这就是《论语》所蕴涵的动人的文学力量,所谓“发之于心,形之于言”。

孔子也有发怒的时候,《八佾》篇记载季氏越礼使用八佾之舞,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情之所至,甚至口不择言,孔子对殉葬的陋习极为憎恨,当时有人用人形陶俑陪葬,孔子大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遭到了孔子断子绝孙的诅咒。子贡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斗筲”是一种小的盛饭筐,不屑的语言批评了当政者的心胸狭隘和无能。

孔子也有欣喜得意之时。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本章第一句讲学习方法,第二句讲传道的乐趣,第三句讲学习的态度。三层意思逐步加深,提出以学习为乐事,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反映出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同时,也让人感受到学有所成的愉悦奋进的精神境界。

总之,有爱有恨,有喜有忧,嬉笑怒骂,《论语》表现了丰富的感情色彩。

4.个性化的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

《论语》以记言为主,虽然简短,却能充分体现人物个性,所以《论语》的人物形象很鲜明。孔子本人和蔼可亲的神态、诲人不倦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精神都随其言谈而跃然纸上。孔门的几大弟子,亦各是一种风格,子路的直率刚烈、鲁莽冒失;颜回的虚心虔诚、敏而好学、安贫乐道;子贡的智慧巧妙;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无不与其精神气质相合,使人印象深刻,如闻如见。

孔子是《论语》描述及刻画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如《颜渊》篇记载了孔子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这是由于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又如《先进·闻斯行诸》: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里记载了孔子因材施教的另一个例子。子路和冉有同样问“闻斯行诸”,孔子却作了不同的回答。公西华不理解为什么孔子的回答不同,孔子回答由于子路生性勇敢,做事难免轻率,所以孔子要他在做事情之前先向父兄请教;冉有个性谦退,遇事往往畏缩,因此孔子要他做事情时要果断迅速。

孔子其人,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是“最近人情,恭而安,威而不猛”。在《论语》中我们还看到了他的幽默、亲切、率真甚至是任性的一面。孔子对门人说的话,很多是燕居闲适的话、老实话、率真话、玩笑话、不打算对外人说的话、脱口而出的话、甚至还有破口骂人的话。如: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

这段语录既诙谐,又严肃。孔子平日的风趣,子游的笃信师说,孔子面对学生的批评坦然认错的做法,他们师待间的和平愉悦之情都宛然如见。

孔子也是一个直率的人。《宪问》记公明贾与孔子谈论公叔文子的为人,公明贾说公叔文子总是在最适当的时候说话,真正快乐的时候欢笑,符合礼仪的时候才索取。孔子听后,将信将疑,觉得公叔文子太伟大,又有些怀疑他是否真的能做到,于是冲口而出:“其然,岂其然乎?”毫不掩饰他的想法。当子路误认为他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时,他那对天发誓的样子:“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连说两遍,急于表明心迹,圣人的率真尽显无疑。这些话语都表现出了孔子鲜明的性格特征。

《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在孔门弟子中,子路的个性最为鲜明,他爱憎分明、豪爽成性,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冒冒失失,多次顶撞孔子,对此孔子也给以严厉的批评。《子路》篇记载子路问政一事: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正名”是孔子“礼”的思想的组成部分,具体内容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但当孔子告诉子路时,子路却放肆大笑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正?”气得孔子大骂子路粗野:“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就是这样心无城府、口无遮拦之人,因此总受到老师的呵责。还有一次,孔子称赞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乎!”子路听了很不满,他质问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子罕》)?子路有勇力,又有军事才能,故而以此骄傲,又遭到了老师的一顿批评。子路就是这样,直来直去。他还是个大方侠义之人,他曾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公冶长》)。孔子深知子路的脾气,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教育他,子路虽然经常顶撞老师,但却从内心里尊敬老师。这些都为《论语》平添很多趣味。

5.情趣盎然的场景感

《论语》还在情趣盎然的场景中塑造人物形象。《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为历代读者所喜爱,本章即通过孔子向学生问志的情景的描写,塑造出孔子、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等人的形象和思想性格: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段文字被认为是刻画人物形象最好的范例。以孔子发问开始,显示出孔子平易温和的提问态度,同时孔子又用假设的句式提出言志的问题,显示出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态度。最先回答的是子路,“率尔”两字表现出子路率真、坦白、自信的性格,而“哂”字表现了孔子对子路含蓄的批评,而批评时又不失长者风范。冉有、公西华等人看到孔子对子路的态度后,言词就显得更为谦虚,显示了他们善于察言观色、谨小慎微的性格。对曾皙的形象描绘得最有情趣,三位同门侃侃而谈时,他始终在弹琴,轮到老师点将了,只见他随手一挥,“鼓瑟稀,铿尔,舍瑟而作”充分展现了洒脱不羁的个性,“铿尔”显示其从容不迫,“舍瑟而作”表示其有礼貌。在孔子的追问下,曾晳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描绘出了一副生机盎然的生活图景,如一幅水墨画,令人悠然神往,表现出其高远的志趣和恬淡的性格。以至于老师一声长叹“吾与点也”,更是令人回味无穷。这篇文章就是通过问志的场景以及相关对话和动作的描写,生动地刻画了这几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论语》还通过一些故事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这段故事描绘了当时社会中两类不同人物的处世态度。一类是如长沮、桀溺等逃避现实的人,他们隐居于深山僻野之中,自食其力,厌弃现实;另一类如孔子及其门徒,他们积极干预现实游说诸侯,希望统治者能够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们的主张恰恰又不被社会接受,因此非常迷惘。这个故事通过简单的情节勾勒了两类人的思想和处世态度。

《论语》中有很多这样的文字,一个个不很完整的小故事,一个个写人记言的小片段,都写得情趣盎然,耐人寻味,可以当做笔记小说来读。如《阳货》第一章写孔子千方百计地躲避阳货,却偏偏狭路相逢,两个人的谈话也很性格化,文字不长,但将阳货的盛气凌人及孔子的尴尬无奈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并密切联系周围的环境气氛,显示出戏剧化的效果。

总之,在我国的早期典籍中,《论语》的文学成就,尤其是语言艺术成就是非常高的,它也给后来语言艺术的发展以广泛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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